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见到广播里的阿姨已经是秋天,那时我像丢了魂一样沿街乱窜。

姐姐和表姐们新的学期已经开始,哥哥和表姐鸣男也都报名上了小学。剩下的鬼头鬼脑的小孩,在二头的组织下,整天在街头“打打杀杀”。二狗子仍然叫得很欢,他恨我又怕我,但他从不主动招惹我。大孩子都上学去了,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也没有人愿意跟我玩,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价值。

我的玩伴只有大黑,它对我不离不弃。它陪我走遍了大街小巷,镇子里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它英勇的叫声。许多狗都害怕它,就像二狗子怕我一样。有人上门找到了外婆,说大黑到处乱咬人。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我告诉外婆,他们骗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婆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眼睁睁地看着大黑被姨父用一根绳子套走,只留下不舍的叫声。

后来我看到大黑常常跟在姨父的后面,就像是他的警卫。看到我的时候,起初它还会远远地摇头摆尾。过了一阵子,它就假装不认识我了。人前人后,它只讨好姨父一个人。只要见到它我就难受,连跟我一起长大的狗都不要我了。

我的生活变得枯燥而单调,整天找不到什么乐趣。如果不是记挂着早饭,我甚至都不想醒来。一天之计在于晨,我每天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在早上。这时我洗过脸刷过牙,我走出家门时满怀期待,空着肚子从东头走到中街,我去找外公。外公在饭店上班,他一直是饭店的经理。

国营红旗饭店位于丁字街头的一侧,是镇上最热闹的门面,没有之一。早晨是饭店最忙碌的时候,饭店热气腾腾。只要一打开蒸笼,不是我吹,香味立刻就能弥漫半个镇子。别看镇上的人平时都很节省,早饭却是例外,许多人闻香而动,只图满足一下口福。

我每次来的时候,顾客大多所剩无几。我经常在这里遇到周阿姨,她来得也晚。她有一句口号,叫会吃的人都慢悠悠地吃。她喜欢这样的味道,更看中外公亲手做的早点。她总爱招呼我说,小胖你闻闻,这个特香!是叔叔亲自为我做的。

她姓周,外公也姓周。镇上人只有她一个人把外公叫作叔叔,大多数人都喊他周老。外公名声大,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热爱他的手艺。常有人路过镇上时,下车吃上一顿,然后继续赶路。我是近水楼台的一个,我最爱他做的小笼包。当然还有阳春面、馄饨,如果遇上肉丝面,那更是锦上添花。

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我没有看到周医生,却意外地遇见了她。

这时喇叭里的广播已经停下,她一定是从广播里出来的,从有红楼的大院里走出的。她走进饭店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她。她微笑着,却不看别人,竟朝着我走来。我正在包包子,学着外公的样子,却把包子捏得像一个可怜虫。看着她越来越近,我心里一发慌,手上一用劲,包子被捏破了。

捧着湿乎乎的肉馅,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装作可怜的样子看着外公。这样的招数对外公最灵,他从不打我,也从不对我吼。但我没想到,此刻他不但不恼,竟然还对我笑。他笑着说,过来,别躲,快叫崔阿姨。

看我还在他的身后探头探脑,外公有些歉意地对崔阿姨说,你看,这么大了,还怕生。

他们说着话,两个人的声音都很轻。他们像熟人一样地交谈,让我的存在显得多余。我从外公的身后闪现而出,面对高高的案板,聚拢起手中的肉馅,重新捏起包子。我的脑子里跳出了外公的动作,我的手如有神助,一只包子迅速包好。

一只精制的小笼包,摆进了笼屉。收口处的褶皱,像漂亮的花纹对我笑着。我也笑,一会儿它将热气腾腾地出笼,成为我的食物。这是外公对我约定俗成的奖励,只要我成功地包出一个包子,它就会成为我的奖品。

就在我沉醉在对美味的憧憬中时,周围突然变得安静起来。崔阿姨看看包子又看看我,露出吃惊的表情,继而兴奋起来。太漂亮了!她说。然后她不停地摸着我的头,仿佛我的头发里藏着一个秘密。她欢天喜地地叫着,吴成,你太能干了!告诉阿姨,你怎么做到的?

吴成?听到这个称呼我愣了一下。猛然间想起,吴成好像是我的大名。

姐姐叫吴瑚,我叫吴成,几天前我才知道。姐姐当时在包学校发来的新书,她在书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把名字念给我听,我觉得她的名字比我的名字小胖要好一百倍。姐姐笑得合不拢嘴,她说,你也有大名。哪天你上学了,你的书呀,作业本呀,都会写上你的姓名。你要记住了,你的名字叫吴成,比我的好听。

此时崔阿姨一口叫出了我从未用过的大名,让我心中一喜。高兴归高兴,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她来自广播,广播当然无所不知。我看到大人经常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广播。广播又会说又会唱,而且能算出明天天气到底好不好。

一想到广播,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我突然生出了一个愿望,我在暗暗下着决心。我不能再犹豫了,鼓足勇气喊了一声崔阿姨。我的脸涨得通红,但我实在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借着捏出一只杰出包子的信心,我向崔阿姨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想钻到她的广播里面去,然后站在每一个高高的喇叭上,把镇子看个够。

这个历史性的上午,我终于得偿所愿。

带着小笼包的美味,我走出了饭店。我走在长条的青石板路上,阳光把我的影子照得很长。我踩着自己的影子,它陪着我一起走向西街。崔阿姨的影子也在移动,我发现她的影子都那么好看。我们两个一起来到了镇委会,我们的影子很快被大树的影子覆盖了。

广播站在红楼的三楼,我急不可待地爬上一级级台阶,抢在崔阿姨之前,登上了镇上最高的建筑。一道厚重的门挡在我的面前,套在门环上的铁链,被一把巨大的锁锁住。我灰溜溜地转过身,崔阿姨的笑脸正从台阶上浮现。她不慌不忙地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串钥匙,把它们摇得哗啦直响。

钥匙在我的眼前来回晃动,我第一次觉得它们撞击的声音如此神奇。崔阿姨的手停了下来,钥匙也随之安静了下来,它们落入了我的手中。我迟疑了一下,立即看懂了崔阿姨眼里的鼓励,她把开门的机会交给了我。

我从来都没有开过锁,这是我的第一次。我找到了一把最大的钥匙,只有它才可能配上门上的大锁。一个秘密即将被自己打开,这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我踮起脚尖,想把钥匙伸向锁孔,却因为过于兴奋而屡试不中。

崔阿姨并没有催我,也没有帮助我。她一动不动,站在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里。她的等待让我安静下来,周围一点声响也没有。钥匙插进去时,我听到自己轻微的呼吸声。一呼一吸间,锁发出了轻快的响声。

我走进了广播的内部,一个能让人的声音走遍全镇的地方。

我打量着屋里的一切,想找到一个秘密入口。这样的经验,来自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地道战》。从地道的结构,我构想了人在广播里行走的模糊画面。我想象过崔阿姨应该沿着一个通道,走向一个个大喇叭,然后躲在喇叭的后面,对着镇上的人说话。我一直都好奇这个地道是怎么通到天上去的。

我料定在崔阿姨藏身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圆形的洞口。我还设想过,既然崔阿姨能进得去这个洞口,那么我也一定能钻进去。但有一点我没弄明白,从一个喇叭到另一个喇叭,崔阿姨怎么会跑得这样快,让声音走得这样远?

然而在这个窗明几净的屋子里,并没有地道口的蛛丝马迹。屋子陈设简单,摆放整齐。临窗的几张办公桌排成一排,上面摆放着几件精密的仪器。另一面墙,靠着一个竹制的书架和一条长椅。

空****的房间让我沮丧。洞口呢?我不解地问,洞口在哪里?

面对诧异万分的崔阿姨,我借助手势,吞吞吐吐地表达着自己先入为主的想象。我的话杂乱无章,我在表达一个我自己都说不清的意思。毫无疑问,她早已听懂了,却没有打断我的喋喋不休。从她慢慢凝固的表情里,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对我的怜悯。她拧紧的双眉像一把剪刀,剪断了我继续解释的欲望。

我不再开口,因为我发现了自己的愚蠢。此刻我坚定地认识到,一只成功的包子,不能让我摆脱傻子的身份。傻子之所以傻,在于他所做的事总是事与愿违。我本不想让崔阿姨失望,但我无法改变这样的结果。

来,吴成你过来。崔阿姨果断中止了沉默,她呼唤着我的大名,把我按到椅子上。我坐下之后,发现一只比鹅颈还长的物件正对着自己。鹅头的部位像一只莲蓬头,被包上鲜艳的红绸。

知道它是什么吗?崔阿姨把鹅颈轻轻地压低。没想到鹅颈像装上弹簧一样,它还会动。它能高高地昂着头,也能低下头做出像要喝水的样子。它听崔阿姨的话,对着我的嘴。

你来说说,它像什么?崔阿姨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说出有关鹅颈和莲蓬头的卑劣比喻。哪晓得,她竟然开心地笑了。你的比喻太形象了!她说,这是对一只话筒最生动的说法。

说完她摁下一只按钮,一只灯应声而亮。你说几句话,她指着红绸布包着的莲蓬头,就对这里说。

我不敢。因为我猜出来了,她要把我的声音送到全镇去。我从没有想过这件事,不知道该对镇上的人说些什么,我坚决地摇着头。

她看出了我的顾虑,说不要紧的,你的声音传不出去。看我还在迟疑,便用手轻轻地在话筒上拍了两下,你看,声音都关在屋里呢。只要不打开这个开关,它就不会跑出去。

我还是不敢说,我没有准备,我一无所有。除了简单的对话,我没有任何可以向别人展示的表演才能,哪怕是背一首诗或者是唱一支歌。我连狗叫和驴叫都学不好,以前二头他们老是说我学得不像。我只会睡觉,但也没办法播出去。我垂头丧气地从椅子上滑了下来,选择向话筒投降。

崔阿姨没有再坚持,她的手划动了一下,屋子里立即响起了唱歌声。声音来自一只转动的圆盘,我听出来了,唱歌的人是《红灯记》中的李铁梅。虽然只见其声未见其形,但我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我没有再追问,她是怎样躲藏在圆盘底下的。我不想再问蠢话,让崔阿姨一次次地失望。

广播室里的时间过得真快,这个上午我认识了不少新鲜的东西。话筒,唱片,唱机,还有一个声音放大器。最重要的是,我懂得了喇叭里的声音,并不需要一个人钻进去,而是可以通过一根电线传出去。我还听说,李铁梅的声音可以刻在一张唱片上,就像我们可以在竹马上刻上一个记号。

问了许多问题,我觉得口干舌燥,但我没有喝水。屋子里只有一只杯子,崔阿姨让我喝,我连碰都没碰一下。我记得周阿姨对我说过,喝水的杯子一定要用自己的。她是最讲卫生的医生,她让我培养好的习惯。但我的确渴了,我知道自己该走了,但有点恋恋不舍。我呆呆地看着崔阿姨,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问,你是大学生吧?

崔阿姨脸红了,红着脸的她更加好看,好看的崔阿姨却摇了摇头。

她说,我不是。

她又说,你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她的话对我来说仿佛是晴天霹雳,她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想起来了,自己确实有一个爸爸。令我不安的是,那个很少见面的男人,居然还是一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