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时候啊，做姊妹的做到一定程度，就做成了冤家。
屠广福家有三个女儿，大姐水英和小妹水芹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结了仇。
如果公开进行民主投票，谁都会站在水英一边。水英老实；水英勤快；水英学习用功。作为大姐，她哪点也比水芹强——除了模样。
但是，模样……唉，模样！模样对女性来说真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东西，它是天生的，凭空的，不容选择与抗争的。水芹心里有数。她懒，她傲气，不求上进，抵制母亲的命令，也不在乎左邻右舍对她品质的说三道四，这些脾气都是有底子作靠的。说起来，妈是生了三个女儿后终于生了个儿子才知道什么叫“靠”，而她水芹是打小就知道了。一出了家门，哪个男的不多看她两眼？她办啥事不方便？离了杨家湾那个小圈子，她和水英至少是打平手——在外面的世界里，在男人堆里，水芹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是的，水芹漂亮。
所以——如果不公开地进行民主投票，那结果可真难说。
按照一般人家的规矩，衣服是大的穿了二的穿，二的穿了三的穿，水芹不理这一套。在衣服上，在打扮上，她有着非常严格的取舍标准。她可不像大姐水英和二姐水芬，一个读书读得又老又丑，一个干活干得粗粗蛮蛮，她与生俱来的生理优势决不容妥协与怠慢。所以水英心疼地看到，自己穿过的衣服水芬穿，水芬穿过以后就成抹布了。有一次听说县城里百货公司年底清仓甩卖，妈狠心拿出私房钱赶到县城，扯了一大块花布料，回来时拐到镇上的寡妇裁缝那儿，给三个女儿一人制了一件新衣裳。等大年初一出门拜年节的时候，水英发现唯独水芹没穿新衣。水英把她堵在门口问究竟，她满不在乎地撇撇嘴说，那种样式太老气了，而且三个人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出门，看上去傻兮兮的。
她挑样式！新崭崭的衣服她还挑样式！嫡亲的姐妹穿一模一样的，她还嫌丢人！水英肺都快气炸了。水英冷笑说：“看不出我们这穷窝窝里还飞出了金凤凰！”水芹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不是金凤凰，是女状元！”那正是水英即将参加应届高考的一年，但水英的成绩日渐惨淡，前途渺茫。这话像腊月天里迎面刮来的厉风，雪上加霜的冷；说话的又是亲妹子，哄着疼着长大的亲妹子，已经不止是加霜，简直是下冰雹了。姐妹两个带着难以平复的敌意长久地对视着，眼睛瞪得老大老圆，好像怎么也把对方装不下似的，瞪得眼眶都裂了，嘎嘎地碎响。
这件事好久以后才在妈妈与水芬的努力下有了结果，两个人握手言和。水英送给小妹一枚有机玻璃胸针作礼物，水芹则不顾天气变化穿上了那件新衣以示认错。可是两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完，她们之间没有完。
水芹虽然读书不用功，但说话厉害，有时还一口言情小说的文艺腔。她和要好的女伴说起这事，下了一个结论：
“和好是和好了，裂痕是留下了。”
乡人是善于总结的。无论是日月星辰这样亘古博大的事体，还是炎凉冷暖这等细微的人情世故，他们都能在心中自我化解，九九归一地予以阐释。所以，杨家湾的民众在集体认定水芹“变坏”之后，倒首先把责任推到水芹的大姐水英头上。
水英不该从小到大一头扎进课本里，不该把家里的活儿多数派给大妹水芬做，不该在小妹水芹第一次对着镜子抹口红时对其视而不见而应该吐她一脸唾沫……尤其不该在水芹睡摇篮的时候就给她哼歌。
哼歌哄孩子向来是当妈的事，可谁都知道，水英妈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气都生散了，这骨子里的气一跑，人就变形了，四肢啊五官啊，虽然也动动手跑跑腿、瞪一眼撇一嘴的，却都聚不成个样子了。所以屠家的女家长，实际上还是大女儿水英。
水英唱歌唱得不好，很自觉地从来不在别处亮嗓，只是哄小妹睡觉时才哼一哼，但她哼的不是哄孩子的“虫虫虫虫飞”，而是正儿八经的情歌小调《十大姐》《盼情郎》之类的。那时候，七岁的水英坐在摇篮边上，剥着胡豆或是洗着衣裳，不时腾出手去推一下叽叽咕咕、烦躁不安的摇篮。简单安抚是没有用的，但只要水英开始哼歌，一岁的水芹便安分下了，眼珠滴答滴答的，像是和着节拍，哦哦哦地回应着。这让水英心情欢畅，她凑近摇篮说：“芹女子也想唱呀，听着哈——”为着这个摇篮里的听者，水英焕发出乡间女子所有的华彩，想象这里铺排着一个舞台，而她则抖落出万般风情，俏俏丽丽、姿姿态态地唱歌。
高高山上（哟）一树（喔）槐（哟喂），
手把栏杆（噻）望郎来（哟），
娘问女儿呀，
你望啥子（哟喂）？
（哎）我望槐花（噻）几时开（哟喂）。
那时乡村的夜晚特别静，静到深处了，渗出一股甜香。小妹妹就是在这甜香的歌里泡大的。后来人家总结说，怪就怪听这**歌，水芹打小就风**骚的。像城里人说的，早期教育不好。
水英复读了三年后，第四次参加高考仍然落榜了。但她毕竟是屠家距离非农业户口最近的一个啊！这么多年来，她苦读的身影是全村人激励后代的榜样。在她复读期间曾有人动过念头要给她说一门亲，但水英妈听出对方只是跟自己一样的农民之后，撇了撇嘴，以毫不掩饰的骄傲姿态宣称，“我们家水英”将来是要考上大学、拿非农户口的，“我们家水英”要“说”也只能“说”个城里人。说实话，广福家的家底和水英的模样本来就不占优势，这样的择婿条件一公布，更是没人登门了。所有人都知道，广福家的大女儿迟早有一天会吃上公粮，这个女子会给全家带来不凡的命运。舆论导向已经到了这一步，若是最后还上不了大学，真是没法向众人交代了。家里唯一的儿子尚在幼年，而另两个女儿——水芬给人骗走，说是打工，一直下落不明，到后来联系上时，才知道她已经被迫跟人结婚，还生了个孩子；水芹根本就不想念书，初中没毕业就自作主张辍学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父母咬了咬牙，送水英去上了大学里自费的委培班。
大二那年，水英回家过寒假，在路上她就想到水芹，不知道这次小妹会不会也回家过年。不过她也没有拿定主意，是水芹回家好呢还是不回家更好？好像哪种都让人难以面对。真是冤家路窄，就在离村口最多半里路的地方，水英一眼认出，迎面而来的正是推着自行车的水芹。
水芹的自行车真漂亮。是凤凰牌。蓝色的。蓝得就像天空，像海。当然不是说水芹就不漂亮，只是在她推着自行车走过来的时候水英不愿承认她的漂亮。水英只盯着自行车，阴着脸。在那辆自行车渐渐走近，走近，又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水英的心被“漂亮”尖锐地刺了一下。她鼻子酸酸的，她在恨，在咒骂，也在嫉妒。
水芹这个小婊子，仗着漂亮，早早地把有的女人一辈子也挣不来的荣华富贵全都享受够了，也把屠家的脸面丢尽了。水英读大学，考不上也要读；水英“说”人家，拼死了也要“说”个城里人，这些痛苦而沉重的决定里面，到处都飘**着水芹阴魂般的影子，到处都是她戳下的伤伤口口。戳下倒算了，她还若无其事，眼睛都不斜睨一下，保持着一惯的傲慢姿态，推着那辆同样傲慢的簇新锃亮的自行车过去了。过去了，带了一阵风，水英没有回头；过去几步远了，水英还是没有回头，可是她沉不住气了，背对着水芹冲着空气中一个虚有的水芹絮絮叨叨地嚷起来：“要点脸吧屠水芹，你要点脸吧……”就这么一句，简简单单，反反复复，又层层递进。就像一个老年人，陈年的积怨太多，反倒说不透彻了，只有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话。往事如浓厚的乌云盖在脸上，她的表情因相当的激愤而扭曲得难看。
水芹在那一瞬间怔住了，停下来，顿了顿，依然昂了头推着自行车走了。她的背影不说话，她的自行车不说话，她用沉默的姿态表达最大的蔑视。姐妹俩都没有回头，背后却都长了眼睛似的，水英分明地感觉到水芹的冷笑——她浑身都在冷笑！
“要点脸吧屠水芹，要点脸吧！……”
水芹走远了。水芹不要脸。水芹不要。她缓缓地走着，走上村外的碎石小路，脸上浮起一层只有自己才知道的酸涩而凄惨的苦笑。水英，妈妈，爸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水芹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永远只会看个表面，寻得肤浅的满足，像名声、脸面、水英的大学文凭、妈妈一大把年纪非要生下的儿子……
二
谁也不会相信水芹为了“漂亮”甘愿冒多大的风险，得罪大姐已经是很轻的了。
有一段时间隔壁人家的太婆老是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骂人。她太老了，皱纹打得一脸一脖子，走路走不利索，说话说不爽净，骂人含含混混的，自然骂不出个名堂来，所以水英开始还以为太婆和儿媳吵了架，生气了。多听了几次，听出点意思来了，原来太婆那几只宝贝鸡这些天下的蛋被人偷走了。只道是母鸡突然不下蛋了，可那天早上起得早，明明看见有两只蛋，回头做了点事，一看，又没了。这种话，听的人不往心里去倒罢了，一往心里去了，就老觉得人家话里有话，乡里乡邻的，不好听。
水英到底是长女，在母亲日渐慵懒下去的日子里她已悄悄磨砺成个小母亲的样子了，虽然大半时间读书，她对家中的大小事务也做到了明察秋毫。她眼前闪现过水芹一两次躲躲闪闪的目光和诡秘的行踪，心里咯登了一下。
水芹那时也在镇中读书，十五岁，上着初二。虽然和姐姐同在一个学校，但从不来往，上学放学各走各。有一回水芹伏在教室外的走廊栏杆上和人聊天，一个女孩指着学校大门说：“屠水芹，看，你大姐！”水芹微微抬着下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弓背塌肩匆匆赶去复读班上课的大姐，半天没说一句话。她的目光是否定性的，根本就想把水英这个人的存在给否定掉。又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语气很轻，但充满了蔑视：“她？——也配？”
在这个暖融融的春天的下午，这个不配做她大姐的人就要给水芹带来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了，水芹一点也不知道。她神气着呢，因为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巾——不是铺天盖地的红，是由深到浅有层次的红——层次，这很重要，层次使一切都鲜活起来，不管是生命，还是色彩。水芹的脖子细长白净，红丝巾一系，把她的脸色也映衬出一抹霞光，眼神灵秀了，人也娇媚了。她每天到了教室才把丝巾拿出来系上，放学出教室门之前又取下来收进书包。恰巧在她恋恋不舍的手指搭上丝巾尾巴要取下它的时候，水英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
逆光里的水英正面也跟背影似的，黑麻麻笼统的一片，没有表情，给人一种铁铸般的生冷的感觉。水芹一看见她，手就僵了，指头还捏在那红狐狸尾巴似的丝巾上，却忘记动作了。教室里的人吵吵嚷嚷的，收拾东西，发泄一天的怨气，不少人出门时把水英撞着了，可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水芹在和大姐的对峙中感到了恐慌，仿佛教室里净净地只剩下她们俩，决斗似的；又仿佛周围挤满了无关的人，袖了手，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好戏。她预感到大祸临头了，又无路可逃，只有提着虚劲给自己打气：不怕，不怕，不怕……她还不知道怕的是什么，水英就走过来了，一步一步的，把轻得听不见声音的步子走出了分量，走出了震慑力。水英的举动是果敢的，决定性的，誓不罢休的，她目标明确行动迅速，一把就扯住了那条红丝巾，猛地一拉，丝巾原本松松垮垮系了个结，给这么一拉，在水芹的脖子上蛮横地一缠一拖才脱离而去，留在那雪白的脖子上一道显眼的红印。水芹刚刚有了自卫意识，抬起手一摸，已经晚了，只能摸到那道伤痕了。红丝巾在水英手里像团燃烧的火，火苗那个旺啊，把水英水芹两个水字辈的姐妹都点着了。
水英是占着主动权的，她严厉地瞪着小妹，带着鄙视用一个懒散姿势扬了扬手里的丝巾：“哪儿来的？”水芹恨恨地瞪着两只好看的凤眼，抗拒地瞪着，心想你能把我怎么样。她嘴唇咬得紧紧的，不说一句话。水英是有备而来的，她才不寄希望于水芹的坦白呢，她也决不会对她从宽！水英说：“告诉你吧屠水芹，我调查过了，至少有两个人看见你悄悄卖鸡蛋给杂货铺——就是镇上东街福平巷里独眼婆婆开的那家！”
完了，水芹的心骤然一缩，捏得紧紧的，又一点一点松开，变冷，变软，浑身都稀溶了，眼神也绝望起来。一切都完了。水芹自以为是个人精，到头来还是栽到大姐手里。这会成为她水芹一生一世的污点。污点这东西，一旦沾上了，绝没有洗清的余地。在十四岁的水芹还没有完全把这事的延伸性想清楚时，头脑绝对清楚的水英乘胜追击，她走近一些，差不多贴在水芹脸上了，压下嗓门低沉地，然而是痛楚地把一句话唾了出来：
“屠家穷归穷，还从没出过一个贼！”
出了“丝巾事件”以后，水芹成了另一个水芹。原来的水芹还是一个比较顾惜脸面的人，而现在，她的脸面已经被水英毫不留情地撕破了。水英逼着她拿出了剩下的钱，又替她补上了花掉的款项，悄悄用手帕包着钱塞到隔壁人家的鸡窝里。之后水英再也没有提过这事，可是目光里对她的防范与警惕却是加深了。每当水芹看到水英的眼睛，便清楚地照见了自己曾经是贼的扮相。渐渐的，她怕听人家说“贼”，“偷”，再也不喜欢红色的衣服与饰物，她像游魂一般晃**着，整夜地失眠，成天不和水英打照面，没人的时候她也躲来躲去，躲水英的眼睛。
孤独像只大鸟一样，敛着翅膀稳稳地落在水芹肩上。它安安静静的，陪着上学的水芹缓缓走过泛着水青色的石板路和铺着露珠的乡间草地，陪着放学的水芹缓缓走过冒着热气的乡间草地和闪着夕阳余晖的石板路，来到河边。这是流过村口的一条小河，虽然村里已有自来水，但河是让乡里人亲近的，只要有河就像有个亲戚总得走动似的，一年四季总有人喜欢到河边来涮涮菜筐洗洗衣裳。水芹落脚在一块椭圆形的大石头上，想起小时候三姊妹来河边，学着男娃们的样子玩“打国仗”。水英很牛地宣称这一边的河岸是自己的领土，而对岸是水芬的，水芹着急地问大姐，自己的领土在哪里，水英逗她，指着两岸之间说：
“中间是你的。”
中间是水，流水，没有岸。
回忆之书刚刚翻开，便唰地被合上了！——有人粗蛮地一把将她掠夺过去，她尖叫一声，随着一团温软之物一起摔在了地上。是二麻婆。来河边洗衣裳的二麻婆看水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儿站在水边，脑子一“嗡”，产生了过来人的应激反应，当机立断当了一回救命英雄。
水芹给摔痛了，但这痛是身体上的，身体痛的同时，心理上的痛像是转移了一部分。她还没站起来，坐在地上追问：“我真的像个自杀的女子？像电视里演的那种？”
二麻婆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忿忿地说：“你先人的，死到临头还臭美！”
两个女人的笑声爆开来，像掷地有声的石块，惊散了浅水处的鱼群。
二麻婆其实一点不老，也就三十出头，“熟是熟了还没熟透”的年纪。她也不麻脸，一张脸蛋像裹了层蛋清似的滑滑嫩嫩，被叫二麻婆完全是因为她婆婆叫“麻婆”。听上去很可笑，好像绰号也可以继承一样。
二麻婆眼睛不大，但一笑起来，眼睛总是弯成一个弧度，好像把她眼里的人啊景啊都挤得变了形，有着别样的刺激。这样的眼睛水灵、招摇，风情万种，它注定会给一个女人带来俏丽的容貌与悲剧的人生。于是眼睛的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麻烦不断，围绕着她的男孩与男人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影子部队，虚虚实实、若隐若现地存在着，有种恶毒的说法是她十六岁那年就跟某家父子俩同时睡觉。坏名声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降临，家里慌了，要把她弄去嫁人，但谁敢娶呢？哪怕长着滑嫩的脸蛋与弯弯的眼睛，流言蜚语像狗一样跟着你了，就一辈子都甩不掉。
她终于在二十六岁那年——在农村，这是很壮观的出嫁年纪——嫁给了杨家湾老说不上媳妇的屠永富。屠永富老娶不上老婆的原因在于他娘。永富他娘是寡妇，更是远近闻名的恶嘴婆，谁要踩了她一棵苗或拾了她树下的一枚果子，她一定会乐于将嗓音调高到广播站级别，用自己漫长人生里收藏的各种污秽词语去描绘对方。她的强悍形象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与儿子，没人敢欺负这家孤儿寡母。村里人叫她“麻婆”，虽然她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粒雀斑，但憎恶使它们成为被放大的缺陷。新媳妇进门了，有关她的传闻也像嫁妆一样带了过来，令全村人亢奋——凶狠了一世的麻婆，最后讨到的儿媳妇不过是这样的角色，让人解恨啊！
大家根本不想知道新媳妇的名字，直接幸灾乐祸地叫她“二麻婆”——都是有污点的货。
水芹跟村里所有未婚女子一样，老早就得到过以二麻婆为负面典型的道德说教，这些教育不管是什么样的开头，结尾总是相同的：“不然，就跟二麻婆一样！”
跟二麻婆一样，名声坏了，只能找个有恶婆婆的人家。好像麻婆与二麻婆，是互为因果的——由于种了恶因，就只能得到恶果。一个女人是另一个女人的结果。多么奇怪的人生！
水芹就在那天，第一次走进了二麻婆的家。跨进大门的时候，老式的旧门板吱嘎一声，空气里的灰尘四下逃窜，水芹怔住了——扑面而来的竟然是一种熟稔的气氛，仿佛她上辈子就曾跨入过这道门，做过这家的主人。她坐在几乎暗无天日、仅靠屋顶上几块透明塑料瓦采光的堂屋里，吃着二麻婆递过来的一把苕干，喝着带点菜叶味的煮玉米水，很自然跟她聊起了家常，就好像她跟二麻婆是多年的相识一样。
“莫去河边了，”二麻婆吹了一下碗里的玉米水，忽然把眼皮搭拉下来，“那地方去多了，一心就想跳下去算了。”
水芹心里一沉，全身晃晃悠悠地麻起来。就好像在那一瞬间，她和二麻婆两位一体了。她们是紧紧相靠的硬币的两面。她们是血肉相通的连体人。她们是失散的孪生姐妹，终于相认。她们是同一种人。
没有哭。但水芹相信遥远的大山里，有自己的哭的回声。
促膝长谈的闺蜜画面是瞒不了人的。天晓得这两个相差十多岁的女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沟通话题，反正两人的交往在舆论监督下郑重开场。水芹往二麻婆家跑得勤了，一进那大院，她浅粉色的塑料凉鞋后面就跟上了二麻婆家的黑花狗，再后面跟上的是半村子的冷眉冷眼、半村子的闲言碎语。村里人虽然对水芹有看法，但界定很明显——她只是喜欢把自己收拾得花花朵朵的，说话带点洋里洋腔，笑起来飘着些浮浪，但这不能说明本质。而现在，花花朵朵要一头栽进粪坑，怕是连表面的光鲜也没有了，沤成了肥，跟屎没两样。
一个傍晚，水芹在家门口让半截砖头一绊，趔趄了一下，差点摔跤。等她站起身来，看到大姐水英立在院门口，两腿张着，两手叉腰，像个草书的“大”字。这个“大”字冷着脸，要是脸上那道剑眉横过来又提上去，活脱是个“天”字了。
还真把自己当天了！水芹在心里吐着唾沫：呸，呸！
天字号的水英挡着门，代表门里所有人问：“从哪里回来？”
水芹想说“学校”，但看水英的样子，答案是写在她脸上的。水芹恨恨地瞪了大姐一眼，用沉默抗拒着。她预备着水英要来一番长篇大论的训斥，但她真是小看大姐了——这个落榜的复读生，哪怕落一万次榜也落不了屠广福家长女的架子，她总有一天会飞出穷山沟，她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与理论武装。
“看看这道门，”水英说，“它是屠家的脸！这张脸不好看，但是不长麻子！”
水英的眼睛瞪得像庙里的金刚，也和金刚一样高高在上地立在门槛上，以凛然的架势俯视水芹。这是她历来的姿态，她用这种姿态占据着水芹对大姐的所有印象空间。水芹出奇安静地竖在下风口，抬起湿沉沉的眼皮扫了大姐一眼，那一秒钟产生了错觉——好像看到七岁的水英坐在摇篮边轻轻唱着山歌，慢悠悠的，拍子总是缓下一截，想唱到哪儿歇就在哪儿歇似的。这画面是水英告诉她的，也许只说了一次，却牢牢吸在水芹脑子里，想忘也忘不掉。水芹忽然突破年龄的界限，用三十岁女人的表情苦笑了一下！
“何苦呢屠水英，”三十岁的水芹痛楚地说，“真是何苦呢……”
结论：长大了。
这是水芹和二麻婆坐在光线混乱的灶屋里，经过一顿饭工夫的讨论后，得出的唯一结论。为加强效果，二麻婆还坚定地点了点头，她光滑的脸庞在灶火映照下霞光溢彩，嘴角挂上了一丝斜斜的嘲讽——这个表情总是斜斜地挂着，像颗美人痣一样成为她的标志。
七岁的水英会心疼一岁的水芹，因为是姊妹；十年后的水英却再也不会心疼妹妹了，因为水芹无可挽回地长大，女大十八变，变得俊俏，变得伶俐，变得众目所瞩——那她就再也不是妹妹，而是女人，是其他女人的竞争者。姐妹总是互为参照，她是水英的对立面了，她的俊俏像锋利的刀，无声地刺向老气横秋的水英，水英只有用克己、努力来抵抗——多么艰难的抵抗！她们变成了敌人，太正常不过了，天底下的女人与女人，不都是敌人？
水芹忽然冲二麻婆一笑，眼里有了波光，她柔柔地把头倚靠在二麻婆肩上。水芹只想无声地告诉她，天底下的女人都是敌人，唯独她们不是。她们是一样的人。她们漂亮。她们招惹男人。她们是其他女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钉子与钉子、刺与刺之间，也会是敌人吗？当然不会。
钉子和刺们都有近身的威胁，水芹的天敌是水英，二麻婆的天敌是麻婆。
如人们所料，麻婆与二麻婆的相处过程充满乡村情调的观赏性。屠永富长年在外面打工不回来，家里就剩着两个唱对台戏的女人。最初的一段，二麻婆肯定是要受受气的，新过门么，谁不攒点舆论分。通常的情况是：二麻婆做了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往往是喂了猪忘了关栅栏门啊、炒菜时油放多了不够节俭啊），麻婆就抖落出十二分精神，站到院坝里开始骂人。她骂的当然是二麻婆，但人家多么会用词啊，说骂的是“那个睡千人垫万床的”，说永富家要不是孤儿寡母哪会受人欺负，不受人欺负哪会轮上娶这种烂货进门，烂货进了门不低着头走道反倒还要给她吃咸得熏人的菜，存心想把她这老婆子用盐毒死，末了还要让“下头”的死鬼男人睁个眼看一看，她都过的什么日子……二麻婆嫁来之前就有人提醒她得“学会打滚”，因为她未来的婆婆一哭闹起来，可是随时随处都能一坐二躺、满地打滚的。
“跟个牲口似的！”二麻婆说起她，斜斜的嘲讽又挂上嘴角来。
但二麻婆没有掌握打滚的技巧就进了麻婆家的门，就像还没背课文就要参加考试、还没学会拼刺刀就被拉到战场上一样。她不需要背课本和拼刺刀，在男人堆里混出来的女人知道什么叫四两拨千斤。
二麻婆先尽着麻婆去闹，随她怎么说，反正二麻婆的坏名声又不是才起头的。大约一年半之后，一个利利索索的清晨，二麻婆做早饭时，以一个漂亮的手势，在干饭里浇上了昨晚吃剩下的半碗菜汤。在屠永富家众多的规矩里，关于早饭的一条是绝对不能是稀的，麻婆认为早上吃了稀的，一上午干活都会没力气。把干饭变成了汤泡饭，二麻婆简直翻了天了！
果然，麻婆走到饭桌前，第一眼瞟过饭碗，第二眼便狠狠瞪向二麻婆——后者正若无其事地站在桌边夹着咸菜——麻婆二话不说，把脚下的凳子一踢，径直走到院坝里，一屁股坐到地上，拢拢双腿，替它们找了个舒服角度，又深深地咽了一口口水——全部准备工作就绪，架势已拉开。
“头上三尺有青天啊——”每次开场都是这句，霎时便把舞台无限扩大了，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活灵灵的一个麻婆，显得既是气势上的凛然正义，又是视觉上的孤立无援。
但三尺青天之下的麻婆，这一天注定是个失败者。她刚刚起了个头，调准了音，却蓦地抬头看到儿媳妇已经跟腿到了，高高地、挑衅般地立在她眼前。没等麻婆唱出第二句，二麻婆忽然俯下身子凑到麻婆耳边，轻轻说了句什么，不慌不忙的，那样子像是跟自己娘家母说着体己的话儿——麻婆的脸色就变了。
二麻婆说完，直起身，扭着腰肢风调雨顺地走进了屋里。留下麻婆在院坝里坐着，她仇恨的眼光像蛇一样尾随儿媳妇进了屋，却怎么也没办法咬她一口。麻婆哑了，枯坐良久，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第一次安安静静地撤退了。
麻婆就这样被治住了。以后有再大的事，她就算是和儿媳吵架、赌气甚至摔摔碗碟，却再也不敢到院坝里扯开嗓门邀请全村人来收听她的控诉了。
“是句什么灵验的话呢？倒也教教我来！”水芹一直追问着，二麻婆只是笑，她说这话只能说给麻婆听，传开了，就跟药品过了期似的，味儿都散了，哪还能治人呢。
三
“水芹回来了？”水英气乎乎的。
她一回来径直就朝屋里走，把旅行包掀下来重重往墙角一扔！妈赶快把两岁的兵娃放到地上，一面说“脏！脏！”一面抢着把旅行包拾起来，拍拍灰，小心放到堂屋中央的桌子上。印了英文字母的旅行包是水英上大学时给买的，家里最好的一个包。
“她回来了？”水英瞪着眼。
妈重新抱起兵娃，避重就轻地叹口气：“回了。”没有要解释的意思。不过又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看妈的反应，是打算装傻，把水芹当成最正常不过的出嫁后回娘家的女儿看待。彼此心知肚明，只要把面上糊里糊涂地应付过去就行了。
那是不公平的！水英心里说。一视同仁，对于恪守道德规范、维护家庭尊严的其他女儿来说，是一种侮辱，一种损害。
“她听说水芬今年要回来过年……”妈说了这句，忽然把话头打住，知道没说对话。她掩饰地抓起兵娃的小手亲了亲，仿佛那只小手可以替她遮挡一下难堪。
因为水芬，只是因为水芬！三姊妹里就数水芬最能团结人。她说话不多又能干活，爸妈喜欢她；她性情温和、不争不抢，姐妹关系自然也处得好。水芬初中没念完，有一年跟着屠丽娜家一个陌生的远房“孃孃”去打工，这一走就跟吹口气似的，生生没了消息——直到一年后才收到她写来的信，她被卖到河北一户农家，已经生了儿子。水芬回来过一次，大他十多岁的男人跟着——带着点防范的意思，怕她一回娘家就滞留不走了。其实，水芬的性子就是那样的，你把她往哪块地里种，她就会长出哪块地的苗。她和所有出嫁的女儿一样，回家是回家，但已经是出嫁的心态，走的时候一点没打磕巴——不过看得出来，夫家虽是出钱买的媳妇，待她还是不错的。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打着水芬回家的旗号，水芹回来过年，简直是又一把扎向水英心里的刀！这不光是明的驳她水英这个老大的面子，宣告她统治的失败，更是专挑屠家的弱处下手——水英上大学，她没有回来；妈生兵娃，她没有回来，有喜事她都不愿沾边，偏偏水芬是给拐走嫁人的，她就要回来！她成心要在屠家隐痛处出现！
“她回来不好好待着，又到哪条脏路上去踩烂泥了？”水英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性子是蛮温和的，但只要一提到水芹，她攒了八辈子的火爆脾气都给点着了。
“你看你，”妈妈说，“家里院墙旧了，我说等你爸回来要重新刷墙，她就说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刷墙的涂料。”
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水英水火不容的水芹已经在院门口站定了，她扶着的蓝色自行车像是一匹威风的战马，衬得她的表情也是战士般的严肃。她是做好了相当的心理准备，可是在她停了自行车、跨进屋来的第一个瞬间，她仍没有料到大姐的火力会那么强劲。
“水芬还没回来呢，”大学二年级的高材生屠水英无不讽刺地说，“陈志军回来了？”
水芹咬紧了嘴唇。
四
第一次见到陈志军，也是在二麻婆家。
十九岁的陈志军跟着他叔舅公九贵来麻婆家串门，老的捧着一罐土法酿的“青纱醉”，小的则拎着两条新鲜的黑头鱼，二麻婆迎出去时笑得晴空万里，边把他们让进屋边说：“妈又去东头打麻将三个钟了，也该回来了。”
坐在堂屋的水芹见来了客人，忙起身要走，二麻婆一把拉住她，说：“是镇上‘朝天门’的掌门人呢，你躲啥？”说成“躲”，水芹倒不好坚持了，不然坐实了她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她只好抬头故作大方地说：“‘朝天门’谁不知道呀，我还去买过文具。”
“朝天门”是镇上最大的一家杂货铺，东西多，还新鲜，好多村里人都是在那里了解城里的时髦新动向的。
九贵笑眯眯地说：“是不是啊？你来的时候多半我不在铺子里，不然我肯定会记得你。”二麻婆水灵灵地睃他一眼，笑道：“个老色鬼！还不服老哇！”其实“朝天门”是陈志军父母开的，九贵算不上掌门人，他充其量是个打杂的，但他长期往各个村子跑腿送货，和女子姨婶们混得熟了，嘴上自然没遮没拦。
倒是陈志军不声不响，一直抿嘴笑着立在原地。他不是腼腆、认生，而是漫不经心，仿佛这些场面上的事情都见惯不惊了，不值得费神去应酬。他慵懒的眼神像没拧干的抹布，拖泥带水的，迟钝地抹过来抹过去，但还是在水芹身上定住了一下。抹开了，又回头定一下，水芹就有点飘了。
水芹问他：“你的鱼是自己捕的么？”
这就故意了。明明知道镇上离河道远，而陈志军又穿得一身齐崭，哪会是他亲自捕的呢，但不找个近便的话题就不好进一步交流，让人看出点用心来也无伤大雅。水芹的故意是带着娇嗔的。
果然陈志军开口了，他认真地吸吸鼻子说：“我哪会捕鱼？是我拿一个玩具跟人家换的——还是个新款的变形金刚呢！”
一屋的人撑不住都笑起来，笑声里要数水芹的声音最脆响，像灶膛里哔哔啵啵的烧柴声里总有啪啪炸开的小火星。
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开头，一个用变形金刚换黑鱼的年轻人不可能得到水芹的特别注意。后来她在二麻婆家又见过九贵几次，陈志军倒来得很少。谁也不知道，危险的气息从那时起已经渐渐逼近了，水芹却什么也没有觉察——要怪她贪玩，都上初三了还不惦记功课，好多同学都在为考上高中而起早摸黑地看书、做题，水芹倒好，动不动把水英当个失败典型，觉得读完高中又怎么样，考不上大学还成个笑话。她照样常往二麻婆家跑。
事情的逻辑链真是微妙的。论起因果来，要怪上级教育部门来检查——还是个非常重要的检查，逼得学校紧急通知：当天下午只上一节课，之后大扫除。大扫除又能怎样？水芹这组没有轮着重活儿，她只是冲戴眼镜的男同桌抛了几个媚眼，连自己桌凳的清洁工作都由同桌代劳了。于是，她忽然拥有了一个空闲的下午。
水芹一路小跑，插了翅膀似的从回村的土坡上一口气冲下，收也收不住脚，差点要摔了，她咯咯咯地笑起来，享受着“控制不住”带来的刺激。
估计麻婆又打麻将去了，二麻婆应该在家。走到院门前，门却关着，水芹刚抬手要敲门，不知哪根筋不对，又停住了。这是最后一个要怪的环节——水芹那天兴致太好了，好到了居然想和二麻婆开个玩笑。
院外有个僻静处堆着乱砖与烂柴，个子小小的水芹小心翼翼地踩上去，够着了院墙的顶。很快，水芹像只猫一样轻巧地落在院子里了。她忍着笑，憋着一股气，蹑手蹑脚地沿着墙根到了屋子后面，她想从灶屋进去，扮个大鬼脸吓二麻婆一跳。
去灶屋要经过一间睡房的外墙，墙上的窗半掩着，水芹几乎只是下意识地朝里面瞟了一眼——里面居然有两个光着身子的人！其实只是那么一瞟，屋里又光线昏暗，连那两个人是谁都没看清楚——不穿衣服的肉体，可识别程度大大降低，但水芹毕竟给足足吓了一大跳，她慌慌张张地往后一退，呆了两秒钟，之后便忙着原路折回，想要夺路而逃。
再从院墙翻是不可能了，水芹只有冲过去打开院门。门锁是新换的，特别生涩，拧了几次都拧不开，终于听到“咔嗒”一声，只道是门锁打开了，水芹却毛骨悚然地感觉到，这声音竟来自于她背后。
她转过身。
那是她能以闺蜜身份最后一次与二麻婆面对面。二麻婆头发散乱地披在肩膀上，套着件下摆没拉平顺的春秋衫，下面是条不配套的土布长裤，一面匆匆给自己披上格子花的外套——这副扮相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如果能说点什么就好了，可二麻婆什么也没有说。她只用眼睛说。她的眼睛死死咬住水芹，那眼神平时是河里的水，波光溢彩，今天却是冬天的河面，结冰一般泛着寒光，一派森严的冷。
水芹和二麻婆隔着一个院坝的距离对视着，隔着一段忘年交的距离对视着。她们曾经好得像一个人似的，说体己话，分享彼此的秘密，现在却用生分到可畏地步的眼神对视，从前的一切如海潮般退去，真相**在现实的沙滩——她们和所有别的女人一样，都是这世界上彼此陌生且彼此警惕的两个生物。
“咔嗒”，又是一声。水芹回头，看到自己握着门锁把柄的手仍在下意识地拧动，已经打开了锁。
她拉开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