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交大一附院，检查结果和建议与商洛那家医院是一样的。

医生说：“手术如果失败，就是瘫痪，如果不做，半年内也会瘫痪。你的情况我们是第一次碰见，椎神经已经被压迫了五分之四，换成别人早就卧床不起了，你竟然还能走路。”

我突然无比沉重、沮丧，所有侥幸的幻想都破灭了。

我不是一个容易沮丧的人，矿山爆破十六年，见惯了血腥，目睹了多少生死。前一刻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后一刻就被垮塌的巨石砸得稀烂；夜里还在一块儿打麻将，早晨只剩下空空的被褥。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

我突然发现，所谓的坚强，不过是真正的不幸没有降临在自己头上。

我的沉重与沮丧还有另一层原因，去塔吉克斯坦的计划泡汤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计划，干满三年，挣九十万元。如果实现了，后半生就可以与矿山生活彻底告别了。天不遂人愿，再有三天就可以拿到手的护照，也就成了一张无用的废纸。

我又问了一句：“如果手术失败了，双手还能动吗？”我最后的希望是，如果双手能动，我还可以敲字换一口饭吃。

我的主治大夫姓杨，他是全国颈椎病方面的权威。此刻，他带的三位研究生围在身边看我的核磁片子，其中有一位姑娘是印度人，眼睛很大。

“不能，如果失败了，颈椎以下就没有知觉了。”他说得很肯定，“风险很大，手术中很可能伤到那仅存的五分之一的好神经。但成功率还有百分之五十。”

我说：“做吧。”

在病**，我整整躺了七天。手术的病人太多了，得等待。

同病房有四个人，其余三人分别来自山东、内蒙古和本省的铜川。山东的大爷八十五岁了，头发还不太白，他和我一样，颈椎手术，不过不是等待，他已经做完了，在恢复中，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他喜欢抽烟，躲在厕所里偷偷抽，被呛得一阵阵咳嗽，一咳伤口就疼得他忍不住叫一声。陪护的孙女一阵训斥。

铜川的患者很年轻，一个洗煤厂的老板。开车被撞了，断了胳膊。他的老婆是一位美人，美人每天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脸上，似乎脸比老公还重要。

邻床的内蒙古人椎管里长了肿瘤。手术摘除了，恶性的。滴注的**用一个黑色外套套着，防止见光。我知道那是化疗药物，只有他不知道。医生对他爱人说，最多能坚持两年。这话我爱人碰巧听见了。喜欢吃羊肉的内蒙古汉子，每天只能吃到一碗羊肉烩面，所以脾气很不好。

除了等待的茫然、无助、烦躁，最棘手的是新农合的报销问题。负责床位的护士告诉我们，整个费用需要十万元，如果你们有县级医院出具的转院手续，就是转诊单，可以按照县内医疗比例报销费用，可报百分之五十，如果没有，就得自己承担百分之八十的费用，差不多是完全自费。

我没有经历县医院，我想到了第一次做检查的医院。正好，我朋友远洲的朋友是那家医院的副院长。远洲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事由他来办。

连日来，他一直守在病房，这是我在西安城里唯一认识的人。他是一位作家，出过几本书。

爱人带着第一次的片子去找那位副院长，片子上打着一行医院的水印。两天后，爱人回来了。她说她在副院长办公室门口等了两天见了三次，结果是一样的，医院要创收，谁也不能把病人转出去。远洲再打电话，副院长也不接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我还有太多的事不懂。在不幸面前，谁都是渺小的。人的不幸，有一部分来自人的同类。

远洲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最后动用了他的家人，他家人的同学在县医院某部当主任。结果，一切顺利。这意味着，手术下来，可以节省四万元钱。

每天在走廊上散步，进进出出的都是匆忙的人影，有多少病人，就有多少陪护的家人，陪护的人比病人还要焦灼、沉重、痛苦。只有在疾病和痛苦面前，人才是平等的，没有尊卑高低。

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而真正的抉择才开始。在医生办公室，一页页协议摆在面前，上面有填不完的选项。医生指出了我们必填的部分，我数了数，有三十个空项。大部分内容已经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但在选择材料一栏，我踌躇了许久，国产件一万一千元，进口件三万八千元。这是一款用于固定椎体的小小金属部件，它们的价格区别竟如此之大，并且协议标示，进口件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

医生说：“能用进口的就选择进口的吧，你还年轻。有身体就还有机会。”我感觉到他的话是真诚的。

爱人说：“用最放心的，开了大半辈子矿，也就这么一点点用到自己身上。”

我突然无限感慨，它们或许是经过我的爆破而见天日的某块矿石，被运送到大西洋彼岸，变成医疗用品，再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不会说话，但我们早已认识。它们以这样的方式，作为对一个开采者的“报偿”。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