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主攻部队第五师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强登沙县城墙，强攻3个小时没有攻下来。入晚，敌在城楼上点燃汽灯，虚张声势。
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亲自带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只见沙县城墙又高又厚，守敌卢兴邦手下有两个团兵力，趾高气扬，在城楼上挂起明晃晃的汽灯，命士兵向红军狂呼谩骂，嚣张至极！
彭德怀仔细察看之后，决定用红三军团的拿手工夫——爆破攻城。炸城墙，彭德怀很有经验，他指示：一定要侦察清楚城墙的厚度，把炸药埋到中心点，才能打开缺口，不然只能炸塌半边城墙，功亏一篑。
“左倾”错误达到顶点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
1933年11月2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
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
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
“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
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
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在11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朱德就不再找李德谈话了。
团村战斗，因为红军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13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
朱德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
朱德还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
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
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
13、14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24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
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
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
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1934年1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月15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时，中共临时中央突然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代表。
毛泽东竟然没有被邀参加。据说，周恩来也没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事情搞得非常神秘。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
会议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
会议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
博古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他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
全会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何以没有应邀出席会议的原委。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指的不就是自己和周恩来么！
在军事上，博古等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却还是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不过，位置摆在12人中的倒数第2位了！
事后知道，这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报请批准的名单上，鉴于毛泽东在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功绩和威望，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这是共产国际在苏区时期对中共做的一件好事。
对六届五中全会，延安时期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论说：“1934年1月，由临时中共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可见它的实质和危害性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博古等坚持原议。
会后，朱德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
周恩来、王稼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为了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总结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来的工作，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
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沙州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开幕了！
庄严雄伟、气势恢宏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建在沙州坝西的老茶亭屋背。虽说是土墙木柱房，但在当时的山沟里，堪称是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建筑”。
这是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在三个月内突击建起来的。这座山沟大厦的设计师竟然是以中央“特科三杰”著称的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
毛泽东在宽阔的大厅主席台上主持了“全苏二大”盛会。大会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
开幕当日清晨，在中央政府运动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典礼。毛泽东讲了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
下午2时，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列席旁听的代表1500余人，还有高丽、安南、爪畦等地来宾，齐聚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礼堂，举行大会开幕式。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布大会开始并致开幕词。博古、刘少奇、朱德、何克全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全总、红军和少共中央致词。
随后，大会选举毛泽东等75人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审查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大会通过了代表们提出的六项建议：张闻天提议以大会名义致电慰问和鼓励前方的红军战士；吴亮平提议致电苏联的工人、集体农民，表示和他们兄弟的友爱；博古提议选举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特尔曼、长冈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刘少奇提议致电慰问东北义勇军；何克全提议致电慰问在国民党中的革命战士；康克清提议将群众慰劳大会代表的慰劳品用一部分慰劳各医院残废院的伤病战士。同时，大会宣读了各地发来的贺电。24日、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长篇报告。全文报告4万多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代表们于26日分组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27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又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月29日下午，原安排林伯渠作《经济建设决议报告》，但“因得紧急敌情消息”，即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之后，正积极准备向苏区发动新的大举进攻。为作好应敌准备，大会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改由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
毛泽东作完报告之后，大会主席团立即提议大会提前到2月1日闭幕，获得代表一致通过。于是，1月30日，代表们听先后分别由朱德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林伯渠作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报告，项英作关于宪法的报告，吴亮平作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
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修正的苏维埃宪法以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朱德《红军建设的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
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现在我们是处在粉碎五次“围剿”持久的决战中，是处在争取苏维埃道路在全中国胜利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为着完成自己的神圣的历史任务，必须领导民族革命的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大会完全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苏维埃在澈底粉碎五次“围剿”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面前的战斗任务，大会责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执行这些战斗的任务，必须号召组织与领导全苏区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一致参加这一伟大的革命战争，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加入红军，提高红军的政治与军事的教育，来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两年来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和经验教训，做出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苏维埃建设问题等项决议，通过了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通过了国徽、国旗和军旗的决定。
会议选举毛泽东、陈绍禹、张闻天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在欢快的气氛中致闭幕词。
2月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罗迈主持。首先选举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主席团提出了候选名单。大会最后进行了总表决，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李美群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滕代远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
选举完毕后，由毛泽东主席致闭幕词，并通过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等17人组成主席团，为中央政府执委会闭会后之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毛泽东就成了“中国的加里宁”。因为“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
这次大会虽然接受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许多“左”的方针、政策，会后未能起到扭转中央革命根据地严峻形势的作用，但对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都起了一定作用。
彭德怀率兵攻打沙县
第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中央苏区东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为了阻挡东来之敌，东方军受命攻打沙县。
1934年1月2日，中革军委下达《对三、七、九军团之动作指示》，决定以红三军团第四、第五、第六师以及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和第三十四师，重组东方军再次入闽作战；命令要求红三军团应于3日开始离赣入闽，向沙县地域移动，相机协同红七军团占领沙县。
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固守沙县的敌人是闽西地方军阀、国民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卢兴邦残部还压迫城内居民，每家壮丁一名，据城死守。
卢兴邦部是红三军在泉上、清流屡次击溃的残部。过去在东线的许多光荣胜利战绩，这时浮现于每一个指战员的脑海里。
在“学习泉上堡垒战经验，胜利地拿下沙县”，“继续朋口连城战役的英勇进攻精神，全部消灭卢兴邦残部”等口号号召下，指战员的热情与胜利信心大大地提高了。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又恰在红三军团围攻沙县的炮火连天中开幕，“夺取沙县献给二苏大会”便成了每一个指战员的坚定战斗决心。
杨尚昆善于宣传，一路上与战士唱起雄壮的《打沙县》战歌，精神抖擞。10日，红三军团到达沙县夏茂、富口一带，红三军团司令部发布《向沙县进攻之命令》。命令中指示：第五师由富口出发进至沙县城西北方向待命；第四师由夏茂出发进至沙县东北方向待命；第六师主力集结富口待命；红七军团主力向尤溪县城前进，消灭卢兴邦在沙县和尤溪之守敌。
1月12日，主攻部队第五师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强登沙县城墙，强攻3个小时没有攻下来。入晚，敌在城楼上点燃汽灯，虚张声势。
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亲自带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只见沙县城墙又高又厚，守敌卢兴邦手下有两个团兵力，趾高气扬，在城楼上挂起明晃晃的汽灯，命士兵向红军狂呼谩骂，嚣张至极！
彭德怀仔细察看之后，决定用红三军团的拿手工夫——爆破攻城。炸城墙，彭德怀很有经验，他指示：一定要侦察清楚城墙的厚度，把炸药埋到中心点，才能打开缺口，不然只能炸塌半边城墙，功亏一篑。
红军没有那么多炸药，彭德怀就开出配方，教战士用土硝、硫磺加木炭磨制；没有测量器，彭德怀就以目测指导战士挖坑道。
杨尚昆随彭德怀爬进狭窄的坑道，看彭德怀用砂袋将装着炸药的棺材周围堵得严严实实，将用皮线做的引线放在打通的竹竿里，从坑道引出来。这些，都是彭德怀就地取材想出的办法。
围攻沙县不久，蒋介石派白军第四师由延平增援沙县。彭德怀立即以主力军的一部迎击该师于青州附近，将该师全部击溃，还击毙敌团长1名，敌营长2名，毙伤敌方营、连、排长及士兵200余人，把白军第四师从青州赶至西芹附近，给蒋介石增援沙县的企图以严重的打击。同时，还乘胜攻取了卢兴邦设在这里的兵工厂，大大加强了火力。
围城的开始，各部立即组织攻城作业突击队，加紧攻城作业准备。这时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乃至政治人员、指挥人员，均纷纷自动报名加入攻城作业突击队。
突击队特别提出了“争取时间”的号召：“早一分钟完成攻城准备，便早一分钟夺取沙县”。因此，突击队的同志们，以高度的紧张的工作精神，一分钟也不停息地为完成攻城准备而奋斗，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次巨大的攻城作业准备。
这种英勇奋斗、艰苦卓绝的精神，与攻城突击队员的勇敢冲锋精神，可算是先后媲美。
攻城战是持久战，在攻城准备中，彭德怀命令红军战士加紧争取城郊附近的赤化。
在“取消卢兴邦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卢兴邦全部财产分给工农”、“夺取沙县尤溪，活捉土皇帝卢兴邦”等口号下，红三军团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土地革命。
在这方面，琅口镇头一带的群众工作值得特别称道，很迅速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游击队、工会和贫农团；动员了300多名挑夫，至尤溪附近搬运友军缴获卢兴邦兵工厂的胜利品；在七天之中，立即开始分配土地，到了攻克沙县之后，这一带已有部分地方分配完毕；游击队积极地参加了城市及附近的肃反斗争，给红军以极大的帮助。
攻城战是进行火线上对敌兵宣传的最好时机。红军预先组织了各单位的火线上的喊话队，并集中给予短期训练。每晚派破坏部科长及团以上政治干部亲自至前线巡视并指导这一工作。
第三日晚，在西门城上几个湖南籍的白军里开始得到意外的反响，他们询问红军苏区的情形，并欢迎红军战士们唱革命歌曲。
接着在东门、北门，同样得到了回响，从此每晚9点至11点钟，沿城前哨上都在不断的与城上白军士兵喊话、谈笑、唱歌。
最后有几处城上守兵很同情地告诉红军城上的兵力，并要求红军送宣传品进去。于是红军便乘着这个机会丢进去一批宣传品，这给守城敌兵以极大动摇。
正在红三军一切准备就绪，准备攻城时，中央苏区北面吃紧，中革军委慌了手脚，命令东方军停攻沙县，又命令在青州打援的第四师在4天之内强行军赶到北线的泰宁，归中央红军指挥。
彭德怀认为：沙县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中，唾手可得，放弃原计划，会轻失战机，有损士气。于是报经中革军委同意，继续以第四师和第六师两个团围攻沙县。
25日黎明，沙县西门按预定目标被炸开20米长的缺口，红军在一声震天巨响中攻入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硝烟中，彭德怀和杨尚昆并辔入城，彭德怀挥着指挥刀，沉着指挥。
在城破的瞬间，突击队非常坚决迅速地攻占了西门的城墙，并继续攻破敌人的第二道防御工事。大约一个钟头内，便完全解决了西门的战斗。
兴国模范师在这次战斗中是第二梯队。当西门突击奏效时，他们紧接着前梯队攻占了北门的高处，并会合前梯队压迫敌人于东门附近，将其全部消灭。
红军登上城楼时，敌人正准备开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死的死，俘的俘。巷战到大天明，守敌大部被歼，城外沙溪南岸碉堡内的敌人也纷纷扯出白旗，卢兴邦之子也在其中。
大约在7点钟的光景，沙县全城均被占领，沙县终于被攻克。这时，沙县城楼上摆着早餐，敌人还未来得及受用。大家都饿极了，又怕敌人下了毒，不敢吃。
彭德怀端起饭碗说，这次迅雷不及掩耳，他们哪顾得上放毒，和大家痛痛快快吃了起来。
红军攻占沙县后，敌机一架飞临沙县城上空，散发传单，命卢兴邦固守县城，所需弹饷自当空投。原来，这时敌东路军总司令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被我攻占。
于是，彭德怀立刻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要他用卢兴邦的名义向“上司”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连续空投了大量现钞、弹药和物资。
大家正欢呼雀跃，彭德怀却下令赶快拣拾撤出县城。果然，第二次，敌机投下的就是炸弹了。
沙县战役，东方军战果惊人。1934年1月28日，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专门刊登了相关消息：“东方电：我东方军之部于（一月）二十五日午前七时完全占领沙县城，将困守沙县城之卢兴邦部两团及靖匪千余完全消灭，缴获步枪三千余枝、平射炮数门、迫击炮十数门，机枪数十挺，活捉卢逆儿子及旅团长，俘虏四千余人，并缴获百瓦特无线电一架，医院两个，内藏药品极多。还有一个兵工厂，可造手榴弹、地雷等，规模极大，需一万五千夫子才能运完。我东方军正继续这次的胜利，计划消灭蒋介石入闽主力，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把苏维埃红旗插到全国去！”
攻克沙县是杨尚昆到东方军后部队打的第一次胜仗，他很兴奋。彭德怀却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寸土不让的方针和机械执行这一方针所造成全局的被动。
沙县战斗从始至终给杨尚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位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团长智勇双全。而彭德怀对文质彬彬的新政委初临战阵表现出的勇敢无畏，和他给部队政治宣传工作带来的蓬勃朝气，也十分赞赏。
建宁系列保卫战
1934年1月23日，蒋介石命令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由闽中向西推进，其中第十纵队以汤恩伯为指挥官，向沙县、将乐、泰宁、建宁一线进攻；重组在江西的北路军，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从黎川进逼建宁。
24日，国民党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电令陈诚指挥第五纵队及樊嵩甫第七十九师经黎川的樟村、横村向建宁进展。
25日，敌人占领樟村、横村。第十一、六十七、七十九、十四、九十四等师即向建宁与黎川交界的黄家隘、邱家隘等地攻击前进。
1934年1月下旬至5月中旬，为保卫闽赣、保卫建宁苏区，红军在建宁组织了邱家隘、将军殿、雪山岽、武镇岭、驻马寨、建宁城等系列战斗。
邱家隘阻击战，是1934年1月底、2月初第五次反“围剿”在邱家隘、寨头隘、竹箕隘、黄家隘一带系列战斗的统称。
邱家隘位于建宁城东北50里，海拔780米，其西侧是黄家隘，东侧有竹箕隘、寨头隘，诸隘历来是建宁与黎川的互通关隘。这一带山脉绵延，木竹遍布，军事益守难攻。
在这一线防守的是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的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军团和红十五师。红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师长曹里怀、政委肖华。
1月24日，国民党军第六十七等师向樟村、横村进攻前进。红十五师奉命从西城桥赴樟村阻击。25日，红十五师与敌发生激战，因红军主力在泰宁不及回援，樟、横两地被敌占领。
红十五师退守寨头隘、邱家隘一线，与陈伯钧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的第三十七团、第三十八团、第三十九团共同守备邱家隘防线。
时值严冬，满山积雪，红军战士坚守在冰天雪地的工事之中，个个斗志昂扬，时刻注视着山下樟村方向的国民党军的动向。
1934年1月25日敌军占领樟村后，即令第十一师、第六十七师进攻邱家隘，第七十九师从樟村以东地区进攻寨头隘，第十四师、第九十四师向溪口圩、西城桥游击为后援。
26日，国民党第七十九师由樟村经社苹冈、平阳、杨家祠、孔家向寨头隘进攻，另以一部向里岭下前进以为策应。上午6时，寨头隘战斗打响。
红十五师一部居高临下，凭险据守，使正面之敌无法前进。敌遂兵分三路包围进攻红军阵地。红15师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的冲锋进攻，并与敌展开肉搏，打退了敌人的10余次冲锋。
后敌派出一股侦察队绕到红军阵地后面袭击，与正面之敌前后夹击红军。经3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撤到毛坊、黄坊一线，寨头隘被敌79师占领。
同日正午，敌第十一师、六十七师从邱家隘北面进攻红十三师三十九团三营和十五师警备连阵地，敌军发起数次冲锋，均被红军击退。
下午2时，敌第十一师起来增援，布置于七十六师左翼，同时向邱家隘最高点进攻。红军在敌人的炮火重压下和数倍敌人面前，坚守阵地，勇猛应战。
红九连固守阵地，弹药耗尽后，就以石块为武器，待敌冲至阵前二三十米时，一起暴雨般抛滚石块砸向敌人。经2小时激战，红军被迫撤离战斗，退守毛坊、黄坊一线。
27日，敌七十九师向毛坊、黄坊推进构筑工事，并占领平寮。与此同时，敌第十一师六十六团向红军阵地竹箕隘攻击，连续踏雪冲锋10余次，均被红军击退。
两路敌军受挫，指挥官气得发疯，举着手枪强迫士兵向红军阵地发起多次冲锋，但均被红军压在山下，横尸扁野。下午5时，西侧阵地被敌夺取，邱家隘也已失守，红军退守勾桥。
敌人占领邱家隘后，又向黄家隘进攻，并派三九七团从黄家隘背后包抄红军阵地。红军仅一个营的兵力，被敌军重重包围，营长曹耀珠带领战士突出重围，绕道转移，黄家隘被敌占领。
敌占领诸隘后，红军在毛坊、黄坊、溪口圩向敌反扑。1月27日，红五军团探得敌以红军有进攻黎川意图、将六十七师撤回樟村、仅以十一师之六十一团防守邱家隘北面高地，立即组织反攻。
敌踞险抵抗，其六十六团返回大坪增援。红五军团反攻无效，撤回南端阵地。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第三师第八团及红五军团第十四师四十一团从溪口圩赶赴毛坊、黄坊，阻击敌七十九师。
午后2时许与敌接战，激战近2小时后，红一军团一部从溪口圩方向进攻寨头隘，发起多次攻击，至天黑，两处阵地均未能攻克，红军退回溪口圩，毛坊被敌所占。
29日拂晓，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占踞邱家隘之敌发动攻击，同时组织部队向黄家隘守敌进攻。29日国民党军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山上树林起火，泥石纷飞。敌军以营为作战单位，兵分8路向红军阵地围攻，邱家隘、竹箕隘四面受敌，红军被迫撤出战斗，退守三岬嶂防线。
2月1日，李聚奎红一军团第一师、陈光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红九军团各一部攻打平寮，以密集梯队向敌阵地冲锋，后因敌机猛烈轰炸，红军冲锋梯队无法后，红军伤亡惨重，被迫向平寮东南方向撤退，平寮村被敌军炮火彻底摧毁成为毁村。
傍晚，敌第五、九十四、九十八师分别从邱家隘、黄家隘向三岬嶂推进。
三岬嶂位于黄家隘南部，地势险要，两山夹一沟，是黄家隘向南通往芦岭芦家排和将军殿的必经之路，也是邱家隘通向芦家排和将军殿的重要通道。
红一军团首长命令李聚奎红一师必须迅速占领三岬嶂要地，并且坚决守住。李聚奎接受任务后立即命令杨得志率领红一团占领三岬嶂，从正面顶住进攻之敌，坚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命令红三团从侧后佯攻，红二团从右翼打击敌人。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接受任务后，马上率部抢占了三岬嶂。在军事上，三岬嶂至关重要，敌人看到三岬嶂已被红军占领，就拼命进攻企图夺回。
2日清晨，敌先用七八架飞机配合山炮对红军阵地轰炸半小时，随后蜂拥向红军阵地冲击。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坚持至3日傍晚，阻击了敌三个师的数次进攻。红二营营长陈正湘，身先士卒，几次带领战士跃出战壕与敌拼搏战斗。
“敌人还会拼命来争夺三岬嶂的。”李聚奎向坚守阵地的红一团打招呼。果然，敌人更加疯狂地向三岬嶂发起了进攻。
杨得志从阵地前沿给李聚奎打电话报告说：“我们的子弹打完了，正在用石头打击敌人。”
情况万分火急。李聚奎命令说：“你们一团一定要顶住，军团首长答应派四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
杨得志坚定地回答说：“请师长放心，阵地不会丢的。”
刹那间，红四团支援部队赶来了，由李聚奎统一指挥。他命令：红二、红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攻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红三团从侧后攻击。
一声令下，四个团红军向敌人猛烈攻击，把敌人一下子打乱了，慌忙撤退，红军乘胜追击，追了好几里地，守住了三岬嶂。
山岬嶂战斗后，敌人在这一带建造碉堡，构筑封锁线，敌我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邱家隘战斗后，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敌军采取“三里一进、五里一推”的战术，砍伐竹木，强拆民房，构筑碉堡，巩固阵地，固守待机。
国民党东路军则由东向西进攻中央苏区，其中汤恩伯纵队由沙县、将乐、泰宁一线向建宁推进。
3月19日，汤恩伯部占领泰宁县城，24日与北路军攻占新桥后，与北路军共同构筑了德胜关——新桥——泰宁的封锁线。
4月上旬，北路军周浑元纵队主力西调进攻广昌。4月22日，汤恩伯纵队的第八十八师、第十师、第四师向建宁东侧进犯，28日占领挽舟岭。
这时，广昌县城也被敌占领，敌人完成了从西、北、东三面对建宁的包围，蒋介石特令参加广昌战斗的周浑元纵队返回建宁北面的樟村、横村，经邱家隘向建宁前进，与汤恩伯纵队协攻建宁。
5月8日，敌周浑元部第五、九十六、九十八等3个师，向将军殿进攻。第五师由邱家隘等地向将军殿以西高地进攻，第九十六、九十八师由黎川太坪向将军殿以东地区推进。
将军殿是建宁城东北40华里处的一个小集镇，是建宁北出黎川的商旅通道，地势较平坦宽阔，四周群山环绕，北有三岬嶂，西有香炉峰，东面有蜜蜂山、浮沙峰等高山为屏障，是红军保卫建宁的北部第二道防线。
红军守备部队有张经武红九军团第三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短捉突击”的战法，强令红军大筑碉堡，死守阵地，与敌打堡垒战、拼消耗。
上午8时许，敌军第五师迂回抢入杨家窝、饶家源一带高地，国民党军占领杨家窝高地后，派部向西源村推进。守卫在香炉峰山上的红三师，立即迂回运动，阻击敌人前进，途中两军相遇，激战至中午，形成对峙。午后2时，向将军殿东面进攻的敌九十六师、九十八师分别占取蜜蜂山、浮沙峰。稍后，敌派出十几架飞机猛烈轰炸红军阵地。
由于地势平坦开阔，敌机飞得很低，投弹准确，红军阵地硝烟弥漫、烈火焚烧，土石横飞。飞机轰炸后，敌军四面出击，红军退守驻马寨阵地。
保卫将军殿战斗结束后，红军又开展了一次雪山岽阻击战。雪山岽位于建宁县城东面大源村的廖家坊和圳头村的源尾、董家、际上之间，是敌人在建宁县城东面的主要防线。
4月底，敌汤恩伯部占领挽舟岭后，蒋介石特电告汤恩伯：“贵纵队已越过挽舟岭，兹为使周（浑元）纵队能适时协同动作起见，特改令该纵队由邱家隘前进与贵纵队协攻建宁，希与确取联络。在周纵队未到邱家隘之前，切勿单独急进，总须稳扎稳打为要。”汤恩伯部乃驻兵梅口、挽舟岭、茅店一线待机。
彭绍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奉命驻守雪山岽，防御阻击汤恩伯纵队由东向西进犯。
5月8日，北线周浑元纵队占领将军殿。9日，汤恩伯令第十师经茅店、江家店向雪山岽攻击前进，令第八十八师以一部占领河北岸重要地点，掩护第十师通过，主力策应第十师左侧安全，并在禾达坳一带构筑碉堡。10日下午2时许，敌第十师占领江家店后兵分两路运动至雪山岽发起攻击。红军守备部队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待敌冲上半山腰时，从两翼用机枪扫射，投掷手榴弹，打退敌军冲锋。
接着，红三十四师在机枪掩护下，我红军战士冲出战壕，追杀敌军。敌军急向茅店方向溃退，在洛阳堡被另一部红军截击，红军大胜。
之后，汤恩伯令第十师固守茅店袁庄一线，与雪山岽红军对峙，准备进攻雪山岽北面的武镇岭。13日，敌第八十八师占领武镇岭。
14日上午7时10分，敌第八十八师从武镇岭进攻雪山岽，以第五二八团正面攻击雪山岽，第五二七团进出第五二八团右侧阻截，榴炮弹变换阵地，在武镇岭支援第五二八团的攻击。
下午4时30分，敌进攻部队逼近红军阵前，榴炮弹小炮一起向红军阵地射击轰炸。红军与敌激战至6时30分，支持不住，向县城方向收缩撤退，雪山岽被敌占领。
雪山岽战斗结束后，红军又展开了武镇岭阻击战。武镇岭位于建宁县城东部，在雪山岽之北，是建宁县城东部的重要防线。
广昌战役后，周建屏红七军团十九师和公略步兵学校学生等部奉命回援建宁防守武镇岭，在禾达坳、寨下际坑、段寨坳、象山一带构筑工事，凭险据守。
5月10日下午7时，汤恩伯获悉上述情况报后，急令第十师固守茅店袁庄一线，与雪山岽红军对峙，令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和第四师第十旅集结待命。
12日，汤恩伯下达13日进攻武镇岭的命令，并以一部向建宁城方向施行武力侦察，以第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和四师之第十旅进攻武镇岭：将武镇领分左、中、右三地区分区攻击，先攻中、右地区，再攻在地区，榴弱炮猛攻红军据守的制高点，出动飞机轰炸助战。
5月13日上午6时，敌第八十八师由茅店、袁庄向武镇岭推进，7时，抵达进攻准备位置，用榴弹炮向红军阵地轰击，掩护地面部队进攻。第五二八团由武镇岭右冀的廖家坊东北端山麓攀登，8时接触红军阵地。
红军猛烈扫射，两军激战20分钟。敌军进抵红军工事前，用手榴弹投掷，红军被迫向后撤至后山高地。国民党军五二八团的阵地交五二三团接防后，继续向红军高地进攻，红军居高临下抵抗，使敌难以前进。
激战至9时30分，敌军集中山炮及重机关枪火力掩护，经二次冲锋肉搏，敌军飞机来助战，向红军阵地轰炸，破坏红军的碉堡工事和火力点。
我军乃隐蔽于丛林之中，用机关枪猛烈阻击敌人，两军相持到11时许，敌军以一部分向左侧包抄，并用山炮、飞机交相轰炸，我军被迫撤退，武镇岭右冀各高地全部被敌军占领。
国民党军五二八团从右冀进攻的同时，五二七团向廖家坊西端的武镇岭中部红军另一高地进攻，战斗30分钟，红军退守到二线高地，敌军乘势追击到红军阵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