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楼女子并不存在所谓卖艺不卖身的现象，更不存在“妓≠伎”的现象。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观念，这些年随着网上的“科普”大行其道，误人深矣。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时间段不存在“卖艺不卖身”这个现象，只有到了清代以后才有了所谓“清倌人”，多多少少有了点“卖艺不卖身”的意味，但除此之外的历史时间段，青楼女子就是以色和艺侍人，妓与伎相通。
古人用字较为随意，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很常见，娼与倡、妓与伎从字面上来说并无本质区别，《说文解字》载：“倡，乐也。”李善注《文选》曰：“（倡）谓作妓者。”此处“倡”与“妓”等同。明代《正字通》载：“倡，倡优，女乐，别作娼。”《康熙字典》载：“娼，俗‘倡’字。”唐代房千里《杨娼传》云：“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清代赵翼《戏题白香山集》有“尚无官吏宿娼条”一句，这里指的是唐代没有禁止官员嫖妓的条例。此处小结一下，“倡”等于“妓”，也等于“娼”。
至于“妓”，本来是美女的意思，《说文解字》载：“妓，妇人小物也。”《华严经音义》上引《埤苍》称：“妓，美女也。”《康熙字典》载：“妓，女乐也。”明代《正字通》载：“倡，倡优，女乐，别作娼。”也就是说，“妓＝女乐”，而“女乐＝伎”，因此“妓=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唐代《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是唐代名相李德裕的侄子李从质纪念自己的伴侣张氏所作，墓志中用“色艳体闲，代无罕比，温柔淑愿，雅静沉妍”来形容张氏，可见感情之深。但是李从质在这里用“妓”命名张氏，毫无讳言之意，显示出张氏极可能就是伎人即歌舞演员，二十岁时跟随了李从质。这样的女子本来可能隶属教坊，有人看中则转而为家妓，可见妓与伎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要说有区别，大约也就是以才艺为重还是以色相为重的区别，但不可简单地以“有”和“无”来衡量。
那么古代究竟有无卖艺不卖身的现象？
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1934年）是研究娼妓问题的奠基之作，他把中国的娼妓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殷商巫娼阶段、周秦汉的奴隶娼和官娼阶段、魏晋南北朝家妓与奴隶娼妓并行阶段、隋唐至明代官妓鼎盛阶段、清代以来私营娼妓阶段。这其中“殷商巫娼阶段”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是王书奴根据苏美尔及巴比伦神庙女祭司同时担任“圣职妓女”（sacred prostitute）推论出来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史籍中找不到这样的“职业”。
商业化妓女的出现以唐代最为典型，王书奴将唐代妓女分为宫妓、官妓两种。高世瑜的《唐代的官妓》将唐代妓女划分为宫妓、官妓、家妓。日本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增订版）所收《长安的歌妓》一章中将唐代妓女分为宫妓、官妓、家妓与民妓。她们名义上隶属教坊，但实际上与后世的妓女没有多大区别，要说区别可能就是才气更高一些，但皮肉生意还是有的。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认为，唐代妓女以言谈诙谐、善音律为主，“而妓女色相反觉无足重轻”。
《北里志》是晚唐孙棨作品，专门描述长安平康坊青楼逸事，这里面可以看到，虽然平康坊妓女名义上隶属“教坊”，但并不是所谓的“卖艺不卖身的艺伎”，她们实际上与一般的妓女没有区别。宋德熹的《唐代的妓女》中认为：“像北里（平康坊）这种有组织之妓馆的形成，在娼妓史上便代表一个新里程碑，意味着商业化妓女的开始。”廖美云《唐伎研究》观点类似：“总之，从《北里志》的内容看，书中娼妓均具商业性质，她们更接近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妓女，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和私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北里志》中妓女的属性当为市井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