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胭脂岭村热闹了。同时铺开的两处工地，人头攒动，镢锨挥舞，一派火热场面。承揽拓宽村路的田囤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干起活来一板一眼，先让测量人员架起设备，测出了整个路的坡度，按坡度要求，标出去高垫低的方位。再用白灰划出路两边排水沟的位置，标出三个转弯处的弯度弧线，推土机轰轰隆隆在白线内推路基，村民在路的两边挖排水沟。处理路基的第一道工序还没完成，铺设混凝土路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拉来了袋装的水泥和石渣。
接石渣厂的路段传来了朗朗的说笑声，原来是石渣厂的杨厂长带着几个人，手里提着啤酒、饮料和香烟来慰问施工人员。杨厂长握着田囤的手，说：“干得这么热火朝天的，我代表石渣厂表示慰问。”
田囤一边接杨厂长手里的东西，一边说：“施工合同要求，不能影响企业把产品送出去，不抓紧不行呀。”说着，田囤领着杨厂长顺路察看施工现场，走到搁水泥和石渣的地方，杨厂长站住了，说：“这石渣就不要从别的地方拉了，咱企业免费供应，用多少拉多少。”
田囤说：“那咋行。”
杨厂长笑着摆摆手说：“不说了，我说行就行。”
田囤有些感动，没有再说啥。
杨厂长和田囤走到路中段时，看见质量巡查员朱满仓正在用卷尺检查路面的宽度和排水沟的深度，主动上前打招呼。三人相跟，把整个施工现场齐齐检查了一遍，施工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路基处理完了，路两边的排水沟挖好了，开始铺设混凝土路面了。把胭脂岭村境内的六里半路铺设完，田囤的眼睛睁大了，为整个工程准备的水泥快用完了，把石渣厂投资的二十万元也全部花完了，自己一分钱不挣，还差十多万元的水泥！是不是施工浪费了材料？他和工程技术人员核对，没有浪费。这可咋办？田囤找到张金梁，张金梁挠头，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就和田囤一起带着所有施工的设计、测绘资料和购货发票去石渣厂找杨厂长。杨厂长厂里忙，把这事交给了厂办公室主任全权负责，自己再没操心。然而，办公室主任的母亲突然去世，请假回去了，杨厂长也一时说不清是咋回事，就打电话把拓宽村路的设计人员叫来，逐一核对检查，发现没有把胭脂岭村境外五里半路的费用算进去。这五里半路要经过周围的三个村，三个村的干部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经过协调，拓宽路面只有占用地需要补偿，正好缺这一豁子的钱。
问题找到了，田囤心里轻松了，杨厂长却皱眉了。
张金梁说：“杨厂长，没事，又不是故意少算的，把费用追加上去继续施工就是了。”
杨厂长为难地说：“这二十万元的投资，已是最大的投资额度了，企业刚投产，再大是不可能了。”
田囤有些焦急，说：“那咋办？总不能让我垫钱修路吧。”
张金梁给田囤递了个眼色，说：“杨厂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杨厂长说：“你说。”
张金梁说：“把剩下的五里半路改成炭渣路面，等以后钱宽展了再修混凝土路面，这样既节约了经费，又不影响事。”
杨厂长说：“这……这也是一个办法，要是这样，我得和公司的宋经理通个气。”说着，杨厂长去了另外一间办公室。
十几分钟后，杨厂长走了进来，高兴地说：“宋经理同意了。田囤你放心，改了施工方案，只要你保证工程质量，不影响你挣钱。”
田囤也高兴地说：“有村长哩，这我不担心。”
张金梁顺口说：“田囤给我说，要调整给石渣厂的供水价格，我让他找你。”
杨厂长问：“供水合同还没到期，为啥要调整供水价格？要调多高？”
田囤赶紧解释说：“不是调高是调低。”
杨厂长说：“调低水价的事不急，先把路修好了再说。”
大家都觉得张金梁的主意好，讨论到咋实施又犯了难，粗粗一算，五里半的路面得近百十吨的炭渣，哪儿来这么多的炭渣？还是张金梁的主意多，把大腿一拍，说：“我有办法！”
张金梁叫人写了几十张“胭脂岭村自今日起，三天内大量收购炭渣，每立方（约搭前后笆满满一架子车）二十块钱”的告示，派了五个人骑摩托去周围的武西、田家、绕河等十几个村张贴。你还别说，看上这一架子车炭渣二十块钱的人还不少，贴了告示的当天，就有人用架子车送炭渣，第二天送炭渣的架子车一溜串一溜串的，像过去交公粮的架子车队一样，成了一道独特的流动风景。闲着没事干的人，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捡拾炭渣来挣钱。三天时间，胭脂岭村收购的炭渣堆起了一座小山，施工队让人用铁锨把炭渣拍碎，进度太慢，杨厂长让厂里的碎石机派上了用场。
张金梁把拓宽村路的事摆顺后，让朱满仓督察工程质量，自己又赶到铺巷道的施工现场。张金梁在没当村长之前办白灰窑时曾捐款铺过巷道，也安了路灯，由于当时是他自己出钱，各组铺设，村上没有统一组织，铺的质量不是很高，巷道两边也没挖排水沟，路灯也很简易。经过多年风雨，巷道遇上雨天又变泥泞，路灯也不亮了。这次是统一规划，统一施工，难度就比较大，张金梁放心不下。张金梁协助拄着半截木棍的张宽升一边检查工程质量，一边排除施工障碍，说服三户村民把建在巷道、影响施工的猪圈拆了，帮助两户男劳力外出打工的婆娘把搁在巷道的楼板搬进了自家院子，调解了因挖排水沟撞了树皮而发生的争吵。
让张金梁感慨的是，由于两处工地同时开工，一时劳力不够用。村民看拓宽村路的工程大，认为工钱肯定高，加上铺巷道是球咬腿搭手，担心干了活领不到钱，大多去了拓宽村路的工地。铺巷道的工地人手紧缺，拉不开栓，眼看就要影响工程进度。张金梁正在发愁时，许多老婆、老汉拿着工具帮忙干活来了，张金梁自己袖子一挽，大干了起来。站在另一头正为人手不够熬煎的球咬腿看见上阵帮忙的老婆、老汉，看见甩开膀子大干的村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自己也下势干了起来。
施工进行得还算顺利，铺巷道的工程按合同要求提前两天完工，开始安装路灯。拓宽村路工程由于对原材料的计算有误，出现了近一半的混凝土路面改铺炭渣路面的情况，影响了工期，尽管日夜加班加点干，还是推迟了九天才完成。张金梁说责任不在施工队，不算违约。参与施工的所有村民，都拿到了工钱。
但还有一个遗憾，拓宽的村路两边虽然挖了排水沟，但没有用水泥砌，遇上大雨，土沟排水不仅会把排水沟越刮越深，而且还会冲刷路基，天长日久，路面悬空，会造成安全隐患。初步估算了一下，十二里路两边的排水沟全部用水泥砌又得花不少钱。石渣厂预算超支，村里没钱，暂时只好搁置了。
胭脂岭村的土地全分布在从石渣厂到公路的十二里田间小路的两旁，如今，只能通过四轮拖拉机的土路被拓宽成了一车道半宽的混凝土路和炭渣路，不仅给本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还让毗邻的三个村的村民沾了光。
张金梁和村组干部张宽升、韩结实、王腊、朱满仓，还有石渣厂的杨厂长在新拓宽的村路上走着，一辆装满石渣要去送货的大型卡车开了过来。张金梁给司机摇手，司机停了车，头伸出车窗外，还没等张金梁问话，司机笑着说：“你是村长，我认识你，我们杨经理说了，没有你的支持，这路拓宽不了，产品送不出去，影响可大了。你看现在，我这车也好开了。”张金梁指着杨厂长说：“看你把工人教育得多会说话的。”大家都笑了。
农民有自己的处事智慧，在大道理和现实面前，他们相信现实。胭脂岭靠引进的企业捐款拓宽了村路，铺了巷道，安了路灯，被传到了十里八乡。镇领导置若罔闻，却引来了鼻子尖、耳朵灵的新闻记者。
张金梁和张宽升、朱满仓在村委会门前商量，在墙上设计一个村务公开栏，张宽升用手里的半截木棍在墙上圈划位置，张金梁手里拿一个粉笔在划大小。一辆小轿车停在了几个人面前，三人转身一看，车的前挡风玻璃处有一块新闻采访的牌子，车上下来一个高挑个、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的小伙子，笑着把草绿色的记者证递了过来，说：“我是咱省《新农村报》的记者，叫杨文章，这是记者证。”
张金梁接过记者证看了看，问：“你来有啥事？”
杨文章说：“报社新闻热线接到村民爆料，提供了些新闻线索，我专门来采访。你就是村长张金梁？”
张金梁问：“没说是啥问题？”
杨文章说：“基本上是正面的。”
张金梁“哦”了一声，说：“基本上是正面的，言下之意还有负面的。如果全是正面的，就不用采访了，因为没干下啥成绩，没啥好采访的。听你的意思，还有负面的，那我就不好拒绝了，你说咋采访，我给你安排。”
杨文章说：“不用专门安排，你不忙了我先采访你，你忙了我先在村民中走一走，最后再和你座谈，你看行不行？”
张金梁说：“那好，我正好这几天比较忙，你就先采访村民，最后了咱两个再谝。满仓，你媳妇这几天不在，就叫记者吃住在你家。”
朱满仓说：“行。”
杨文章给朱满仓说：“那就麻烦你了。”
朱满仓说：“我还求之不得呢，我在报纸上看过你写的《拨开迷雾看真情》的报道，写得真好，我和你住几天，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哩。”
杨文章不好意思地笑了。
原来，报社有一天同时接到了两个对胭脂岭村的村长张金梁看法截然相反的线索：一个线索是十几户村民联合署名爆料，说张金梁是留守农村的老人、碎娃的好村长，贫困户的贴心人。一个匿名爆料，说世界上有个古巴，总统是他哥当了他弟当，而胭脂岭有一对双胞胎，哥哥当完书记，弟弟当村长，哥哥当书记疯了，弟弟当村长残了（左耳缺一豁子）；哥哥当书记时铲过社员自留地的地皮，把妇女主任的肚子弄大了，逼死了饲养员郑宽，害得郑宽的儿子郑胜跳了沟；弟弟娶的媳妇是哥哥当书记时批判过的不安分的寡妇，哥哥娶的媳妇是弟弟在医院签字同意打掉怀了别人的胎的女子。正面的爆料很笼统，负面的爆料不仅很具体，还十分吸引人的眼球。值班总编就把这个线索分配给了善于写思辨性报道的时政新闻记者杨文章。杨文章凭自己的职业敏感，意识到胭脂岭肯定有值得挖掘的东西。但这东西到底有多大价值，只有采访之后才能判断，所以他只能给张金梁那样回答。
张金梁忙着自己的工作。
杨文章忙着自己的采访。
杨文章的采访完全是不带任何成见的随机采访。在朱满仓家吃第一顿饭时，朱成和三婶就成了第一个采访对象。在村口碰见了王朗雄，王朗雄一听是问张金柱、张金梁的事，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了几袋烟的功夫。杨文章又在地头找到了正在拔草的陈黑顺，陈黑顺吞吞吐吐地说了不短的时晌。在路上，他遇到了扛着农具回家的张瓦媳妇沈莲，沈莲说到动情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要不是张金梁，自己的家早就散伙了。在村口，从深圳打工回来不久的吴敏和冯花两口子一个拉着架子车，一个拉着羊，儿子凡凡坐在架子车上玩弹弓。杨文章主动上前打招呼，听说是了解张金柱、张金梁的事，吴敏怕惹是非，加上张金梁批评过自己在外和女工友当临时夫妻，说：“我两口子这几年不在家，村上的啥情况都不知道。”摇摇头走了。
杨文章上门采访了球咬腿郭仲囤，球咬腿拿出发黄卷边的卦书，取下挂在墙上的猎枪拿给杨文章看，讲述一张纸条的来历，详说自己和村组干部的冲突到自己的转变，说得嘴角冒白沫。
杨文章听村民说有两个人和张金梁不对劲，对张金梁意见大得很，他问这两个人是谁，村民说是下台干部党西胜和董双奇。杨文章专门赶到砖厂采访了党西胜和董双奇。
党西胜和董双奇在所有采访对象中只有他们俩提出要请记者吃饭，杨文章婉言谢绝后，党西胜和董双奇有些得意忘形地说，还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负面材料。杨文章说正面负面无所谓，有啥说啥。党西胜和董双奇把从小吃奶的劲都鼓上了，挖空心思，集捏造事实污蔑之能事，不仅把爆料里列举的瞎事齐齐说了一遍，还补充了耸人听闻的材料，比如张金梁自己在村上引进的石渣厂当顾问暗里捞好处，硬塞着让自己的精神病哥哥张金柱在砖厂当顾问撇油水等等。
石渣厂杨厂长听说省城来了一位记者采访张金梁，便跑去找记者，想把张金梁支持企业的事给记者说说。记者正在和几个村民说话，杨厂长一见记者，俩人都瞪大了眼睛。记者张大了嘴巴刚要说话，杨厂长急中生智，一个眼色递得让记者的嘴合上了。杨厂长说：“是这，我看你忙，啥话先不说了，晚上你到石渣场来，我专门跟你谈。”记者眨巴着眼睛，说：“我知道了。”
晚上，记者去了石渣厂。
杨文章把听到的各种正反两种情况加以比较分析，如实反映情况的人让真相浮出了水面，胡说八道的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党西胜和董双奇无意中给杨文章廓清了胭脂岭村复杂事情的来由，帮了杨文章一个大忙。杨文章把爆料人和线索对上号了，对貌似平常的胭脂岭村发生的一串串惊心动魄的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他明白离事情的真相还有相当的距离。凭以往的经验，杨文章由随机采访改为定向采访。采访的对象有：韩结实、王腊、朱满仓、惠军、廖英侠、石渣厂的杨厂长、田家村的田囤、张金梁媳妇刘翠花，甚至还去了北山的虎豹窝见了林虎，去找了孟建兆——尽管没找见人，但他不认为这是下白苦。遗憾的是怕张金柱经受不起刺激，他没敢采访张金柱。对于张金梁，刘翠花的埋怨、张宽升的佩服、廖英侠的真情、朱满仓的敬慕，都深深感染了杨文章。杨文章最后采访的是张金梁。
一个夜晚，在只有杨文章和张金梁在场的村委会办公室，杨文章打开了微型录音笔，坐在张金梁的对面，说：“村长，咱两个今晚好好谝一谝。”
张金梁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忘了自己和杨文章的年龄差距，忘了自己的村长身份，忘了一切的一切，把杨文章当作一个值得信赖的倾诉对象，感情的闸门瞬间被打开，积压在胸中的委屈、愤怒、压抑、苦恼、可怜，汹涌喷出。他向杨文章倾诉了弟兄俩可怜的童年，俩人因不同的人生理念发生的激烈冲突，到窝里搅刀气死父亲和姑姑，哥哥当书记用极“左”政策害人到最后得了精神病、失踪多年在黑砖厂打工受尽折磨又被找回，他自己由开始的日鬼倒棒槌到后来开白灰窑挣钱，钱挣得好好的，过着油和面的日子，被下跪的村民逼上梁山当了村长，以及当了村长都干了些啥事，遭受了哪些诽谤和白眼，还有对农村现状的看法，对现行农村政策的品评，对一些基层干部作风的抨击等等等等，一个绊跶不打，从头到尾齐齐诉说了一遍。到后半夜三点了，他还言犹未尽，听得杨文章没有一点睡意。
杨文章突然觉得，自己面前坐着的不是一位普通的农村村长，而是一位人生多灾多难，不向命运低头，敢于抛弃旧我重寻新生，与时俱进，善于发现新问题、制定新对策的新型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杨文章内心对张金梁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记者的使命感驱使他要把张金梁的先进事迹尽快报道出去。第二天一大早，杨文章就准备驱车回报社了。
杨文章收拾完行李刚要走，邓财庄找上门来了。杨文章笑着问：“你找我还有啥事？”
邓财庄也笑了，说：“还想跟你谝一谝。”
杨文章耐着性子说：“行么。”
俩人坐了。
邓财庄一脸神秘，问：“你是不是石渣厂杨厂长的儿子？”
杨文章愣了，说：“你……你……听谁说的？”
邓财庄说：“我没听谁说，我看你两个人都姓杨，长得也很像。”
杨文章说：“天下同一个姓的人中，长得像的人太多了，不一定都有关系。你突然问这话是啥意思？”
邓财庄说：“我怕请记者来采访我，是张金梁设的圈套，把告他状的人往出引哩。再是杨厂长在胭脂岭办厂子，肯定跟张金梁关系好，杨厂长让你来写胭脂岭的事，准说张金梁的好话，公正不了。”
杨文章“噢”了一声，说：“你的脑子好复杂。”
邓财庄说：“我的脑子一般般，不复杂。我给你说的张金梁的那些事，你给张金梁说了没有？”
杨文章摇头，说：“不传话，不翻是非，是我们记者的基本素质。”
邓财庄点点头，说：“那就好。我向你咨询一个事。”
杨文章说：“啥事？”
邓财庄说：“如果砖厂办不下去，我想办一个哭丧服务队，购置尸轿、灵前摆设、音响、充气拱形门，再招几个嗓门大能哭能嚎的妇女，哭一场丧给五十块钱，管两顿饭。专门给死了的留守老人办丧事，实行从哭丧到埋葬的一系列服务。”
杨文章听得有些意外，问：“你咋想得起弄这事？”
邓财庄说：“我是从张金梁搞留守联盟、《留守协议》受到的启发，也是为外出打工的村民排忧解难么。”
杨文章“哦”了一声。
邓财庄说：“你看，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把老人撇到家里，一年一年不回来，老人死了，连埋葬的时间也没有。你没有多少恓惶，不想哭老人，只要你肯出钱，有人替你哭。我搞丧葬有偿服务，符合不符合政策？”
杨文章说：“这我也说不准。你想弄的事，村长知道不知道？”
邓财庄说：“村长当时搞了个留守联盟，我想参与，村长不答应，我就想自己弄个事，既挣钱又服务社会。村长知道不知道无所谓，我又不想让他支持，我挣的是方圆几十里范围的钱，指望胭脂岭村一年能死几个人。”
杨文章听出话味不对，笑了笑，说：“我倒觉得跟政策没有啥冲突，就是担心，自己的老人死了雇人哭丧，有没有人弄这事？”
邓财庄也笑了，说：“外地早都有了，咱这儿还没有，我想试一下。”
杨文章说：“那你就试试。”
邓财庄说：“我的脑子比他张金梁弟兄两个的脑子笨不到哪里去，我也想在农村干点名堂，露露脸。我弄起来后，你能不能替我宣传一下？”
杨文章说：“到时候再看。”
邓财庄走了。
杨文章心里琢磨：邓财庄来说这事的意图是啥？要不要把这情况跟张金梁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