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历时18天，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完成了预定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会一致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接受了华北局关于华北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交由华北人民政府拟定具体办法付诸实施。
原则通过了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村、县（市）人民代表选举条例，华北解放区农业税收暂行税则。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经过审理的审查意见，完成了大会的预定任务。
大会代表包括了工、农、兵、学、商、妇女、开明绅士等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这是符合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及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
冀中的一位党外人士在发言中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实现了民主，在这个大会上，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民主的，这是空前的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过去长期的游击战争对于同党外各阶层人士相处，特别对于议会斗争、民主生活、民主手续是生疏不习惯的，这次大会给了与会全体党员以实际教育。
北岳区代表团党组在总结中说：“这次大会使到会同志学习了很多关于议会斗争的知识，特别是懂得了如何斗争，如何团结以及党团的作用和纪律问题，像我党公开承认对大会的领导，同时允许党外人士提出反对意见，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不习惯采用的方式。”
人民代表大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最高形式，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就是这种最高形式的体现。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一次民主政治协商的尝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全国性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
1948年9月20日至24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委员会在平山县王子村召开。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并通过任命各部长、各会主任、各院长、华北银行总经理及秘书长、劳动局长等职。
会后发布通令，华北人民政府正、副主席于9月26日就职视事，启用华北人民政府印信。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自此，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宣告撤销。
华北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1948年9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的规定，设立秘书厅、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司法部、劳动局、财经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法院、监察院和银行等政府工作机构。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党中央、毛泽东及华北局的领导下，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完成了华北区的统一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任务，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摸索、积累了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恶石沟沟口小河边的打麦场上。场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
场北头有个稍稍高出场面的土台子，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子，作为主席台。
场东边是个不太高的土岸，岸下是条小河沟，岸上排放着一排小石块。
场的四周长着几棵槐树和大叶杨，槐树还不大，大叶杨的枝干又很高，并不能全部遮住场上的阳光，于是，在场的上空搭起一个布棚，既无会标，也没有口号，更无扩音设备。会场布置得简朴庄严。
中央工委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代表发了一个小凳子，开会时带着坐，散会后带回去。
上午，刘少奇站在土台的那张条桌后面宣布全国土地会议开幕。
旁边的另一张条桌后坐着两名记录员。卫士给朱德搬来一把木板椅，朱德接过来放在面前当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起来。
台下100多名会议代表，手里都拿个本子，夹肢窝里夹个小凳子，走进棚子即自动一排排坐下来。他们中有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等。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从7月19日开始，直至9月13日才结束，整整开了57天。足以证明这次会议是多么重要。会议诞生了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成果，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其中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
此外，对若干特殊土地财产及分配中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土地改革执行机关及保护工商业等，也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土地法大纲》深刻阐明了土地改革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成为一部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推动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了身。而从土地改革中翻身得到土地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投身到战略决战的战场中来。
具体来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如何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呢？其实，土地改革运动在党中央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早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向全国农民提出了“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并掀起了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进行了10年的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党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从而使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毫无外援的条件下，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抗战。
抗战胜利后，我党在新解放区首先开展反好反特清匪反霸，控诉、清算汉奸、特务等政治斗争，接着转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开展复查工作，即复查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情况。
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大提高了保卫解放区的积极性。
面对着急风暴雨式的农民土地斗争，社会各阶层有各种反应，社会思想非常混乱。对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党内也产生了不同认识。
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方针，不坚决支持农民起来夺取土地革命行动，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迅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有可能造成根据地的混乱。
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恶化，内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也需要党及时改变土地政策，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应付严峻的局面。
为了支持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准备进行自卫战争，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指出要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
《五四指示》强调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和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为土地改革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五四指示》精神传达以后，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沸腾了，农民们说：“这回把聚宝盆收回来就彻底翻身了。”
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迅速上演。各级党委抽调了大批工作队奔赴农村，指导发动群众。
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情绪高涨，普遍改善了生活，革命热情高涨，掀起了参军运动**，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支援。
《解放日报》于1946年9月12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强调指出，耕者有其田的实现，是人民胜利的基本保证。
《五四指示》发出一个多月，蒋介石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国内形势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展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尤其是很多地方，由于政策不彻底和组织不到位，土改工作没有深入开展，很多农民没有获得土地，或者获得很少、很贫瘠的土地。
为了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土改问题，1947年1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这年5月4日召集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解决土改中的各种问题。
为筹备土地会议，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不过，就在党中央积极准备土地会议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陕甘宁和山东的“重点进攻”。
3月18日，党中央撤离延安。同时，党中央发出了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延安情况紧急，‘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恐须看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望各地出席会议代表暂在原地待命，待中央通知后再起身，但东北代表应即起身到山东或冀察晋待命。”
党中央撤出延安后，按照枣林沟会议的分工，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尽管土地会议推迟召开，但作为中央委托的重要工作，中央工委在东行的途中做着各方面的准备。
4月8日，刘少奇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干部会上强调，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真正得到土地，然后帮助其生产，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不起来，任何英雄好汉都是解决不了的。
对土改中出现的右的错误，刘少奇、朱德发现后及时指出并向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认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
24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央，汇报了途经晋绥地区兴县、静乐、宁武、崞县等地时所了解的情况，认为，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
刘少奇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7月25日，毛泽东把刘少奇致晋绥同志的信批转各地。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直至胜利。
这封信成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之一。
1947年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工委机关来到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河北省阜平县。
5月3日，到达平山县。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工委留驻平山县。
在这里，刘少奇除领导工委的正常工作之外，还投入了大量精力调查、思考进一步的土地改革问题。同时，他也抓紧时间，着手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准备工作。
刘少奇、朱德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在表扬和肯定晋冀鲁豫的土改作法和经验的同时，对晋察冀等地的“不彻底”问题提出了批评。
为使全国土地会议能够深入讨论一系列土地改革的重大问题，保证会议开出成效，5月24日，刘少奇在致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中，提出了应该注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是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是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是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四是在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90％以上反封建战线的经验如何；五是在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建立乡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区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改革是否更便利于运动的开展及群众的学习；六是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原则应如何规定；七是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是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即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是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
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也可出席代表一人。
在全国土地会议筹备阶段，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胃病复发。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6月1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电文还说：“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一、如能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7月10日，刘少奇向党中央报告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表示自己身体恢复，可以工作。
刘少奇说：“对于会议，我们只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若干文件作为参考外，无其他准备，也未准备报告，拟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
“会议问题将牵涉很广，我们将尽可能解决一切业已成熟的问题，其他未成熟的若干问题，也拟进行一些讨论，作些思想准备，但不作决定。会议将延长到一个月以上，工委将集中全力来进行这个会议。”
党中央复电中央工委：同意土地会议的方法，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1947年7月15日，出席全国土地会议的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的代表110余人，已全部到达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
他们有的是坐汽车来的，但大部是骑马来的，一个个走得风尘仆仆。他们通过硝烟弥漫的战场，穿越敌占区和封锁线，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了西柏坡。有的甚至辗转朝鲜平壤才从东北来到西柏坡的。
中央工委召开土地会议预备会，决定全国土地会议于7月17日开幕，成立了由中央工委委员及各代表团负责人共22人的会议领导机构主席团，常委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工作机构是秘书处，秘书长安子文，下设文件编辑委员会，由陈伯达、廖鲁言负责。
聂荣臻抽调晋察冀军区警备营二连加强土地会议的警卫工作，冀晋4分区地委和建屏县为会议准备了丰富的物资供应。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开幕。会场只搭了一个棚子，摆了一张桌子，算是主席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等领导同志都是席地而坐，来自全国各个解放区的107人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上，刘少奇首先作了讲话。他说：“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流经验，以便给以后的运动——群众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运动以新的指导。”
刘少奇指出：“《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
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左”了一切就“左”，右了一切就右，会影响各种问题，今后如何有意识地使其他工作有计划地推进，应从解决土地问题开始。
刘少奇强调：“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接着，朱德和董必武也作了讲话。朱德说：“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农村，主要是代表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要使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个道理，并要实行。军队是革命的主力，要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整个会议在中央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清晨6时开会，8时在会场吃早饭，然后继续开会到11时，下午15时开始分小组讨论。
会议开始阶段，集中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他们介绍情况和存在问题，也带来了经验。期间，刘少奇与土地会议主席团同志分别与晋冀鲁豫、晋察冀及远道来的代表进行座谈。
每次让卫士李长有去通知代表们座谈时，刘少奇都这样叮嘱：“跟代表们说话要客气，不能和下命令一样。就说，少奇请你们到他那里去坐坐。”
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的劝告，因为他没有这个时间。别说一个月，连一天都没能休息。
会议上刘少奇一直抱个暖水袋，捂在肚子上和大家座谈讨论。与会者见状替他担心，劝他休息，他却微微一笑，继续坚持开会。
会议在汇报问题的基础上，转入了分析、研究和讨论阶段。并首先集中在党内和民主及农民组织问题上。会议认为，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
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料、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
会议认为，妨碍充分发动农民的原因大致有三方面：地主、富农阶级的阻碍和破坏；领导上的动摇和官僚主义；党内的不纯洁。
在充分掌握情况后，8月4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中反映了土地会议上各地所汇报的情况，并对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转变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建议。
刘少奇在请示中认为：“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
13日，党中央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经过对会议前一阶段的总结和思考，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发表了报告。
报告指出：要整编队伍，首先从党内整起，提高党的纯洁性。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回避在本地工作的原则。
其次，整编群众队伍，以贫农为中心，团结全体中农以及其他反封建分子，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团结群众的队伍。
第三，要建立人民法庭，对于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判调查，执行诉讼。建立起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
会议后期，集中讨论土地政策和怎样划阶级成分问题。
就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小河会议。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就土改问题作了谈话，提到了“平分土地”原则。
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用5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军事计划。
为确保这一计划的完成，他指出：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
他还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
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土地改革中要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
29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平分土地”原则。
社论指出：“现在的情势与抗日时期已经不同，我国仍有广大的、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已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相反的，蒋介石集团现在是卖国贼、法西斯和战争罪犯的集团，是人民的公敌。”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到彻底平分田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粮食、衣服和住所；同时又照顾地主的生活，让地主和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乃是绝对必要的。坚决执行这个政策，则人民一定能够战胜蒋介石，如果在这时候重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则革命运动会有失败的危险。”
9月3日，刘少奇看到了《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一文，随即同中央工委的其他负责人做了研究。
他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平分。这篇社论中根本未提到动不动中农的问题，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
对于平分土地的办法，刘少奇是赞成的，认为这个办法消灭封建最彻底，而且简单明了，贫农容易掌握，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公开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党内问题也好解决了。
刘少奇要求各位代表特别是下边做过土改工作的代表，认真考虑平分土地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这样做是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他说：“过去我们的会议没有集中力量来讨论政策，大家注意力所集中的是党内问题，这是好的，没有错，因为以前麻痹不注意，现在来注意一下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另一方面可能发生缺点，注意党内问题，政策问题就忽视了，这是不大好的。”
9月5日，土地会议已经进入结束阶段，刘少奇致电中央，报告了会议进程，并请示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等问题。
中共中央复电中央工委：“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
“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
“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
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刘少奇同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赶写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两次提交会议讨论。此间，朱德、叶剑英、彭真也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胜利闭幕。会议开了近两个月，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由廖鲁言主持起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吸收了以往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它比以往的土地法令显得成熟和完善。
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伺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这四项“废除”的范围规定得明确，并且改变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它规定了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归个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
关于土地分配办法是按乡村全部人中，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还规定，由农会征收旧式富农按平分原则所多余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它指明了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道路。
在闭幕会上，刘少奇作了会议结论。他认为：“《土地法大纲》等文件还可能有错误，要准备去发现，准备由历史来证明，来作结论。”
10月16日，中央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土地会议“决定两大问题，即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及普遍整党。”
毛泽东对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进行了修改和审定，10月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的电报，指出：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第二天，中共中央公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决议》指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级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使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了极大震撼。
从1947年10月以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解放区都召开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会议，发出了有关的具体指示，以贯彻实施土地法大纲。同时，各地还抽调、培训了大批干部，帮助农民起来向封建堡垒作最后的冲击。
晋察冀解放区于1947年10月3日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和边区土地会议扩大会，历时一个多月。
聂荣臻在土地会议上致开幕词。
他说：今天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土改、为战争服务的，而土改又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投入这一个大革命运动中去。
彭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主要就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说明了党的政策。
会议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两年来土地改革的历程，深入揭发并严厉批评了党内地主、富农思想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倾向，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计划和具体政策。
10月26日，边区行政委员会宣布接受《中国土地法大纲》为边区的土地法，并立即实行。
27日，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和晋察冀军区联合发布布告，保障边区农民彻底翻身。
在这期间，边区农会也举行临时代表会议，并于11月10日发表《告农民书》，号召全边区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起来平分土地，争取彻底翻身。
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7年10月2日召开了全区土地会议，共有县、团级干部1700多人参加。薄一波在会上致开幕词，接着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最后还对会议作了总结。徐向前致了闭幕辞。
会上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豫皖苏各代表团负责人汇报了各地土地改革的开展情况，检查了运动不彻底的原因。
会议经过近3个月的深入学习和讨论，确认全区3000万人口中，有1000万人口区域中的农民，已经彻底翻了身，但工作仍有不足之处；1000万人口区域中的农民，翻身不彻底，需要继续翻身；另1000万人口区域中，农民翻身很不彻底，尚需大力进行土地改革。
会议指出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相当严重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会议一致拥护《中国土地法大纲》，详细讨论了贯彻实施的办法，并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建议边区政府采纳定为法令。
会议结束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发表《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决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遇事与农民商量，好好地与农民研究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领导全体农民起来实现这个大纲，达到农民的彻底翻身。
从1947年7月开始，晋绥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开始由西北局统一领导。全国土地会议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北召开了全区高级党员干部大会，报告和讨论如何完成全区土地改革的重大问题，历时近一个月。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边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经过深入讨论，认识到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坚决依靠贫雇农放手发动群众，没有及时防止地主思想影响的袭击，以致在一部分干部中发生了思想意识堕落及某些严重的糊涂观念或盲目自满的倾向。
会议一致拥护《中国土地法大纲》，研究了具体贯彻实施的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出布告，号召全边区农民为实现土地法大纲，彻底翻身而斗争。
华东、华中及其他各个解放区，也都先后召开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会议，发出了有关的具体指示，以贯彻实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掀起了新**。
东北解放区比华北西、华中等老解放区建立的要晚，但地域辽阔，土地面积大，因而在解放战争中，土地改革的意义尤其重大。
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7年12月1日在东北解放区发布《告农民书》，指出：“八?一五解放后，共产党八路军帮助咱们翻身，肃清土匪，清算分地，挖财宝，分得土地、房屋、牛马、农具及财物，定下了安家立业，发展生产的基础，但是封建制度还打得不彻底，土地还分得不合理。这次要来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彻底平分土地。”
同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接受《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法令，并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颁布了《东北解放区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还制定了《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及《办事细则》。
接着，东北局所属的各省委也都召开有关会议，对于土地法大纲的实施真做了具体的部署，使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迅速走向高涨。
东、西、北满大块根据地有1410万人口，加上南满根据地的160万，共1570万人，除城市人口外，农村人口约1150万，土地约一亿亩。经过日伪14年残酷的压榨与剥削，广大农村极度贫困。土地除开拓地、满拓地外，一般是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
日本投降，解放军进入东北后，在与敌人的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军的残酷复杂斗争中，各地普遍进行了反奸清算，而后经过没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有些省在打土匪过程中，又没收分配大汉奸、特务、土匪头子的土地，并经过减租、增资、带地斗争，比较自觉的部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在实施这一过渡性土地政策时，陈云创造了“经济——武装——再经济”等一整套发动群众、开展农运的经验。
陈云提出：“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并使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迅速普遍执行。“在农民翻身斗争中，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使乡村的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并随之建立农会，组织各种各样的人民武装，吸引农民参加战争的各种工作，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参加的战争。
在贯彻中央“五四指示”中，陈云发现合江地区土改不彻底，有“夹生饭”问题，并将这一问题向东北局作了汇报。
东北局发现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于是及时发出《关于“半生不熟”的问题》作为土改工作的中心任务，开始了全东北范围的“消灭夹生饭”等深入土改运动。
从1945年末开始，北满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没收与分配敌伪土地的斗争。到1946年6月6日，北满各地的敌伪土地基本分配完毕。
为贯彻党中央12月会议精神，1948年春节过后，在东北局的号召与直接组织下，东北解放区动员了10000名干部，组织工作团，克服了平均使用力量抓浮物、走捷径的毛病，而由各级负责干部带头，集中力量，创造典型，取得经验，影响推动周围村庄，并训练基层干部，培养出大批本地农民积极分子新干部，组成农民翻身队，同时召开由区到县的农民代表会议，把运动适时的推广到面。
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东北铁路沿线和一些重要城市的郊区也成为解放区。这些地方比附近的老解放区人口稠密、物产富庶。
如沈阳、长春，辽宁的辽中、盘山、台安三县及辽阳、海城的一部分。这些地区尽管长期遭受反动统治，但与老区毗邻，受老区影响大，一旦解放，群众情绪很高。
这里的群众进行土改的积极性高，工作容易开展，1949年春耕前基本上完成了土地分配，消灭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成功，不但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也为后来的开国大土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于当时没有注意克服“左”的倾向，并且未区分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普遍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平分土地”办法，使一些解放区的土改出现了侵犯中农和工商业利益的错误。
在晋绥区、渤海区，以及太行区、晋察冀区一度出现了“左”的倾向。如追查地主浮财时发生了打人杀人的现象，因片面强调平分而出现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的现象，以及把广大基层干部不适当地看做妨碍土改的绊脚石，错误的提出了“搬石头”的口号，实行“查三代”的唯成分论倾向等。
不久中央发现了这些错误倾向并进行了纠正。1947年12月，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把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严格地加以了区别，规定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必须与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联系起来，以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
1948年1月，任弼时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作了全面、正确的阐述。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解放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这一时期，党中央研究了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由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的草案。
1948年5月，陈毅、粟裕、李雪峰、薄一波等到河北同毛泽东全盘研究了中原地区的工作。为了准备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重新考虑了新区工作策略，决定“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
同时，毛泽东向邓小平发电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提出具体要求。
5月25日，党中央向全党正式下达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对1948年秋、冬两季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做出具体部署：要求自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没收和分配封建土地的地区，要依次完成乡村情况调查；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由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团结当地党支部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组织或改组或充实贫农团和农会，发动土地改革斗争；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等10项工作。
5月25日的指示还明确指出，只有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地区，才能划入土地改革工作范围：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
指示中还强调：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被列入当年土地改革的范围。
根据这个指示，各解放区的接敌区域和大部分外线新开辟的解放区，1948年秋都不进行土改。
经过4年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至1949年上半年，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包围的小块新区，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已经被废除；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在中原等新解放区已通过减租减息，削弱了封建土地制度。
在土地改革中，亿万获得土地、粮食、房屋的农民，为了保卫翻身果实，以“保田参军”为口号，到处掀起参军热潮，踊跃加入解放军。
华北区自日本投降至全境解放，有近百万农民参军，其中太行区全区平均参军者已达全人口的4％，少数高的地方达8％。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3年中，共有160万人参军。
由于“保田参军”，打仗目的明确，由翻身农民所组成的人民军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特别是业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参军的新兵质量最好。
山东渤海区新兵中，党员干部占14％；华东区新兵中，贫农和中农占90％；太行区新兵中，18岁至25岁的青年占75％以上。
这些新战士关心政治和部队建设，他们对于新解放区未翻身的农民有高度的同情心，决心帮助被压迫者获得彻底解放，打起仗来以一当十，奋不顾身。
解放区的农民还就地组织民兵，协助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牵制、围困与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妇女、儿童都积极参加战斗。民兵积小胜为大胜，有效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了保家保田，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解放区农民在物资、人力等各方面保障解放军的前方供应。在物资上，翻身农民积极交售公粮。
东北解放区3年来共交纳450万吨公粮，质量之好、速度之快是空前的；1948年底起征的公粮到旧历年时，前后不过一个多月即已完成95％以上。
解放区的妇女还承担了制作军鞋、被服的任务。由于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粮食、棉布、军鞋等各种物资源源输入军队，为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东北解放区外，各地没有或几乎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各种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全靠民工以体力或手工工具完成。
正是因为这些，人民解放战争才能在短短的四年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实行民族自治政策
1947年5月1日，在“草原红城”兴安盟乌兰浩特，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当选为自治区政府主席。
5月19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祝贺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自治区。
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区域自治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样板。
党中央在战略决战前夕，促成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对于赢得少数民族支持，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内蒙古自治区是如何成立的呢？这要从党中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说起。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解放区都分布着一些少数民族。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解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国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1945年10月23日,中央就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问题向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力图恢复内蒙古地区的封建贵族统治。该地区的一些官僚和王公贵族，则力图搞所谓“内蒙古独立”。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加强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
1945年8月，中央决定由候补中央委员乌兰夫任绥蒙省政府主席，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负责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
随后，中央指示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内蒙古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古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的有利地位”。
党中央还在指示中强调：“准备建立内蒙古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
根据这一方针，1945年11月26日，绥蒙省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选举乌兰夫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
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在承德举行了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会议。
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决议主要内容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并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东西各盟旗均组织其分会、支会，实现其纲领。由东蒙自动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东蒙自治政府，设立联合会东蒙总分会。
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武装部队，会议推选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兼常委会主席兼任军事部长。
这次会议结束了内蒙古地区长期分裂的局面。以“四三会议”为标志，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乌兰夫根据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群众的普遍愿望，向中共中央提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请求并获批准。
同年6月，自治运动在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基础上，通过发动翻身农牧民参军和改编、收编其他地方武装等方式，组成内蒙古自卫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5个骑兵师和一个纵队，指战员90％以上为蒙古族。这支军队很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3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兴安省工委负责人会议，起草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经会议讨论后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审定，并转呈党中央原则批准。
会议本着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组成应体现内蒙古人民的共同利益，代表内蒙古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原则，初步议定了自治政府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协商拟定了自治政府委员、参议会议员名单，成立了内蒙古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团，乌兰夫任党团书记。
当年4月3日至4月2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回顾总结了“四三会议”以来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经验，并讨论研究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事宜。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乌兰浩特召开。
出席会议的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伊克昭盟、阿拉善、额济纳旗外，有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满、回、朝鲜等各民族代表393人，代表包括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
乌兰夫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
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撤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会议通过的文件明确规定：自治政府的任务是团结自治区内的蒙、汉、回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扶持下的国民党封建买办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为实现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选举产生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参议会议长、副议长，乌兰夫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
4月27日，会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充分表达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和衷心拥护。
5月l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庄严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5月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乌兰浩特召开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议，任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会议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旗；内蒙古自治政府所在地暂设兴安盟王爷庙。
当年11月28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决定，从12月1日起将王爷庙改为乌兰浩特市，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电贺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古同胞在你们领导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
5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组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乌兰夫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于当年7月1日成立，这个名称有别于其他地方基层党组织的规范称谓，在当时是从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提出的，便于蒙古族革命者和革命青年介绍。
从此，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自卫军在内蒙古工委统一领导下，更加有力地开展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它的成立，证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政策，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符合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情况，对于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开创了先例、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