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人。好好学习、乖巧听话、穿着朴素、生活规律。不调皮、不叛逆，也很少和人起冲突。我待在这标准的范围之内，享受着它给我带来的安全感、认可感、融入感。
高考之后，我只身一人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学。没有了父母和亲朋的陪伴，我感受到孤单，失去了束缚和参考。然而同时，我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自由的滋味。以前只能在学习间隙里看的一些“闲书”，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整日流连。以前不能穿的裙子，如今也可以想穿就穿。甚至以前被所有人视为洪水猛兽的恋爱，我也得到了许可去触碰。
我为这自由深深陶醉，并且贪心地想要获得更多。大一结束之后，我自作主张递交了转专业申请，把自己的专业从经济管理改到了汉语言文学。从此之后，便可以更加光明正大地看“闲书”，便可以理所当然地写诗作文，肆意发泄心中的不平。并且我还报了一个舞蹈班，去重温儿时的特长。那一段时间，我整日沉浸在自由惬意的当下，尽情展现着自己理想中的状态和面貌。
然而很快，大学时光消耗殆尽，我们被抛向社会，要开始独自面临生存的挑战。就像一个孩子，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我束手无策，毫无头绪。不得不再次交付了主动权，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工作。
这是一份标准的白领工作：市中心地段的高档写字楼，整洁明亮的办公室，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事们，干净光鲜的文职工作。虽然说不上飞黄腾达，但是也属于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标配”人生样式。
后来，在结婚生孩子之后，我辞职休养了两年时间。然后，一方面是由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是不想与社会脱节，我迫不及待地重返职场。我面试了许多份工作，在经过一番利益衡量之后，最后选择了一个规模较大且仍处于上升期的公司，成为一名供应链管理专员。
我每天的工作便是与各类数据和表格打交道，只要数据不出错，工作便是过关的。而这对于数学成绩一直优秀的我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
就这样，我把自己又装进了“主流”的套子里，混入芸芸众生中，搭上滚滚向前的社会的列车，在拥挤的车厢中找到了一个席位，谈不上舒适，但是安稳。
这样的生活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不知道是出于偶然还是冥冥之中定有的安排，一些超自然的体验降临在我的生命里，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自己当下的生活境况来。与此同时，一个不同的声音在我的身体里开始说话。
“你忘记自己是谁了吗？你不记得曾经热爱的舞蹈和文学了吗？”
一种对于身份的质疑感在我的心底升起。然后，仿若是一个长眠已久的人突然醒了过来，我发现自己竟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说着另外一种语言。
一时间，我分不清哪者才是真实，哪者是梦幻。只知道，我的世界被割裂了。一面是之前主流而平稳的正常生活，一面是这似曾相识却又完全不合逻辑的新世界。
我游走在现实与超验，理智与癫狂之间，分不清那些想法究竟是属于疯子还是艺术家。我一面戴着面具，极力表现自己的乖巧、正常，一面在面具下寻找能够呼吸的出口让心灵得以喘息透气。
这个故事便诞生于这个时候。
我在工作的间隙，用文字创造出两个女孩，让她们在故事里按照各自所选择的不同人生路线行进。一个是典型的乖乖女、精致利己主义者，一个是热情随性的艺术家、追求自由的灵魂舞者。
两个女孩都在各自的世界中成长着，都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力量。她们两个都不停地和我说着话，带我体验、拓展她们的世界。源源不断的想法和词句在我脑海中迸发出来，迫不及待地想要倾泻而出，我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身体的笨拙以及条理逻辑的匮乏。与此同时，我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繁重，并且家庭的负担也开始逐渐加码。多方力量逐渐形成对峙之势，我被四面夹击，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必须做一个了断了。
因此，我给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安排了一场天台上的对决。让她们俩在我的笔下进行了最终的交锋和决战。
她们决战完之后，我也终于明确了自己要走的路。
不久后，我便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当时的情况，说是“裸辞”，一点儿也不夸张。甚至真实情况其实更糟：我们当时还负债几十万。
我没有找新的工作，也不打算找任何工作。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只知道身体内有一股狂热，一种深远的召唤，我必须去追寻它，我必须写作。
我把这股狂热毫无保留地给了故事里的叛逆女孩孟晶，只不过表现形式从写作换成了舞蹈。她在我为她创造的世界中自由专注地跳跃出一支支灵魂之舞，打破一切藩篱，最终脱离了世俗的禁锢。
而故事的结局才是我写作生涯的真正开始。
真正的交战从这里才刚刚拉开序幕。
我在离职手续都办完之后，才告诉家里人我辞职的消息。震惊、不解和质疑从他们的脸上迸发出来，他们围着我喋喋不休，问这问那，都认为我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一时犯了迷糊。想着劝说开导我一下，也许就能帮助我重回正轨。
然而这一次我一改往日的温顺谦恭，坚定而强硬地说：“这是我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整日待在书房闭门不出，着手搭建自己的世界。
我不愿模仿任何别人成功作品的形式或风格，主动丢弃了一切参考和坐标，忘掉已有的经验、套路，从零开始，从混沌蛮荒中开始，一点点按照心底本初的样子去构建独属于我的世界。世俗标准上的成功虽然也是我想要的，但比起只是给它一个既定的身份和归属之外，我更看重的是给它一个什么样的灵魂。
我把从心里迸发出的词句一点点捡拾起来，用这个维度的世界的语言规则来安排它们的次序。它们有时组成文，有时排成诗。有时冷酷而严峻，有时热烈而狂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生长，在勃发。
在别人眼里，我处于二三十岁的青春盛年，正当是积极入世，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却闭门不出、离群索居，看上去古怪而孤独。然而我的内心里真正地享受着这孤独，彻底的纯净的孤独。灵魂跳跃着迸发出一篇篇作品，文字在我的笔下飞舞。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自由和喜悦，仿佛我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王，唯一的王。所有的规则由我来定，万物的位置由我来摆布。我是自由、是无限、是万象归一的造物主。
然而，自由创造的美梦很快就被提醒还贷的闹钟惊醒。资本扯了扯它缠绕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发出狡黠而邪恶的嘲笑。原来，我们这群被现代文明牢牢捆绑的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在戴着镣铐起舞啊。
我变得愤怒，我想要冲破这束缚。我甚至想效仿画家高更，抛却一切，去到另一个蛮荒的塔希提岛。2019年底，我带着一本《生命的热情何在》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想看看在神州那些封闭崎岖的山水里，是否还有可供灵魂寓居的净土。
探查的结果令人失望：随着国家扶贫项目的深入，这里修起了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和铁索桥，对于物质的追逐广泛地渗透到那些勤劳奋进的人们的眼里。他们在不经意的言语和行为中流露出对于我们这些从“发达地区”来的人们的深深防备和抵制，却又带着一副讨好的面孔拼命游说我们留下口袋中的金钱。这里也被越来越多的商业文明所污染，由乡村变成了一座座成长中的城市。
残存的理智为我做出了分析：一方面，家庭虽有责任的重担和束缚，但更重要的是，亦有依靠和慰藉。另一方面，如今这一体化的地球城里，哪里还有完全纯净蛮荒的孤岛？即使有，像我这种既无财产也无独立生存技能的城市居民也没有资格进入。仰望星空的时候也要脚踏实地，倒不如试试“结庐在人境，不听车马喧。身独人自静，心远地自偏。”
老实说，这段时间的创作给我带来了一些收入，只是还远远不足以应对生存的开支。
有朋友表示愿意资助我，帮我应对经济上的困难。然而，我的自尊又不允许我依赖于别人的资助，一方面是我拿不出还款计划，我不知道这后面的路究竟会如何，是一年两年，还是五年十年可以还清欠款，我不清楚；另一方面，我认为不能把自己与世俗的对抗，转嫁到别人身上。因为如果这么轻松地便抛却了压力，那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而更像是某种逃避与寄生。如果有同样境遇的后来者以我为借鉴，我不希望做一个啃老或是寄生的先例示范。我们必须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立于天地之间。因此，我固执得非要独自去与这命运正面硬扛。
我削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不买衣服，尽力吃素，杜绝社交，每日用冥想和写作来填充时间。然而即使如此，生存、房贷、养育孩子都依然还是要切实面对的问题。
就在这时，新冠病毒疫情又以汹涌之势肆虐全球，加重了大多数人们的生存困境。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开始了一场与病毒的追逐和闪躲。世界就和我的内心一样动**、焦灼。
与日俱增的各方压力，迫使我不得不做出让步与妥协，再次为了钱而去工作。
这一次时运并齐，我们的创业团队在短短一年内赚到了不少钱，而且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伙伴们都期待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继续赚取更多的钱。
然而我分不清这究竟是恩赐还是**。劳动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经济压力，也为我挣得了不少“体面”。但伴随而来的，是我创作上的停滞，灵魂的休眠。书稿被压进柜子底部，那个舞蹈精灵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上天是仁慈的，在你祈求什么的时候就赐予你什么，满足你的心愿。但同时，上天也是冷酷的，你所获得的一切都必须付出等值的代价。能量守恒定律，是这个世界里亘古不变又无所不在的规则。
虽说，我也享受金钱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不至于像一个苦行僧般，觉得一定要受苦受难才能修行精进。但是，金钱与物质的攫取和堆积挤占了我的生命，让我没有时间和空间面对内心，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在拉拉扯扯的僵持中，新冠疫情也到达了一个拐点。
我一连高烧许多天，只感觉意识要从这个身体里脱离。我被带到死亡的边缘，面对自我的审判，“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工作、财产、地位和容颜此时统统化作幻影散去，只留下一个信念，诉说道：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的作品还没有出世，我要用来带进坟墓的书还没有写完。我要回到这个身体里，完成她这一世的使命。
终于在五天后，烧退了，我渐渐恢复了健康。我一面感谢着上天的宽容与恩赐，一面重新打开这篇书稿。恍若隔世的记忆又重新涌现出来，那个舞蹈精灵又跳起了她的舞步，她以一贯的直白犀利开口向我喊道：“你想忽略我，完全不可能！”
接下来，我开始了半闭关的状态。除了必要地赚取生活费的工作量以及陪伴孩子的时间之外，我把其他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用来完成这个故事。
在这过程中，我不得不和自己的完美主义倾向费力对抗。我不停地涂抹、修改，总觉得它还不够完美，并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以至于和出版社联系好之后三个多月过去，我还是拖着迟迟不敢交稿。最后，我强迫自己不拿它与任何作品进行比较，只是让它展现本然的热烈的那种冲突与追求。无论评价好坏，我都必须让它去直面世俗。只希望读者能在我这拙劣的言辞之下，看到我们所共同追求、归属的那一个世界。
正如高更所言：“我开始得太迟，压力太大，以我自己的标准来看，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是极度失败的。但我认为，我所奋斗所争取的，却极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