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总政治部在懋功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驻懋部队联欢庆祝大会。
在会上，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代表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词，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一定虚心向中央红军学习，团结奋斗，并肩前进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打击。过去就耳闻过四方面军的光荣战绩，相信两军会合后，一定会打更多的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更多的部队。他们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他们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欢迎。“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充满战友深情。
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
1935年5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红军，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了四川最南端的会理地区。根据军委指示，红三军和干部相继到达会理郊外，共同围攻会理。
5月9日，野战司令部致电各军团：红九军团向蒙姑、巧家之线开进，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红三军团及干部团继续围攻会理，消灭敌第一旅。若十日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于十二日炸城；对城外一个团，应坚决消灭之。红一、红五军团消灭敌增援队于会理以北地区。
当天，国民党军川康边防军第一旅部队向会理增援，被红军击溃后窜入会理城中。
根据敌情变化，野战司令部决定：红军第一军团绕过会理城，开至会理以北之五里牌、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警戒。红军第五军团取捷径集结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个方向警戒，并受林彪、聂荣臻指挥，打击又西昌增援之敌，保障红军第三军团进攻会理。
5月11日，军委发布《我军今十一日完成打击援会（理）城敌人的部署》的命令。
其实，红军围攻会理的目的，在于能打开则打开之，不能打开就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休整，掩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在这个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需要解决；二是关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需要做好计划安排。
为了保证会议的召开，5月12日，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邓发、蔡树藩，部署会议期间红军各部的任务：甲、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城亦须十四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
乙、因此，我野战军以扼阻追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十五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
丙、依上述决定，我各兵团应以备战姿势进行部队中尤其新战士的战术教育、队列整理，开干部及连队会议传达战斗任务，检阅工作，加紧扩红、筹款及地方工作等。但牵制部队须加强沿江警戒，攻城部队须加强坑道作业与收买硝药，其他兵团则须以消灭援敌为一切部署中心，不得丝毫懈怠，以实现全部战斗胜利，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
一切安排妥当，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样、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
会议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
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作为红军统帅，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红军渡过金沙江，只是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达到了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
但是，红军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因此毛泽东建议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一致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
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他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决定中央红军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陕甘边建立新苏区。
会议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会理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批评了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会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
中央决定穿越彝族区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从会理出发北进。1935年5月14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红一军团由公田营、白果湾之线各前进三十公里，并准备十六日拂晓相机消灭德昌之敌；红五军团随一军团跟进；军委纵队由朱家坝、铁厂地区出发，经大湾营前进至白果湾、益门之线，干部团取捷径开至益门南之大湾子、上村地域，归还军委纵队指挥；红三军团仍留会理城附近，准备十六日晚北进；红九军团尽力扼阻敌李抱冰、周浑元部于金沙江东岸，完成阻敌任务后为右翼纵队，经葫芦口、披沙、普格之线向西昌前进、保障主力翼侧之安全。
根据军委指示，红军各部开始从会理北上。不久，到达冕宁泸沽。从这里到大渡河在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道。
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成都。小道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选大路还是选小道，这是摆在中央和军委面前的选择。大路必然是国民党重兵所在，而小道，虽然没有多少敌人，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政府长期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致使彝民疑忌汉人，加上语言不通，更易造成误解。因此，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知道，72年前的5月，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曾率数万大军，到达大渡河的安顺场，就是被大渡河所阻，全军覆没。
毛泽东更清楚，他的对手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消灭红军的这个机会，他在思考与谋划：如何与蒋介石进行新一轮的较量。
蒋介石也熟知石达开的故事。当他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过急进的消息后，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为在大渡河一带围歼红军，蒋介石绞尽了脑汁，他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他为在大路上围追堵截红军下了大本钱。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以便就近督促各路人马围攻红军。
为保证围歼红军战略目的的实现，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尾追红军的10万国民党军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分几路向红军夹击，企图迫使红军向大渡河靠近；另一方面命令前头截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企图凭天险之河而扼守，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之南。
为使红军无法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清除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蒋介石摆好了他的阵式，满以为石达开的历史悲剧，将在这里重演。
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明白，蒋介石部署的大渡河会战的关键是固守大渡河，不使红军渡河，待尾追红军的10万中央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南北夹击红军。
打破蒋介石如意算盘的关键是赶在中央军追上来之前渡过大渡河。可是，怎样才能渡过大渡河呢？
毛泽东决定避开大路而选择小路，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侦察了解大渡过边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以决定从何处渡过大渡河及如何渡过大渡河。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关系着红军的前途。派谁去呢？他首先想到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1935年5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治委员。任命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彝族，这一个伟大的民族，可是在当时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还是一个尚处在奴隶社会的民族。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彝族军事上征剿，政治上岐视，经济上掠夺，文化上同化，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是，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担任红军先遣队任务的刘伯承、聂荣臻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可想而知。
为了穿越彝族区，中央决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
为此，部队上下开展了一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对内，教育指战员了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风俗，严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对外，发布告，贴标语，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根据中央的精神，总政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诗”，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全文如下：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人贫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这张布告为“六言韵文”，或者称为“布告诗”，六字一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朗朗上口，易记易传。
布告深刻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在当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许多彝族群众就是通过这个布告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和红军的。
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在动员时，也特别强调要执行、宣传这个布告。
他对部队宣布：“彝人会射箭打枪，疑忌汉人，和我们语言不通，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民区。”
后来，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红军一路上不仅没有和彝民发生冲突，反而吸收了不少彝族群众参加红军。
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布告诗”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的。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
彝海结盟越过大凉山
1935年5月下旬，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向彝族区出发了。
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刘伯承、聂荣臻指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和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但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聚居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5月21日，先遣部队到达大桥，经过调查研究工作，找好了向导和通司。通司就是翻译，在当地称通司。
第二天，红军开始进入彝区。在红军过额瓦垭口时，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发出呼啸，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部队被迫缩短行军距离，走到彝海子，突然从身后额瓦方向传来枪声，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手舞大刀簪矛和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扑来。
接着，后面传来消息说：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掉队和没有武器，所带的工具，器材都被彝人抢光，衣服好剥尽，被迫走原路退回出发地。
这样，先遣部队面临着前有包围，后有袭击的严重局面。可是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决不打枪，只进行政治宣传。
经通司向彝人喊话、做宣传解释工作还不见效果时，忽然从山谷垭口处有几人骑骡马奔来、通司认得为首者是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
通司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同意了，当即挥手让集聚的人群散开了。
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人同胞，红军刘司令统率大队人马路过此地，只是借路北上。并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
起初，果基约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并不像地方军阀军队那样恶狠狠地涌进堡子烧杀抢掠时，便消除了怀疑，接受了结盟意见。
小叶丹愿意与红军结盟的消息很快传到先遣司令部，正在为红军不能前进而焦虑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听后十分高兴。刘伯承立刻骑马来到彝海子边。
果基小叶丹见了刘伯承，便要摘牛黑帕子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前扶住说：“大哥不要这样。”
果基小叶丹问：“你是刘司令？”刘伯承答：“我是司令。”
果基小叶丹接着说：“我是小叶丹，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了。”
刘伯承即告诉果基小时丹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过好生活。
这样，双方很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于是，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结拜兄弟。
彝海，意即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面积约20万平方米，呈元宝形，四周山峦环抱，林木蓊葱。就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
果基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但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
杀了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
刘伯承高高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
果基小叶丹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来大声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
刘伯承当众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小时丹。果基小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结盟便告结束。
傍晚，红军先遣部队仍然返回大桥宿营。刘伯承邀请果基小叶丹到营地。红军把街上所有的酒都买来，又按价付钱收下群众送来的猪羊肉，设宴祝贺结盟。
席间，刘伯承对小叶丹说，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
随即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中央军委纵队到达冕宁县城。
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果基小叶丹的向导下，通过俄瓦彝海子向北前进。沿途山上山下，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人，发出“啊吼”的呼喊声。
但是，这次的呼喊声不像昨天的怒目相待，而是笑遂颜开的欢迎和欢送了，刘伯承在喇嘛房与小叶丹分手，红军留下参谋丁伯霖作后续部队的联络员。
果基小叶丹派人把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部队一直护送出了彝区，直抵安顺场。
从此，红军的后续部队便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杨得志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为部队渡过大渡河打开通路。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据传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针对敌情，5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
训令指出：“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以薛岳、刘湘等部夹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部在北岸扼阻，破坏我渡江计划。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彝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
5月23日，前卫部队冒着牛毛细雨，跋山涉水，到达擦罗镇。镇上只有四五十户人家，彝、藏、汉杂居。小街上坑洼不平，尘土飞扬，两旁的房屋歪斜倒塌，破烂不堪。
经过了解，红军很快掌握了安顺场一带的敌情、地形等情况。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止红军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己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
安顺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主力在渡口下游15里处，上游的沪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根据当时了解和掌握的敌情、地形等情报，前卫部队在擦罗镇外一个小树林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对奔袭安顺场渡口作了初步研究和部署。
杨得志在会上宣布：两个营及工兵连、炮兵连，经新场向安顺场进击。一个营直插大渡河下游，在大树堡一带搜集渡船，组织佯攻，配合战斗。待拿下安顺场后，再将渡船迅速送至主渡口安顺场，渡送部队过河。工兵连的任务十分明确：找船，架桥。
杨得志还强调：“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军中不许咳嗽，不准讲话，不准有火光，不准有响声。”
会议正要结束，有人通知说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前卫司令员刘伯承和中央纵队前卫政委聂荣臻要来做指示。顿时大家又是兴奋，又是激动，一双双眼睛渴望地望着小树林外，期待着首长的到来。
不久，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到了。刘伯承首先宣布了军委的指示：“总部要求你们在24日凌晨5时前一定夺下安顺场！”
刘伯承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前卫部队，任务很艰巨。特别是工兵连、炮兵连，任务更重。不过，艰苦是连着光荣的……”
“不错！”聂政委插话说，“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你们各级领导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要号召我们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奋不顾身，勇敢顽强，在执行任务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当然，还要跟大家把任务讲清楚，要严守纪律，依靠群众，完成任务，不出差错。”
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别指示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刘伯承、聂荣臻反复强调3个字：“抢时间！”的确，甩掉蒋介石数十万大军，需要抢时间；出奇制胜，强渡大渡河需要抢时间；使红军转危为安，也需要抢时间。
杨得志坚定地说：“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决不是第二个石达开。”
团政委黎林也坚决地表示：“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动员大会结束后，各部指战员遵照首长指示迅速召开全连军人大会，进行思想发动和物资准备。
天下着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杨得志带领全团官兵冒雨强行军70多公里，一口气赶到了大渡河附近，前卫连已接近了安顺场。
这时，杨得志也从后面赶了上来，对部队的下一步行动简单作了部署，并要工兵连派一个排跟侦察连行动。拿下渡口后，迅速夺船和准备架桥材料。
按照指示，侦察连尖兵班摸黑向安顺场接近，并抓到一个敌人的哨兵。尖兵班把这个哨兵引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要他交代渡口的情况。
这个敌哨兵交代说，安顺场驻有杨森的一个营，有三百余人，营长叫张绍辉，兵力主要分布在安顺场东岸。杨森声言要让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覆辙，并对部队不断打气，要他们死守渡口。
张绍辉怕有闪失，每天亲自带着一排兵摆渡过河，到安顺场打探红军消息。他听说红军已到彝民区，十分惊慌，便强迫老百姓准备煤油、干柴，放在屋子中间，决定在24日下午统一点火烧房，使红军来了失去依托，阻滞红军渡河。
查明敌情后，侦察连和工兵二排迅速展开，包围了安顺场。“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镇上的敌游动哨兵刚想去报告，就被侦察连的战士生擒了。
张绍辉和同他一起摆渡到安顺场镇上的一个排亲兵的住房也被包围了。正在做着黄粱美梦的张绍辉被侦察连的同志们活捉了。
接着，王耀南和几个干部一起来到河边侦察，准备组织部队找船和做架桥准备。这时，带领工兵二排跟随侦察连一起行动的张秀福排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报告说：“我们在渡口发现一条船。”
“就一条么！太少。继续找！”王耀南大声地说。
这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为了争取时间，王耀南把部队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同志随张秀福排长沿河找船。一部分同志深入群众寻找船夫。大部分同志上山砍竹伐树，编扎竹排，准备架桥。
安顺场处在一个河谷地带，两面是连绵的陡峭高山，大渡河沿着山谷倾泻而下。安顺场渡口水流湍急，河中礁石很多。
渡口西岸有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镇。东岸有一道峭壁，峭壁上开凿了一条有四十多级台阶的小路。这也是通向东岸的唯一道路。
在这上面，敌人修有碉堡等防御工事，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据险固守。在这样的条件下架桥渡河，困难是很大的。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和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援，顺利渡送部队，王耀南深入到镇上进行访问，并顺便请了些有经验的老艄公帮工兵连撑船、架桥。
但寻找船只的同志却没有收获。原来，这一带本来船就不多，国民党又事先全部给炸了。
这时，工兵连砍竹伐树的战士在兄弟部队的同志们的帮助下，扛的扛，抬的抬，运来了一些毛竹和杉杆。当地的船工听说红军准备编竹筏架桥，认为这不可能实现，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架过桥。
正着急的时候，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等来到了河边，他们围在一起，就地研究起渡河的方案来。
不一会儿，杨得志把王耀南叫到跟前说：“王连长，迅速准备船只，组织强渡。”
接到命令后，王耀南一面让部队赶快准备船只，一面亲自挑选船工。因为安顺场河深水急，暗礁又多，撑船费力，所以这只船安排了12名水手，分两班轮换操作。每班四个人摇桨，一个人指挥，一个人掌舵。
下午1时，杨得志来到了河边。此刻，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接口一里许，是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围筑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都是的黑的岩石。估计敌人的主力隐蔽在小村免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来个反冲锋，迫我下水。
仔细观察了对岸情况后，杨得志又检查了船只的准备情况，接着命令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强渡人员。战士们听说选强渡突击手，个个争先恐后，积极报名。
最后孙继先从该营二连选定了熊尚林、曾会明等17个同志。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接着，杨得志又亲自部署掩护强渡的火力。炮兵连长赵章成把一门迫击炮架在河岸近旁，亲自担任射手。机枪手李德才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枪的威力，把射击位置一再前移，一直移到靠水边的河滩上，用卵石垒了一个简易工事，跪卧在渗了半坑水的工事里，警惕地监视敌人，静等着射击命令。
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杨得志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共9位勇士。
第二船有8位勇士，还能再上一个人。为了加强领导，杨得志临时决定派营长孙继先同行。这样，原定的十七勇士实际上成为十八勇士。
杨得志在向18名勇士交待任务时，仍突出个“快”字：“快速渡河、快速上岸、快速占领岸头阵地。”
他用期望的口气说：“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
勇士们发誓：“坚决渡过河去，消灭对岸敌人。”工作做好以后，杨得志有力地把手臂一挥，大声命令：“强渡开始！”
顿时，十几把军号一齐吹响，浑厚的号音震撼河谷，步枪、机枪吐出条条火舌，直指敌岸，封锁敌堡。
在密集的枪声中，第一船的九位勇士跳上木船，向敌岸疾驶。木船一会跃上浪尖，一会又陷入波谷。敌人的枪弹“嗖嗖”地从勇士们的头顶、身边飞过，迫击炮弹在河里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连天水柱。
面对敌人的疯狂阻击，勇士们不胆怯，不退缩，个个像铁铸一般，手持机枪、长枪，肩背大刀，腰挎手榴弹，稳立船头，狠狠地还击敌人。
木船在英雄水手的操纵下，像长了翅膀似的，巧妙地冲过惊涛骇浪，避开雨点般的枪弹，向敌岸疾驶。
眼看勇士们就要靠近敌岸，突然敌人滩头阵地工事里跳出三个匪徒，端着机枪，向勇士们扑来。
“李德才，打掉三个坏蛋！”杨得志果断命令。
“叭叭”两个点射，打死了走在前头的一个敌兵。接着，李德才牙关一咬，两眼一瞪，“叭叭叭”扣出几发子弹，又收拾了另两个敌兵。
红军强渡过河的勇士们趁机一个猛扑，只见他们像出膛的子弹，下山的猛虎，纵身跳下木船，几步就冲到了敌人工事前，占领了滩头阵地。
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杨得志在望远镜中关注着勇士们。
木船在波涛中奋进，船工和勇士们一桨一桨地拼搏。突然，敌人一发炮弹落在了船边，掀起一个巨浪，小船一阵剧烈地晃动。
刚平稳下来，又碰在一块大礁石上。尔后，猛烈地旋转起来，向漩涡中滑去。
杨得志的心随着小船颤动起来，千钧一发之际，几名船工跳入水中，拼命地用背顶着船，另外的船工和战士奋力撑篙，船终于脱离险境，驶向对岸。
就在第二船快要靠岸的时候，敌岸边一个草屋里突然又突然冲出三四十名敌兵，他们妄图夺回滩头阵地。第一批登岸的九位勇士由于人单势孤，被敌机枪火力压制在滩头，岌岌可危。
指挥战斗的团长杨得志急令赵章成开炮支援。这时赵章成仅用左手托起没有炮架的炮身，全凭自己的手和经验技术来代替瞄准装置，仅仅三发宝贵炮弹，不可能试射，不允许浪费。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赵章成的三发炮弹，准确无误地及时命中目标，摧毁了敌三个机枪火力点。
赵章成的准确炮击，使得第二船的九位勇士得以上岸。十八勇士籍此机会夺占了工事，为第三船支援部队靠岸赢得了时间。
杨得志团长乘第三船过河，并不失时机地组织新的强渡，配合十八勇士战斗，扩大成果。就这样，红军的主力还未投入战斗，敌人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接着，红军又在下游找来了两只船。三条木船在欢呼声中穿梭般地来往在大渡河两岸，一次又一次地把红军指战员渡送过去。
大渡河的抢渡成功，意义是十分伟大的，刘伯承当时高兴地说：安顺场是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重蹈覆辙于此”。而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强渡了这一天险。
尽管三条木船一刻也不停地来往于大渡河两岸，一次又一次地运送部队过河，但河边的部队越来越多。这么多部队要过河，光凭这三条小木船，确实太慢。如果耽搁时间，给敌人喘息机会，很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为此，先遣部队首长果断决定，除红一团继续在安顺场渡口渡河外，其余部队沿大渡河西岸溯江北上，**泸定桥，为部队打开新的通路。
大渡桥横铁索寒
1935年5月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全部过了河，巩固了滩头阵地。但是安顺场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大部队不能只靠一条小船渡河。
虽然后来又找到两只小船，刘伯承算了一下，小船往返一次要一个小时，照这样的速度，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这是形势不允许的。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了安顺场。毛泽东一到安顺场，立即赶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
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
毛泽东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答：“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方起誓吗？”
刘伯承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周恩来插话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接着表扬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这时，刘伯承摆出了面临困难：“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接着，刘、聂汇报了架桥和寻找渡船的情况，说明在短时间内全军渡河存在的困难。
对此，毛泽东早有筹算。他当即指出，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在敌五十三师等部正向我军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在兵力部署上，毛泽东提议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前进。
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集体研究，由朱德向各军团首长发出电令：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随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四（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有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时，防守泸定桥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下辖三个团。以李金山为团长的第三十八团，重点防守泸定铁索桥。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敌人大为震惊。刘文辉于5月27日曾亲率警卫旅到前线指挥。蒋介石也严令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薛岳等部向大渡河前进。
如果红军不能抢在敌人增防部队到达之前夺取泸定桥，我大渡河东西两岸的部队就可能被分割，因此必须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
刘伯承、聂荣臻率红军右纵队渡河后，向泸定桥急进。前进的道路崎岖难行，左边是河，右面是山，有的路在峭壁中间，有的又在河水里面。
5月27日，红二团与据守瓦坝的敌一个团激战数小时，将敌人击溃。28日急行军一百余里，翻越了一座上下有六十里路的高山，到达有几十户人家的得托，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曾在这个小圩场驻扎。
守敌有民团和在瓦坝被红军击溃的残敌百余人，战斗不到半小时，即被我军击溃。
29日，红二团在地形险要的铁丝沟，与凭险扼守的敌11团，进行了右纵队最激烈的战斗。
红三团一部及时赶到投入战斗，将敌人击溃，然后乘胜追击，占领了距泸定城五十里的敌旅部所在地龙八步，继续向泸定桥前进。
与此同时，左纵队以红二师第四团为前锋，也在对岸向泸定桥急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320里，左岸与右岸一样，一面是悬崖陡壁，一面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河边是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王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率红四团在27日早上从安顺场出发，一面行军，一面打仗，头一天行程80余里。
第二天凌晨，朱德电令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应于29日赶到泸定桥。
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前面，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可是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倾盆大雨，踩着泥泞继续前进。忽然，他们望见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方向奔去，分明是去增援的敌人。
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来，照亮了道路跟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喊破了喉咙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红军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了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
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了，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了后面。
泸定桥一共13根铁链，两边各有两根稍高的铁链，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秋千一样。
可是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在几十丈深的河谷里倾泻下来，冲到岩石上，飞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水声震耳欲聋。
桥的对岸就是靠山的泸定城，城的西门正堵住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他们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这时天已大亮，由于需要准备木板，同时，河东我军还未到达泸定桥，河西的红四团与桥东的敌人处于对峙状态。
黄昏前，河东红军赶到了泸定桥。这时，红四团组成的以二连连长廖大珠为队长的突击队，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向东桥头发起冲击。
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
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冲锋枪、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面，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
英雄们听到号召，更加奋不顾身，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这一次战斗，红四团以伤亡3名突击队员的极小代价，取得了夺取沪定桥，占领沪定城的辉煌胜利，使红军主力得以源源不断地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在大渡河畔“聚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当晚21时，红一军团首长致电军委，报告夺取泸定桥的情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嘉奖命令，嘉奖第一军团勇夺泸定桥的指战员。
毛泽东对夺取泸定桥的胜利给予了热烈的赞扬。他说：“我们英勇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河开辟了道路。”
朱德非常高兴，一再表扬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
根据军委命令，在泸定桥边将军委授予的奖旗、每人一套列宁装及军团奖励的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只搪瓷碗、一只搪瓷缸子、一双筷子等奖品颁发给夺取泸定桥的英雄们。
对于大渡河战役中出色的指挥，聂荣臻有一段精避的论述。他说：“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得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得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庐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沪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处境？那就很难设想。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
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蒋介石不甘心大渡河战役的失败，在成都召集川军高级将领开会，重新部署围堵计划，企图将中央红军围困在雅安地区，将红四方面军阻击在川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分别加以“围歼”。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需要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定城召开一次会议。
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讨论并决定了两个问题：一、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一线，以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二、派陈云去上海，以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中央开始也准备派李维汉去白区工作。后来因为他有事，没有去白区，而陈云则从天全、芦山一带出发，经成都、重庆到达上海，后来又到了莫斯科。
朱德当天致电各军团首长，部署新的行动，要求迅速夺取天全、芦山的战略要点，突破敌人在雅州、芦山、天全的防线，根据部署，红一军团及五军团为右纵队，仍归林、聂指挥，取道胡庄街、凉风顶、牛屎坡、石坪、小河子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或天全前进。
同时，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第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势取道化林坪、大桥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
红一、红五军团及彭雪枫部沿途须收集电线，以便架桥。
6月3日，红一方面军经荥经、天全交界处的青山垭进入天全，并于6日到达天全城关天全河对岸的沙坝村。当时，驻守天全的国民党军队是刚从洪雅过来的杨森部的一个先头营。
虽然军委命令部队“以破釜沉舟精神，坚决迅速手段，于6日夜以前不顾一切牺牲渡过天全河。”但由于河水深、河面宽，加之对手火力猛烈，红一方面军当日未能渡河，只得与杨森部隔河射击。
时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的罗炳辉因掩护主力转移，变为单独行动，跟随着红军主力后尾。
7日晚，罗炳辉率部从泸定翻越二郎山，沿天全河北岸直插天全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杨森部的西背侧，与先期到达沙坝村的红军主力夹击天全守军。
腹背受敌的杨森部，只得弃城逃跑。8日凌晨，红军主力过河进入天全。
当时的罗炳辉正值病重。但凭一股勇气，仍然随部行动，战斗中因大病体弱，过度紧张，忽然晕倒，约三小时后才清醒过来。
6月6日，还有一路红军从荥经县的荥河乡翻垭子口进入天全。在始阳的三谷椿渡口被杨森部一个营和地主土匪武装团队封锁。
8日拂晓，渡口守军闻天全县城失守，害怕腹背受敌，仓皇而逃。该路红军分兵两路，一路从始阳切山脚的铁索桥开赴芦山的思延乡；另一路则在三谷椿搭浮桥过河占领了始阳镇。
随后，天全境内的红军部队日夜兼程离开天全向芦山、宝兴方向进发。
6月8日，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攻占芦山县城，并与退至芦山河以东之敌王泽浚旅隔河对峙。至此，红军突破了国民党芦山、宝兴防线。
突破了国民党芦山、宝兴防线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发布《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
指示指出：
(甲)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取邛徕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懋功南至天全约三百里，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西北到崇化、绥靖约三百里。
(乙)一、三两军团统归林、聂指挥，经宝兴向懋功前进，军委纵队率五军团继进；九军团为右翼支队，经芦山东北迂回大邑、懋功之间，然后到达懋功。因洋油缺乏，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虞，届时各军团首长除随时用徒步与军委联络外，应本此战略意图机断专行，完成总的任务，并将此任务传达到每一中下级首长。
(丙)我军基本任务，是用—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丁)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在发布《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的同时，朱德致电各军团首长，布置了第二天的军事行动。指示要求陈光率红二师主力带电台迅速取道宝兴，限11日赶到和攻占懋功，并查报沿途道路、粮食情形。
6月9日，陈光率领红二师四团开始向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进军。
夹金山是邛崃山脉南部的高山，位于宝兴县的西北、阿坝州懋功县以南，海拔40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白雪皑皑，积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
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当地群众摇着头对红军说：“雪山是过不得的。大雪山，只见人上去，不见人下来。”他们把雪山称为“山神”，说如果有人在山上讲话、说笑，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冰雪埋没，就是被风暴卷走，只有仙女才能飞过此山。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据有经验的老乡说，夹金山上上下下共有70多里，只有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里可以通行，其它时间山上大雪纷飞，遮天盖日，看不清道路，而且可能遇到雪崩。当地的老乡还特别告诫：绝对不能在山上过夜，否则有冻死的危险。
6月12日上午，红军先遣队出发了。出发前，还烧了一些辣椒水，规定每人必须喝两碗，才让爬山。这可难坏了大家。
一下连喝这样两大碗辣椒水，确实需要点勇气的。最后在指战员的带领下，硬着脖子把这两碗辣椒水喝了下去，直辣得眼泪横流，全身火热。部队每人还准备了一根木棍，用来做爬山的拐杖。
一切准备停当，开始上山。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困难。而且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然而，后来逐渐进入了冰雪世界后，一切开始变化了。这时正是盛夏时节，可是雪山上朔风呼啸，雪花满天，温度骤降。
战士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要翻山，困难特大。6月的骄阳，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却把白雪照得晶莹闪亮，晃得人睁不开眼。虽然太阳当头，山风却冷得刺骨。
英勇的红军战士实在受不了，就弄点辣椒面放嘴里，然后乘着一阵热气，继续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穿过透骨的晨雾，经烧鸡窝、一直箭、五倒拐等地，向山顶爬。
战士们爬上顶已是中午。他们用镐刨开雪路，后续部队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草鞋，渐渐地裹满了冰雪，脚冰得失去了知觉。
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般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
有些战士草鞋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许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对红军中的大多数战士来讲，爬雪山是长征中最艰苦的经历。
当天，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耿飚和杨成武率领下，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金山。
下山后刚走到山脚下，他们就发现前方有部队。耿飚心想，自己率领的是先遣队，不可能还有走在前头的队伍。所以他派人用号音进行联系，并派人侦察，回来报告说是红四方面军。
听到这个消息，耿飚立刻带人从山上蜂拥而下，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先遣队长时间地拥抱跳跃，在一片欢呼声中去了达维镇。
红军两大主力实现会师
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雪山后，红军主力开始相继来到山下。1935年6月11日，朱德致电各部首长，命令红一军团及彭雪枫、张宗逊所率第十、十三两团，由林、聂指挥续向北进。师主力应相机占领懋功，后卫部队至少应到达或超过盐井坪。
6月13日，红军第一军团进驻大硗碛休整，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开始翻越夹金山。第二天，红军第一军团大部翻越夹金山到达达维镇。
6月15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代表第四方面军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第一方面军发来会师贺电，晚上，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举行联欢晚会。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一切军队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
6月16日，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当天，红一军团直属队进驻懋功县城，受到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的夹道欢迎。
6月1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开始翻越夹金山。当天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
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
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
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经过8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3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8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
夹金山下一片欢腾。远道而来的战士噙着热泪，在雪山脚下翘首伫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互相拥抱，两军都沉醉在狂欢的热潮里。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手中，战士们高昂的歌声震撼山河。
第二天，毛泽东率队进入懋功县城，受到了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部队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
当晚，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会见了李先念。
毛泽东边把军事地图打开边问李先念，岷江、嘉陵江这些地区的地形地貌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你们能不能再打回去等。
李先念给毛泽东汇报了他从理县到懋功一路上看到的情况，他讲一路基本上只看到几个牧民，而且都是大山，如果部队长时间住在这个地方，给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毛泽东边听边点头。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全体同志，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给红四方面军很高评价。
会师以后，部队进行休整，在休整期间进行慰问，互相赠送慰问品。通知发了以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非常热情，他们把从川陕根据地带回来的舍不得穿的、舍不得吃的全部赠送给了红一方面军。
为庆祝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总政治部在懋功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驻懋部队联欢庆祝大会。
在会上，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代表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词，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一定虚心向中央红军学习，团结奋斗，并肩前进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打击。过去就耳闻过四方面军的光荣战绩，相信两军会合后，一定会打更多的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更多的部队。他们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他们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欢迎。“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充满战友深情。
会后，由战士剧团演出了活报剧《一只烂草鞋》等文艺节目。《一只烂草鞋》说的是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
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红军将士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在天主教堂里，两军一些团以上干部集中开了一次会，进行了会餐。
懋功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李先念说得好：“懋功会师，标志着我们党和我们军队团结胜利的一个新开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50年过去了，懋功会师所体现的党和人民军队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
红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红军指战员人人兴高采烈，他们放声欢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下的《两大主力会合歌》：两大主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嗳！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两大主力军会合歌》热情奔放、铿锵有力，不但讴歌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伟大胜利，而且将中央的精神写进了歌词，通过传唱，使每个红军战士明了会师后的主要任务。这对于统一全军的思想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