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中午，附近的村民李开田和村子里的几个民兵把我军几名伤员送到北大山医院。
李开田刚刚从医院回到家后，就见一个30岁上下的八路军战士躺在自家**，李开田的哑巴妻子德英守在他身旁。只见脸色发黄，嘴唇干裂。
德英看到丈夫李开田有些纳闷，就忙揭开被子，指着受伤战士的手臂和肩膀让李开田看，然后指了指他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衣服，意思是说：“我救的是八路军伤员。”
开展各项建设运动
1942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对实施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党中央要求各地对决定及其附件认真贯彻执行。
其实，关于减租减息运动，早在抗战初期，我根据地就已经开始初步开展了。
抗日战争初期，中日民族矛盾已替代国内阶级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个大转变。
1937年2月10日，党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即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这是由土地革命政策向减租减息政策转变的开始。
当年8月，洛川会议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列入随后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至此，减租减息的政策基本确定。
洛川会议以后，山东根据地也响应党中央号召，在一些地区开始着手实行减租减息。
至1940年8月，根据地大部分署级政权都颁布了五一减租、分半减息的法令，并普遍执行。
当年9月，省战工会提出了根据地的土地政策，规定最高租额和息额，保障农民的永佃权。同年年底，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并公布施行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地租一律按原租额减租20％，债息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五厘，禁止预租和庄头剥削。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由于当时战争形势残酷，山东党组织对抗战时期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减租减息运动仅仅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泰西、鲁西地区进行，并没有在整个根据地普遍展开。农民仍然受着地主盘剥，生活困苦。这种状况，影响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了减轻前线压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扫**”，中国的抗战进入非常艰苦阶段，进一步调动社会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显得更加迫切。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才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对实施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同年2月，刘少奇由华中返回延安途中，受党中央委托来山东检查工作。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指出山东分局工作的弱点在于“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
针对山东分局负责人忽视群众工作的实际问题，刘少奇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刘少奇还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从理论和工作方法上对山东的减租减息工作作了指示。
经过学习党中央的《决定》和刘少奇的批评与建议，山东的党政领导认识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制订相关政策规定，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并对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作了明确规定。
随后，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颁布了《山东省土地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对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法规和文件的出台，为山东根据地开展大规模双减增资运动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其次，领导干部下乡试点，创造经验推动全局。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建议，确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沭县为“双减”运动实施中心县。
为了搞好试点工作，从5月份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多名干部组成“双减”工作团，在两个中心县、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开展了双减增资试点工作。
再次，利用宣传教育群众，推动运动深入开展。《大众日报》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向地主绅士进一言》等社论和文章，密切配合群众运动，教育群众，启发他们的觉悟，提高减租减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同时，开展“谁养活谁”、“谁创造世界”的教育，清除农民对地主习惯上人格依存的旧思想，教育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在刘少奇、山东分局和各级党组织的推动下，山东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2年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借粮、复雇、救济春荒等方面的工作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原则灵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产物。这一政策在山东的执行，对我根据地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
首先，它形成了组织武装和参军热潮，扩大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山东根据地创建初期，由于强调抗日为主要任务，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所以群众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也较为模糊。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党领导群众对地主的反攻倒算进行斗争，使群众渐渐认识到组织武装的重要，开始自发地组织民兵工作。
特别是成立农救会的村庄，民兵工作发展尤为迅速。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在反“扫**”和反“蚕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它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减租减息运动，不少无地和少地农民都增加了土地，农村中农救会的威望在根据地中日益提高，农民提高了保卫和巩固抗日政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同时，党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采取了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既要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又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政策，取得了开明士绅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信赖。
同时，党对地主采取的反对其封建顽固的部分，团结其抗日的部分的区别对待策略，都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抗日。
在党的正确的土地政策下，许多外逃的地主纷纷回到家园。党采取的这种政策，使许多地主加入了抗日行列，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大大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鼓舞了农民的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对巩固了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进行减租减息运动之外，我山东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这个运动实施的背景是，1941年至1942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与国民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
另一方面，根据地开展过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增加了，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主要是如何组织劳动力。
为此，山东根据地的领导也认识到：组织起来是大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要求各地坚持在自愿参加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以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换工和互助。
各地基本上都贯彻执行了这些指示，并通过耐心教育、典型示范等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使互助合作运动得到蓬勃发展。
至1944年，已经组织起各种互助组织64000多个，共38万余人。这样，就推动了全根据地内生产**的迅速形成，使根据地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为了增加和积蓄物质力量，山东抗日根据地还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
1942年，山东党政领导向全区发出了“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展贸易，稳定金融，厉行节约，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号召。全区的生产节约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
生产与节约并重方针的执行对巩固和发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保障战争供给和准备将来的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山东全区部队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并发挥劳动力密集的优势，起到了模范作用。
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产量，除减租减息、组织劳动互助外，山东根据地的党和政府还实行了以下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第一，鼓励开荒、植树；
第二，兴办水利，组织掘井、开渠，利用河流筑堤、修闸，采用水车增加灌溉，提高农业产量；第三，提倡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增加家庭收入；改进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提倡浸种、选种，免除虫害，实行精耕细作，奖励劳动英雄，奖励对农业技术有所发明的人员；第四，加强领导，及早布置，深入动员，认真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劳动互助，调剂人力畜力，筹拨农业贷款。
以上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生产条件有所改善，粮食产量增加，群众的生活也随之得到了提高。
同时，在根据地实行的自由贸易、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活跃了市场，并以剩余的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向外输出，换回本区所需要的其他必需品。
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山东根据地克服了困难，保障了供给，而且还储备了大批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这就为发展工农业和加强对敌经济斗争打下了基础，为战胜敌人准备了物质条件。
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运用金融手段与也成为我根据地与敌人开展斗争的一种方式，而我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就是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成立于抗战初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在占领区遍设银行，建立金融网络，以图在财政、金融上扼住山东经济的咽喉。同时，国民政府、日伪政府也趁机将其握有的民生钞券投放到山东，购买物资，扰乱金融，严重威胁到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和经济活动。
鉴于以上种种情形，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于1938年成立了北海银行。北海银行的建立对解决根据地战时供给的困难，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量伪造边币和法币，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到根据地，企图破坏根据地的经济。
面对这一情况，山东根据地明令停用法币，禁用伪钞，采取了“阵地斗争”、“比价斗争”等方式，北海银行是山东地区货币斗争的主角之一，其在组织章程中就明确宣布成立的目的是“为繁荣根据地经济，加强对敌金融货币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从其占领区内向外排挤法币，并且伪造20多种法币，连同周围沦陷区的法币，大量涌入山东根据地。
当时根据地人口不过1000万，陡然流入几亿元法币，导致通货严重膨胀，法币币值狂跌，北海币跟着跌落，根据地物价飞涨，由法币膨胀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为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威胁。
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发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自七月一日起，所有军政民间往来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币计算。”
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北海币地位的提高及市场的扩大，日伪当局伪造北币的种类和地区也不断扩大。
1942年，仅5元的伪造北币就发现3种，据查“似自泰安、章丘、新浦等县临敌区偷运入境”，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也发现多种伪造北币。
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掌握真假票的特点，山东发起查禁假票的群众运动。
1941年12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出《关于查禁伪造北海本币的指示》，“通过党政军民各种组织自上而下的深入动员”，以政府布告、报刊报道、会议讲解、冬学教育等形式，广泛宣传，维护北海币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
同时，要求“各北海银行总行、各地分行及办事处应会同各地政权机关设立识别所”，利用政权的力量和人民的抗日觉悟严厉查禁假币。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依据经济学家薛暮桥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研究，在“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的思想指导下，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造成对外贸易的优势，根据市场规律灵活掌握北海币与伪联银券的比价，制订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货币斗争中创造了光辉业绩。
根据地财政金融工作与战争密切相关，北海银行紧密配合斗争的需要，坚持经济为政治军事服务的方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山东革命的力量之所以得以生息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北海银行功不可没。
除了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和货币斗争之外，中共山东分局还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通过这些运动，至1943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山东革命力量在对敌斗争中的地位大为改善。
军民一心共度难关
1941年冬季，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一次大“扫**”，扫**中，住在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被日军包围。由于情况来得突然，司令部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未能全部撤离。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战斗打响了。
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中午，附近的村民李开田和村子里的几个民兵把我军几名伤员送到北大山医院。
李开田刚刚从医院回到家后，就见一个30岁上下的八路军战士躺在自家**，李开田的哑巴妻子德英守在他身旁。只见脸色发黄，嘴唇干裂。
德英看到丈夫李开田有些纳闷，就忙揭开被子，指着受伤战士的手臂和肩膀让李开田看，然后指了指他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衣服，意思是说：“我救的是八路军伤员。”
后来，那位受伤的战士向李开田叙述了事情经过。德英也比划着向李开田讲当时的情景。
这位八路军伤员姓徐，是个炊事员。这天上午，他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跑到了马牧池村的王家河沿上。敌人发现了他，向他打枪。他机灵地钻进了李开田家门前的林地，敌人紧追上来。
那片林地很大，光坟墓就有几百座，苍老的柏树一棵挨着一棵，荒草有一人多高。徐同志在坟墓、石碑、树木间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被敌人打伤了。他忍着伤痛，朝北跑出了林地。
这个时候，德英正抱着淹那不足一岁的儿子，坐在房子门口的石台子晒太阳，看见受伤的战士气喘吁吁地奔过来，她便迎了上去。
徐同志急急地喊了声“大嫂”。
德英指着自己的嘴摆了摆手，许同志见她是个哑巴，焦急地用手朝林地指了指。
德英一下子明白了：后边有敌人追赶。于是，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抓住徐同志的胳膊，把他拉进房子里。徐同志看到房子又窄又小，藏人很困难，怕连累了德英家，转身想走。
德英急了，一把将他按倒在**，用一条被子，从头到脚把他盖得严严实实，自己装出没事的样子，抱着孩子坐在门口石台子上。
过了一会，两个鬼子追了过来，朝房子里望了望，没有发现什么。当他们弄清楚德英是个哑巴后，便打手势问她看见一个受伤的八路军没有。
德英毫不犹豫地朝西山指了指，两个鬼子信以为真，拔腿朝西山追去。
看着两个鬼子走远了，德英返身进房子急忙掀开被子一看，吓了一跳，徐同志由于没有包扎伤口，流血过多，昏迷了过去。
水，此刻急需救命的水。可是，水缸里的水用光了，怎么办？德英急得团团转。
“哇”的一声，不满周岁的孩子啼哭起来，这一声哭提醒了德英：孩子要奶水吃，这奶水不是可以。
一想到这里，她的脸一阵红，眼睛慌乱地四下看，当她的眼光回到受伤战士那干裂的嘴唇上时，她毅然地解开衣襟，把**放到他的嘴边，奶汁一滴一滴地滴进徐同志的口里。
就这样，徐同志慢慢地苏醒过来。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李开田非常感到。
当然，徐同志的危险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时，战斗刚结束时，有鬼子随时可能会打这里路过。李开田和德英担心徐同志被敌人发觉，就商议着把他转移到林地一座空坟里。徐同志也同意了。
那座空坟没有埋过人，周围被密密的草棵掩盖着。德英和李开田一起在空坟里铺上一层厚厚的干草，把徐同志扶进去躺下，然后，又用草把坟口堵上。
李开田告诉徐同志，千万不要出去，到时候给他送饭来。德英还为他送去了尿罐和便盆。
那个时候，冬天的野外十分寒冷。德英在**翻来覆去地睡不安稳，心里一直挂念着空坟里挨冻的徐同志。德英和李开田比划着，叫李开田把家里唯一的一条破棉被给徐同志送去。可徐同志执意不要。
到了半夜，德英又穿上衣服，把徐同志从空坟里扶回家来她让李开田和徐同志睡在**，她坐在床边。实在困极了，她就趴在床沿上睡一会，还不时地到外边听听动静。
从那以后的几天里，德英白天就让徐同志到那座空坟里躲藏，夜里就扶他回到房子里睡觉。
那时候，德英家才搬到林地不久，又添了孩子，家里缺吃少穿，日子过得很紧巴巴的，但德英知道伤员需要补养，就把家里的两只母鸡杀掉，做鸡汤给徐同志吃。
后来，德英看看自己家里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就跑到村里要些高粱、玉米面回家熬粥给徐同志喝。
到了第五天，德英发现徐同志的伤口化脓了，她的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一天几次端着盐水到坟里给徐同志洗伤口，给他端屎端尿。
半个月过去了，在德英的精心照料下，徐同志的伤口基本愈合。
又过了几天，徐同志要返回部队了。
他深情地抱着孩子向德英和我李开田表示感谢，德英笑着摇摇手。李开田把徐同志送到集上，借钱买了一个锅饼给他，让他在路上吃。
临别时，徐同志依依不舍，泪水汪汪。
德英、李开田一家帮助过的八路军并不止徐同志一人，1943年正月的一天，李开田从泰安城又带来了一个十五六岁、脚部受伤的小八路，名叫庄新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庄新民是山东纵队卫生部第一所下属分所的看护。
1942年底，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时，这个分所的人员被敌人冲散，庄新民混到逃难的人群中。
庄新民同逃难的老百姓一道，躲进了王家河东岸的卧牛山上。天刚黑，遇上了敌机轰炸、扫射。之后，庄新民和李开田几个人一起被敌人抓起来，关在马牧池南庙里。
第二天，敌人将李开田、庄新民等人用绳子捆绑起来，一个连一个，押送到沂水城。
两星期后，敌人用笔把李开田、庄新民等人的脸涂上红颜色，押送到泰安城，一路上还让李开田、庄新民等人牵着敌人在“扫**”中抢来的牛、驴、羊。
到泰安城以后，一位翻译告诉李开田、庄新民等人：“你们是良民，牛、羊、驴已送到，可以走了。”
由于庄新民被抓前与敌人在山上周旋了很长时间，鞋跟磨破了，脚底被刺破，流血流脓。在半路上，他靠李开田背着走。
就这样，庄新民也来到了李开田的家中。
德英见小八路的脚伤得厉害，心里很难过，马上用盐水给他洗脚，用布把伤口包扎起来。她又出去弄来几个土豆，煮熟拌上芝麻盐，给庄新民吃。
夜里，为了庄新民的安全，德英不顾寒冷，不时地到外边观察动静。
第二天天刚亮，庄新民醒来了。他躺在**，看着团瓢里的一切，心里很不安：这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又添上一张嘴，可怎么生活呀！
起床后庄新民告诉李开田，要找八路军去。李开田和德英几次挽留，他说啥也不肯再住下去。李开田和德英觉得实在没有东西糊口，就答应了他。
这天早晨，明德英跑到村里借了几个地瓜，煮熟后让庄新民吃了一半，另一半让他带着在路上充饥。
临别时，李开田告诉庄新民：“你去找找看，找不到部队再回来。”
就这样，李开田和德英含着泪水，把庄新民送到了王家河岸上。
在沂蒙山区，还流传着一个祖秀莲救郭武士的故事。祖秀莲是沂水县远东头乡桃棵子村人，抗战时期，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参谋郭伍士在执行侦察任务途中，突与一队日军遭遇，被敌击中数弹后倒地。
后来，日军又趋前连击两枪，并用刺刀刺其腹部，认定郭伍士已死后离去。
郭伍士被祖秀莲发现后，立即扶回家中抢救。先用温水洗净郭全身血迹，又对其身上多处伤口予以清洗和包扎。为防日伪军搜捕，祖秀莲一家在西山沟里挖了个山洞，将郭伍士转移到那里，每天送水送饭，为其擦洗伤口。
因缺医无药，加之山洞潮湿，数天后，郭伍士伤口化脓，全身发烧，处于半昏迷状态。祖秀莲十分焦急，到处打听药方，并采集中草药，天天为郭擦洗伤口。
为了使郭伍士早日痊愈，祖秀莲自己一家吃糠咽菜，用纺线卖的钱买回米、面做给郭吃。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救治，郭伍士的伤口一天天好转，后转部队医院治疗，痊愈后重返前线。
正如《沂蒙颂》中所唱：“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重返前方。”
当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像祖秀莲、明德英这样以各种方式支援我军部队、展现军民一家亲的事例还有很多，“沭河两岸军民鱼水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1年1月上旬，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四团挺进山东省郊城、临沂和瓦苏省邢县地区。
在激战重坊、胡集，重创日伪军后，又星夜兼程东进，边走边打，一路上拔除敌人据点数十个，收复了部城县、江盆省皓榆县和东海县的100多个村庄，赶走了日伪军，清除了土匪，恢复和建设了革命政权，为巩固和扩大滨海地区抗日根据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滨海地区沭河两岸的乡亲们，把第四团亲切地称为“老四团”，把第四团战士看作最可亲近的人，最可信赖的靠山。
1943年8月的一天，大气热得像蒸笼，河边柳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叫着，驻在沐河西后沿村的第四团一连，为摸清马站和华埠的敌情，连长于峰德带着战士刘治国和许光先化装侦察。
当他们钻出高粱地，走到一个村头，刚刚踏上公路时，便碰上10多个伪军从对面走了过来，相距不到100米。
敌人见我军只有3个人，就拼命地向他们追来。于峰德在紧张地思考，怎么办？硬拼，肯定要吃亏。为了保存自己，完成侦察任务，于峰德当即和许光先敏捷地退入无边无际的青纱帐。
走在前面的刘治国来不及退进青纱帐，便趁机翻墙跳进了一家老乡的院子里。当时，这家只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和她女儿。
老大娘一看八路军跳进了院子，知道是敌人追得紧，二话没说，便让刘治国躲进屋里。
此时，街上传来了敌人的叫骂声，并开始挨门逐户地搜人。大娘家里只有3间房子，躲无处躲，藏无处藏，娘俩非常着急。
敌人已到院外了，为了不连累老乡，刘治国争着要冲出去与敌人拼杀，大娘怎么也不肯，为了掩护八路军，她急中生智，马上让刘治国躺在炕上，拉过一床被子给他盖好，并让女儿迅速打扮成媳妇模样，坐在刘治国身边，装成照顾病人的样子。
原来这家姓赵，姑娘叫赵秀珍，19岁，她们懂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穷人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和八路军，就没有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安宁。今天，亲人遇难，无论如何也得营救啊！她拿定主意，豁出命也要掩护这位八路军。
不一会，保长领着3个伪军进了赵家院子。赵大娘马_L迎出来抢先搭话：“老总有什么事？”
“有个八路军跑进了你家吗？”伪军骂骂咧咧地进了屋子，一眼望见炕上躺着的刘治国。便问：“这是什么人？”
赵大娘不慌不忙地回答：“老总，这是我闺女和女婿，是来看我的。”
姑娘接着说：“我男人病了，刚吃了药，正在发汗。”
伪军掀开被子一看，“病人”闭着眼睛，头上湿淋淋的。又用贼溜溜的眼睛，盯着刘治国那双沾满了泥的湿鞋，姑娘怕敌人看出破绽，马上接着说：“俺们早晨才从婆家来，过河时不小心把鞋弄湿了。”
赵大娘知道保长是替八路军办事的，于是暗暗地给他使了个眼色、保长点点头，忙笑着说：“老总，炕上的病人确实是她家的女婿，我认识，我可以用性命来担保。”
敌人信以为真，走开了，天抹黑，赵大娘到村外望了望，见敌人走远了，才把刘治国送出村子。
群众如此支持我八路军，当地政府自然也不甘落后。当时，我军部队每到一个村，村干部都忙上忙下为部队帮忙，民兵自动和战士一起站岗放哨，儿童团也争先恐后地跑来受领任务。
有些开明人士，还自愿担当我军的联络员，一有情况马上报告，乡亲们说他们是“老四团的候补兵”。
1943年，第四团二连护送去延安的30名干部，路过临沂城南敌占区，晚上行军，白天休息有一天，他们大白天在离敌傅家庄据点不到1500米的一个小村子里休息。
正好这天伪军一个小队进村来催粮。为了保护二连和去延安的干部的安全，村自卫团秘密地在村外放哨。
村干部安排伪军吃了一顿饭，巧妙地把伪军打发走了。当二连和去延安的干部睡足了觉，吃饱了饭，走出几十千米路以后，这个村的保长才跑到敌人据点报告：“一大批八路军过来了，有几百人呢！”
把敌人闹得坐卧不安。
沭河两岸的人民群众，对第四团的干部战士可以说是爱兵如子，我军干部战士从战场上负伤下来，家家户户都争着照顾伤员。
1943年初，第四团攻打郑城。战斗一结束，受伤的战士都被黑豆涧村的群众接去了，战士裴飞正和另一名伤员住在李大爷家。
李大爷和儿子、儿媳、孙子一家人挤在四处透风的厢房，而把正房热炕让给了袭飞正他俩住，并把唯一的一床新花被拿给他们盖。
裴飞正他们实在过意不去，执意不肯。李大爷竟难过地流了泪，他说：“好不容易轮到俺家照顾一次伤员，你们却这样客气，叫我们多么难受呀！”
看到这情景，裴飞正只好同意了。吃饭的时候，李大爷一家吃的是苞米稀饭，却给裴飞正煮了两个荷包蛋。
一天，日军出来“扫**”，村里群众顾不上照料家里的东西，首先把伤员转移到村外事先挖好的洞子里藏起来。裴飞正躲在洞子里，前思后想觉得这样住在老乡家里，群众的负担太重了，他决定去找部队参加战斗。
于是，裴飞正爬出洞子，拖着一条负伤的腿，走了几十千米路，赶回团部驻地陈巡会村。
部队领导见裴飞正伤还很重，耐心说服，又把他送回黑豆涧村。
裴飞正哪里知道，当他从黑豆涧村出走后，可把李大爷一家急坏了，他们怕出什么事，天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翻山越岭把村子周围找了好几遍。
全村人都为丢了一个伤员心神不安，当大家看到他又安全回来时，个个惊喜万分。
由于八路军在人民群众心自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青年们把参加八路军看做是全村和全家的光荣，当时，临沭县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参军要参八路军，当兵要到老4团。”
1944年农历正月十五，临沭县在店头镇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参军大会，全县各区、乡、村，都有组织地欢送参军青年，参军的同志有的骑着马，有的乘着车，个个戴着大红花，各路欢送参军的队伍中，有的是妻送郎、父送子，有的是妹送哥，或是兄弟双双把军参。
这一天，店头镇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妇女识字班、秧歌队边扭边唱：送郎送到大门外，
满街张灯又结彩。
战马叫，军号响，
司令员来到咱村上。
送郎送到十里亭，
一队队英雄，勇敢去出征。
妹盼郎哥立功传喜报，
为人民，保国家，万古留英名。
就在这一年，临沭县委决定，把农历正月十五定为“参军节”，每到这一天，全县都有成百上千的青年参加八路军。
沭河两岸军民鱼水情让第四团政委吴岱感叹不已，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人民群众是养育我们的母亲，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吴岱的这句感叹，确实恰如其分地写出了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当地民众的关系，当时山东当地人民群众对我军的困难，全力帮助解决，他们支援部队打仗，不怕牺牲一切；他们照顾伤员，无微不至；他们参军参战，十分踊跃；他们把为子弟兵尽点心意，看成是最大的光荣。
正是有了当地民众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无私帮助，我根据地虽然遭遇了各种考验，但依然能够成功扎根在了齐鲁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铁道大队积极抗日
1941年7月，日寇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
此时，我鲁南军区主力由于长期作战，药品匮乏，急需搞到一批药物。
10月的一天，我党在临城车站的内线宋邦珍搞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有一列装载药品的货车将由青岛开到临城，然后向南行驶。
一定要把这批药物搞到手，这个时候，一支特殊的部队出现了，它就是后来屡次出现在影视左右铁道游击队。那么这支神秘的部队是如何组建和发展的呢？
铁道游击队原称枣庄铁道队。
1938年3月18日，枣庄被日军占领。枣庄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而且交通方便。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临枣、枣赵支线分别与津浦、陇海铁路相连。早为日军侵略者所垂涎。
日军占领枣庄后，即派重兵驻守，并网罗大批矿警、伪军、便衣特务，还建立了以经商为掩护的特务机构，如“正泰国际公司”等。在大肆掠夺煤炭的同时，把枣庄变成控制鲁南地区的基地。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根据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及地方上层人物建立了统战关系，同时积极组建秘密抗日武装。
为了加强对枣庄地区党的领导和抗日斗争，特委在枣庄建立了鲁南中心县委。
枣庄沦陷前夕，中心县委撤离枣庄，特委机关也从徐州撤到滕峄边山区。
特委领导的滕沛峄三县抗日武装也会师此地，于5月21日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始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随峄县抗日武装参加起义，并分别担任第三大队两个排的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