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指挥官一上阵，一连砍倒好几个正在退却的日军，这样才勉强稳住了阵脚。但是我攻击部队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紧紧地咬住敌人不放，阵地上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敌人死伤越来越多，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我攻击部队士气则越战越高，越打越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日本侵略军，为逃脱在御路被我全歼，6日晨，在飞机的掩护下仓皇溃逃，急急如丧家之犬，滚滚似漏网之鱼。
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的第一营教导员王亚朴，最先发觉日军退却之企图，于是大声喊道：“同志们，鬼子要溜了，追击前进!”
王教导员话音未落，部队就呼啦啦地冲了过去，一直追击到刘石岗，又打死了一批日军。
陈锡联旅长考虑到此次战役的目的已达到，同时还要防止日军主力前来增援，于是命令第一营停止追击，撤离战场。
就这样，战斗胜利结束了。
是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队以伤亡459人的代价，攻克日伪军据点8个、碉堡53座，歼日伪军1300余人，缴获长短枪650余支、轻机枪20挺、炮一门，恢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内山区与平原的交通联系。
鲁西区潘溪渡伏击日军
1940年底，鲁西地区天寒地冻，街上行人稀少，但在鲁西军区的一个会议室里却有一番异常热闹的景象。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苏振华等鲁西军区军事指挥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鲁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直接威胁着平汉、津浦、陇海三大铁路交通线。因此，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就成为日寇的心腹大患，时刻妄想将其彻底摧毁。
1940年我鲁西军区正面临日军疯狂推行“蚕食”政策的严峻形势。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驻守郓城县地区的一个大队约400余人，伙同当地的汉奸、伪军不断增设据点。
他们在占领的黄河故道大堤以东和郓城西北的肖皮口、刘口、水堡、任祥屯等地，不仅设置据点，还将大堤修筑成沟深、墙高各10余米的屏障，以巩固其占领地，分割封锁我抗日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苏振华，才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鲁西军区决定集中主力歼灭郭城的日伪军，以打击敌嚣张气焰，同时将敌人注意力吸引到郓城西北的侯集方向来，掩护我教第三旅第九团南下巨(野)南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根据地。
这次战斗的部署是：
旅特务营以积极动作包围、佯攻侯集据点，策应打援；第七团在旅骑兵连和第二分区特务连掩护下，在侯集、郓城间公路的必经之地的碱场店设伏，诱歼鄂城增援之敌，并夺取该敌所携92式步兵炮，以改善我部队武器装备，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的“蚕食”政策，鼓励我中心区的军民士气，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1941年元旦刚过，第九团途经侯集以西的巨南，乘掩护第九团行动之机，第七团团长率领团的营、连干部换上便衣装扮成农民和小贩，进至侯集、郓城之间，沿公路两侧详细勘察地形。
接着，第七团又向侯集东南走了数千米，进入郭家海、潘溪渡之间。
第七团团长是刘正、政治委员杨俊生考察了地形，他们认为，由郭家海至碱场店不到25千米，其公路两侧村庄利于我隐蔽设伏，而公路两侧平坦开阔地段利于我军发挥火力，杀伤暴露之敌。
碱场店东北面的黄河故道大堤可设警戒部队，监视任祥、肖皮口的敌人。
因此，这一带是很好的预设伏击战场，可以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为进一步做好战斗部署，刘正团长和杨俊生政委召集营、连以上干部，共同研究了这次伏击的战斗特点。经过分析，大家认为，敌人的活动规律是凭坚固守，受袭必援。现敌强我弱，我若以拔掉侯集据点为主攻目标，与敌人硬拼实力，则是以我之短攻敌所长，易中敌圈套。
若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即以消灭郓城敌援兵为主，对侯集据点只作佯攻，这样，既可置敌于劣势地位，又可以扬长避短，造成一种避实就虚、攻敌不备的效果。
但这要求做到，袭击敌据点佯攻要逼真，设伏一定要伪装隐蔽好，给敌人造成错觉，才能诱敌就范，予以歼灭。
明确了这个大的作战部署之后，第七团又进一步确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划分了参战部队各自的任务和战斗区域位置，并深入开展了战前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分析了战士们的思想状况，党员进行了分工，一个党员带几个战士。以老带新，互相帮助，保证在战斗中发挥整体力量的作用为了麻痹敌人，不暴露作战意图，事前，参战部队均在距敌一日行程之外的范县龙王庄附近集结，做战前准备，直至奔赴伏击地的前一天才向部队布置任务。
一听说要伏击打援，夺日军的大炮，我军指战员都摩拳擦掌，纷纷向团部请战，要求担负突击和夺炮任务。
当时，各营、连还集思广益，召开了军事民主讨论会，对战斗中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最后，第七团对伏击的具体方案做了两手准备：倘若敌对我设伏无察觉，使其全部通过碱场店，诱入平坦开阔的伏击圈，我军则将敌歼灭于郭家海和碱场店之间的平坦开阔地段；倘若敌人对我似有察觉，不能全部进入伏击圈，我军则以一部兵力依托碱场店沿街房屋，对进村之敌勇猛袭击，并迅速抢占大堤，堵截敌退路，同时团主力听枪声信号立即向碱场店后侧包抄合围，将合击圈后移到碱场店至大堤间，力求全歼，不使其有漏网。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要不惜任何代价消灭敌人，缴获敌人的92步兵炮。
为防止部队设伏暴露，第七团采取了相应措施：各连、排、班、组分头进入碱场店群众家的后院，挖洞隐蔽，或利用房顶上的草堆、粮囤等藏身；不准随便走动、移位，一定要坚持忍耐，不出任何声响；指战员们坚决表示，宁肯自己流血牺牲，也绝不暴露目标。
1月7日夜，寒气袭人，伸手不见五指。我参战部队利用夜幕，迎着风沙，避开大道，绕过村庄，沿黄河沙滩兼程前进。
为了在行进中保持肃静，我军将驮迫击炮的骡马换下，改为人扛炮。一路上除了风声和沙沙的脚步声，听不到别的声音。
就这样，我军悄悄地开赴各指定位置：旅特务营前往侯集，以积极的动作围攻侯集据点。
我第七团前往伏击地，具体部署是：第二营隐蔽秦家集、郭家海、梁家庄地区，占领梁家庄迅速构筑工事，坚守阵地，阻止敌人进村，并防止侯集敌人突围增援受伏之敌，力争把它消灭在野地里。
待战斗发起后，七、八连以迅速勇猛动作直插敌后尾，在碱场店东南侧的大堤，防止敌人向郓城方向逃窜，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夺取敌。
第一营隐蔽于碱场店，待敌后尾通过碱场店，立即对敌发起攻击，截断敌之退路。
第三营隐蔽于咽喉铺及樊家楼西北侧之大堤附近，从敌另一侧协同第一营夹击敌人，坚决歼灭日伪主力。团指挥所设于碱场店南侧民房中此外，第二分区特务连隐蔽于伏击地东侧大堤附近的杨家庙，向任祥屯、肖皮口方向警戒。
旅骑兵连隐蔽于伏击地西侧贾家楼，待第七团发起战斗时，迅速进至潘溪渡东南侧，向郓城方向警戒并坚决阻击郓城再次出援之敌，以保障第七团彻底歼灭敌人。
部队按部署进入伏击位置后，即派出便衣侦察，对设伏村庄实行封锁。同时，命令各连分班排小组进入村子后街，在住户院内隐蔽好，不准随便走动移位。
这时，乡亲们也自愿将便衣借给我军，帮助部队伪装隐蔽。大亮之后，老乡们可以照常打水、烧火做饭、扫院子，互相不准沟通消息，并将坏分子看管起来，以防走漏消息。
非隐蔽户的乡亲们则照常外出于活，我军教给他们遇敌时的应付方法，伪村长也可以照常应付前来刺探情报的汉奸、侦探人员，以保持村内日常的平静状态。
指战员们连夜将靠村街的屋墙根挖成掩蔽洞，透过掩蔽洞口监视村街动静，并随时准备出击作战。携轻、重机枪的射手都登上房顶，隐蔽在房顶玉米秆、谷草堆里和玉米囤里，架设机枪以交叉暗火力点警戒街道等待敌人前来“钻口袋”。
当夜零时，旅特务营对侯集据点发动围攻，连夜挖交通壕，一直挖到敌据点外围第一条堑壕边，又继续挖到第二条堑壕边，突击排故意将攀墙长梯暴露出地面，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步步逼近，并让村民抬着担架来回走动。
据点守敌见我军摆出拔据点的阵势，十分恐慌，拼命向我军打枪扔手榴弹。
激战从深夜进行到天明，第七团从5000米外的碱场店都能听到侯集方向隐隐传来的激烈枪声。
侯集之敌恐慌万状，向郓城告急求援。为了确实掌握敌人动向，旅政治部于夜间派出敌工干事和一位名叫水野清夫的日本同志，在侯集至郓城的电话线上接上耳机，侦听敌人通话。
这一招非常有效，他们通过侦听电话，从中获悉：敌通知郓城，八路军已攻到第二战壕，虽遭猛烈阻击，但仍继续攻击，正在竖梯子，强攻碉堡，情况非常危急。侯集之敌弹药缺乏，请求郓城派兵火速增援。
而郓城之敌则令其坚守，并表示即刻出动一个日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大队，携一门92步兵炮，乘4辆汽车前往增援。
第七团首长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部队做好准备，严阵以待。隐蔽在老乡家里和房顶柴堆里的战士们都把枪口指向沿村公路。
表面上，村里像往日一样平静，居民照常进行各种活动，小孩子也照常在家门口玩耍，伏击部队挑选部分干部战士换上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在井边打水，村头拾粪，门前推磨。
第一营教导员唐文祥是四川人，不是当地口音，便装成哑巴，在道边喂牲口，同时警惕地观察村外的动静。
在这数百户人家的碱场店，到处是伏兵，连上地干活的老乡也是我们的指战员装扮的。
伏击部队在耐心等待中度过一上午，太阳已经晒到了头顶上，还不见敌人的影子。忽然侦察员报告：郓城出援之敌已进至潘溪渡，距我军3000米，但狡猾的敌人突然停止了前进，令其主力集结待命，只派遣伪军和便衣特务前往碱场店来探路。
我军指战员立即通知部队注意隐蔽，待敌大队人马通过碱场店时，以枪声为号发起攻击。
不一会儿工夫，果然有10多个伪军和便衣特务来到村口打探，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
我军化装的侦察员凑到敌人跟前，一面打水帮其喂马，一面提供假情况麻痹敌人。
敌人不放心，又进村沿街搜索，四下盘问，由于我伏击部队勇敢沉着，群众细心掩护，敌再三搜索未发现什么情况。伪军大队胆战心惊地继续向梁家庄、侯集方向前进。
日军中队见前面无动静，确信村内无埋伏后，继续向碱场店开进。但日军仍十分警惕，令伪军大队约400余人走在前头开路；后面的日军中队约160余人，与伪军相隔约500米，以骑兵班为前导，乘4辆汽车携带92式步兵炮随后，小心谨慎地前进。
我埋伏在沿街两侧的部队，见全副武装的日伪军进入碱场店的长街。一个个屏住气，握住揭开盖的手榴弹，把子弹上膛的步枪对准敌人。轻、重机枪射手也抠住扳机，时刻准备对敌扫射。
13时许，伪军部队出了碱场店进入预定地区，而后面的日军也部分进村。
正在这时，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兵对埋伏在房顶柴堆里的战士似有察觉，一面呜哩哇啦地喊叫，一面拨转马头回窜，企图逃出村子。
此时，尾后行进的敌炮兵刚刚携炮下了黄河大堤，尚未进村。
敌情突变等敌全部通过碱场店，再发动袭击已不可能。第七团团长刘正当机立断，立即叫作战参谋张秀山命令司号长发出攻击信号。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冲锋号声和枪声搅得蒙头转向，像一群野兔子一样，四面乱窜，我轻、重机枪居高临下对敌扫射，一排排子弹拨水般地射向敌群，一枚枚手榴弹冰雹似地在敌人头顶上开花，炸得敌兵血肉横飞，躺倒一片。
日军的4辆汽车，一开始就被打坏两辆，另两辆企图调头逃跑，再次遭我猛烈射击也趴着不动了，刘正团长命令温先星营长、谢文祥教导员率领第一营从沿街屋院冲出来，向已经进村的日伪军猛打猛冲。
战斗中，三连长王占魁带领战士一冲出沿街屋院，就在狭窄的村中公路上与日军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他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左挑右刺，一连撂倒5个敌人。
忽然，王占魁被一日军小队长用指挥刀刺中左腹，他毫无惧色，转身一个突刺将敌人小队长送上“西天”，其余的敌人见指挥官阵亡，便仓皇向村东逃窜。
混战中，三连的一挺机枪被日军抢跑了。王占魁怒火满腔，顾不得包扎伤口，高喊“跟我来!”领着战士们向日军追杀过去，再次与敌人展开肉搏，终于夺回机枪。
几个日本兵见王占魁是指挥员，便一起向他逼近，而此时王占魁因伤口流血过多，已经没有力量。看到敌人一步步逼近，王占魁毅然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走在前面的伪军大队，遭一、二连的猛烈射击。不一会便死的死、伤的伤，尸横遍地，剩下的缴械投降。而骄横凶蛮的日军遭我袭击后，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号叫着。一部分日军携轻、重机枪逃至村东黄河故道大堤西侧的一片坟地中，企图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第七团政委李俊生立即和李景岳营长、王猛教导员率领第三营，由咽喉铺及樊家楼包抄过去，围歼村东坟地之敌。
敌人做困兽之斗，拼命向大堤突围。我军战士们就利用大堤旁的土坑顽强狙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突围。
激战中第一营又赶来配合战斗，至此，形成了对顽敌四面合围的攻势。枪声、号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但是，日军不同于伪军，凭着其装备好，加之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化，拼死顽抗，拒不投降。
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我军也有很大伤亡。临近黄昏，为了尽快解决战斗，团政委李俊生即命令第一、第三营集中兵力向敌发起冲锋，战士们端起刺刀杀人敌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消灭了这股垂死挣扎的敌人。
与此同时，隐蔽于秦家集、郭家海、梁家庄一带的第二营听到枪声信号后，在团参谋长程正杰、营长李成、教导员江昌华的率领下，以迅猛动作直插敌尾。
携带92步兵炮的日军炮兵原来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看到前面队伍遭到伏击，便慌忙架起火炮向我方射击。我第二营发现敌人炮位后，立即迅速、勇猛地向敌人的炮阵地发起冲锋。
敌人见势不妙，在少数步兵的掩护下，急忙拉炮撤到大堤东南，沿公路和潘溪渡力向逃窜。
这时，李成营长机智果断地命令八连连长黄家古，不顾一切截断大堤与潘溪渡之间敌人的退路；命令七连连长王环玉指导员刘玉泽全力夺取敌人的火炮。
七连接到命令立即向敌人火炮猛扑过去，边打边追，穷追不舍。战斗英雄李秃子，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他一口气投了20多枚手榴弹，炸得敌人嗷嗷叫。
就这样，七连追上敌炮兵，击毙了拉炮战马。敌炮兵动弹不得了，就以炮架和死马为依托拼命抵抗。
敌我双方在平坦开阔地带激战，双方都有很大伤亡。连长王怀玉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心急火燎，他不顾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呼一声“冲啊!”带领一、三排直向敌火炮猛扑过去。
日军被我七连指战员的英雄壮举惊呆了，被迫退到离炮位几十米的一个不大的土坑里，日军的92步兵炮被七连缴获。
溃退的日军见火炮被我夺走红了眼，端起刺刀反扑过来。刘玉泽指导员立即带领二排迎战，与日军展开拼死搏斗，掩护一、三排把火炮拉到安全地带。最后，在三连的配合下，将这股残敌全歼。
就这样，我军日思夜想的92步兵炮终于夺到手了。战士们高兴地欢呼跳跃。
为了防止敌人援兵再来夺炮，七连和八连的同志立即连推带拽，把炮拉到了大堤的西面。干部战士解下绑腿做绳索，像护送宝贝一样把火炮送往杨孟庄，然后用牛车运往范县根据地。
这时，东南方向又传来激烈枪声，郓城之敌再次派兵增援。敌人刚到潘溪渡东南侧，立即遭到我旅骑兵连和第二分区特务连的英勇阻击。
最后，敌人不得不丢下20多具尸体，逃回郓城。至此，潘溪渡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毙伤日军124人、伪军14人，俘伪军4人，共歼灭日伪军142人，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92步兵炮一门及大批枪支弹药。
潘溪渡伏击战的胜利歼灭了敌有生力量，给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以沉重打击。这次伏击战的胜利，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振奋了鲁西广大群众，动摇了敌伪的军心，使冀鲁豫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发展，对坚持鲁西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大规模反扫**行动
1941年春天，整个黄泛区风沙弥漫，一片昏暗，只有极耐干旱的枣树青枝绿叶，给荒凉的平原增添了一丝生机。
就这样一片自然条件恶劣的沙区，却是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当时冀鲁豫党委设在这里，冀鲁豫军区设在这里，冀鲁豫行署机关设在这里，第二纵队机关和部队也在这里。
广大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利用沙岗、枣林，开展游击战争，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并对开封、新乡、安阳等重要城市和敌之交通要道平汉铁路形成了严重威胁。
为此，日寇把冀鲁豫边区沙区抗日根据地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时刻妄图将其彻底摧毁。为了解除我军威胁，日本侵略军从1940年6月开始，对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系列清剿，其中规模最大，使我根据地损失最严重的是“四?一二”大扫**。
1941年4月12日，日寇调集主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和李英、杨振兰、孙步月、程道合等部伪军，以及司华生、韩老俊等土顽部队，总计15000余人，配重炮20余门，汽车、坦克110多辆，飞机两架，分五路向沙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妄图一举歼灭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垮沙区抗日根据地。
敌人这次“扫**”的特点是：“一、大分进合击与小分进相结合；二、集中全力‘扫**’一点（沙区）；三、夜行晓袭，寻我主力决战；四、反复派人或用火力进行严密的搜索，夜晚用探照灯照射，企图使我无处存身；五、在次要方向大造‘扫**’舆论，以便在主要方向采取秘密突然的行动；六、伪装我军，制造混乱；七、先占领我边沿村落，后以主力合围，层层包围，向内收缩，造成我难以突围的局面；八，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3-16“扫**”开始时，日寇为了迷惑我军，采取了试探性的战斗，首先派出国民党“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约2000余人，从内黄县的东庄集出发，南犯野庄、次范等村。
同时，伪第二十四路军扬振兰部的一个旅和伪孙步月部约800余人，在日寇配合下，从浚县的黄辛庄出发，经花固直驱卫河东岸的安化城。
安化城距当时我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小槐林村只有2500米之遥。当时，我第二纵队尚未察觉日、伪军的整体动向，决定集新二旅第四团、军区独立团和民一旅各一部投入战斗。
整个战斗由杨得志指挥，战斗的目的是拔掉李英部伸向沙区的前哨据点杨文城。因为李英部对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威胁很大。
围攻杨文城的战斗很快打响，我八路军立即对敌人进行了勇猛的攻击。
看到我军主力部队参战后，敌人异常兴奋。当夜，敌人集结于内黄的日军2000多人、伪军1000多人，分别进至大堤口等地；濮阳之敌在坦克掩护下，乘汽车40余辆进至徐村；白道口之敌进至蔡村；浚(县)滑(县)伪军进至井店西侧；五陵集日军4000多人按兵不动。
将八路军主力吸引于杨文城一带聚而歼之，日、伪军的图谋似乎就要得逞。
杨文城激战正酣。经一天激战，我军已经把敌人的齐村据点拔掉，并将杨文城的伪军大部歼灭，残部被压缩在几座高楼内。
但就在12日夜，早已集结隐蔽在濮阳、内黄、滑县、五陵集、白道口的日军主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加上伪军共有10000多步骑兵，有100多辆汽车和坦克，20余门重炮，兵分五路，向我第二纵队所在地的沙区中心猛扑过来。
只见东西南北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的汽车、坦克、骑兵蜂拥而来。炮声隆隆，枪声不绝，炮弹不断在第二纵队指挥所周围的田野、沙丘和树林里爆炸。
敌人有汽车和坦克，我军用两条腿，要想马上突围，显然已来不及了。崔田民和杨得志当机立断，决定杨得志在前，崔田民居中，卢绍武压后，率领部队和党政机关先撤到沙丘中的枣林里隐蔽，俟机突围。
日军的机关枪由远而近疯狂地扫射着。子弹如雨，浓烟滚滚。
由于是在夜间，走在前面的伪军，不敢贸然进入枣林。借助夜色和大风的掩护，杨得志率众首先冲出包围圈。崔田民带领机关干部和纵队战士，从两路敌人的间隙穿插而出，顺利突围脱险。其后，他们跳到观城地区，使敌之歼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破产。
然而，卢绍武所率第二纵队指战员，刚突围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孙仁道指挥第四团狙击敌人，卢绍武带着大队转移。
当时，负责掩护撤退的第四团第第二营，在百倍于我的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突出了五连的部分同志。六、七两个连的200多名指战员，抱着宁可自己战死也要掩护大部队转移出去的决心，同日、伪军搏斗了一天一夜，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毁坏了武器，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日寇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的目的落空后，在4月16至18日，采取“大合击”、“小包围”、“反复扫**”、“严密封锁”等手段，纵横搜索沙区，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砍树毁林。
在这次残酷的大扫**中，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沙区抗日根据地，重点对内黄、高陵、顿丘、卫河等沙区各县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以上四县受害村庄达142个，烧毁房屋50000余间，其中顿丘县被烧毁房屋达3／4。我顿丘的杨固、马井、陈营、四胡村、天阴、柳门、老牛圈、张堆、东、西王什等村庄均受其害。
全沙区被杀害群众4000余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户。粮食、耕牛、农具、生活用品等被洗劫焚烧一空。
穷凶极恶的敌人，像发了疯的野兽，每到一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杀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制造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无人性的暴行记录。
敌人对沙区灭绝人性的暴行，激起了沙区军民的无比仇恨。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
当时，冀鲁豫军区独立团六连副连长何尚及6名战士，在突围中与大部队失去联系，陷入敌人的合围圈。他机智勇敢地带领战士与敌周旋，顽强地坚持战斗。他们经常出敌不意的杀伤敌人后再巧妙转移。又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击毁运输车两辆。
此外，他们还与薛村民兵一起伏击敌人，打死日军7名击毙日军军官一名，缴获战马一匹，被誉为“打遍沙区的七勇士”。
受我党抗日政策影响的当地群众，也以各种行动加入了抗日行动中来。
当时，南丈堡村民兵班长扬长印带领20多名民兵，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
余庄村70多岁的老保长焦禄，冒着生命危险，同其他群众把5名重伤员隐藏在地洞里，送水送饭，尽心保护。
沙区军民在此次反扫**中，先后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毙伤日伪军700多人，俘敌50多人，缴获步枪50余支，战马5匹，毁坏汽车5辆。
在沙区民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时候，刚刚从沙区转移出去的我第二纵队也积极加入了对敌斗争之中来。
当时，第二纵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转移到内黄东北面，然后跳出包围圈来到鲁西的观城地区。
此时，我二纵队战士们纷纷要求要为第四团第二营的战友们报仇。
杨得志、崔田民召集纵队团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
有的说：“攻他的一路。”有的说：“打他的背后。”
有的说：“多面出击，叫他顾此失彼。”
听完大家的发言后，崔田民说：“这次日寇扫**的目的，是想消灭我们的主力。不管打他的那一路，必定会引得诸路齐来。我们身边的部队不多，突围时又失散了一些人，实力不足，众寡悬殊。我看硬打不是个办法。”
杨得志说：“敌人这次‘扫**’，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这样一来，他的后方必然空虚。我看还是绕开他的主力，直捣他的老窝。”
“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崔田民接着说，“打他的后方，还可以搞乱敌人的部署，打破日军的‘扫**’计划。”
听完司令员和政委的话后，大家都同意这么打，于是“掏老窝”的方案就定下来了。
当时，第二纵队选定的第一个攻击点是清丰县。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清丰县在滑县东北，守备力量薄弱，离敌人“合围”第二纵队的地区也比较远。
我军的军事计划是这样的，崔田民、杨得志指挥第二纵队主力攻城，其余部队配合当地的民兵、游击队炸碉堡，夺物资，端炮楼。在敌人后院里点一把火。
这一着还果真灵验，各路日军纷纷回调援清丰，敌人“合围”的部署打乱了，他们于20日撤离了沙区。
在这个过程中，第二纵队主力和根据地民兵、游击队配合，在运动中消灭日、伪军700余人。
当第二纵队返回沙区时，由于遭遇敌人“三光”政策的破坏，这里已经面目全非，房屋被烧光了，粮食被抢光了，枣树被砍光了，牲畜被杀光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沙区的中心制造了“无人区”。
第二纵队的指战员们，含着悲痛掩埋了同胞们的尸体，把仅有的口粮，甚至脱下身上的衣服送给劫后幸存的父老乡亲。
看到沙区人民群众生活如此困难，冀鲁豫党政军负责同志共同研究救济受难群众的问题，当前最关键的是粮食，民以食为天，没饭吃就无法生存下去。
晁哲甫说：“1933年黄河决口，我们曾发动群众‘吃大户’渡过了难关。”他沉思了一下，望着区党委书记张玺和杨得志、崔田民问：“这个办法，可不可以再用？”
“我觉得‘吃大户’作为一个口号目前还是不提为好。”崔田民是个很注重政策的同志，他考虑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了一会接着说：“不过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济受难群众，就是爱国，我想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用钱救济受难群众。”
大家都同意崔田民的办法，经过党、政、军各方面的努力，在很短的间内，筹集起80000多斤粮，90000多块钱，1000余件衣服，全部救济了受难群众。
此外，第二纵队还派出几十支小分队，帮助群众修房建屋，重建家园；党、政、军机关抽调干部组成5个善后工作队，到受难地区进行宣传、慰问和救济工作。此外，我根据地党委还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恢复当地群众的传统工艺，纺花织布等，以数量多少给予粮食补贴。
我党开展的这些工作对解决沙区人民群众的临时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沙区人民的齐声赞扬和拥护。
就这样，群众逐渐安定下来了，第二纵队也重新在这块土地上站住了脚，浩劫之后的沙区开始逐步复苏。
为了悼念在反“扫**”中英勇牺牲的将士和群众，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在沙区建立的“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
碑记载：
日寇撼扰以来……内黄、顿丘、高陵三县交界地区，被焚142村，毁房50000余间，殉难民众4000余人，炸毁水井百数十眼，砍伐树木数10万棵，民间财物被掠一空。其杀人之惨，实开人类史上所未有。
如在千口，以机枪集体扫射，死近千人；在杨固，填满水井6眼，死千余人；薛村沙窝，搜杀避难民众，也约千人……婴儿活被撕裂，妇女奸后剖腹，以及逼驱男女于一室，辱打之后，放火焚毙者，比比皆是。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井颓垣，瓦砾焦土，完物为之无存，极目一片荒凉！
冀鲁豫边区沙区遭到的大破坏，是日寇侵略中国的缩影，这碑文是沙区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全面行动应付艰难局面
1941年6月22日，正当原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之际，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的大规模进攻，国际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日军在继续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战，疯狂攻击我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经济上的斗争也让我敌后根据地格外头疼。
从1941年11月1日起，日、伪军开始在华北地区实施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主题是经济战，目的是彻底封锁所有抗日根据地。
这次“治安强化运动”持续近两个月，给我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
其间，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世界卷入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仍以确保占领区为主，以使这些地区成为支持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因此，在华北，侵华日军一面仍以大约25万人的总兵力，继续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蚕食”，疯狂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一面对仍留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逼降，大力扩充伪军，使其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在国内方面，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仍未放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且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队在“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下投降日军，变成伪军。
此外，我华北根据地又续遭受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因此，1941年年中，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就已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至年底，全边区形势更加困难。据截至11月的资料，全区日军据点增至233个，伪军据点增至298个，日、伪军增至39000人。
同时，敌人发现我根据地对各种材料、西药比较缺乏时，日、伪军就对各种材料、西药等抗日军民的必需品严加封锁。
此外，敌人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通过组织土匪、会道门，进行户口调查、厉行保甲等方法压迫、欺骗、争夺群众；用假造抗日币、禁用鲁西银行钞、用法币收购土产和白银等办法破坏边区金融，统制农产品；普遍地实行自首政策，以各种办法引诱、压迫抗日工作人员自首；大批训练谍报员、情报员、青年打入根据地内甚至部队中进行破坏活动等。
在敌人和自然灾害的多重打击下，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4个月以来，整个边区缩小了1／3。公路、据点和一些封锁沟，将抗日根据地分割为泰西、运东、鲁西北、沙区、鲁西南、巨南、湖西、濮范观等8块小地区。其中，泰西绝大部分地区变质为敌占区。
针对根据地地出现的这种困难局面，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规定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主力军和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平原地区根据地以一比一为原则；人民武装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的骨干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数量。
12月17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准备将来反攻。此外，该文件还提出精兵简政，要求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少于局面的3％。
按照党中央指示，冀鲁豫边区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冀鲁豫党政军的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第一次精兵简政是在1941年12月，当时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按照党中央要求，在12月下旬起开始在全区进行精兵简政。
第一次精兵简政主要在部队进行，主力部队主要是缩小团的编制，取消营一级编制，团直属连，充实连队。
第二次精兵简政是从1942年6月开始的。
这一次精兵简政中，取消了八路军第二纵队番号，各种武装力量由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唐亮任政治部副主任，傅家选任后勤部部长，韩明任后勤部政委。
10月20日，中共北方局对冀鲁豫边区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根据地未能在顺利时期得到应有发展，主要是某些领导人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并决定，调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将湖西地区划归冀鲁豫区。
当年12月，冀鲁豫全区实行第三次精兵简政。精简后的边区领导机构成员是：黄敬任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长，刘晏春任民运部长；晁哲甫任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
同时，对军分区进行了调整，主力军同军分区合并，原第一、第四军分区合并为第一军分区，刘致远任司令员；教三旅与原第二军分区合并为第二军分区，曾思玉任司令员；回民支队与第三军分区合并为第三军分区，马本斋任司令员；南进支队与原第五、第六军分区合并为第四军分区，赵承金任司令员；教七旅与原第七军分区合并为第五军分区，昌炳桂任司令员；教四旅与原湖西军分区合并为第六军分区，邓克明任司令员。
军分区和县、区基干部队政治委员原则上由地、县、区委书记兼任。
冀鲁豫根据地实施的精兵简政，在当时华北地区都遥遥领先，被视为精兵简政的模范区。精兵简政之后，根据地内非生产人员60000人，而区内居民有150万，超过了中央要求“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少于局面的3％”的目标。
同时，经过这一系列的精兵简政，全边区党政军民均统一于区党委领导之下，适应了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
除了精兵简政之外，根据地还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关于减租减息，其实早在1937年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列入随后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至此，减租减息的政策基本确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了减轻前线压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扫**”，中国的抗战进入非常艰苦阶段，进一步调动社会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显得更加迫切。
为此，1942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对实施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要求各地对决定及其附件认真贯彻执行。
按照中央要求，冀鲁豫地区实施了减租减息运动。运动中，个别地区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特别是在鲁西、鲁西南等地，甚至提出了“无地主不顽固，无顽固不汉奸”的口号。
为了纠正冀鲁豫地区出现的这些问题，党中央北方局专门开会，强调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减租减息工作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当时冀鲁豫根据地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农村，教育和指导当地开展减租减息活动。
通过减租减息运动，不仅提高了冀鲁豫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他们的参加革命热情，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开展大生产运动，也会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应对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举措。
其实，早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期，国民党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党中央即感到外援的不可靠，便在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社论中发出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地区物资供应的自给自足”的号召，“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才能保障战时物资供给”。
1940年12月25日，党中央的《党内指示》再次指出了根据地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党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
在中央的号召下，我冀鲁豫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当时，冀南地区出现了水、旱等自然灾害，冀南区党委成立了水利委员会，领导当地军民修堤、挖河，使当地17个县不再遭受洪水淹没，近30000公顷得到灌溉。这是冀南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工程建设。
1943年，根据地政府发出了战胜灾害的指示，组织救灾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和领导灾民生产度荒。同时，部队也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垦荒。
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加上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的好转，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也逐渐好转起来。
轰轰烈烈开展反扫**
1942年3月，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主要是实施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等，并大肆抓壮丁，以肃清所谓“不稳定分子”、在抗日根据地边沿地区，敌人继续修碉堡、围寨，扩建据点；而对抗日根据地，敌人泽进行更加频繁地“扫**”和“蚕食”，使抗日斗争处于最残酷、最紧张的阶段。
至9月，日军开始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狂热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强化“反共自卫”组织，由分区扫**变为集中扫**，由分进合击转而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
经过敌人的多次残酷扫**，使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围困，许多境域成了“抬头见岗楼，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在敌人军事政治进攻猖獗的形势下，抗日政权中干部队伍里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经不住考验，少数人退却回家，个别人叛变投敌，引起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思想上不同程度的波动和混乱。
为了动员、团结全党和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党中央及时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在这种情况下，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进行了多次反“扫**”斗争。
1942年9月，日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范、观一带进行空前规模地秋季大扫**。
当时，日军以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为主力，并配备开封骑兵旅团和日军驻聊城骑兵联队，出动6500名日军和17个县的伪军共30000余人，动用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飞机10余架，兵分八路，对根据地军民实施“铁壁合围”。
1942年的9月已是秋收季节，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正在快收、快打、快藏，坚壁清野，积极准备反“扫**”。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三旅政治委员兼军分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曾思玉和第八团参谋长王晓带领第七、八团各一连和两个班长训练队，从鄄城以北的石楼村出发，黄昏前到达郓城北面的李楼，准备召集党、政、军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布置秋季征粮任务。
刚刚到达宿营地，情况突变，发现敌情，并侦知日伪有铁壁合围企图，曾思玉率领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北过黄河故道，于黎明前迅速转移到甘草固堆一带。
天刚拂晓，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曾思玉立即告诉王晓带领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他自己留下骑兵班，继续观察黄河以南日伪军的动向。
大约7时左右，日伪军分几路走下黄河大堤，组成行军队形，打着大大小小的太阳旗，像一群饿狼似的猛扑过来。
曾思玉带着骑兵班飞快地赶上部队，命令部队就地隐藏休息。他同王晓立即召集连长、指导员开了一个短会，把黄河以南日伪军的动态和突破日军“铁壁合围”的决心，向大家作了简要的说明，决定乘敌人合围未形成前，从东北方向坚决打出去。
各连经过紧急动员后，战士们斗志昂扬，一个个摩拳擦掌，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9时左右，当部队利用抗日道沟隐蔽地继续向东北方向运动时，四面八方突然响起了枪声，日军的战斗机一队一队地从远方飞来，像穿梭一样在合围圈上空不断地俯冲扫射，疯狂地进行轰炸；敌人的侦察机像饥饿的老鹰一样，在合围圈上空盘旋着；地面上的敌人和被胁迫的老百姓，打着大小不同的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的旗帜，向前压缩；敌人的坦克、汽车越过一条条抗日道沟，颠颠簸簸地爬行着，向合围地区开进，有的地方步兵还为坦克、汽车开辟道路；骑兵部队打着黑色旗子，在开阔地里穿来穿去。无数村落烟尘四起，炮火轰鸣，大小村庄均陷入极度混乱和恐怖之中。惊慌的村民呼儿唤女，四散奔逃，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呼喊声。
随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密集的人群里血肉飞溅，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根据地不少县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军区后方工厂、医院、报社等单位的人从四面八方也被包围在甘草固堆附近黄河故道沙滩上，与曾思玉所带领的军民会合。
面对日伪军穷凶极恶的暴行，目睹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战士们愤怒的烈火充满胸膛。
党支部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到了；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死难烈士报仇，为父老兄弟、姐妹报仇，多杀鬼子，为人民立战功！”这简短有力的政治动员，立即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在每个人的心中，复仇的怒火越烧越旺。
中午，日伪“铁壁合围”的圈子形成了。日伪军展开了战斗队形，开始向合围圈中心压缩。枪声，炮声像狂风暴雨般地呼啸而来。
抗日军民在甘草固堆附近黄河故道的沙滩中一个狭小的地区内挤得人山人海。这时，红日当空，骄阳似火，晒得人们头昏脑涨，汗水浸透衣衫，肚子饿得“咕咕”响，口渴得嗓子冒烟，而危情又越来越严重。
下午15时左右，敌人的包围圈越压越小，在不到30平方千米的沙滩上，人们被日军逼得无路可走，无地藏身。军队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
抗日沟里的人们拥挤得满满的，寸步难行。
曾思玉从敌人的炮声中分析敌情，决定向枪声稀疏的东北方向突围，但到甘草固堆以北道沟里的时候，东北方向纵深处发现日军骑兵，后面还有坦克晃动。
曾思玉改变计划，决定突围后向南转移，随即命令八团参谋长王晓带领该团一连和班长训练班，沿着正南道沟，利用茵柳棵、大麻籽棵接近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发挥刺刀手榴弹的近战威力，采取突然动作，对甘草固堆东北角的敌人实施猛烈冲击，坚决突破这个缺口；又命令第七团一连和班长训练队及第九团一连的一个排，组织轻机枪和特等射手，利用道沟道沿就地射击，用准确的火力压制甘草固堆东北角茵柳棵下的敌人，支援突围部队。
由于敌人众多，又封锁了道沟，部队第一次突围没成功，一连副连长王清山壮烈牺牲。
这时，敌人纵深处炮火向抗日军民准备突围的方向猛烈轰击，子弹“嗖嗖”的在头上飞过，炮弹轰隆隆地在人群中爆炸。阵地上弥漫着吃人的火药味，刺激着人们的鼻子、口腔、眼睛。
情况万分危急。生死关头，曾思玉临危不惧，组织军民再次突围，命令部队以4个连的兵力利用道沟就地展开，各连轻机枪集中起来，射击手挂皮带端着射击，步枪上刺刀，手榴弹一律打开盖，地方武装全部参战，集中火力向甘草固堆村东北角杀开一条血路。
随着激越的冲锋号声，阵地上手榴弹、轻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怒吼。战士们跳出道沟，如猛虎下山一般杀向敌人，敌军阵地一片火海，血肉横飞，顷刻间，日军的阻击阵地被一举突破。在600米长的地段上，100多名日伪军全部被歼。
曾思玉带领部队掩护群众从突破口冲出，迅速向南转移，奔向黄河故道。
此时，忽然发现东北角有敌人的骑兵，向突围方向奔来。曾思玉果断地命令骑兵班在沙滩上，打马猛跑，扬起尘土，造成疑兵，并先敌抢占东北方向的小村庄。
尔后，用几个人拉马隐蔽在村南面，其余的疏散在村外道沟里，对准向南来的日军骑兵迎头猛烈射击。敌骑兵受阻，日军后续骑兵望见满天尘沙，迟迟不敢行动。
突围部队掩护群众越过黄河故道，奔向黄河南李集、杨集安全地带，终于突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
1943年秋，日军以重兵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盘踞在濮阳、东明地区的伪第二方面军乘机向东“蚕食”，侵占濮县，设置碉堡、据点百余个，准备进一步向根据地中心区范县、观城推进。
为打击孙良诚部，歼灭其有生力量，恢复并巩固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决定发起濮阳东南战役。针对孙良诚部前实后虚的弱点，战役采用了“掏心战术”——袭击孙良诚总部八公桥，尔后各个击破。
战前，冀鲁豫军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的主力部队集结于濮县东南地区，佯做向东进攻态势，以麻痹孙良诚部。
11月16日拂晓前，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由鄄北、濮南进至黄河故道北岸的火神庙地区隐蔽集结，封锁消息。下午16时部队沿黄河故道大堤向西秘密开进，各团分路直奔八公桥。
黄昏时分，狂风骤起，只刮得黄沙蔽天，日月无光，对面不见人脸。
分区参谋长李觉和侦察股长邱克难拿着指北针和军用地图随先头营掌握行进路线，并由当地情报员和侦察员为向导。
为了及时掌握部队情况，各级指挥员逐级靠前指挥，果真是衔枚疾走，鸦雀无声。
大军穿行于伪据点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接近攻击目标八公桥。战斗指挥部设在八公桥东北的史家寨村史乃敏家，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坐镇指挥。
由于对敌情、地形、民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加之部队有着丰富的夜战、近战经验，所以各团都能按规定时间秘密到达八公桥附近的预定地点，做好战斗准备。各团首长率主攻营、连干部摸近八公桥城下两道外壕之外的木栅栏，进行了近敌勘察，选择了突破口。
22时，挂在指挥部枣树上的信号灯亮了，这是事先约定的进攻信号。负责前沿指挥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一声令下，偷袭开始。
第二军分区第七团突击二连从八公桥东北角扒开木栅栏，迅速越过外壕，熟练地架起云梯，秘密登上围墙，并乘敌不备将打更的敌人俘获。
随后五连也从东面登上围墙。在被俘更夫的引导下，第七团主力迅速进入围寨接近伪第二方面军总部八大处。这时有几个伪军正在汽灯下打麻将，直至突击连的枪口顶到了胸膛上，才如梦方醒，只好束手就擒。
此时，第八团突击连从西南角登入围墙，基干团也从东南角顺利突入东西围寨，继续按事先划好的作战区域向纵深发起进攻。
参战部队快速穿插，将敌人盘踞的宅院、碉堡分割包围，发动猛烈攻击，战斗进展顺利。
17日上午，只剩下西围寨十字街口的核心碉堡还在顽抗。第八团几次攻击均未奏效，团长齐丁根急中生智，命令五连排长蔚正兴组织战斗小组，用多条被子打湿捆在大车上，在轻重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掩护下接近敌人碉堡，用棉花、辣椒和从理发店找来的头发包扎在一起，捆在竹竿上点燃，捅入敌碉堡射击孔内。
碉堡内顿时浓烟滚滚，敌人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不止，泪如泉涌，实在难以忍受，只好缴械投降。
俘虏出来时，惊奇地问：“你们用的什么新式武器？”战士们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飞雷烟幕弹。”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2个小时，直至17日午后才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我军毙伤敌伪数百名，俘虏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团长慕某等以下官兵3200余名，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4挺、步枪1900余支、短枪90余支、子弹4万余枚、电台两部、战马300余匹、粮食数百万斤、兵工厂一所及全部机器。
可惜的是，孙良诚本人于16日下午，即八公桥战斗打响的当天，乘汽车去了开封，侥幸成为漏网之鱼。
八公桥战斗结束后，第七团乘胜攻克徐镇，第八团在分区特务连配合下攻克王郭村，八公桥外围据点被一扫而清。
各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乘势展开猛烈反“蚕食”作战，在纵横200余里的地区，先后拔除日伪军大小据点100余处，歼敌数千。盘踞濮县的伪军被迫于11月26日放弃全部据点，缩回濮阳及柳下屯周围。
从此，濮范观中心区与第二、第四、第五分区连成了一片，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此次战役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打破敌伪“蚕食”分割，逐步走向大发展的转折点，并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