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l号，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标志着延安整风转入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时期。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1942年的春天，抗日战争正在激烈的进行。在抗战的间隙，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决定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延安整风运动呢？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是有着深远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复兴革命、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花费很大的精力清除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者的区别。
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
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
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六届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
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
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一直存在一些分歧。
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
为了彻底清理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进行全党整风的最重要原因。
除了王明错误思想的影响，党内还有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这些思想主要来自于大量新入党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增加了19倍。
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已经占到全体党员同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党员来自五湖四海，情况各种各样。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的考验，有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风带进党内来。
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而在这期间，党的主要精力是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很贫乏，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
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正确的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决这个新的严重问题，也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从当时面临的战争局势来说，1941年和1942年，我们党正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对付我抗日根据地。
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也加紧了反共的罪恶活动。
继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之后，1941年初发动了第二次反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制定和实行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和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在这十项政策中，生产和整风两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
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是对党的严峻考验，也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更加统一和巩固。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中央号召干部整风学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从保安搬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我们党把教育训练干部的工作提到重要日程。
党中央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准备了阵地。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桥儿沟开幕。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3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
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说：中国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如此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最初的铺垫。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这里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全党范围的整风直到1942年春天开始的，而最初的酝酿却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中间整整隔了四年的时间。
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
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
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
为了为整风运动做好铺垫，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从我们这次大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毛泽东动员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学习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发展趋势，拉开了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的序幕。
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会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全党的学习，从而掀起了延安干部学习热潮。
毛泽东同志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
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带头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他的倡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学会，很多机关也成立了学哲学小组。
针对当时研究哲学的同志还拘泥于20世经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著述工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写成和发表的。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总结党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指出“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
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并从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的角度，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哲学的高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
《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无不贯穿了批判教条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同时，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译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斯大林选集》第1至5卷，为全党学习准备了教材。
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达到120余人，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积极参加到各类学习研究会、学习小组中，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都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读书、学习、讲演、著述，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各种学习活动的开展，营造了空前浓厚的学习氛围。
为整风运动准备文献资料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
王明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两条路线》，后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作，曾于1932年2月在上海正式出版，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在时隔11年之后，在经历了革命的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这样的重大历史曲折，在我们党已经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的统治，开始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这本小册子竟然在1940年3月于延安再版。
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然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还自我吹嘘说：“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
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这个情况说明，王明本人对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也说明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错误的实质还认识不清。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也缺乏正确的认识。
1940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其中就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
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同志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这项工作最初由任弼时等人负责，后来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
中央秘书处的王首道和裴桐两位同志，协助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们每收集到一份文献，就送给毛泽东审核，审核完后直接送印刷厂排印。
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红军在军事上的错误，但并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那段历史，也没有讲是路线错误。因此在当时，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还有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
毛泽东认为，不弄清这个问题，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因而他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认识。
于是，在1941年8月、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这些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
经中央同意，从1941年9月开始，毛泽东开始着手《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他按照“专题—时间”的体例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编排，共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八个专题，每个专题内再按文献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
在排印过程中，又陆续找到一些文献，这部分文献分别放在相应的专题之后，在目录中以“补遗”或“拾遗”标明。
《六大以来》分上下卷，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多万字。
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还有意识地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筛选，先后挑选86件重要文献，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这86件文献有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另一部分是反映党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
这些文献在1941年12月合订成《六大以来》选集本。因此，《六大以来》实际有汇集本与选集本两种版本，选集本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来》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时也说，《六大以来》的发表，对同志们认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表过如此多的“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
《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六大以来》产生的积极影响，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许多同志向中央建议，要求像编《六大以来》一样，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
于是从1942年初，毛泽东在陶铸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开始着手编辑《六大以前》。
在文献取材上，《六大以来》汇集的主要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党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六大以前》则主要汇集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刊物上登载过的。
由于时隔更为久远，《六大以前》收集到的文献比《六大以来》要少许多，共收文献184篇，按时间顺序，分上、下两册，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
紧接着，毛泽东着手准备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选编一本关于党的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即《两条路线》。
《两条路线》在取材上，只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由于有了前期编辑《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又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活动的开展，对党的历史上代表两条路线的文献可以比较明确地加以认定，因此《两条路线》的选目和编辑相对都比较容易。
它所收录的137篇文献中，有106篇都选自《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按照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分期顺序进行编排。
《两条路线》于1943年10月出版后，取代《六大以来》选集本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这三部文献集，对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当时，对这三部署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文献集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党书”。
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这三部文献集，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收集汇编，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从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到1941年，时隔13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央机关几经长途转移，特别是经过长征，许多文件都已经销毁或散失，收集起来殊为不易。
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当时有许多文献，竟然是从国民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编辑的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中查找到的。
对这个途径收集到的文献，毛泽东一一作了认真细致的甄别审核工作，以鉴别它们是否被篡改过。因此，仅从党的历史文献的收集保存乃至订正甄别来说，这三部文献集都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不仅对每篇文献都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还作了修改。如编辑《六大以来》时，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标题后加上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用括号加上“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使人们对文件的内容一目了然。
三部“党书”的出版，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
毛泽东同志很看好这几本书的影响，他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领导全党的学习运动
1938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正是基于增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使党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战略考虑，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习运动。
领导干部的学习，从运动伊始就成为强调的重中之重。毛泽东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因此，“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
为了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7日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领导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和广大在职干部的教育。
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是指延安及其附近80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干部及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学习。
这个教育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它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9年5月20日，干部教育部在陕公礼堂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从“建设大党”的要求出发，详细阐述了加强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讲话中总结了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学习的三点原由：一是领导革命的需要。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二是改善工作的需要。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种“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学习，“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三是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必须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因此，“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
毛泽东还认为，学习运动是必要的，可能的，是会有成绩的，学习应该学到底。并强调：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一定可以获胜的。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制度，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全党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
会后，中央一些部委组织了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到4000多人。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开展起来的学习运动作了9条指示：（一）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二）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三）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四）是一种长期大学校。（五）每日二小时学习制。（六）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七）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八）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九）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当月，正式实施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1940年3月2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干部在职学习作了明确规定。
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再次作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强调加强干部教育的质量问题。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主要是进行广泛的学习动员，制定学习内容，建立学习制度，打好学习基础。学习所采取的办法是：（一）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进行学习。为了培养提高指导员教员的水平，组建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让他们分别加入这些研究会，开展指导干部学习、编写教材或组织报告会等。（二）聘请中央领导或专家指导和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如陈云为党建总指导。（三）请中央领导和各根据地来的负责人作报告。毛泽东曾给干部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刘少奇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等。
在这一阶段，干部教育部曾进行过三次检查：1939年8月第一次检查，李维汉写了《怎样开展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检查发现各机关学习发展很不平衡，组织领导不统一，行政负责同志不十分关心学习问题。
1940年1月起进行第二次大检查，全延安在职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提高了一步，但仍有一部分行政负责干部不积极学习，军委、边委在职干部学习的组织领导有依赖中宣部等倾向。
1940年5月6日，举行第三次大检查，为总结一年来的经验，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讲话，李维汉作了《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
除肯定已取得成绩外，还发现少数干部对学习重要性认识不够，把日常工作和学习对立起来等。当然，每次发现的问题，都及时召开干部会议，采取必要的办法给予适当的解决。
这一段学习是有成绩的，人数由开始的2000余人，发展到4000余人。其中甲类837人，乙类2250人，丙类968人。
各类干部基本上学完了一门课程，学习习惯逐渐养成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自习能力加强了。检查结果表明，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学习运动掀起了**。
当然，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其中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这些，必须要通过整风运动才能解决。
初步纠正路线错误问题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
毛泽东说：我党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秋收暴动中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在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进行总结。
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
毛泽东说：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12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12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
毛泽东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
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12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关于政策的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
这次会议上，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过左过右的摇摆，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向北移动；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
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事先未曾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
毛泽东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在前一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毛泽东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十分痛心。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正是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总结，毛泽东从1941年3月开始，连续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因此，皖南事变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为了指导党员干部真正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3月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起点。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写出了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就是《调查工作》。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后来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战南北，他经常抓住机会动手作农村调查，积累了许多内容丰富生动，又有深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了，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亲自将他在苏区撰写的11篇调查报告整理成《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正式出版。
在书中，毛泽东写了六条按和注，针对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和一般读者不懂的方言，作了简明的解释。毛泽东还特意为书的出版写了序言和跋。
毛泽东在序言中一再申明，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换一句话说，就是为了在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毛泽东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这些话的针对性显而易见。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他特别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辩证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