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门，闻到一股白菜叶子的腐烂味。
门窗紧闭，略为腥酸的腐败味充斥了整个屋子。在屋子的东墙角，一张铺开的编织袋上码着一堆白菜，这是一个月前我从百里外的老家，用摩托车捎来的一捆白菜的剩余部分。上面的一层，叶子已泛黄，因为缩水而紧紧地抱在一起，筋络根根毕现。紧贴地面的几棵已经腐败，渗出一摊水渍。案台上，一棵洗过的白菜，菜体腐烂的部分被菜刀清理掉了，残损但清爽，等待着下一次炊事。显然，这些日子里，这些白菜叶子是儿子肚里的主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当家之一，就是搭锅做饭。
二〇一六年，儿子正读高二。这座狭长县城的偏僻巷子里，我们一家三口在一间十平方米的老屋租住近两年了。这里距儿子的学校差不多一公里，租金要比学校周围的房子便宜一半，坏处是上学、放学儿子要奔跑着来去。初住时，可谓家徒四壁，除了一张床板，一无所有。冬天冻死，夏天闷死。后来我们有了一台电风扇、一张简易的书桌、四五只装杂物的大纸箱。这也是所有租读家庭的家当和情状，可以尽可能腾出少得可怜的空间，也便于随时离开。
县城距老家并不算遥远，但依然十分陌生，在此之前，我们仅仅在需要办某些大事时，才会匆匆而来、匆匆而回。在乡下人的意识里，城乡永远是不相交的两个世界。声势浩大的城镇化浪潮之下，也有许多乡下人搬到了县城，但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便心里明白已无回头路了，依然不完全认同城里的这个家。大家每天在自己的屋檐下寄人篱下。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仍会回到老家颓败的老屋住一阵子，按政策这些房子会在三年内扒掉，退房还林还田，自入城那天已不属于他们了，但他们依然住得欢天喜地，至少可以省下一些电费、水费、粮菜钱，也有一种暂时的放下和自由。
儿子高一开学的时候，这儿十多平方米的租住房一个月才二百元，加上水电费杂七杂八，一个月七八百就打住了。后来租金涨到四百，电费也涨了，乡下每度五角，这里涨到一元多。陪读的父母们凑在一块儿，话题总离不了这些烦事，唉声叹气，一脸茫然。我曾见过年轻的陪读母亲，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到东头，无数遍地比对土豆的价格和品质，用半天时间，最后买二斤土豆。对于穷人，时间有的是，而钱怎么精打细算都没有多余的。
县城其实并不大，有人说常住人口五万，有人说四万，谁也不清楚，但仅陪读的至少有五千，撒在街街巷巷里，为这个小县城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储备。有的在饭店帮工，有的在旅馆帮工，按月一千，按天三十。县城建筑业如火如荼，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些勤快、廉价的乡下男人。每天早晨天放亮，他们骑着自行车赶往工地，灰沉沉的衣角在风中飘动。
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所全县唯一的高中，没有学生食堂和宿舍，其中有没有所谓县城经济的考量？据我所知，在西部这样的状况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