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0日下午15时，两辆黑色“雪弗莱”轿车几乎同时驶到怡园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走出张群和周恩来。两人互致问候后，谦让一番，然后一齐向院内走去。听到汽车的声音，马歇尔走到门口迎接国共双方的代表。
寒暄过后，三人来到客厅，神情严肃地坐到长条桌前。马歇尔居中，张群居右，周恩来居左。
15时10分，签字仪式按预定时间正式开始。
重启谈判签订停战协定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双十协定》虽然签署，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一日未停。中国共产党指责国民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却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政府则借口解放军不驻防待命，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唇枪舌剑，更增加了内战危机的严重性。
迅速停止内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甚至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
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
1945年12月20日，上海江湾机场。此时已是隆冬季节，江南往日的秀丽面容这时已变得枯黄了。还呼呼地刮着从中部平原上南下的寒风，霏霏细雨飘洒个不停。一座破损的飞机库前，一队中美军人整齐地站立着，向前方上空眺望着。
一架大型美国空军运输机穿出低厚的云层出现在机场上空。飞机在破毁的平顶房上转了一圈，缓慢而又沉重地降落在机场上。
这是一架载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的专机。机舱门“哗”的一声打开了，马歇尔第一个出了机舱，他抬头看了一眼细雨蒙蒙的天空，然后步下飞机。机旁早有接待人员引导着他穿过停机坪，来到飞机库前。
美国海军陆战队奏起“杨基歌”曲以示欢迎。马歇尔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肃穆行礼，然后在欢迎者的陪伴下，踌躇满志地检阅了仪仗队。仪仗队是蒋介石专门从南京运去的。
第二天，马歇尔飞抵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当时政府的办公地尚在陪都重庆，马歇尔在南京稍事停留后，就将飞往重庆，他的工作主要将在那里进行。
然而，南京这时已经云集了不少军政要员了。马歇尔抵达南京的当晚，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就接见了马歇尔。参加接见的还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
首次会谈的气氛挺不错，一直陪坐的魏德迈说：“这次会谈是非常亲切的，我开始相信，在他们面临的任务中，这两人一定会合作的。”
12月22日，马歇尔从南京抵达重庆。他首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了会谈，前去拜访马歇尔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
周恩来向马歇尔介绍说：“国民党已表示要支持召开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但是所有的国大代表都是国民党在10年前选出来的。对此共产党不能接受。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有这样一个政府，军队就能够统一。在这个联合政府里，蒋委员长仍然是首脑，国民党在政府中占第一位。但是这个政府的组成部分将有所不同，各方面力量的对比将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话娓娓动听，马歇尔说不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又去找民主同盟，希望民盟能帮助他对国共两党进行调处。
初次与国民党、共产党及民盟等几方面的会谈，效果好像还不错。马歇尔感到调处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赞成统一。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有调处人将各党派联合起来，求大同，存小异。
几天会谈下来，对国共两党结束内战的想法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马歇尔吸纳了国共双方的某些意见，形成了美方的调处方案：停火；双方都撤出铁路线10千米以外；成立一个由一名共产党代表、一名国民党代表和一名美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前往华北就接受日本投降和军队问题提出建议。
12月27日，国共举行第一次会谈。共产党代表在会谈中向国民党代表递交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书面提议，提出5条件停止内战的3项办法：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办法解决。
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和马歇尔的主张不谋而合的。当马歇尔收到中国共产党代表送来的建议后，便立即会见了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王世杰，提出国共两党现在应该立即停止争战，坐下来商讨最近发生的问题。
12月31日晚，马歇尔果然收到了国民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停火建议的正式复文，也是三点意见。复文说：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国共产党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15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也请其推定公证人士参加。
看完之后，马歇尔没有来得及推敲具体的问题，他觉得应该赶紧组成一个由美方、国民党方和共产党方三家代表参加的谈判小组。
1946年1月5日，由马歇尔主持、国共双方代表举行会谈，定下了三人小组成员名单：马歇尔任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将军任中国共产党代表。
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商谈。
主要目的是在1月1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达成一项关于停止国共武装冲突的协议，为政治决定中国问题奠定基础。
在谈判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国民党在东北的调动问题。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起，东北就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两大重点之一，另一重点是华北。
为了让国民党在东北进行内战合法化，张群在谈判桌上强调说：“停战令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张群的提议：“东北实际上只剩下苏军驻扎的长春、沈阳等几座大城市尚待接收了。因为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我人民武装接收，主权已经得到了恢复。如果国民党军队这时硬要去东北接收，我们不能不认为是对解放区进行进攻，企图消灭我人民武装。因此，既然是停战，在全国各地应无一例外。”
马歇尔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说：“美国可以为国民政府运送部队去东北进行接收，但已被共产党军队接收的地区暂时维持现状。”
这实际上是阻止苏联把东北整个地交给共产党，为了防止国共两党的冲突，马歇尔又以维护解放区来安抚共产党人。
周恩来对此做出了让步，他同意让一定数量的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接收长春等城市。于是，东北问题暂时就这样达成了协定。
但是对于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赤峰、多伦两城市的接收却仍然存在重大的争议。
张群蛮横地说：“赤峰、多伦两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必须退出，应该由政府派军队去接管。”
周恩来断然拒绝：“这绝没有可能。共产党已经在那里组织成立了民选政府，一切都在按人民的愿望办。”
张群坚持说：“共产党扶植起来的政权组织怎么能让政府接受呢？如果各个党派都无视政府，自行组织地方掌权，那不成了割据了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周恩来寸步不让：“如果政府硬要派军队进驻这两个城市，人民只有被迫拿起武器抗击了。”
马歇尔见国共双方代表各不相让、剑拔弩张，便急忙说：“这样吧，停战协定上对这两个城市如何规定，我先去请示一下蒋委员长，看看他的意见如何？”
马歇尔真的去找蒋介石，蒋介石一摆手说：“这个好办，先不提它，以后再说。”
这是表示同意维持这两城市的现状呢，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马歇尔迷惑不解。
但是，无论如何，谈判桌上可以暂不讨论这个问题了。马歇尔想到这，心里还是有几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初步协定可以顺利完成了。
1946年1月10日下午15时，两辆黑色“雪弗莱”轿车几乎同时驶到怡园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走出张群和周恩来。两人互致问候后，谦让一番，然后一齐向院内走去。听到汽车的声音，马歇尔走到门口迎接国共双方的代表。
寒暄过后，三人来到客厅，神情严肃地坐到长条桌前。马歇尔居中，张群居右，周恩来居左。15时10分，签字仪式按预定时间正式开始。
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共有4个文件：一是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的协议；二是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三是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四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第一个签字的是张群。他轻松地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的谈判无论如何是不会再参加了，所以有一种释然。
周恩来可没有张群这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但愿这一次不会是屋里停战屋外打。他拿起笔，怀着一种难以叙说的复杂心情签上了名字。
最后签字的是马歇尔，他此刻的心情是3个人中最好的。因为今天的签字体现出了他调停的初步成果，他动作飞快，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仪式顺利地进行完了。三人站起身来，端着红红的葡萄酒，轻轻地碰了一下杯，然后各自一饮而尽。接着是3个人发出的欢快的笑声。
这4份文件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签署完毕，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这份《停战协定》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唯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停战令规定国共双方必须立即停止冲突，鉴于命令传达至分散于各地的部队需要时间，三人小组会议决定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
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当日各报均登载了。在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停战令。
毛泽东要求：“凡在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必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蒋介石的命令则非常简单，仅是电令各相关部队“恪切遵行”而已。不管怎样，至少国共双方都有明确的停战态度了。
1946年1月10日，根据“双十协定”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9人，共38名。
开幕会上，蒋介石在致词中宣布保证人民自由、承认政党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4项诺言。周恩来在随后致词时对蒋的4项诺言表示了热烈欢迎。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意见不一样。1月17日，参加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国民大会的4点意见：一、1946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二、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订宪法；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除已选出者外，其余名额可使之合理增加；四、第二届国民大会，于宪法颁布6个月内，依宪法之规定选举召集之。
国民党内政部长张厉生对以上4点意见进行了解释，但重点是在说，旧国大代表依然是有效的，对于过去已经依法选出的代表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代表资格。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不承认旧国大代表的有效，就有可能导致分裂。
周恩来反驳说：“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选在10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国共产党处在地下，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
为了使政协会议能够胜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做了有原则的让步，同意旧代表有效，但必须增加足够数目的新代表，并规定宪法通过必须经过出席代表3／4的通过。国民党只得表示同意。这样，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会议的破裂，取得了第三方面的同情。
改组政府问题，也即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的问题，国民党同共产党以及第三方面的意见又发生严重的分歧。
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等人提出了一个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要求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1／3，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但应予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
最终，国民党招架不住共产党与第三方面的攻击，退却了。不得不明确规定：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对各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有任免之权，对立法委员、监督委员有任用之权。在国府委员会的名额分配上，否定了国民党占“特定多数”的主张；在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规定上，规定必须出席人员2／3的赞成，始得决议；并在实质上，否定了主席的紧急处置权，使国民党将政府委员会变成橡皮图章的希望破灭。
军队问题也是政协会议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先要使政治民主化，然后才可能军队国家化。国民党的意见则截然相反。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说：“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但是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则我有点不同意。如果是这样，那么，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
“这几天我在重庆街上经过时，发现街上有一句口号：‘军人第一’。”周恩来继续说道：“‘军人第一’这个意思，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军人第一’，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之上的。”
最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协议，规定了“军民分治”、“军党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整军办法。这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党指挥枪”是有区别的。但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同意。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一再呼吁政府应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等政治犯，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响应。14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决定：“政治犯于7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17日，重庆中国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呼吁首先把张杨二将军、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等同志释放出来。
20日，郭沫若在陪都各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上，援引叶挺在狱中写的四言诗“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大声疾呼当局应在次日释放叶挺。
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极力争取，蒋介石再次应允释放叶挺、廖承志。
1月22日，廖承志首先获释。
2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又联名提出《关于请政府报告四项诺言实现情形之提案》，继续督促释放叶挺。
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宪法草案等5项决议，在比原定计划延长了8天之后，政协会议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宣告闭幕。
由于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的政协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内战政策，确认了有利于人民民主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
在1月31日会议闭幕当天，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值举行。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闻讯暴跳如雷，公开诋毁政协协议。蒋介石任其大闹而无奈。
尽管中间有那么多曲折，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总还是通过了，决议里有许多可以让人高兴的东西。尤其是“和平建国纲领”，更是令马歇尔欢欣不已。
可是，这时参加国共谈判三人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张群坚决不肯再充当代表谈判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于是指定张治中继任。
张治中深恐谈判中涉及军政，军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不取得军政、军令两部同意，便会遭受攻击。所以他又坚决要求军政、军令两部派人充当随员。于是这份差事落到了郭汝瑰的肩上。
郭汝瑰原名郭汝桂，四川铜梁县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优异表现获得蒋介石赏识。
但他始终心向光明，将大量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发往延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1946年1月19日晚饭后，郭汝瑰接到国民党军政部次长林蔚的电话，要他去商量事情。郭汝瑰立刻跑到军政部林蔚的寝室。
林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在国民党军中，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细致有为的参谋人才，包括陈诚在内，都尊称他为林蔚公。
林蔚向郭汝瑰说明张治中的想法和要求后，说军政部决定派你、军令部决定派廉壮秋充当张治中的随员，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商谈军队国家化问题。他还说：“国共问题，终究不会谈拢，会谈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圆满达成任务。”
听他这样说，郭汝瑰不觉心都冷了半截。
2月5日，张治中在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各部人员整军问题讨论会上，报告军事三人小组非正式讨论整军问题的情况。
张治中说了5个方面内容：
一是关于军队数量。共产党要求保留20个师，张治中则主张国共军队数量应为13:1，马歇尔认为照这样规定共产党决不会接受。
于是张治中私下对周恩来说：“共产党以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1:6，当时中央未承认，现在姑且为1:6如何？”
周恩来表示同意。
中国共产党将来大约可编成15个至20个师。而蒋先生也表示编20个师，也可承认。
二是马歇尔提议国军初步可编为90个师，共产党军队也按协议数编成后，再混合编军，若干军为共产党两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若干军为国民党两个师，共产党一个师。哪一方占两个师的军，则军长即由哪一方选派。
三是驻地问题。概定东北、华北，驻共产党两个师的军，华南最多有共产党一个师。
四是马歇尔主张整编时间为一年，一年后军队即混合编成。
五是仿照停战执行小组办法，对改编也组成执行小组监督实施。
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整军讨论在上清寺尧庐正式举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相继来临。马歇尔只带作为翻译的华裔美国军官李上尉，周恩来只带任翻译的章文晋，随张治中的则有郭汝瑰和廉壮秋、皮中阚三人。三方人员在一大方桌上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居中，右为周恩来，左为张治中。
关于兵力讨论结果，双方同意国共两方军队按5:1的比例，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政府占90个师，中国共产党占18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000人。由3个师组成一个军。军直属部队，其人数不超过总兵力的15％。
会谈中，周恩来春风满面，笑声不绝。
次日，继续讨论“复员及配置”两项。复员一条，开始进行顺利。都同意每月复员现人数1/12，12个月后的6个月内，再编为60个师，中国共产党占10个师。但当张治中提出军队复员完毕后，缩编的军队完全混编，以完成军令的统一，军队国家化时。
周恩来对此不同意，马歇尔因双方意见有若干距离，便主张保留待明日讨论。于是就再进行军队配置讨论。
配置第一节规定，政府军及共产党军编成36个军，其中15个军混编。周恩来认为12个月内即开始混编，中国共产党有困难，需12个月以后之6个月方能混编，并说：“应以师为单位混编为军，师以下单位不动，故应称为统编。”
张治中反驳道：“统编如何能使军队国家化？必须进一步混合编成，方为妥善。”
“至于进一步军队国家化，需看将来情况发展如何而定。”周恩来回答说。双方讨论至18时，未获协议，于是休会。
会后，张治中写信请示蒋介石。蒋介石阅信后，当即表示：如果马歇尔主张国共军队于12个月之后的6个月混编，可即同意。
18日下午，会议继续。周恩来首先提出宪兵与18个护路总队问题。周恩来说：“宪兵有20余个团，而铁路尚有路警队，希望把宪兵提出讨论。至于路警队则于秩序恢复后，即不应存在。”
“宪兵编制小，队伍不集中，而且无重武器，不能形成力量，而将来谈此问题，尚有时间，最好不要在此方案内讨论。”张治中回答说。
马歇尔听后问：“宪兵之任务如何？”
“维护军人纪律，检查车站，维护秩序，从来未参加过战争。”张治中回答说。
周恩来接着说：“我并非注意力量的对比，而是注意宪兵制度，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则中国民主何以实现？”
马歇尔见状说：“宪兵制度与政治之间似有微妙的关系，可由政治负责人去研究。希望周先生提出书面意见，作为本方案的附件。”
21日15时半在侍从室尧庐开军事三人小组会，对统编及配置问题，达成了协议。讨论至此，除宪兵及路警队问题未获解决外，均有结果。
1946年2月25日16时，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协议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国共产党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正式签字。
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到楼上会议室，在《整军方案》的英文本签字。随后到楼下大厅正式举行华文本签字。
当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步入大厅时，新闻记者的相机镁光灯齐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他们先后发表演说。
三人小组出巡解决问题
马歇尔此次使华，是服从美国太平洋战略设想的需要的。他们着眼限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企图拉拢中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企图控制中国。
蒋介石反共很坚决，当然也反苏。但是经过8年抗战之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很虚弱，能不能独自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个疑问，势必靠美方援助不可。
万一美国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苏联出兵援助中国共产党，则不特中国兵连祸结，还有过早惹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危险。
同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幻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农民成分大，有民族主义倾向，解放区的经济贫乏，解放军的武器欠佳。诱以某些利益，也可使其不完全依附苏联。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按多党的议会政治模式，使国共两党在中国共存，而国民党占一定优势。所以马歇尔抬出多党制的民主，促使国共政治协商、停战、统编军队。
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达成了协议，问题就在于下停战令后，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各地战斗并未真正停止下来。
这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在停战协定和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签订后，为彻底制止国共两军的摩擦，马歇尔于26日军事三人小组会上，约张治中、周恩来同赴华北视察。
郭汝瑰和廉壮秋也随同一起出巡。
在讨论行程时，周恩来提议，3月4日可否由太原到武汉再去广州。因其时国民党政府咬定长江以南无共产党军队，仅存残余土匪，只有“剿匪”活动，但不存在停战问题。
同时马歇尔、张治中认为，东北是伪满洲国，根本没有共产党军队，仅存在政府向苏联提出接收主权的问题。
但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尚有李先念部队，华南尚有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也一直在海南岛五指山活动，而东北方面国共两军摩擦很激烈，因此对马歇尔、张治中所谓东北、华南无共产党军队的立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一口两口说土匪，那我们干脆到广东，到东北去看看！”
马歇尔见状，便温和地说道：“周恩来将军，那就看看飞机的情况如何，再作决定吧！”
周恩来随即向张治中说：“张治中先生，我们出巡，必须有一致的语言，如果新闻记者问我们东北停战如何？我们是否可答，东北停战正在研究中。”
张治中闻言，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表示同意，那就等于承认讨论东北停火，表示东北有共产党军队存在；如果表示反对，周恩来言之成理，找不出话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