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处和环境的改变，对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并无坏处。他搬到了法定监护人迪纳倍尔参议家中。在这里，他什么都不缺：既有人悉心关注他当下的成长，也有人为他尚未可知的未来打算。迪纳倍尔参议是他已故母亲的叔叔，目前负责管理卡斯托普家族的遗产。他变卖了家族的不动产，着手清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卡斯托普父子公司的账目，最终盈余约四百万马克，这便是汉斯·卡斯托普能继承的遗产。迪纳倍尔参议将这些钱全部买成了绝对保险的证券，每个季度初，他会从如期领取的利息中抽取百分之二作为自己的佣金，不过这并未影响他与外侄孙之间的亲情。
迪纳倍尔的住宅位于哈维尔施德胡德路旁边一座花园深处，挨着一片连一丝杂草都容不下的大草坪和公共玫瑰花圃，再往前便能望见易北河。每天清晨，尽管有一辆漂亮的马车，老参议仍坚持步行去老城的商号，以此锻炼身体，因为他时不时会有脑溢血的症状。下午五点，他同样步行回家，随后，迪纳倍尔家便开始精心准备丰盛的午餐。
老参议身材结实，穿着上等英国呢料缝制的衣服，金丝眼镜后，一双淡蓝色的金鱼眼不时眨动，鼻头红得像盛开的鲜花，水手式的胡子已经灰白，左手粗短的小指上戴着一枚璀璨的钻石戒指。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他有两个儿子，雅默斯和彼得，一个在海军服役，很少回家，另一个在父亲的酒业公司帮忙，是公司的既定继承人。
多年来，操持家务的是萨勒恩，她是阿尔托纳一位金匠的女儿，圆滚滚的手腕上总是套着浆得硬挺的白色绉边。她坚持家中的早餐和晚餐必须丰盛，要有冷食，像大虾、鲑鱼、鳗鱼、鹅胸脯，还有番茄酱配烤牛排。每当迪纳倍尔参议请客，她都会紧紧盯着佣人们。也是她，尽心尽力地扮演着小汉斯·卡斯托普母亲的角色。
汉斯·卡斯托普就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中，在海风和潮气里，或者说在（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黄色橡胶雨衣的陪伴下成长着，总体而言，他感到心满意足。起初，他确实有点贫血。海德金特大夫建议，每天上午放学后，他得额外加餐，喝一大杯黑啤酒——众所周知，这是种营养丰富的饮料，海德金特大夫还确信它能补血。不管怎样，黑啤酒确实以一种对他有益的方式，起到了安神的作用，治好了汉斯·卡斯托普的一个怪毛病。
他以前常常张着嘴，神情恍惚地发呆，为此迪纳倍尔舅公还笑话他老“打盹儿”。除此之外，他健康又正常，是个出色的网球手和划桨手，不过他不太愿意亲自划桨，更喜欢在夏日傍晚，来到乌伦霍尔斯特租船俱乐部的露台上，坐在那儿，一边听音乐、品美酒，一边观赏那些灯火通明的船只，以及在船只间映着五彩灯光的海面上，悠然游弋的白天鹅。他说话从容、理智，尽管带着点方言味儿，略显空洞单调。
没错，只要瞧瞧他那毫无瑕疵的金黄色头发，看看他那颗修养良好，却不知为何总给人一种老派感觉的脑袋——这颗脑袋以一种淡然、不经意的方式，透露出一种不自觉的世代相传的傲慢，就没人会怀疑，这位汉斯·卡斯托普，确确实实是在汉堡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纯正产物，他在这里如鱼得水。要是他自己也试着审视一下自己，同样不会有哪怕一瞬间的怀疑。
这座大海港城市的气息，这种由世界贸易和富足生活营造出的湿润氛围，曾是他父辈赖以生存的空气，汉斯·卡斯托普也心甘情愿、理所当然且惬意地呼吸着。他的鼻腔里满是海水、原煤和沥青散发的蒸气，以及堆积如山的殖民地产品——咖啡和烟草的辛辣气味。他的眼睛则观察着码头上那些巨型的蒸汽旋臂式起重机，看它们如何像沉静、聪慧又强壮的公象一般，把成吨重的货物，一袋袋、一包包、一箱箱、一桶桶、一捆捆地从靠港船只的货舱里拽出来，卸到火车车皮和仓库中。
他看到那些和他一样穿着黄色橡胶雨衣的商贾们，一到中午，便蜂拥进入交易所。他知道，在那儿气氛紧张激烈，有些人一遇到点风吹草动，就急急忙忙地散发请柬，举办盛大招待会，只为能延期偿还自己的债务。他看到那密密麻麻的船坞——这也是关乎他未来主要利益的地方，看到停在船闸中的亚洲和非洲远洋货轮，它们身躯庞大，龙骨和螺旋桨**在外，由粗壮如老树的撑子支着，活像到了陆地上就无计可施的大水怪，浑身爬满了正在擦洗、捶打、涂漆的工人，像一支支侏儒大军。他看到在雾气笼罩的船台上，耸立着正在建造的船舶骨架，手持设计图和舱位分布图的工程师们，正在给造船工人下达指示。
这一切，对汉斯·卡斯托普来说，从小就司空见惯，在他心中唤起的，唯有种种对故乡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这种亲切感和归属感，在星期天上午尤为强烈。那时，汉斯·卡斯托普会和约阿希姆·齐姆逊表兄，或是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来到阿尔斯特湖畔的亭子中，就着一杯陈年波尔多酒，吃一份夹着熏肉的热圆面包当早餐，吃完后便靠在椅背上，尽情地抽起雪茄。因为只有在这时，他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他确实很享受舒适的生活，没错，别看他文质彬彬，还像有点贫血的样子，却如此专注而执着地沉醉于生活本能带来的享受，就像一个紧紧依偎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
他以舒适且不失尊严的姿态，承载着高度的文明，那是城市商业民主制度下统治阶层遗传给子孙后代的文明。他像婴儿一样被悉心照料，干干净净，然后由深得他们这个阶层年轻人信赖的裁缝，为他量身打造服饰。他的英式橱柜里，内衣数量不多，但件件裁剪精致，由萨勒恩打理得井井有条。
汉斯·卡斯托普在外地念大学时，总是定期把内衣寄回来清洗修补——因为他坚信，除了汉堡，全德国就没人会熨衣服了。只要他漂亮的彩色衬衫花边袖口稍微起了点毛，他就会浑身不自在。他的手虽说模样不算特别高贵，但保养得很好，皮肤细嫩，还戴着一枚铂金链戒和祖父传给他的印章戒指。他的牙齿有点软，已有几处缺损，不过都用黄金镶好了。
他站立和行走时，肚子微微隆起，给人一种不太精神的印象。但在筵席上，他的举止却优雅至极。他挺直上身，彬彬有礼地转向邻座，与对方闲谈——言语机智，带着点口音。切鸡块、鸭块，或是熟练地用专用餐具，从蟹钳中取出那玫瑰红的嫩肉时，他的胳膊肘总是轻轻贴着两肋。饭后，他的第一需求是一个喷了香水的洗手盆，第二需求是一支未上税的俄国香烟。
这种烟，他总能通过一条便捷的渠道悄悄搞到。抽完俄国香烟，再抽玛利亚·曼齐尼雪茄，这是一种味道极佳的不来梅牌子——之后还会提到它，它的香味与咖啡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美妙得难以言表。为了不让暖气熏坏自己储备的烟草，汉斯·卡斯托普把它们藏在地窖里，每天清晨，他都要下地窖，用盒子装上一天所需的份量。而摆在他面前餐桌上的那块，充其量只有小圆球大小的黄油，他却得勉强才吃得下去。
读者不难发现，我们力求将所有能让人对他产生良好印象的方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且绝不夸大其词，既不把他说得过于完美，也不刻意贬低。汉斯·卡斯托普既不是天才，也绝非傻瓜。
我们在评价他时之所以避免使用“平平庸庸”这个词，并非是考虑到他的智力水平或整体人品，而是另有原因，尤其是出于对他命运的尊重。我们始终认为，他的命运有着某种超越个人的深刻意义。
他的智力足以轻松应对实科中学的各种要求，无需过度努力——要知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出于何种目的，他都绝对不会勉强自己。这并非因为他害怕吃苦，而是他压根儿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绝对的必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愿称他为平平庸庸，毕竟，他确实以某种方式察觉到了那种必要性的缺失。
人并非仅仅过着作为个体生命的私生活，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时代，与同时代的人共同生活。倘若一个人承认自己生存所依赖的那些非个人的普遍基础是必要的，并且视其为理所当然，从不去质疑批判，就像我们的好小伙汉斯·卡斯托普那样，那么，他很可能会隐隐感觉到，自己的品性受到了这些基础所存在缺陷的影响。
在个人眼前，总会浮现出各种各样的目标、意图、希望和前景，激励着他去行动，去付出更多努力。然而，如果围绕着他的非个人因素，也就是时代本身，无论外界如何推动，从根本上都缺乏希望和前景，让人隐隐感到绝望、没有未来、无所作为；如果对于那个或自觉或不自觉提出的问题，那个无论如何都会以某种方式出现的问题，即所有的努力和行动究竟是否存在一个终极的、超越个人的、绝对的意义——如果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得到空洞的沉默作为回答，那么，在那些秉性较为诚实的人身上，这种情况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麻痹他们的效果，而且这种影响会超越心灵和道德的范畴，蔓延到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层面。
在时代无法对“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给出满意答案的情况下，若一个人还能努力进取、超凡脱俗，那他要么拥有孤高的品性——这种人极为罕见，且带有英雄气概；要么具备特别旺盛的生命力。汉斯·卡斯托普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所以他确实是平平庸庸的，不过是那种不失体面的平庸。
上面我们不仅探讨了他在学生时代的心理状况，也涉及到了他后来选定自身事业的那些岁月。要说他上学时的成绩，他甚至留过不止一次级。但总体而言，凭借着自己的出身、良好的品性，以及最后那虽客观存在却缺乏热情的数学天赋，他还是一级一级地升了上去。
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后，他决定继续读高中。说实话，这主要是为了延续一种已经习惯的临时且未定的状态，从而争取更多时间来思考，决定自己究竟将来想做什么，因为他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中无数，甚至到了高年级仍然迷茫。当事情最终有了决定——说他终于做出决断似乎言过其实，他大概还觉得，事情原本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的确，他一直对船舶很感兴趣。小时候，他的笔记本上画满了用铅笔勾勒的小渔轮、运蔬菜的平底帆船和五桅大帆船。十五岁那年，他站在来宾席上观看了双螺旋桨的波茨坦“汉莎”号新式船在布洛姆与伏斯造船厂下水，之后他用水彩将这艘修长的船栩栩如生地画在了纸上，这幅画被迪纳倍尔参议拿去挂在了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画中那汹涌的、如绿色玻璃般透明的大海被处理得极为巧妙，令人喜爱。
有位熟人看了后对迪纳倍尔参议说，这孩子是个天才，将来有望成为出色的海洋画家。老参议不动声色地把这个评价转告给了自己的被监护人，汉斯·卡斯托普听后只是愉快地一笑，压根儿没考虑过要从事那种紧张忙碌却难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你的财产不算多，”迪纳倍尔舅公常常对他说，“我的钱主要会留给雅默斯和彼得，也就是说会继续投入到生意中，彼得只能获得他应得的那份利息。你名下的财产管理得很稳妥，会给你带来可靠的收入。但这年头，仅靠利息过日子可不再轻松惬意，除非你的资产是现在的五倍。要是你想在汉堡出人头地，继续过你习惯的生活，那就得老老实实地挣钱，孩子，这点你最好牢记。”
汉斯·卡斯托普记住了舅公的话，开始寻找一份既让自己满意又能得到他人认可的职业。
终于有一天，在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的老威尔姆斯的启发下，他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这位老头在周末的惠斯特牌桌上对迪纳倍尔参议说，汉斯·卡斯托普这孩子应该学习造船，这是个好主意，如果将来他进了自己的公司，他愿意对这个年轻人另眼相看。
职业选定后，汉斯·卡斯托普对其颇为看重。
他发现，这份工作虽然复杂又辛苦，但确实很不错、很重要、很了不起。以他平和的天性来看，这远远胜过了他的表兄弟齐姆逊所选择的职业。他已故母亲的异父姐姐的儿子约阿希姆·齐姆逊执意要当军官。而且，约阿希姆·齐姆逊的肺部原本就不太健康，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喜欢上了野外的工作，因为在那里很少有需要真正动脑筋和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汉斯·卡斯托普略带轻蔑地得出结论，也许约阿希姆就适合那样的工作。毕竟，他自己虽然一工作就容易感到疲惫，但对工作却怀有深深的敬意。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之前的观点，即我们曾推测时代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会延伸到他的生理机能。汉斯·卡斯托普怎么可能不尊敬工作呢？如果不尊敬工作，那就违背常理了。一切因素都让他觉得工作是绝对值得尊敬的，从根本上说，除了工作，似乎没有什么更值得他尊敬的了。
工作就是原则，人们要么能经受住它的考验，要么就会被它击败，这就是时代的绝对意志，时代终究要对自己做出解释。也就是说，汉斯·卡斯托普对工作的尊敬带有宗教信仰般的性质，且不容置疑，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
至于他爱不爱工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他无法热爱工作，尽管他很尊重工作。原因很简单，工作让他难以承受。繁重的工作使他神经紧张，很快就会精疲力竭。他坦率地承认，他更喜欢自由自在、轻松惬意地度过时光，不想背负着辛劳的沉重负担；他更喜欢那些舒适安逸的日子，不愿它们被咬牙克服的重重困难切割得支离破碎。
汉斯·卡斯托普对工作的这种矛盾态度，还需要深入分析。倘若在他内心深处，在那个他自己都不太了解的地方，他坚信工作是一种绝对价值，是一种能够自我回报的原则，并且能从这种信念中获得内心的安宁，那么，是否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精神——首先是精神，精神状态又会影响到身体——都会更愿意、更持久地投入到工作中呢？这又引出了他究竟是平平庸庸还是超越平庸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简单地给出答案。
因为，我们并不想刻意赞美汉斯·卡斯托普，而是愿意留下一些猜测的空间：在他的生活中，对于他无忧无虑地享受玛利亚·曼齐尼雪茄的乐趣来说，工作或许仅仅是一种妨碍。
他没有被征召去服兵役。他从心底里反感当兵，并且有办法免除兵役。或许是在闲谈中，常来哈维尔施德胡德路走动的医官埃伯尔丁博士从老参议迪纳倍尔口中得知，年轻的卡斯托普很担心应征入伍会影响他刚刚在外地开始的学业。
卡斯托普的头脑原本思考起来就慢条斯理，到了外地后，他依然保持着平心静气吃早餐、喝黑啤酒的习惯。然而现在，他的脑袋里开始塞进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投影原理以及图解静力学等知识。他还得计算负载和未负载的排水量、稳度、纵倾的转移以及定倾中心，有时也会觉得有些吃力。
他绘制的技术图纸，如肋线、吃水线和纵视图等，虽然不如他画的那艘在大海上航行的“汉莎”号那般美观，但每当需要用视觉来辅助想象，需要涂阴影，或者用明快的原材料色调来表示横断面时，汉斯·卡斯托普比他的大多数同学都更加灵活自如、得心应手。
假期里，卡斯托普回家时总是穿着整洁干净，仪表堂堂。他那张带着贵族气质、似醒非醒的年轻脸庞上，还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小胡子，一看就是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城里那些主持公务，对许多家庭和个人情况都了如指掌的先生们——在一个实行自治的城市共和国里，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癖好，还有他的同乡们，都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心里暗自琢磨，这位年轻的卡斯托普有朝一日会在城里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他有着可资凭借的传统，姓氏古老而显赫。几乎可以肯定，将来的某一天，他本人就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或许会进入市议会，或许会加入市政委员会，参与法律的制定；他将担任荣誉职务，分担当局的重任；他会跻身行政部门，也许负责财政，也许负责市政建设；他的意见将会受到倾听和重视。
人们可能会好奇，他，年轻的卡斯托普，有朝一日会加入哪个政党呢？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他原本就完全不像民主党人所期望的样子，而且，他与祖父的相似之处也十分明显。也许他会继承祖父的衣钵，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一个保守分子？这很有可能——但相反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
因为他毕竟是一名工程师，是一位正在崛起的造船专家，从事着与世界航运和科技相关的工作。这样一来，汉斯·卡斯托普也有可能投奔激进党，成为一个行事莽撞的人，成为古代建筑和自然美景的粗鄙破坏者，像犹太佬一样肆无忌惮，像美国佬一样目无尊长，不愿谨慎地创造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条件，而是急于轻率地与珍贵的传统决裂，将国家推向冒险的实验之中——这些情况也都在想象的范围之内。
他的血统会让他相信，那些经常受到市政厅两边门岗敬礼的智者们看待问题确实高人一筹吗？还是说他注定要支持市议会中的反对派呢？这些让他的乡亲们感到好奇的问题，在他那金黄色甚至微微泛红的眉毛下的蓝眼睛里找不到答案。也许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汉斯·卡斯托普就像一张尚未书写的白纸。
当他踏上我们遇见他的旅途时，刚好二十三岁。那时，他已经在但泽综合技术学院完成了四个学期的学业，接下来的四个学期，他是在布伦瑞克和卡尔斯鲁厄的技术大学度过的。
前不久，他虽然没有取得辉煌的成绩，也没有乐队的伴奏，但还是体面地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总考，正准备前往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担任见习工程师，在船台上接受实际的训练。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人生道路突然出现了转折。
为了准备总考，他拼命努力了一阵子，回到家后依然无精打采，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海德金特大夫每次见到他都要责骂一番，要求他去换个环境，而且要彻底地换。大夫说，去诺德尼岛或者浮尔岛上的威克浴场，这次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依他看，汉斯·卡斯托普在上船台之前，应该去山里住上几个星期。
迪纳倍尔参议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不过他对自己的外侄孙和被监护人说，今年夏天他们俩得各走各的路了，因为他自己是说什么也不会去山里的。那地方不适合他，他需要适宜的气压，否则可能会出意外。他让汉斯·卡斯托普高高兴兴地进山去，并且顺便去看看约阿希姆·齐姆逊。
这个建议很合理。因为约阿希姆·齐姆逊真的病了——不像汉斯·卡斯托普只是身体有些疲惫，而是病得很严重，甚至曾经有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很早以前，他就经常容易感冒发烧，有一天还真的咳血了，于是慌慌张张地跑到了达沃斯山上。让他无比遗憾和苦闷的是，他正处于即将实现自己心愿的关键时刻。有好几个学期，他不得不听从家里人的意见，开始攻读法律；但他终究还是无法抗拒内心的渴望，改变了方向，报名去当候补军官，并且也被录取了。
可如今，他却滞留在“山庄”国际疗养院里——主任医师是宫廷顾问贝伦斯博士，正如他在明信片上一再抱怨的，日子无聊透顶。如果汉斯·卡斯托普在去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就职之前愿意帮他一把，最好能上山来，陪陪他这个可怜的表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当时正值盛夏，七月的最后几天，他下定决心踏上这次旅程。
他出发时打算在山上待三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