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1日，中原军区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电报突围计划：“决定大部主力向西突围，其他部队向东突围或就地坚持斗争。”
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
党中央决定战略转移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包围封锁进一步逼近。敌人用7个军的兵力直指宣化店，不断缩小包围圈。
总指挥刘峙，已向围攻部队下达命令，要求在6月22日前完成一切行动准备，于7月1日对我中原主力军发起总攻，妄图在48小时内将中原军“一举包围歼灭”。
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抉择的艰难在于：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至少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时期；而如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也许有可能遏制内战的爆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
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
6月19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也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当时，敌强我弱，我主力军已被强敌重重包围在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100多千米的狭窄地带，要再坚守下去，就有覆灭的危险。
6月21日，中原军区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电报突围计划：“决定大部主力向西突围，其它部队向东突围或就地坚持斗争。”
6月22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
深夜，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中原局：
一、21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中央
6月23日
党中央毛泽东在危机面前，审时度势，决定中原解放区部队从战略坚持转变为战略转移，是非常正确的抉择。党中央对中原解放区的战略思想，有一个随着形势而逐步变化的过程。
中原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朱德曾经说过：“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取得东北、华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
中原解放区位于长江、黄河、淮河、汉水之间，以河南为中心，连接安徽、江苏、湖北、陕西4省，由鄂豫、皖西、豫西、陕南、豫皖苏、桐柏、江汉7块战略区组成。
全区人口5000多万，土地9000多万亩。中原解放区东逼南京，南扼长江，西慑西安，控制着平汉、陇海两大铁路枢纽，是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原解放区的创建和发展，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这时，国民党蒋介石拥有总兵力43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200多万人，有45个美械装备师，控制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
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127万余人，而且被分割在华南、华中、华北、西北10多块根据地，装备落后，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
蒋介石认为他具有军事和经济的绝对优势，又有美国支持，满以为有把握“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实现其蒋家王朝一统天下的幻想，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打内战。
但是，蒋介石一方面迫于广大人民要和平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要打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于是，他就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1945年8月，蒋介石3次发电报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和平建国的大事。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实面目。
毛泽东、周恩来等不顾个人安危，在1945年8月28日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长达43天的谈判，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议》；签订了《停战协议》，并设立了国共两党和美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停执行部”。
当时，中国共产党承诺，将原在华南、华中各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撤到华北，把全国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20个师，以换取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平民主。
1946年1月，党中央又同国民党中央共同颁布了停战的命令。但是，这个停战协议，搞得蒋介石心烦意乱。
蒋介石知道到目前为止，只有5个军开到了山海关，两个军开到了华北，两个军开到了山东，而有100万大军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大西南地区待运。
中原解放区位于江、淮、河、汉之间，控制着我国腹心地带河南、湖北、安徽省。它是我军扼制国民党军北进、东进，牵制国民党军队和威胁国统区的重要战场。
60000名共产党军队雄踞中原，像一只巨大的铁拳直接威胁着武汉三镇和蒋军出川的大门。对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意图极为不利，被其视为心腹之患。
因此，中原军区的出现，使蒋介石如鲠在喉，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便调集4个战区2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原军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围攻，扬言于11月份全部消灭我中原部队。
这时，党中央、毛泽东针锋相对，命令新四军第五师部队与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团长王定烈带领的冀鲁豫军区第八团和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豫鄂边境之桐柏、枣阳地区会师。
1945年10月，中原军区组建完成，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戴季英任副政治委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江汉军区、河南军区、鄂东军区共达60000余人的兵力。
10月30日，党中央决定，将鄂豫皖中央局改建为党中央中原局，书记徐向前未到职，郑位三任代理书记。接着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初步形成中原解放区，下辖河南、江汉和鄂东3个解放区、14个县。
中原解放区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急于抢占中原、发动内战的紧急关头创建的，是人民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进行自卫战争的前哨阵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军从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和东北的战略枢纽。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部署进行内战的兵力，蒋介石调集了20多个师，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并先后占领鄂中、鄂西、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地，企图消灭中原军区的部队，打通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和东北进军的通道。
为了贯彻党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牵制国民党军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兵力，中原部队在中原地区坚持了10个月的反内战外线作战，把国民党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原部队的30余万人的兵力，始终牵制在河南、湖北中原大地，阻滞其进军华中、华北、东北等战场的行动，为各解放区部队实施战略转移，迎击国民党军地全面进攻，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李先念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从全局出发，用革命“两手”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
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是“假和平、真内战”，用和平谈判来掩盖其军事进玫的意图；而李先念的“两手”是“以打对打，以谈对谈”。
无论是“打”还是“谈”，都是为了拖住国民党30多万军队北进的步伐，为解放区实施战略转移做好迎击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准备工作争取时间；同时，也是为了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
在三军会师前，1945年9月、10月，李先念领导新四军第五师部队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如率领第十三旅在保卫四望山的战斗中，针对敌人的进攻发起了吴家店等地反击作战，俘敌千余人；又带领3个主力旅向西挺进，发起桐柏战役，先后解放桐柏、枣阳、新野、唐河4座县城，俘敌2000余人。
在三军会师后，11月，李先念又继续指挥两个野战纵队，发起桐柏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先后在湖阳、双沟、祁雨、丁靶山、枣阳等地战斗，俘敌团长双宗海及以下官兵5000余人。
为争取主动，经党中央批准，1945年12月17日中原军区主力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在东进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中，又先后解放了河南光山、息县及罗山、潢川、信阳和湖北礼山、黄安广大地区，俘敌3000余人，为其他解放区的对敌作战，发挥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
1946年1月10日共产党同国民党签署的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1月11日，在行进途中，中原军区接到了党中央命令：部队于1月13日24时停止一切国内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
为了执行停战命令，李先念司令员命令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停留在大别山西麓的河南光山、经扶罗山、礼山等地，方圆100多千米、人口只有40万的狭窄地区。
停战以后，在5个月的和谈期间，我党中央曾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允许中原部队开往苏皖解放区休整，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悍然拒绝，甚至利用停战之机，围困我桐柏山、光山地区后，又“围剿”大洪山，其一线兵力达5个军。
国民党军不守停战协议，以优势兵力压制中原部队，将中原主力部队周围的城镇与村庄相继占尽，双方岗哨距离不到2500米。
虽然在1月、2月通过和平谈判先后达成了《罗山协议》和《中原临时停战协议》，但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停战之机，不断调兵遣将。
至4月下旬，国民党已先后调集12个军、27个师和8个保安纵队共30余万人的兵力，对我中原主力部队形成重重包围，并不断缩小包围圈，妄图使我军弹尽粮绝，然后将我军一举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中原军区领导为了打破敌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李先念司令员在2月份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上，亲自作动员，发号召，明确提出：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战胜一切困难；要准备打大仗，坚决反击、消灭进犯之敌。
在1946年1月16日至6月26日，5个多月的斗争中，虽然没有打大仗，但是反“蚕食”斗争的小仗，几乎天天都要打。
当时，中原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宣化店镇周围，第一纵队驻在宣化店以东和东北一带，第二纵队驻在宣化店以南和西北一带，担任武汉至信阳一线的警戒。
这时，各部队为了打破敌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面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军事技战术，熟练手中武器，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骚扰；另一面抓紧空隙劳动，进行生产自救，战胜暂时的经济困难。
在5个月的和平斗争中，中原军区领导曾多次与国民党军谈判。
李先念亲自赴吕王城、汉口参加国共两党和美方三方代表会议，并签订了《吕王城协议》和《汉口协议》。
王震副司令员也亲自在罗山与国民党军谈判，签订了《罗山协议》，但国民党军就是不执行协议，一意孤行，挑起中原内战。
5月，周恩来从南京到汉口参加国共美三方代表会议后，于5月8日又来到宣化店，与国民党方面代表王天鸣、美国方面代表白鲁德会谈和视察。
在会谈中，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
后来，形势发展，正如周恩来所料，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中原战役打响解放战争的信号弹。
为突围做好准备工作
进入1946年，中原内战危机日趋严重。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于2月18日指示中原军区争取合法北移。3月18日又指示争取移兵到皖东五河地区。
为此，党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曾派出代表多次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允许我中原部队和平转移到五河地区。这就是说，可以让出整个中原解放区为代价来换取中原解放军能完整无损地转移到皖东，并保持全国的和平局面。
但是，蒋介石对于革命力量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他认为中原部队已是落到他嘴里的美食，他不仅要占领中原解放区，而且还要吃掉中原解放军。所以他始终没有答应我和平转移的要求。
1946年4月、5月间，国民党蓄谋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已基本就绪。蒋介石、白崇禧相继到西安，策划进攻中原解放区。
在中原解放区周围，已调集了11个军26个师30万人以上的兵力，挖通战壕10万多条，构筑碉堡6000余座，将我中原部队重重包围于纵横不满60千米的狭小地带，妄图首先包围聚歼我中原解放军，然后再向华中、华北、西北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
当时，从全国范围讲，国民党有400万大军，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而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100多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队。
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形势，共产党、解放军对于国民党强加在头上的全面内战，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还是挺起胸膛接受挑战？
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无比的勇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指示中原解放军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
1946年5月1日党中央3次电告中原局：国民党有5月5日至9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5月5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
于是，中原局、中原军区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开始进行突围的组织准备工作。按照“汉口协议”，车运700多名伤病员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6月15日，中原军区伤病员及家属740余人，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监督下，自广水乘专列北上，两天后抵达安阳。
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原解放区复员了老弱近10000人还乡生产，并组织部分干部化装转移。当时队伍里有2000多名地方干部，担任党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的陈少敏提出“沿途化装，疏散不直接参加作战的干部，以减轻部队的压力”这一关键性措施。
化装转移工作由中原局组织部负责，以各种形式和多条渠道进行的。中原局专门建立了化装转移站，具体实施干部的化装转移工作。大多数地旅、县团级干部都是由这个站安排转移出去的。
转移站设在罗山县定远店以西的长塘埂村。该村南距宣化店15千米，北距罗山县周党贩约20千米，紧靠中国共产党豫东南地委。
该站的主要负责人即由地委组织部长吴皓担任，有50多名工作人员，设化装、材料、交通保卫及总务4个小组。
准备转移的干部到站后，先由化装组根据各人的年龄、口音、肤色、长相、文化素养、本人气质、原任职务等特点确定装扮的身份。
装扮的类型有商贩、传道士、教员、探亲者、访友谋事的、去私塾卖笔墨纸砚串馆的等。
身份确定后，由材料组提供假经历、假证件、答辩词，各人先做10天至半月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熟悉假历史和答辩词，将长期带军帽而发白的额头晒黑，再经过各组负责人联合组成的审查组进行严格的盘问演习，确认毫无破绽后即由交通保卫组的人员负责护送转移。交通保卫员共有20多人，都是区、县级干部。他们多是长期在豫东南或皖北做地下交通工作的，政治上坚定可靠，有地下斗争经验，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各种社会势力，有可靠社会关系。
每个交通员一次可带四五人，多至10余人，但在路上则三三两两地分开行动，不公开联系。
护送的路程有短距离的，就把转移的干部送到蒋管区和中原区交界处的周党畈，亲眼看到被送的干部越过国民党岗哨再转回来。
如果是中距离的，把干部送到去豫皖苏解放区的中途，即新蔡、临泉一带就转回来。远距离的就把干部一直送到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即豫皖苏边区第八军分区接上关系。
转移的路线通常是经周党畈、罗山县、新蔡县、再走界首集，亳县、涡县，或经新蔡走临泉县、太和县到豫皖苏。
有些干部则走水路，到新四军军部或华东局，路线是在边区境内的潢河搭乘竹排，经光山县、潢川县到乌龙集，转乘帆船沿淮河而下，经正阳关、蚌埠，再从淮阴一带进人苏北解放区。
通过转移站转走的干部有400余人。
除了利用转移站进行转移工作，信罗县委也负责掩护向北转移数百人。他们或装扮成回乡的夫妻、贩运的商人，或化装国民党军官、国际救济总署的官员、新闻记者、医生，或利用社会关系假称是当地社会名流士绅的亲戚。
行走路线有两条，按各人装扮的身份不同，或经秘密路线，从宣化店、杨万店、涩港店到柳林站上火车，或大摇大摆地走公开路线，由汉罗公路到信阳火车站上车。
另外，用湖北救济分署的名义印制一批职员证，发给一批转移的干部作为掩护手段，转往其他解放区。有些伤病干部、战士，在救济分署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住进分署办的医院就医，愈后由救济分署安排转移。
还有同志利用国民党恢复黄河故道，原先从豫东逃亡到豫南的难民陆续返乡的机会，与难民掺杂在一起，混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转移到其他解放区的。
原驻川鄂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调到苏北鲁南一带后，许多家眷陆续北上，利用此机会也转移了一批女同志。还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零零星星转移到各解放区的。
天京潜、天汉地区党政军干部根据江汉军区党委批示，在中原突围前后对地方干部和武装人员进行了有步骤的分期分批疏散和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2、3月间，天京潜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传达江汉区党委指示，决定县委成员李钧、万全，副县长刘震东，区委干部胡传经夫妇，以及从荆潜过来的柳之一等为第一批化装转移。派了一个警卫连护送他们出境，后他们经武汉、上海转往华北和东北。
廖学道是一位老红军干部，县委见他年纪大安排他一同化装转移，但他总是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到了第二批第三批也不肯走，他担心的是怕一批年轻干部军事斗争经验不足，致使地方武装受到损失，表示坚决留下来,他后来在开辟鄂西根据地斗争中牺牲了。
当时对一些区委级的干部在组织不能安排转移的情况下，通过自报到外地隐蔽的地点和关系，经组织审查同意后才能以合法身份去隐蔽。
如天京潜县委组织科长朱玉龙、区长张英武及张炎武等通过国民党专员彭旷高的关系到随县警察署去隐蔽，后来因情况有变又转移了地方。张家振到仙桃镇天主教堂以教徒身份隐蔽，县委书记王克强专门派人护送他。
县南工委组织部长张恕也是派人护送到河南罗山县老家隐蔽。对这些干部既关心爱护，也十分慎重地作好安排和护送。
天京潜县委的武装除抗战胜利后由范保顺、吴子杰带了一部武装升级到江汉军区主力团队外，后来也有两个连输送到李人林任司令员的鄂中军分区，这支部队跟随李人林由鄂中、鄂西，又返回大洪山转战大江南北。天汉和县南也有一个县大队由李秉范带领编入江汉军区警卫团和干部大队，后来也随李人林部队一起转战。特别是召集一些地方绅士和曾经拥护抗战支持新四军工作的民主人士开会。要他们认清形势，利用各种关系保护转移的部队和人员。
经过宣传动员，确有一些地方绅士和民主人士发挥了作用。天北石河一带的联保主任夏应松和渔北一带的绅士就出面保护隐蔽下来的同志。
他们在当地有说话的权威，敌人抓了部分人员，他们出面便马上放人。在此种情况下隐蔽下来的人员为数不少，天东县南区乡干部魏坤、魏天元、李治国和天西的魏步青、王宪法等就是利用统战关系隐蔽的。表明在抗日时期所作的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地方游击武装斗争，也是一项重要任务。1946年6月、7月间，江汉区党委也随主力部队向鄂西转移，留下部分干部和武装人员成立江汉中心县委和江汉支队，分别指导各县坚持斗争的工作。
天京潜县留下了以王克强为书记，孙光炳为指挥长，廖学道、魏恒若、胡恒山、胡祥麟等组成的天京潜县委班子，在那里坚持武装斗争。天汉和县南也各留下一套班子坚持斗争。
天汉中心县委撤销后，成立了天汉坚持工作委员会。成员有孙国栋、周志、朱蒙全、涂明启、方植三等。同时建立了天汉保安大队，计有80余人，朱蒙全为大队长，张光汉为副大队长，孙国栋为政委。
工委和保安大队建立后，一方面掩护天汉中心县委及指挥部撤退转移，一方面带领一部分干部和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与敌人在河湖港汊周旋。
6月，县南工委撤销后成立了县南坚持委员会。成员有曹力、杨文舫、汪琦。同时留下一个仅有4个班的连队在曹力和左有方副大队长领导下，一方面掩护李秉范所率领的主力队伍和其他干部转移，一方面带领小型游击武装在华马乡一带坚持打游击。
这时，彭家垴特支书记彭常俊和成员邓金发打入敌乡公所和联保处。分别当了三青团的分队长和保长。
他们搞垮了与人民政府为敌的国民党带南乡乡长杨介山，遂为突围转移隐蔽人员弄到通行路单100余份，送走了第五师在县南的许多老弱病残人员，如鄂中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的爱人邓媛和两个孩子，区委书记汪琦和黄德惠等。
县南坚持委员会及其武装在曹力带领下活动了约半个月，由于国民党哨卡林立，清乡步步逼紧，加上牺牲和被捕的人也日益增多，7月上旬也转入外地隐蔽。
由于无职干部数量较大，到突围前夕，仍有不少干部未能转移，加上非战斗单位的人员，约达千人。后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将这些人员编成干部旅，跟随主力突围。
突围前夕，在进行整编复员，北运伤员，转移干部等工作的同时，还进行了其他一些非常必要的准备和善后工作。
突围前夕，为了安顿好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李先念于6月20日电召办事处处长郑绍文回宣化店，当面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主力部队准备向西突围的决定，以及为了使突围意图不致过早泄密，驻汉办事处在突围前就地坚持工作并做好应变准备的指示。
郑绍文于次日返汉后做了相应的布置，还在武汉地下党的协助下为军区购买了一批药品和无线电器材，由办事处派卡车送到宣化店。
6月26日晚，中原部队撤离宣化店后，国民党派出大批宪兵、特务搜查了办事处，抢走了电台和假密码，在住房门口派了许多哨兵。
经郑绍文向美、蒋代表及到武汉行辕严正抗议和交涉后，终于撤走了哨兵，退还了电台。
几天后，国民党又声称在武汉只承认共产党方面在执行小组的代表及工作人员，不承认办事处的合法地位，办事处将此情况报告南京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后，周恩来于7月10日派专机将郑绍文等接到南京。
突围前，停办了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该校是1946年春天在宣化店附近成立的。学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共300多人。
他们是1945年响应中国共产党七大关于到敌后去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组织下，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敌占区，按照地下党设置的秘密交通路线及接头暗号，投奔到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
1946年1月停战协定下达后，中原局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把这批已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由郑位三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李昌为教育长。
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于3月正式开学，学员以学习中国共产党七大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
至4月份，在国民党准备“围歼”中原部队的紧急形势下，中原局决定建国大学停办，全校师生员工，除少数病号和女学员随伤病员乘火车北上晋冀鲁豫解放区，以及少数人化装转移外，其余大部分分到部队当文化教员、宣传员，准备随军突围。
中原地区的《七七日报》也不得不提前停止出版。
《七七日报》是党中央中原局的机关报，其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党委的喉舌《七七报》。
《七七报》于1939年7月7日创刊，开始是不定期的4开油印小报，以后定为5天至7天一期，遇情况紧急临时转移时暂停出刊或出简短的号外。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中原局成立时，《七七报》与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办的《挺进报》合并，仍称《七七报》。
1946年1月改为《七七日报》，期数仍与《七七报》相衔接，每天按时出刊两大版。1946年6月24日突围前夕，《七七日报》出版最后一期，发表了停刊启事。随后，报社同志忍痛毁掉印刷设备，准备投入突围战斗。
突围前夕，中原局领导对分署机构的应变措施做了部署，派顾大椿向在分署任专员兼宣化店办事处主任的地下党员吴显忠，交代了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方法。
他们按照中原局的指示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认为办事处是“三不分”的产物，是分署的派出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在中原部队离开宣化店后，仍可在一段时间留在原处。
他们在主力突围前坚持工作，协助转移干部。在执行小组撤离宣化店之前，分署办事处写了一个通知，向执行小组说明办事处的立场，同时附上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名单，要求三方代表予以保护，并要三方代表在通知上签名，以备国民党军进驻宜化店时免遭迫害。
国民党部队进占宣化店后，分署办事处考虑到工作人员中中原行署推荐的人居多，长期滞留在此，安全无法保障。于是决定将办事处缩编为分署鄂东工作队，将中原行署推荐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转走，只留隐藏较深的地下党员及分署推荐来的工作人员。
6月24日，中原局对突围前仍留在宣化店的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颇感棘手，“留去都难”，请示中央如何处理。
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于25日复电指示：“务必保护第三十二小组的安全，或留置现地交由我地方部队妥为护送其回汉；或带至铁路附近让其返汉，或带其同行（暂禁其电台工作）”。
中原军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将护送第三十二小组的任务交给了在宣化店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的鄂东独立第二旅。
中原局、中原军区一边进行各种突围前的准备工作，一边根据党中央指示，做出了详细的分途突围的具体部署。
分途突围的计划是中原局、中原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制订的。早在5月初，党中央就曾在有关电报中提示中原军区部队应准备分途突围。
6月19日党中央电告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蒋介石决定大打，你处需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争取一切可能向北；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同时，党中央又专电指出：“你们有分散行动的可能，为使各单独行动部队不致与中央断绝联络起见，除保留中原局电台外，另将可能单独行动的部队如王震部、王戴部、皮徐部、陈先瑞部、张体学部配好电台。”
6月20日，中原局向中央报告了突围的计划，其要点是：主力向西突围，而后直逼内乡、浙川、荆紫关地区，经伏牛山，越陇海路，北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万一不成，即在伏牛山、秦岭打游击。
必要时转甘南创建根据地，或到陕甘宁边区会师。同时也准备渡襄河，进到武当山创建根据地，或者进川再转甘南地区。鄂东、鄂中两区部队约万人留当地打游击。
万一立足不住，鄂东部队向皖东突围，鄂中部队转入武当山打游击。
其具体部署是：先由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行动，造成主力东进态势，以迷惑敌人，转移敌人的视线。中原解放军的主力则分为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队和第二纵队主力为北路，王树声率第一纵队为南路。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挺进大别山腹地，牵制敌人兵力。
黄林率河南军区部队，在平汉路西侧掩护北路主力突围作战。王海山率第二纵队第十五旅大部随第一纵队行动。罗厚福所率江汉军区部队留少数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其余部队进入襄河以西地区。
6月21日，中原局就突围事宜又请示中央：“国民党军队对我边区的包围、封锁已日益加强。我区局势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向南隔长江，难以实现；向东在津浦路附近有敌强大兵力；北渡黄河，不能徒涉河川，危险极大；比较安全的只有豫西、鄂中两路。如果待敌部署完毕，正式向我进攻时再突围，在战略上战术上都处于被动地位。”
“因此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如不突围，今后更困难。”
党中央于23日电复同意后，25日又电示中原局：“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路突出包围圈；若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
这样，中原分途突围的计划就确定了下来。
突围方向的最终确定
1946年4月下旬，党中央获得可靠情报，国民党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围歼”，当即电询郑位三、李先念和王震。
电报说：“假如顽军破裂和谈，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两者利益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
关于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原局、中原军区曾经反复考虑过向东、向北和向西等方案；其间还考虑过以一部分主力向南渡过长江，游击于大西南的计划。
向东转移到苏皖解放区是1945年底提出来的。当时，桐柏战役第二阶段未能取得预定的歼敌目的，国民党军以6个师另5个团的兵力向桐柏地区推进，企图夹击歼灭中原军区两个纵队。
加之中原军区部队在非根据地作战，财粮短缺问题十分严重，伤病员难以安置。因此，中原局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将两个纵队转移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大别山地区作战，并准备将下一步的转移方向定为皖东。
1945年12月18日，郑位三致电中央军委说：“由于敌军大兵团积极围攻，我军4个战斗都未能取得大胜以改变战局，反而被迫从路西撤退，伤病员2000人安置颇感困难，估计去路东后困难更会加多，因此提议过路东后以主力靠拢军部，原地留游击兵团。”
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联名电报党中央，再次提议主力靠拢军部，此地留5000人至10000人坚持游击战争。
12月20日，党中央复电郑、李、王并告王树声和戴季英，同意中原军区主力向东转移到军部地区，留一部主力多带电台，配合地方游击队分散坚持鄂豫地区的计划。
党中央指示说：“你们主力转移时，必须先向东北行动，到正阳、新蔡方向，做欲渡黄河之态势，以便迷惑和吸引敌人向北，然后看情况再向东行动到皖东地区。”
在准备向东行动的同时，向北转移的方向也随之提出。
中央军委接到华中军区的电报称：“国民党桂系军队尚有两个师在大别山，其一部已向淮南铁路以东及津浦铁路以西的定远地区进攻，华中军区在该地区的主力即将转移到津浦路以东。因此，建议中原军区部队不要经大别山向东转移，而应向北经新黄河以东到冀鲁豫地区。”
党中央于12月28日电示中原军区：“主力转移或向东到新四军，或向北到冀鲁豫，由郑、李自己考虑决定。”同电指示华中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均需做接应中原军区部队的准备。
电报强调指出：“向东，华中部队需做有力而负责之接引与配合；向北，则需刘、邓作有力而负责之接引与配合。”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这次战略转移未按原定计划实施。
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
同时，共产党在重庆提出的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得到中外各方的同情，国民党也只好拖延而不敢贸然加以拒绝。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于29日电示郑位三、李先念并中原局：“为增强我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在和平实现时能争取我在鄂豫皖地区一定的地位，中原军区主力在转移时，万不可全部开走，必须留有力之一部，在各根据地坚持做分散游击战争。”
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将原新四军第五师及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组成的第二纵队留下坚持鄂豫皖地区，只将原河南军区王树声、戴季英部组成的第一纵队做战略转移，转移的路线定为尽可能争取渡新黄河经水东到华北，如果黄河走不过则改道走皖东。
并决定王王树声、戴季英部转移时将中原地区的军队和地方上未任职的成千干部带走，原第五师派两个旅护送第一纵队转移，如到华北护送到黄河边，如到皖东则护送到安徽六安。
此时，已进入河南息县的第一纵队，仍倾向于走皖东。
王树声、戴季英在1946年1月1日致党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报中说：“关于部队向东或向北转移的问题，我们认为向北转移困难较多。如从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界首以北至河南中牟一带过新黄河，因距离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平汉铁路较近，我大部队不可能在此地行动。”
“而且估计这一带的渡口已均被敌占领，如从界首以东至正阳关过新黄河，则要涉过5000米宽的黄河泛滥区，并且还有沙河与涡河之隔，均要船渡。”
“即使渡过新黄河后，还要穿过皖北平原，再过陇海铁路才能到达冀鲁豫解放区。同时，对界首至正阳关一段之新黄河两岸及沙河、涡河两岸情况均不明，对皖北情况也不清楚，故从界首以东渡河北进也很不利。”
电报在分析上述情况之后建议：“如实行战略大转移，我们主张从淮河以南走大别山再东进皖东为好。因路途较近及山地对我们作战有利，又无河流阻隔，并能取得苏皖新四军之直接有力接应。”
1946年1月2日，王树声、戴季英部再次电述主张东进的理由说：“从息县出发到扶沟过新黄河，有18天的行程，而且对扶沟渡口没有把握抢到手，占领了该渡口船只不多也难以很快渡过。如从界首及界首以东阜阳以西渡河，也有数天的行军路程，而且估计界首、周家口系国民党军所必占领的要点。除界首外，其他渡处船只也少。”
王树声、戴季英部因此认为，与其北渡敌情不明及无把握的冒险，不如南进大别山再向皖东东进，如华东新四军对我接引有力，桂军一两个师不可能完全阻止我们东进。
第一纵队单独向东或向北转移的打算，也因国内形势的转变而暂时放弃。
1946年l月6日，中原局、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进入光山、经扶之西部，第一纵队从息县出发南进，准备在七八两天与第二纵队会合。
此时，国共和谈已有结果，中原局在有很大可能实现停战及王树声、戴季英部队到华北和华东都没有把握走通的情况下，决定放弃部分主力作战略转移的打算，全部留原地坚持。
1月8日，中原局将上述决定电报党中央。
1月9日党中央复电说：“停战命令可在日内下达，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能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
由于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是在战略转移行进间驻扎防地，而且在从桐柏山向平汉路东转移的过程中，已吸引国民党11个军在其周围，因而很难在短时间内控制较大地区。
l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中原军区主力部队集结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过100千米的狭小地区。这样，部队给养更趋紧张，虽有中央和兄弟解放区的慷慨支援，仍难以为继，因而提出建议，请中央向北平军调部交涉，给中原军区部队调整防地或准予移地就食。
中原军区司令部于1月17日提出的建议书内容为：要国民党军让出原鄂豫解放区的七八个县，归中原军区部队驻防就食，周围的封锁部队必须撤退。如不可能争取国民党军让出防地，则提出移地就食。
建议书认为，转移的方向是向东到苏北、皖北，具体路线为由现地宣化店、光山地区出发，经经扶、光山、商城、固始之间，自颍上、阜阳渡黄河，再取道凤台、怀远、蒙城之间，于宿县、固镇间过津浦铁路进入我灵璧解放区。
或自现地取道正阳、息县、新蔡，于太和、阜阳上下渡黄河，再经蒙城、涡阳、亳县间进入我永城根据地。或分成几个纵队由以上所提出之地区同时移动。
尽管估计到北上或东移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在1至3月份仍未放弃这两个方向。
2月10日给党中央的电报将转移路线定为拟从界首、临泉、太和渡过涡河而东去。
2月14日，中原局鉴于财粮已到穷途末路，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部队30000多人在10天内向北转移。
15日，又致电党中央并华中局称：“决定由王树声率领6个旅30000人，本月25日左右由此动身向苏皖开进。”
2月18日，党中央电示郑位三、李先念，指出中原军区的行动方针应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北移，因此中原军区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
2月22日，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在宣化店与中原军区会谈达成协议，由该小组致电北平执行部，要求准许中原部队25000人移往安徽五河地区就食。
执意要把中原军区主力悉数歼灭的国民党当局，不仅无理拒绝了中原军区部队多次提出向东、向北转移的要求，而且进一步调兵遣将，在上述两个方向加强配置兵力，紧缩其包围圈。
除郑州绥署所属第五绥靖区及武汉行营所属第六绥靖区所部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周围各县配置第一线攻击部队外，徐州绥署之第八绥靖区在淮河以北的阜南、阜阳、太和一线布防了整编第五十八师第一旅。
另将伪孙良诚部由滁县、明光开往寿县整编，借以增强淮河北防务。在淮河以南则设置了合肥、桐庐堵击区。
显然，中原军区部队如向东或向北作战略转移更加困难。况且在地理上也有障碍，向东要通过长江与巢湖或淮河与巢湖之间的狭窄通道，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向北或东北要通过黄淮平原的黄泛区和水网地带，连续渡河也很艰难。这也是后来需要紧急强行转移时，党中央和中原局均把突围方向选定在向西行动上的原因。
5月1日，党中央连续发出3份电报给中原局，在第一份电报中指示：“情况危急，你们应在5月5日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行动方向另告”。
第二份电报具体指示突围方向说：“你们向东或向北行动均很困难，顽方已有周密准备，似应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分散坚持游击，主力向西至鄂西陕南豫西地区为适宜”。
第三份电报详细阐明向西突围的理由说：国民党军在津浦路上两个月以来即秘密加强碉堡与封锁沟，向东突围则国民党军将以强大兵力分路由西向东追击，压迫我于津浦路以西附近狭小地区歼灭我军。
如果不能战胜黄河、淮河水网及津浦路上封锁，其危险性是很严重的。
主力向西当然也有许多困难，但比向东地区广大便于机动，而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如果到时候在上述地区坚持不住时，也可出敌不意，突然向华北或陕甘宁转移。
中原局认真讨论、权衡利弊后，最后选定主力向西突围方案，并上报党中央。
中原局当日两次致电党中央说：“万不得已时突围走，我们拟向西不向东，因东面敌人很大。”
同日的另一份电报说：“在不利的情况下决心向西转移，东方敌人有重兵，地区狭，敌人有充分准备，不能向东转移。向西第一步是到陕南。原地拟留万余人坚持游击战争。”
党中央同时指出不轻易走，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正好。一切准备工作宜快。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非凡的革命胆略。
国民党军在5月上旬未敢贸然大举围攻中原军区，中原部队突围的时间也相应推迟。此后，突围的方向除向东已基本否定外，也考虑过向西南和向北的可能性，最后仍然确定向西。
月2日，郑位三向中央提出，拟以大部主力进鄂西北武当山，将来相机进入四川；另以一部分主力向西南，在沙市、宜昌至巴东之间南渡长江，经湖南到大西南打游击。
6月14日，郑位三、李先念致电中央，将突围方案定为两案，前一案经嵩岳地区越陇海路在垣曲、济源之间渡过黄河，后一案经陕南或经武当山、川北到甘南、再到陕甘宁边区，在两案中倾向前一案。
6月17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军委，假使中原内战爆发，我主力王树声、戴季英部要过陇海路，在济源垣曲之间渡河，要求晋冀鲁豫军区秘密多造船只，控制渡口，随时予以接应。
依照中央指示，中原局于6月20日和21日向党中央报告了向西突围的最后决心。
中原局在电报中说：“我们原想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因国民党在津浦铁路上控制有强大兵力，难以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川很多，危险极大。比较安全的只有经豫西南、鄂中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6月23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