宋辽战争长达二十五年,其目的只有一个:争夺燕云十六州。对于辽国来说,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无论它的农业、手工业还是其他文化活动,都比辽国本部地区发达。因此,辽国统治者对燕云十六州十分重视,并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应的许多官职,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而对于宋朝来说,燕云十六州是宋朝北方的一个屏障,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可以说,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从宋太祖时期,宋朝就开始了与辽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赵匡胤逝世后,赵光义继位,便继续对辽作战。但是因为高梁河一战,宋军大败,于是赵光义采取守势,维持了几年相对安定的局面。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辽景宗耶律贤病逝,他年仅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因圣宗年纪尚幼,其母萧绰萧太后摄政,宠臣韩德让趁机掌握了朝廷大权。宋太宗赵光义认为辽国“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于雍熙三年(986年)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分东、西、中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在途中受阻,宋军再次败退。遭遇了两次伐辽失败之后,赵光义决定重新考虑内外政策的调整。到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朝对辽国由攻势转为守势,彻底放弃了以武力夺取燕云十六州的打算,只是在北部边境设置重兵严防,以此与辽国相对峙。

然而,当宋朝采取守势后,不安分的辽国却是步步紧逼,对宋朝大肆展开了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萧太后见时机成熟,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领大军南下、**,接连攻陷了深州、祁州、易州。不仅如此,辽军还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国利用其骑兵的优势,不时骚扰宋朝的边区。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赵恒继位,年号咸平,是为宋真宗,成为北宋第三位皇帝。在咸平年间,因赵恒勤于政事、治理有方,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使得北宋呈现出一番强盛的景象,史称“咸平之治”。赵恒继位以后,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改善同邻邦的关系,希望能够保持太平的局面,但却未能如他所愿。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政权和西邻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

北宋咸平二年(999年),辽国又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不是掠夺财物,就是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业的第六子“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的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国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也十分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次年正月,辽兵到瀛洲,大败宋军,宋朝将领康保裔不幸被擒。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春,辽军又一次大举南侵。辽国承天太后萧绰、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城下,直接威胁到宋朝的都城汴梁(东京)。这一夜,警报响了五次,很快辽国进攻的消息传到了汴京。赵恒听到辽国逼近的消息,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于是紧急召集大臣进宫献计,然而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国进攻的问题上,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当时的副宰相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南京。这时候,任职仅有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他又继续说,“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必定大振,就一定能打退敌兵。”在寇准的主张下,赵恒决定御驾亲征,并由寇准随同指挥。

到达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后,赵恒听说辽兵势大,心中又有了退兵的念头。寇准看出赵恒有退缩的举动,于是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赵恒听完寇准这番话,觉得有一定道理,于是同意继续进军,渡河进入澶州城(在今河南濮阳)。赵恒在寇准的提议下,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看到皇上亲征,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备受鼓舞。一时间,宋军的士气大振。

这时候,寇准指挥宋军出击,个个奋勇冲杀,消灭了辽军数千,并射死了辽军主将萧挞览。萧太后眼见英勇的宋军团团围住了瀛洲,一时无法对付,就立即派人前往宋营提出议和。这正合赵恒夙愿,他只盼望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于是,他当即表示愿双方罢战安民,立即议和。辽国复派使臣韩杞面见赵恒,并提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赵恒深怕割地议和,会被后人唾骂,特意叮嘱只要不割地,可以不惜重金与之言和。经过寇准和辽使者的一再讨价还价,两国制定了如下条约:

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

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今河北徐水)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隍城;

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在互市贸易中,北宋所赚的钱远远多于岁币。每年宋朝收益为所供岁币的25倍左右,且低价购买许多马匹用于军队装备,在经济上拖累了辽国,以致其之后的几十年未能发兵北宋。)这就是史上所谓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对于辽国来说,是一个外交的胜利。但是,对于宋朝来说,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合约。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也正是宋真宗赵恒订立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敌对状态,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宋、辽形成长期并立的形势,两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发生,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