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候，我的人生第一次开始膨胀。一次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演出，让我有些飘飘然。加上我的成绩历史性地跨进年级前五名，我学会了昂首挺胸走路。我忘了本，我不愿意回忆往事。我忘掉了自己一直很傻的经历，我甚至都不相信自己傻了很多年。
每一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都不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我就是这样一只癞蛤蟆，这个秋天我想吃的天鹅肉，它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在学校文艺宣传队举足轻重，很多人都跃跃欲试。以前我没有非分之想，也从不敢和别人竞争。那时我本分，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现在不同了，我觉得自己有了“反攻倒算”的资本。
虽然我上了四年级，但在宣传队算不上老队员。我属于后来居上，白老师说我的进步势头很猛。就像是在跑步比赛中突然中途加速，一下子赶超了许多对手。我没有对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我还想继续冲刺。
机会已经出现，它已经向我招手。学校正在组织群口词的排演，它是县里的会演节目。我是第一批被选中的人，但我并不满足。我还想更上一层楼，成为这个节目的领诵人。
领诵人只有一男一女，要在40名朗诵队员中产生。一个从天而降的大嘴女生，已经铁板钉钉，独占了女生的那一名。谁也别想跟她争，她是来自大城市的文艺小骨干。她和她妈一起来到我们学校，她妈是新上任的校长。
大嘴女生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她不大喜欢笑。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她的情绪和身材一样饱满。她的身边还缺少一个人，那是一个男生的位置。我知道后面三排中的不少人，都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经过第一阶段的选拔，大多数人落荒而逃。而我离它越来越近，我是最后两名候选人之一。
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比赛远远没有结束。每一次排练，我们两个男生会轮流上场，和大嘴女生站在一起。一旦轮到我到前排领诵，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即便是轮空站到后排，我也会认真观察对手的表现。我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大嘴女生有时会露出虎牙，给我一个微笑的嘉奖。
“阳光雨露催苗壮，明灯火炬照征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心红胆壮志如钢……”节目排演了很多遍了，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这天放学后又排练了两遍，第二遍时我站到了前排。我记住白老师的话，把每一次排演都当作演出。这是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我不允许自己有一点失误。
随着排练结束，同学们很快散去。我没有回家，还在接着练。我对着镜子练，观察着自己的动作和表情。如果不想做B角，我必须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舞台上永远没有第二名，这是白老师对我的教导，也是我妈对她舞台经验的总结。
从周围的气息变化中，我已经意识到白老师在身边。我是她一手创造的作品，她是我文艺路上的领路人。我停下了一个人的表演，我不能耽误她吃饭。我迅速地来到角色之外，我动作麻利地穿好外衣。像往常一样，我从白老师的手上接过钥匙。我关上了屋子里的灯，就要出屋锁门。
白老师挡住了我，把我拉到她的面前。她的身上有一般淡淡的香气，很好闻的那种。她比我高一个头，我的下巴几乎贴着她高高的胸脯。她很少对别人这样亲近，她喜欢我要求上进。这时她伸出手来，整理着我的衣领。她的动作很慢，我想整理衣服不是她的目的。她有话要对我说，她在酝酿教育我的方式。
果然她开口了，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女人的声音一轻，就显得格外亲切。她说你呀，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的东西要练，有的还要动脑筋去想。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又拍了拍我的脑袋。她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感情，只有带入了真感情，你才不会觉得是在背一篇文章。
白老师的话不多，却让我茅塞顿开。我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感情不够，我不大会流泪。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我妈那么会哭，为什么自己却学不会？这个不解之谜让我感到饥肠辘辘。这时我登上了拱形的卫东桥，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阁楼。它的周围炊烟四起，一条街都弥漫着饭香。
我和晚饭只剩下不到一百米的距离，我放慢了脚步。这时一个新情况迎面而来，我看到急匆匆上桥的爸爸和妈妈。我停下脚步，他们和我打了一个照面。我堵住他们，问去哪？妈妈脸色不好，她没理我。爸爸把我扯过去，说妈妈有一个长途电话。
长途？从哪来的？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事？一时间，我的心里冒出了一个个问号。我无法消灭这些问号，他们也不跟我多话。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转身就跟着父母来到邮局。一个个玻璃的电话隔间，站满了接听电话的人。我们等在外面，等待着不知何时才能重新接通的电话。
我想不到，接通一个电话竟如此漫长。我在猜测这个电话来自何处，我想自己应该猜到了，但又不敢承认。我烦躁地推着玻璃门，在邮局内外出出进进。外面秋风乱窜，把梧桐树叶吹得响声不断。里面吵声一片，很多人拿着话筒大呼小叫。等到我妈接上电话的那会儿，里里外外早已升起了点点灯火。
妈妈进入了小小的电话间，除了嗯嗯的应答声之外，我听不清她到底在谈些什么。我好奇地靠近她，父亲却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让我始终和她的通话保持着一段无法听清的距离。不听就不听，我生气地挣脱他的手。像一个多余的人，我生气地跑到了门外。阵阵晚风中，我的心情像树叶一样抖动。
生气归生气，我不可能若无其事。隔着玻璃门，我看到妈妈已经接完电话。父母俩凑在一起，他们商量的时间很长。他们又走进了电话间，这次是父亲在打电话。这时我完全能够断定，家里一定是出大事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被父母拖出了家门。妈妈没有吃一口饭，姐姐和哥哥一片茫然。我们来到了桥下，等来了一辆卡车。它是一辆奇怪的车，只有巨大的车头而没有后面的挂车。借助昏黄的路灯，我看见车门上喷着麻纺厂的字样。我被妈妈拉上车，坐在驾驶室的后排。父亲在车旁，和缓缓离去的车挥手告别。
黑暗的旅途中，除了说明去外婆家，妈妈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不知过了多久，我在沉睡中惊醒。汽车停在一座黑乎乎的桥头，我认出了这座桥。我知道到了，这里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早早等候的几个女人迎上来，挽住妈妈的手一阵低语。随后毫无先兆的，妈妈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大哭。
伴随一路起伏的哭声，我来到外公的家，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惨淡的灯光下，他躺在一张床板上。他身穿一套崭新的藏青色中山装，脸上盖着黄表纸。姨父挥了一下手，立即有人轻轻揭开外公脸上的纸。我有点怕，鼓足勇气瞥了一眼。他闭着眼睛，脸上昏黄而枯瘦。这是我第一次接近死者，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恐惧。
他走得时间不长，一直在等你们。姨父在介绍，他的表情镇定。刚才我还摸了一下，他的手还有温度。
姨父话音未落，又一次激起了妈妈的号啕大哭。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被带到了红旗饭店。我见到了不少亲戚，他们都在这里吃饭。我对这里十分熟悉，小的时候这里跟家一样。饭店的人也都熟悉我，他们看到我都很高兴。但他们也不能太高兴，他们的经理去世了。他们在脸上表现出悲伤，他们和我一样戴着黑袖章。
中午的时候，爸爸也赶来了。他一来就坐进了堂屋，在一张案几前用毛笔写字。除了写花圈上的挽带，他还在账本上记账。不时有人递上两块三块，都被他一一记录在册。奇怪的是，有人不给钱而是捧来了缎子被面，也被他一一记下。
一天下来，丧事有条不紊地进行。帮忙的人很多，又有懂行的人在一旁出主意，家里人的任务主要是表示悲痛。我的小表姐鸣男，一直用红肿的眼睛盯着我。她问你为什么不哭？她说连外人都哭了，你这个家里人却不掉一滴眼泪。面对她的责备我很愧疚，但我的眼泪还在半路上。
晚上吃饭时，姨父神情严肃地找到了爸爸。他们避开人群，在饭店的一角窃窃私语。桌上的亲戚很好奇，都在远远地注视着他们。一个表舅说，这两个女婿恐怕是遇到什么事了。估计有麻烦，另一个表舅说。你看这个常主任一直在说，吴老师一点都插不上嘴。
过了好一会儿，姨父和爸爸才结束讨论。他们两个人却一起走了，连招呼都没打。两个女婿的不辞而别，让亲戚们议论纷纷。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现了棘手的情况。常主任是镇上的一把手，吴老师是中学的教导主任，这两个人都坐不住了，说明了什么？
大家猜测的意外情况并没有发生，新的一天外公如期火化。
我第一次来到火葬场，这是和外公最后告别的地方。姨父捧着外公的遗像，走在青松与翠柏中间。外公没有儿子，许多人为此惋惜。这么一个杰出的厨师，居然没有人继承他的手艺。他烧了一辈子的饭，最后还是落入通红的炉火，烧得只剩下一把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