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胡秋原在莫斯科的寓所。邓文仪正在等候他，见潘汉年来到，立即上前与其握手。
双方寒喧一番后，便进入了正题。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邓先生，王明同志听说你要见他，商谈两党联合抗日问题。因他事忙，一时抽不开身，委托我先来见你。你这次找我们，是私人身份，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呢？”
邓文仪说：“我这次来，完全是秉承蒋先生之意。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当然，如果详细谈判，一些具体细节还需要请示。”
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
1931年9月18日，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7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
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后，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沈阳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30万左右，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余人。
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国民党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于次年初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激起爱国官兵的强烈反抗，但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中国守军在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弃守上海。
随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驻兵上海；此后《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先后签定，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开方便之门。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为捍卫领土主权，“九一八”事变翌日，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了事变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
随即，中共中央于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的卖国辱权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郑重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接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每当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出卖民族利益之时，中国共产党总是大义凛然，揭露抨击其丧权辱国之行径。
国民党政府签订淞沪协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刻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告：“否认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与密约，否认五月五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保卫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来求得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解放”。
针对《塘沽协定》，1933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郑重宣告，“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
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
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
1935年7月，莫斯科上空艳阳高照，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有2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
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
共产国际七大是一个新的开端，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初步确定局部审查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有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
季米特洛夫指出：我们赞成英勇的兄弟中国共产党的倡议，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另外，共产国际七大还明确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原则上独立自主的政策，号召各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各自国家的斗争策略，并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与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共产国际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战略转变，与当时的世界形势密不可分。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沉痛教训，促使共产国际开始考虑改变自己的政策与策略。
特别是1933年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更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
就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而言，共产国际开始酝酿将苏维埃运动的策略总方针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主席团于1934年5月28日决定组织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
1935年6月14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向各国的党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现在是各国党组织对本党策略作重大修订的时候了。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借鉴欧洲国家联合阵线和总结参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因该文献注明日期为8月1日，所以又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后经集体讨论通过。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王明将该《宣言》送交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
经共产国际同意，然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八一宣言》最早正式发表在1935年10月1日巴黎的《救国报》第十期上。宣言向全体同胞发出呼吁，提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问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开始抛弃了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把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已经不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宣言强调：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盾，有无数东方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就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在《八一宣言》起草过程中，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多次审看和修改该宣言的内容，并充分肯定了宣言提出的新策略思想的重要意义。
《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入国内之后，鼓舞了人们的爱国斗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其世界战略正式发生重大改变。
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和《八一宣言》发表为标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策略思想的调整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围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新策略的精神，大力呼吁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
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中国是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与世界各国一道尽快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迫在眉睫。
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那时，从苏联回国有新疆、东北、蒙古3条路线。
由新疆到延安路途太远，东北又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从蒙古入境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要通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危险性很大，且关卡重重，不能携带文件，只能记在脑子里。
鉴于此，共产国际认为，回国人员只能走蒙古这条路线。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一定的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
林育英，1897年出身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林家大湾村，化名张浩，字祚培，又名林仲丹。林育南和林彪的堂兄。
1922年，林育英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3年，在长沙组织大罢工。1924年5月，林育英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1929年出任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
1933年1月，赤色职工国际决定在苏联举行一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出席这次大会，并担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考虑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懂俄文，又曾去过苏联，便决定派他与会，同时担任中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期间，林育英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莫斯科期间，林育英广交朋友，积极工作，并多次与季米特洛夫、斯大林一起交谈，讨论有关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共产国际七大后，林育英接受了回国传达七大精神的任务并作了充分准备。
林育英在莫斯科买了皮大衣、箩筐和一峰骆驼，然后将一些玩具、衣服、帽子及其它生活用品装在箩筐里，装扮成了商人模样。
一切准备就绪，林育英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一路上，他俩爬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于11月初，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他，甚至对他还有些怀疑。
为了弄清情况，定边县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
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了这封电报后，与李维汉等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个“张浩”很可能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
张闻天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到定边去接林育英。邓发在定边与林育英见了面，并代表党中央欢迎他回到国内。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送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闻天一见到林育英，马上迎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张闻天才松开手，对林育英说：“你辛苦了，欢迎你回来！”林育英顿觉身上的病痛与疲劳全消了。他含着热泪对张闻天说：“总算找到中央了，终于见到领导和同志们了！”
张闻天得知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时，很高兴，对林育英说：“林彪正与毛泽东同志一起在直罗镇指挥作战。不久，他会回来的。你们兄弟二人就可以见面了。”
11月20日至12月26日，林育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12月8日，张闻天邀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很少有机会与毛泽东会面。
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林育英同志刚从共产国际回来，与林彪还是堂兄弟呢！”
毛泽东握住林育英的手说：“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
林育英见到毛泽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毛泽东说：“你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
毛泽东将林育英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询问了一下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情况。林育英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说：“我马上与闻天、恩来、稼祥他们几个人商量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
这一天，林育英还见到了林彪。兄弟二人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林育英得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打了许多硬仗，很高兴，鼓励他今后多打胜仗。
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专门听取了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
与会人员认为：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是十分正确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党也应适时制定新政策。
中央几位主要领导还商量决定，马上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政治路线、策略和方针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路线和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派林育英回国的同时，为增加保险系数，共产国际又派刘长胜携电码本回国。
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的电台，电讯联络可能还无法实现，于是又派出7人小组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
1936年4月，他们到达陕北时被当地反动民团发现。交战中，六人牺牲，一人被捕，电台没有送到。
19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送电码本。由于陕北没有大功率的电台，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相当困难。
中央军委成立了由赵玉珍负责的军委无线电第十一分队，用一部缴获的50瓦电台，安在瓦窑堡的山顶上，日夜呼叫共产国际电台。
1935年底，上海地下党组织雪中送炭，将一台100瓦的电台送到陕北，帮了大忙。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正式恢复。
此后，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对中共中央制定新的战略方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苏联进行秘密接触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蒋介石曾把希望放在西方列强的干预和调停上面。可几年过去了，“国联”调停完全失败，西方列强默许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另一方面，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1932年夏至1935年秋，国民党当局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问题。1932年4月，中苏两国开始就复交问题进行谈判。
虽然中苏复交谈判的进展不很顺利，但中苏接近的动向立即引起了日本的警觉。在获悉中苏密商复交后，日本立即调整对苏姿态，表示愿与苏联缔约。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出于对日苏接近的担心，加上国内舆论的压力，只得放弃前议，于1932年12月12日与苏联无条件复交。
中苏复交后，两国开始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当局同苏联谈判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是要增加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中苏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就此中断。
一段时间后，国民党当局意识到日本不会停止在中国北方的侵略扩张，而且正在帮助国民党整军备战的德国，由于同日本关系密切，长期看来也靠不住。在几经踌躇之后，蒋介石不得不调过头来，一面准备寻找共产党，一面试图寻求苏联在军事上的支持。
1934年3月，蒋介石派中国陆军大学校长杨杰赴苏考察。6月22日，他亲自邀请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向其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10月，他又派遣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访苏。
1935年，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国国内抗日救亡的浪潮进一步高涨。此时，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政策已逐步由“不抵抗”转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对苏政策也更趋积极。
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国民政府不仅不再强调中东路等阻碍中苏关系发展的因素，而且企图绕过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直接与苏联签订以共同抗日为目的的互助条约。
7月4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剧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秘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缔结中苏两国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但鲍格莫洛夫表示不能接受。
同年秋，驻苏大使馆武官、蒋介石的亲信邓文仪在回国述职时向蒋汇报，苏联政府曾向其表示愿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同时，他还向蒋提交了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
蒋从中看出，共产国际的政策正在由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向反法西斯转变。这些重要信息促使蒋直接出面，谋求改善中苏关系。
但是，苏联对中日妥协和国共关系仍存疑虑。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电示鲍格莫洛夫，同蒋介石就互助问题签订协定时机未到，要求在商谈互助条约事宜前必须弄清蒋的真实意图及具体计划，因为蒋可能利用中苏谈判与日本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协议。
该电还指出，苏联应积极督促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因为蒋的军队若不能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蒋仍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红军，就不能真正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
最后，斯托莫尼亚科夫强调，如果蒋介石提出要求苏联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进行调解，要予以拒绝，但可以敦促国共两党进行直接谈判，并愿意随时给国民党代表赴莫斯科的签证。
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鲍格莫洛夫于1936年1月22日会见蒋介石，向其转达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不久，在苏联的从旁协助下，国共两党开始在莫斯科秘密接触。
蒋介石当时是通过三条渠道寻求与共产党接触的，一是派员直接到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并同苏联达成有关协议；二是利用私人关系，与共产党人地下组织进行接洽；三是直接派人到陕北与中共领导人面谈。
1935年11月，第一条联系渠道开通。联系人是驻苏武官邓文仪和陈立夫、张冲。选择邓文仪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邓文仪是王明的同学，可在适当时候接触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
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心腹，要蒋介石授意下，他首先接触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诺夫，鲍请示莫斯科以后建议陈秘密前往欧洲，等待斯大林选择合适的时候再进入苏联直接与斯大林面谈。
邓文仪与陈、张之间没有联系，一切听凭蒋介石遥控指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邓文仪返回莫斯科后，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会面。
国共双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邓文仪采取这种方式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邓不肯放弃努力，随即找到了胡秋原，请他从中斡旋，与王明联系。
胡秋原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倡导抗日反蒋，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第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当“红娘”的资格。
王明从胡秋原口中知道邓文仪的意图后，便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还是与其接触为好。但在未清楚其具体背景和条件之前，王明不宜出面。因此便推出了在此方面有比较丰富经验的潘汉年。谈话时间定在1月13日晚上，地点是胡秋原家里。
1936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胡秋原在莫斯科的寓所。邓文仪正在等候他，见潘汉年来到，立即上前与其握手。
双方寒喧一番后，便进入了正题。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邓先生，王明同志听说你要见他，商谈两党联合抗日问题。因他事忙，一时抽不开身，委托我先来见你。你这次找我们，是私人身份，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呢？”
邓文仪说：“我这次来，完全是秉承蒋先生之意。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当然，如果详细谈判，一些具体细节还需要请示。”
“那么，你们党内对国共合作的基本意见如何呢？”潘汉年问道。
邓文仪道：“来莫斯科之前，我们党曾在南京召开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在会上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后，大家基本上同意。我们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共产党关系，没有找到。后想赴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恐事先无接洽，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大的讲话，马上派我来找你们洽谈。”
摸清楚邓文仪的底细后，潘汉年进一步说：“在全国同胞要求一致抗日的今天，你们到底有何表示呢？”
邓文仪说：“蒋先生认为，日本人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要抗日，必须集中80个师的军队，而现在这些军事力量却被红军牵制住了。假如能像1925年那样的合作，一定有办法。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由于邓文仪的主要目的是与王明谈判，所以没有进一步与潘汉年谈合作条件。而潘汉年的任务也只是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也就没有再更深入地问下去。
几天后，王明约见了邓文仪。从1月17日到23日，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四次晤谈。邓文仪的态度很积极，他除了代表蒋介石提出在中国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以外，突出强调了国共两党合作和联苏抗日的愿望。
王明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方式，坚持双方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不过仍旧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
他同时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对此，邓文仪当即表示赞成。
王明当即修书三封，分别致毛泽东、王稼祥、朱德，介绍邓文仪前往陕北苏区谈判；潘汉年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名义致函蒋介石，代表朱德、毛泽东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的人身安全。
当晚邓文仪即电告蒋：“与共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并请蒋批准他25日回国继续与陕北中共的和谈。
1月22日，邓文仪明确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
根据双方当天商定的办法，决定中共代表团以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随同，于25日从莫斯科动身前往海参崴，然后乘船经上海去南京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邓文仪突然求见王明。说蒋介石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团去南京谈判的计划。
王明非常愤怒，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蒋介石突然中止两党接触的原因在于，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已被日本方面侦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不得不停止原有计划。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此时已经通过其他途径与在国内陕北的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
国共双方的初步沟通
蒋介石在派出陈立夫、邓文仪等通过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打通关系的同时，又于1935年底，开通了第二条联系渠道。
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宋子文、陈立夫，出面执行的是曾养甫、谌小岑。曾养甫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与陈立夫关系密切。
曾养甫委托既是老同学又是下属的谌小岑负责与共产党打通关系。谌小岑领命，又经过翦伯赞介绍致函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吕振羽，表示了国共合谈、共同抗日的意图。
曾养甫与谌小岑均系周恩来旧交，吕振羽把这个信息报告了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
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周小舟于3月下旬抵达南京，委派吕振羽为谈判代表，在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领导下开展谈判。
周小舟交代吕振羽：除苏区地位及军队的独立性之外，其它都可以商量。他还交给吕七封亲笔信，均系毛、朱、周、林伯渠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于右任的。4月初，周小舟离开南京返回北平。
5月12日，陈立夫到曾养甫家，向曾、谌指示已经蒋首肯的与中共谈判的四项条件。谈判期间，曾养甫向吕振羽表明，同共产党谈判以便联苏抗日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希望吕能帮助当局找到共产党领导人。
15日，曾养甫交付吕振羽两封信，请转毛、周、彭诸位先生。希望中共委派正式代表，最好是周恩来亲自到南京开始实质性会谈。
这时，周小舟来到南京，与曾养甫进行会谈。周小舟所带来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中，首次同意“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指导地位。”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队皇道派政变失败后，3月9日广田弘毅组阁，军部控制了内阁，急进的法西斯政权正式建立，侵华步伐加快。
5月起日军华北驻屯军增兵3倍以上，并不顾中国方面抗议，积极准备扩大侵华战争。
6月1日，两广相机起兵反蒋。蒋坚持和平解决的办法。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过程中，曾养甫也抓紧与中共直接进行和平谈判，至7月2日，谌小岑起草了《谈话记录草案》。周小舟与曾养甫在《草案》上签字。
这是国共双方签署的第一份谈判文件，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草案》签署之后，曾、谌意犹未尽，于3日起草双方协定草案，当晚交陈立夫。陈亲自修改，确定了国共和谈的“协定条款”。
上述“协定草案”4日由谌小岑交给周小舟带回报中共中央。这次谈判从1月到6月，共进行了三轮，最终没有完成。到1936年秋，谈判因为分歧太大而终止。
在第二条渠道谈判艰难进行的同时，曾养甫开始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
经左恭协助，曾养甫与中共“长江局”张子华见了面。张子华曾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
在曾养甫协助下，2月，张子华携带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覃振致林伯渠的亲笔信抵西安拟转赴陕北，为两党再度合作牵线搭桥。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布置宋子文帮忙寻找与中共和谈的第三条途径。宋子文知道姐姐宋庆龄与共产党有联系，所以就去找她，表达国民党蒋介石有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希望改善两党关系，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抗日御侮的想法，请求姐姐帮忙。
听了宋子文的这个想法，宋庆龄心想：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呀。于是，她十分爽快地应允了弟弟的请求，答应找人去送信。宋庆龄经过一番思考，很快想到了董健吾。
董健吾，上海青浦县人。1928年，在刘伯坚、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
宋庆龄平时深居简出，亲自出面活动的情况不多，很多公开活动都是通过其他的社会人士出面帮她做的，这些社会人士当中就有以牧师身份公开活动其实乃中共地下党员的董健吾。
董健吾有个女儿，宋庆龄叫她小罗茜，小罗茜当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宋庆龄家去玩，实际上是宋庆龄和董健吾之间的信使。
于是，宋庆龄就叫小罗茜把她爸爸叫到自己家里来。董健吾问宋夫人有什么事情，她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去办，宋子文有一封信想送到陕北去。”她接下来与董健吾谈了事情的起因和信的重要性。
董健吾何其聪明和灵活，马上坚定地回答说：“可以啊，我可以做这事。”
董健吾答应了以后，宋子文就亲自出面了，他邀请董与他单独会谈。宋、董二人本来就是大学同学，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怎么交往，现在一见面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获得董健吾首肯后，由宋家出资，宋子文并经孔祥熙亲笔签名，授予董“财政部西北调查员”身份，化名周继吾。宋子文还交付董健吾电台密码一份，要求转交中国共产党，为日后和谈时联络所使用。
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携带密信和宋庆龄送给红军的一些急需药品，踏上了西行之路。
1936年1月，董健吾首先坐火车到西安，找到他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当时在西北国民政府里担任禁烟负责人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董就住在他家里。
住下来以后，董健吾思考着如何去陕北苏区。董健吾的“使命”是非常秘密的，真实的情况既不能让张学良知道，也不能让杨虎城知道，更不能让特务知道。
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雪，把山路都封了，如果这时坐汽车去的话，可能完不成任务了，因为，宋庆龄要求他一个月内一定要把信送到。
面对这样的情况，董健吾非常着急，他就找那位朋友商量，朋友就跟他说：“你不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直接跟少帅讲。可能是有希望的，他是一个汉子，只要是对付日本人的事情，张学良可能会答应的，虽然有点冒险，但这个险是值得冒的。”
于是，董健吾就请他朋友介绍，到张公馆去见了张学良。董健吾跟张学良说：“副总司令，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张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可以直说啊。”“我要向您借一架飞机，从西安飞到肤施。”
张大吃一惊道：“你去那里干什么啊？”董说：“我有一封信要送给共产党。”
张以为是别人来试探他，就正色说：“那不是私通红军吗？就凭这件事，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
董说：“少帅您不会的。”然后他就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都跟张说了，尤其强调这件事是“国母”孙夫人所托，张学良对宋庆龄是非常敬佩的，他沉思了好一会儿，就答应了。
最后，张学良直率地问道：“周先生是共产党员吧？”
董不无幽默地说：“我只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说罢两个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就在董健吾滞留西安的时候，另一位信使张子华也来找张学良，他也是因为天气原因，来找张学良帮忙的。张子华和董健吾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此行的目的，不期而遇，十分惊讶，只好假装互不相识。
经张学良派飞机护送，2月27日，张、董二人抵瓦窑堡。此时毛泽东等已经东征山西，博古负责陕北留守，拆阅了覃振的亲笔信。覃振在信中表示希望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董健吾并告知，国民党方面条件为：中共服从政府领导一致抗日，南京方面即做到（一）停止进攻红军；（二）双方合作一致抗日；（三）释放政治犯；（四）武装民众；（五）拨给红军军费。
博古立即致电石楼张闻天、毛、周、彭。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毛泽东等在复电中说：“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之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之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派其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于3月5日赴瓦窑堡接董，并护送他返沪。但因为阎锡山获此信息，以为蒋要联合红军夹攻他的地盘，找蒋、宋大闹，董健吾的使命便告结束。
张子华则直接前往山西石楼面见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几乎同时，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也到石楼汇报周小舟赴南京接触的情况。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意派人谈判，仍以五项条件为基准。周恩来交付林伯渠致曾养甫等三封亲笔信，并加派冯雪峰随张子华经洛川赴南京。
因为洛川属于张学良的地盘，因此毛泽东于16日张子华、冯雪峰离开之日就致电张学良，请他派兵护送。
5月，张子华带着毛、周等致国民党要员的亲笔信，来到南京，拿到了谌小岑交其带回陕北的信件。不过，张子华却没有回陕北，他把信交由护送斯诺赴陕北的董健吾带回，自己则到上海活动，6月1日返回南京。
谌小岑对其并未返回陕北非常吃惊，张却要求谌协助他以中共正式代表名义在南京公开活动。曾、谌坚决反对，告知张：国民党高层要求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张子华不予理会，自己租下一家小旅馆后，即以中共正式代表名义，向国民党“开明派”和社会名流散发中共文件。
10日，无可奈何的曾养甫只好派谌小岑带人把张子华抓起来予以关押，实际上是软禁，为防止泄密的惟一措施。
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代表曾养甫释放并通知张子华：“根据‘上峰’指示，国共双方目前所进行的下层接触，到此为止；南京方面希望，周恩来立即来宁，举行高层会晤。”
国民党方面护送张子华经西安返回陕北，并带有曾、谌二人致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联络密码。张子华8月下旬抵达陕北，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改变政策，由“反蒋抗日”变成“联蒋抗日”了。
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于是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张、董二人的使命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