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 16 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
当进攻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
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到 1930 年 10 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 4 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朱德签发“诱敌深入”命令1930 年 11 月 1 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军总司令部，签发了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消灭之”的命令，具体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
罗坊会议后，彭德怀坚决贯彻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总司令部下发的所有命令，如三军团一些干部反对毛泽东要一、三军团全部东渡赣江的意见，主张两军团夹江而阵，甚至要求脱离方面军领导单独干。
彭德怀则不含糊：“总前委决定了的，不过江不行，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离开湘鄂赣没有关系嘛，过赣江是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
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毛泽东和朱德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
彭德怀在三军团的会上说：
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
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工作。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早在 1930 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经过近 4 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
张辉瓒，湖南兵目学堂、湖南讲武堂、保定军校毕业，1908 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2 年（民国元年）任湖南都督府参谋，北平军需学校总队长兼军事教官，旋赴德国考察军事。1916 年在天津进行反袁活动。1917 年回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任游击司令，1918 年任湘军兵站总监，湖南第四区守备司令，任上处决民愤极大的妓院老板“刘麻子”。1921年任湘军第四混成旅旅长、湖南警务处长，与毛泽东等一同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驱张运动。1923 年任建国湘军总司令部军务委员、第九师师长。1926 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四师师长。后任第二军副军长、代军长。1928 年 10 月，第 2 军缩编为第 18 师，张辉瓒任副师长，军衔中将。次年入赣，3 月兼任南昌卫戍司令，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 1000 余人。
谭道源，又名谭逸如，湖南湘乡人，因无钱升学，经伯父谭椿年引荐，1903 年春考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他身材高大。1905 年夏，经蔡锷挑选，即与同学岳森、雷飚等 20 余人去广西桂林筹办陆军学堂，并任教官。1906 年 11 月，谭道源加入同盟会。1911 年随蔡锷赴昆明，先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训练员、新军第 19 镇第 37 协（旅）机要参谋。1929 年2 月，谭道源任陆军第五十师师长。
当时，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
到 1930 年 10 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 “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
“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平。
10 月 28 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11 月2 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 5 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当时，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 9 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 200 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
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
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
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后来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 “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
红三军团东渡赣江待命
1930 年 11 月 4 日前后，总前委派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红三军团传达指示。
5 日上午，彭德怀因总前委要求尽快做好渡江准备，亲自去赣江边看过渡点和征集船只，由滕代远、袁国平在军团部驻地峡江仁和墟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渡江动员。
会上，周以栗作政治动员。在他的头脑中，“立三路线”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说着说着就离了题，大讲红三军团第一次打下长沙后，如果马上就乘胜攻打武汉，肯定一下子就可以打下来。
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听说动员东渡就心烦，又听到“立三路线”的老调，心情更加烦躁，开始发话。团长杜中美说： “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都过东岸?我们有意见！”
红八军 6 师师长郭炳生接着说：“部队过江东，把赣江以西这一大片根据地丢了；到了江东，地形、人情又不熟，部队非垮不可。”郭炳生甚至还说出了一句粗话，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郭炳生的父亲郭得云是彭德怀入湘军时的班长，因痛恨贪官、军阀，弃职回家，后与彭德怀、黄公略、李灿等人建立救贫会。
郭得云因病去世，将年仅 14 岁的儿子托付给彭德怀。郭炳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当时的中共赣西南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干部大队大队长李志民曾这样评价他：表现不错，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打了一些好仗，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同志很喜欢他，吸收他入了党，提升他当连长、团长、师长。但随着部队的胜利发展和职务的提升，郭炳生逐渐居功骄傲，在旧军队里沾染的坏习气也逐渐显露出来，爱吹牛，出风头，缴获财物有时还偷偷捞点“外快”去吃吃喝喝，拉拢少数落后的干部、战士替他吹捧。有时又爱发脾气，无端训斥下级和战士。”
这次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争论非常激烈。会上，彭德怀将相关情况告诉了周以栗。
周以栗问：“其他准备工作呢？”
彭德怀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表示过江的决心。
彭德怀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没有散会。彭德怀看到乱哄哄的场面，有些生气，马上要求大家安静下来。
彭德怀明确表态：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
说完，彭德怀问：“还有意见吗？”
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的缔造者，享有崇高的威望，部下齐声回答：“没有意见了。”
彭德怀高声下令：“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拂晓开始渡河。散会！”
第二天，红三军团东渡赣江，进至新淦地区待命。毛泽东认为：在“李立三主义”被确确实实埋葬之前，红军经历了一段非常时期。第三军团部分追随李立三路线的人，要求红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但彭德怀坚决反对这种倾向，并成功地维护了部队在他领导下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的忠诚。
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粉碎敌军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人的进攻，需要取得作战经验。
但是，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
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彭德怀后来回忆这种情况时说：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 AB 团所利用。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这时，三军团驻在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相距六七十里，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渡过赣江，驻在东固东山坝。
当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 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 团”要犯，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亦被诬控。他与红二十军独立营密商后，率部冲至富田，包围了省行动委员会，缴了警卫连的枪支，释放了大批被错捕的干部，成为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
“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
到后来的 1931 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县打土豪。4 月，在横江、永阳等地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战，均获胜利。
当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
但是，1931 年 4 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 3 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 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于 7 月中旬在于都坪头寨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大部以“AB 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被分别编入红三、四、十二军，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富田事变后的一天，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 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 团”。
另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彭德怀看过材料之后，表示很怀疑。他开始回忆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觉得这封信十分可疑，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字，但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本来是给古柏的，为什么又送自己这里？
这么一想，彭德怀断定信是伪造的，伪造信的人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分裂红军。
在国民党军队疯狂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彭德怀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宣言草就，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接着，彭德怀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公布了伪造信事件，要大家提高警惕。他说：蒋介石调重兵来进攻红军，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战胜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
彭德怀的坚定立场使红三军团干部坚定了拥护毛泽东的信念，维护了一、三军团的团结。
伪造信件妥善处理后，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应邀到会。红三军团的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又聆听了他的讲话，留下深刻印象。在保卫局的督促下，红三军团各师也打了不少“AB 团”分子。三师政委黄克诚因为抵制肃反委员会到师里乱抓人，被怀疑是“AB 团”，给抓了起来。
战友们为黄克诚捏了一把汗，却又人人自危，束手无策。彭德怀十分痛心，挺身而出，要肃反委员会拿出黄克诚是“AB 团”的证据来。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只好给黄克诚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免于杀头。
为避免黄克诚再次被抓，彭德怀把黄克诚留在军团部工作。这便是以后说彭德怀对黄克诚有救命之恩的由来。
红军主力部队东渡赣江
1930 年 11 月 1 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东渡赣江的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涂、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并在命令中规定，各路红军在一个月内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主力按照命令，分别在 11 月 5 日和6 日迅速渡过赣江。
5 日，朱德同毛泽东暂时分手，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峡江县城东渡赣江；毛泽东由峡江前往吉安，参加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的扩大会议，对赣江以西地区如何坚持斗争和撤离吉安作了部署。
红军主力迅速东渡赣江，这是罗坊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正当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以先到的七个师和一个旅编成三个纵队，采劝并进长追”的战术，向红军发起进攻。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11 月 2 日，鲁涤平将 7 个师又 1 个旅组成 3 个纵队，作好进攻红军的准备。5 日，3 个纵队由北向南，向樟树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进攻。
红一方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落空。鲁涤平调整部署：以第 3 纵队 2 个师继续在赣江西岸地区进攻；以第 1、第 2 纵队共 4 个师 1 个旅和总预备队 1 个师转向赣江以东地区，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作战。
红一方面军主力撤至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地带，这里靠近根据地，山峦重叠、形势险要，阵地条件很好。但是，江西省行委的一些领导人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抵触较大，当地群众受其影响，疏远红军。
毛泽东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同时，他认识到，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
因此，毛泽东动员部下放弃已有的有利阵地，决定把退却的终点选定在根据地中部的宁都县黄陂、小布地区。
11 月 7 日，国民党军队推进到红军原来所驻的袁水两岸，但因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他们扑了个空。
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东渡赣江后，立即指挥部队向新涂。崇仁、宜黄、南丰、南城地区推进，威胁樟树、抚州。并抓紧敌军尚未东渡赣江的时机，在这一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整训部队。
11 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吉安，同朱德会合，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立即改变部署：留下第三纵队在赣江西岸，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尾随红军主力东渡赣江，企图在赣江东岸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朱德后来说：“我们看（敌军）这样多不行，就往南伸。”
11 月 18 日至 20 日，国民党军进占吉安、新淦、永丰等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转移，再次避开敌军的合击。
20 日，毛泽东致信行委：
（一）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对于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坊区之一点没有做，吉安洋油大部未搬，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以儒坊区及吉安的情况推之，西区儒林区、纯化区、泰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于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恐怕亦相差不远。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要指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覆灭，新余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损失，峡江紧急会议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并以洋油和万多斤盐资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训。
红三军团在南撤途中，越接近苏区中心地区，越见不到群众，有时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
官兵们本来就不愿意东渡赣江，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更加不高兴，普遍发牢骚说：这是什么根据地？不仅不如我们湘鄂赣、湘赣地区，甚至还不如白区群众对我们热情，今后这个仗怎么打？
沿途群众看到敌人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主力不等敌人靠近就急忙转移，一直向苏区中心退却，不像过去那样就地分散打游击，牵制、消灭敌人，更怀疑红军中是不是有人“叛变”了。
11 月 21 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吉水县。
11 月 28 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总前委机关来到黄陂。
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陂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当地群众，为了欢迎朱毛红军，搭起一座彩门，彩门两边用“黄陂”二字题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黄虎出林啃白犬”；下联是：“陂水人潭养赤龙”。当朱德、毛泽东率部走来时，夹道相迎的群众中锣鼓、唢呐、鞭炮齐鸣，黄陂、小布顿时欢腾起来。
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一起，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肢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赞扬他们反 “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并鼓励他们继续支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朱德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但从没有一点架子。他来到黄陂、小布后，不仅经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谈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同红军战士打成一片。
有个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通讯员一次在打草鞋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术，手里拿着黄麻和破布，怎么摆弄也编织不好。他又急又气，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乱打乱敲，嘴里气呼呼地说：“打草鞋！打草鞋！”
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笑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朱德站在那里。
朱德走向前去，对小通讯员说：“小同志，别着急，来，我来教你。”说着弯下腰去，指点这位年轻战士打草鞋。
经过朱德的耐心帮助，一双又合适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扛成了，朱德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爱兵如子的精神，在红军中人人皆知，广大官兵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12 月 1 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
同月 12 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
15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红军主力渡过赣江后，为了继续“诱敌深入”，朱德、毛泽东决定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和迷惑敌人，指挥主力部队隐蔽转移到苏区边沿的藤田、招携一带，在转移途中，朱德视察了各地坚壁清野和其他反“围剿”准备工作。当时，有些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疑虑。
朱德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解释工作。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刚刚离开，各路敌军就分别进到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又扑了个空。
红军退却的终点应该放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红军刚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初战，不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同敌人决战。
红军主力与其退却到苏区边沿地区，不如退却到苏区中心地区更为有利。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军的进攻，采取这种慎重的方针是必要的，为了不使红军在退却中过于疲惫，朱德、毛泽东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敌军诱到苏区中部的东固，南垅、龙冈地区；第二步再将他们诱到苏区腹地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在这里相机歼敌。
4 万红军按照朱德、毛泽东这一部署，先后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
李志民解释“诱敌深入”方针
1930 年 11 月 6 日，红三军团第五、八军渡过赣江，进至新涂附近地区待命，抓紧时间做群众工作，筹措给养。
红五军从新涂地区向南经永丰朝东固方向行进，敌人不断派飞机来侦察、投弹。开始时，部队见了飞机并不害怕，因为 8 月部队向浏阳永和市进军时，敌人也曾派飞机尾随侦察、投弹，但当时敌人在湖南没有飞机场，飞机都是从武汉或南昌起飞的，距离远，飞行员匆匆侦察一下，投几枚轻磅炸弹就急忙返航，而且投弹技术太差，总是投不准。
有时飞机飞得很低，迎着部队前进的方向俯冲下来，连飞行员也看得到，部队照样整连整团集中在一起走，不去理睬它；看到敌机投弹，有些俏皮的战士还取笑敌机投弹不准，拍手跳着喊着：“飞机屙屎咯，飞机屙屎咯！”
南方的初冬，气候宜人，行军不觉得辛苦。当时永丰、南丰一带正是闻名各地的南丰蜜桔收获的季节，漫山遍野红红的蜜桔象一盏盏小宫灯挂满了枝头，发出诱人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
红军部队走过桔树林，压弯了枝头的桔子打在战士脸上、碰到嘴边，香气扑鼻，虽然行军口干舌燥，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桔子吃，即使是掉在地下的桔子，也没有一个人去拣了吃。
大家都要等着到了宿营地之后，才凑十个八个铜板向老乡买一筐桔子，痛痛快快吃一顿解馋。这种秋毫无犯的严肃军纪，使沿途群众都深深叹服。
江西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比较薄弱。因为江西生活富庶，老百姓习惯认为“好铁不打钉，好崽不当兵”，除了种地就是做生意，很少人自愿去当兵，不象我们湖南地方穷，没有别的出路，当兵的人多，所以，旧社会常有“没有湖南人不成兵营，没有江西人不成商埠”之说。
当时江西没有本地的军队，鲁涤平原是湖南的军阀，后来调到江西当省主席的，他的部队大多是湖南人，与本地的土豪劣绅没有那么多利害瓜葛，纯粹是替江西的土豪劣绅看家护院的，并不那么肯卖力气。
早在 1927 年湖南农民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考虑到江西国民党兵力薄弱这个因素，主张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央苏区日益扩大，群众基础也好，所以，这次他选择江西中央苏区作为反“围剿”的战场，是很正确的决策。
可是，在红军向南作战略退却时，由于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某些领导人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抵触较大，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 “打到南昌去”的方针才是革命的进攻的路线。他们利用根据地群众俱怕敌人烧杀抢掠、搞白色恐怖的心理，欺骗、控制群众，不让群众同红军见面。
怎样使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深入军心民心，打破疑虑，提高胜利信心，是摆在红军政工干部面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当时红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且行军途中空隙时间很少，只能抓住早晚点名、行军前及途中休息时间作简短的动员，用通俗易懂的浅显道理来解释“诱敌深入”的方针。
有一次，一个连队向战士作动员时，中共赣西南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干部大队大队长李志民就以我打“铁骨桩”拳作比方。
李志民问战士：“伸开五个指头打人有力气，还是把五个指头攥成拳头打人有力气？”
战士答：“攥成拳头有力气。”
李志民说：“对，这就是集中兵力的道理。”
接着，他又作了个打拳的姿势问大家：“手臂伸直在面前摇晃这样打人有力气，还是把手臂收回来再用力出拳打人有力气？”
大家看李志民在比划、打拳都笑了，齐声回答：“当然是手臂收回来，出拳打人力气大！”
李志民说：“对，这就是为什么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引进苏区来打的道理。”
战士情绪活跃起来，李志民才把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同敌人硬拼，只能诱敌深入，迫使敌人疲于奔命，分散兵力，然后，我们才能集中兵力，拣敌人的薄弱部分打，大量消灭敌人的道理讲一遍。使战士逐渐理解诱敌深入的简单道理。
当时，部队根据战士文化水平低的特点，政治鼓动经常运用呼口号的形式，把当前的任务、上级的号召，编成简单易记的口号，寓教育于口号之中，在点名、整队、集会、行军途中，只要干部或活动分子带头呼口号，便一呼百应，既鼓舞了士气，又使教育的内容深入人心。
在行军途中，各部队沿途都高呼：“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倒蒋介石，消灭鲁涤平！”“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维埃！”
深入的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大大鼓舞了士气。虽然广大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仍然半信半疑，但在“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都能团结一致。
红军主力部队于 12 月 1 日先后到达宁都的东固、小布地区隐蔽集结，进行临战训练，待机歼敌。同时，利用这个时机向驻地群众广泛宣传“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做好反“围剿”的工作。
大敌当前，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民本应紧密团结，一致对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赣南根据地内部发生了“富田事件”。幸好彭德怀和朱德、黄公略都及时识破了阴谋。
当时，蒋介石已匆匆赶到南昌，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将“围剿”的兵力增加到 11 个师又二个旅，共 10 万多人，从西到东构成 800 里半圆形的战线，并在南昌设“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命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进”的战略方针，由北向南，向我根据地中心推进，企图一举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来势之汹汹，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