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春天的一天，华北大地，万里晴空，阳光灿烂。那嫩绿的新叶，那田野的薄雾轻烟，那破土而出的青青小草，让大地显得一片生机盎然。
此时，在第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正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师长首先说：“日军全面强化交通，是企图解决对华战争地宽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针，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斗争课题。”
刘伯承一下子切入了问题的要害，大家点了一下头，继续认真地聆听着刘伯承的话。
军民团结阻击敌人前进
1939 年 1 月 3 日，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北部的沁县虽然天寒地冻，但县城的大街小巷里都充满着喜庆的气氛。
这一天，晋东南各界代表，在沁县召开了拥护抗战反对投降的群众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朱德等八路军首长外，还有来自晋东南的各界代表近 40000 多代表。
在这次会上，朱德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他还向大会发出了“拥护抗日，反对投降”的号召。
这次大会召开的背景是这样的，1938 年春，八路军粉碎日军第一次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之后，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938 年 5 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名的军事著作，文中多次列举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事例，以阐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并科学地预见到了抗日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对于根据地乃至全中国甚至扩展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指导下，在八路军总部和晋冀豫根据地首长的领导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很快。
当时，在晋冀豫的重要战略区晋东南，以长治和沁县为中心，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的抗日运动。
一时间，各种动员会、报告会、形势会遍布城乡，宣传抗日的大幅标语和抗战歌曲随处可见可闻。八路军的民运部长黄镇住进了曾被日军第十四师团长侵占了的潞安府府台衙门，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的最高将领亲自到长治给民众讲演。
那个时候，晋东南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和文化精英，作家来了，记者来了，学校来了，教授来了，剧团来了，演员来了……随着我党晋东南影响的进一步增加，在我党的号召和带领下，晋东南各县普遍建立了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
为了更好地鼓励晋东南群众拥护抗日、反对投降，我党才在沁县召开了这次规模宏大的拥护抗战反对投降的群众大会。
会后，晋东南各县抗日群众团体走向了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相继成立了“晋东南各业工人救国联合总会”、“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总会”、“晋东南农民救国联合总会”、“晋东南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抗日的烈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到处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局面。
晋东南抗战形势的发展，让日寇清楚地认识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像一块巨石横亘在日军侵略中国的道路上，搬不开这块巨石，就打不开华北通往中原的通道，就会使他们的 “大东亚共荣圈”受到严重挫折。
1939 年 7 月初至 8 月下旬，日军纠集了 50000 余人的总兵力，在第一军军长梅津的亲自指挥下，同时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地出发，分九路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重点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
敌人先攻占了白(圭)晋(城)公路沿线各城镇，割断了我晋冀豫根据地的太行、太岳两区的联系，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邯长公路西进。
正当我太行军民以艰苦战斗准备迎击敌人的时候，盘踞在冀西、太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庞炳勋、孙殿英、侯如墉等部，却趁火打劫，想借日寇的刀枪把我军赶出太行山，恢复其反动统治。
他们派出大批的特工人员骚扰我后方，策动地主分子造谣，破坏我军民关系这时，正如刘伯承师长所说；太行军民面临着“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任务。
为了粉碎敌顽夹击的阴谋，首先斩断日寇伸进太行山区的魔爪，6 月底，我第一二九师特务团奉师首长的命令，开赴邯长大道沿线的武安、涉县、黎城、潞城一带迎击敌人。
特务团是刚刚由师特务营扩编起来的，名义上是个团，实际上不到两个营，担负这样重大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
行动前，邓小平政委鼓励大家：“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邓政委的话对特务团鼓舞很大。特务团于 7 月初到达了涉县外围，寻找战机。
7 月 12 日，部队行至涉县西北 10 多千米的岭后村时，侦察排长曹宝安从前面飞奔回来报告：“鬼子进占涉县以后，派出一支 300 多人的先头部队，渡过清漳河，进到河南店这几天连降大雨，河水暴涨，隔断了他们与东岸大部队的联系。”
这真是个难得的良机！
皮定均等特务团首长当即研究了一下，并到山顶查看了地形。决定以第一营趁雨夜天黑，急袭河南店，给西进的敌人一个迎头打击。
部队正要出发，迎面跑来几个老乡。他们是刚从河南店逃出来的，一见皮定均等人，就高兴地说：“鬼子兵大都驻在北街 3 个骡马大店里，只有 20 多个人驻在村西北角的关帝庙漳河水涨，鬼子没吃没喝的，就在地里瓣棒子吃砸家具烧。”
这些情况帮助定均等人进一步判断了敌情，确定了战术手段，也使我们更加有信心了。
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部队冒雨疾进，悄悄地摸进了河南店北街，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军会在这大雨涝沱的深夜里突然降临。
当特务团二连的勇士们爬上屋顶，揭开屋瓦，雨水滴在鬼子睡的铺上时，敌人还以为是房子漏了，慌忙起来躲雨，战士们迅速扔进了几十枚手榴弹，把屋里的鬼子报销了一半，侥幸活着的鬼子，连鞋都没穿，就鬼哭狼嚎地奔向村西北角，想抢占关帝庙那个高地。
那知特务团三连一排早已歼灭了关帝庙里的敌人，正好架起刚缴获的歪把机枪，集中火力给奔跑的鬼子一顿痛击。残敌扭头窜往河边逃命，但漳河的激流却无情地吞噬了他们。对岸的鬼子摸不着头脑，以为我军在渡河，便以机枪大炮向河里乱放。
就这样，涉水逃命的鬼子，除少数逃上岸外，其余全部葬身漳河。
河南店的战斗，鼓舞了群众。生动的事实告诉人们，真正抗击日寇保卫人民利益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从此，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周围。抗日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当时，沿邯长路西进的敌人，在河南店受到沉重打击后，战术上有了变化：前进的速度减慢了，兵力更加集中，行动更加小心，一天只向前爬几千米，进一段，安一个据点，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特务团要想再找到河南店战斗这样的歼敌战机是困难了。
于是，我军派出一支部队在前面边打边走，一方面掩护邯长路两侧的群众坚壁清野，一方面以我军主力插至敌人背后，发动群众开展交通破袭战，以积极的行动迟滞敌人。
当时，从武安到涉县的公路线上，在井店、阳邑、猛虎村、鸡窝铺一带，我军把部队分成数股，配合党政部门组织的工作队，分别深入公路两侧的村庄，在群众中组织起无数支破袭战的队伍。
一到夜晚，公路上便成了我军的天下：部队以迅速的动作把据点监视起来，然后让群众一拥而上，男女老少一齐下手：挥动锹、镐、斧、锯，砍电线杆，割电线，毁桥梁，破涵洞，挖路面……几个钟头的工夫，公路被挖得一段一段的，甭说鬼子的汽车不能开，就连鬼子的人马都很难通过。
群众三三两两地扛着木桩、电线往家走，有的说：“这回俺家可有东西晒衣裳了。”
有的说：“这些木头拿回去可以箍个小桶！”
三番五次的破袭，使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白天，敌人用种种手段，抓来群众为它修路。可是群众采取“磨洋工”的办法，能拖就拖，能挺就握，或者边修边破。
这样，敌人在前面修，我抗日军民在后面破；他们白天修，我抗日军民晚上破，使敌人的电话经常打不通，公路长时间通不了车，后方得不到情况，前方得不到补给，“皇军”的威风慢慢消失在邯长路上了。
取得邯长战役的胜利
在我抗日军民的昼夜打击下，敌人直至两个月后，方才抵达黎城。
敌人占领黎城后，邯长路好像是打通了，但实际上，敌人的兵力被分散了，处处都拉着一副挨打的架势，随时都有被人民武装各个歼灭的可能。
邯长路像一根骨头一样卡在敌人的喉咙里，吞又吞不进，吐又吐不出。为了维护这条交通线，敌人又采取了新措施，从各个据点抽调兵力，组织 50 至 100 人的机动部队，在公路两侧三四千米的地区进行反复的“清剿”，企图以优势兵力消灭我地方武装，镇压群众。
可是敌人这一招也不灵。还在敌人开始西进的时候，沿线群众就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同时，特务团把部队进一步分散，以连排为单位组成游击支队，再分成三五人一伙的战斗小组，带领群众在敌人据点外围交通沿线展开了麻雀战，专打敌人四出骚扰的机动部队。
一时间，树林里、村头上、山坡下、小道旁，到处都是我军的游击小组，鬼子一出动，游击队就四处伏击、袭扰，敌人往往被打得晕头转向，还不知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
即使有时敌人发现了我军，追到这个山头或那个山沟，却又从侧面打来了一阵枪，敌人赶忙掉转头来向那里追，结果连个游击小组的人影也追不着。
在东西长垣、东西黄须、霞庄一带，鬼子就这样被我军零打碎敲地歼灭了好几股。出来时，他们摆着“皇军威风，”回去时，马驮着一具具的死尸，搞得鬼子有山不敢靠，见沟不敢过，遇林不敢进，东奔西窜，永无宁日。
有时，我游击队故意示弱，诱敌远离据点和交通线，瞅准机会，迅速集中兵力，对敌人后方据点来一个突然袭击。等到敌人的“机动部队”赶回来时，连它的“老窝”也被游击队抄掉了。
几十天后，敌人的分区“清剿”，在太行军民的打击下也被彻底粉碎了。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是特务团参谋处的战绩统计却每天在增加着消灭敌人的数字：10 多个， 20 多个，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个。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抗日群众是怎样的呢？反“清剿”开始时，他们心里还有点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我游击小组进行战斗时，就让他们躲在高山上、树林里。当我游击小组打了一些胜仗以后，少数胆子大的青年人，就敢跟在我们后面拣个子弹壳、拾个罐头盒了。后来干脆就跟游击小组一起去打仗。
有一次，鬼子在东西黄须、霞庄一带抢去几十头牛羊马驴，被我们游击小组在半路上夺回来交给了群众。他们亲眼看到游击队是怎样打鬼子的，知道鬼子并不可怕，参加游击小组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特务团就将一部分缴获来的枪发给他们，并教会他们一些游击战的战术动作，再带着他们打了几次仗，新生的游击小组就建立起来了。
开始，还是主力部队带着干，到后来，群众干脆自己组织起来，三五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拿起大刀土枪，随时随地跟敌人战斗，然后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
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一支新生的游击大军成长起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邯长大道两侧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我声势浩大的群众胜游击战打击下，敌人的“清剿”失败了。鬼子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邯长路的交通补给还是得不到保证。他们只得退缩到公路线上，增加几十个小据点，并抽出部分兵力，在公路上巡逻，企图保住邯长路的通信和运输安全。
敌人以为这一手十分巧妙可靠，但实际上是被迫将重点防守变成分兵把守了。我抗日军民抓住敌人这一个弱点，瞅准机会，一个一个地收拾，有时一夜搞掉它好几个。
敌人害怕我抗日军民夜晚袭击，一到晚上便鸣枪放炮，象除夕迎财神一样，盲目地打上一个通夜。
我抗日军民摸清这个情况后，每晚派一两个人在据点外面放火、打枪，闹得敌人通宵不能安眠。
经过我游击小组接连几天的折腾，敌人满以为白天可以平安无事地睡大觉了，哪知我游击小组又利用白天来收拾他们。
每当敌人在中午熟睡的时候，游击小组就装成修路的，做小工的，给敌人送东西的，维持会送情报的，混到碉堡门口，一阵手榴弹，把睡梦里的敌人送上了西天。
等到别的碉堡发觉赶来支援，我游击小组早已安全转移了。东阳关到黎城间的许多据点，就是这样被我游击小组收拾掉的。
我游击小组白天整掉几个据点后，敌人更加恐慌了。为维持这条交通线，敌人在公路上加派了巡逻队。因为敌人已经吃够了“分区清剿”的苦头，再也不敢徒步在公路上游来晃去，只得乘汽车在公路上巡逻。
开始，我游击小组还以为敌人在运兵，后来见到路上来来去去老是那几辆车，才发觉是敌人乘车巡逻。
起初，游击小组感到很为难，汽车跑得这样快，怎么打呢？这的确是个新问题。后来我游击小组根据地形和敌汽车巡逻规律，研究了好几种伏击汽车的办法。
东阳关到黎城是一条漫长的夹沟，两边是几丈高的峭壁，汽车非要从这条沟里通过不可，游击小组利用夹沟的坡度，在沟底几十米处挖了一个约一米高的陡坡。
当敌汽车开到离这里 100 米左右时，埋伏在两侧的游击小组便鸣枪迎击。敌人一听到枪响必然加快车速向前跑，一头撞上这个陡坡，四轮朝天，翻到沟里。
当时，在停河铺东西两侧，鬼子挨了几次揍，再也不敢派汽车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巡逻了。就是大批车队经过，也变得小心翼翼，每逢上山下坡，穿沟过桥，都不得不把车子停下来，派兵搜索后，才敢先派一辆车试行一段，其他车再跟上来。
战士乔保和看到后，哈哈大笑着说：“鬼子可真会出洋相，汽车还会接力赛跑呢！”
鬼子为了维护邯长路的畅通，采取了更疯狂的手段：放弃沿线的小据点，建立和巩固大据点；在交通线两侧二三百米以内，见树就砍，见草就割，见沟就填，企图把公路两侧变成无人区，使我军民不能接近公路线。
敌人这一手够毒辣的，我特务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光光政策”。
怎样对付敌人这个毒辣手段呢？特务团和群众共同研究对策，民兵小队长范克新说：“鬼子有脚就能出来，有手就能砍树、填沟。只有把他们的手脚捆住，才好办。”
这话给了皮定均等人很大的启发：要想彻底粉碎敌人的 “光光政策”，就只有把敌人限制在据点里面，叫它有脚有手动弹不得。
为此，特务团把第一二九师师部发的几千个地雷，变成了捆绑敌人手脚的绳索。
在斗争的第一阶段，特务团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将游击小组撤离交通线。敌人闯了几天、没有遇到打击，渐渐麻痹了。
一天晚上，我军在据点外面扎了 3 个草人：一个鬼子兵，一个八路军，一个老百姓。八路军手里端的刺刀插在鬼子的胸膛上，老百姓拿的红缨枪捅在鬼子背上，旁边插了块木牌，上面写着：“打倒日本鬼子！”
第二天一早，一队鬼子出门看见这个场面，顿时怒火冲天，一个鬼子伸手去拔牌子，一个鬼子用劲踢草人，只听轰隆几声巨响，草人和牌子底下的地雷统统爆炸了，鬼子死伤了一大片。
从此以后，路边、沟旁、草堆、树根以及房子里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随时都会给敌人一个突然爆炸。敌人终于被捆住了手脚，牢牢地拴在据点里，再也不敢乱动了。
这时，黎城的敌人还没有尝到地雷的滋味，依然四出活动。黎城西北五六千米处，有一条大沙沟，沟里有两个村庄，叫上桂花。这条沙沟盛产水果，特别是梨子最有名，个儿大、水分多、味道甜，当地人称为“冰糖葫芦”。
梨熟后，鬼子常来抢。我军摸准敌人摘梨的规律，便于一天夜里，派四连去梨园旁边的树丛里设伏。
第二天上午 9 时，30 多个鬼子把枪大背在身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梨园。他们把枪一架便爬树去摘梨吃。
这倒把四连连长难住了：“隔枝不打鸟”，敌人分散在树上怎么打呢？
四连连长很机灵，脑瓜一转就想出了对策：决定集中两个排的火器一齐射击，另派一个排以快速动作去取枪。
只见 4 连连长把手使劲地向上一挥，二、三排对准树上的鬼子开了火，连鬼子带梨子掉得满地都是。
与此同时，一排的同志闪电般地跑过去，抓起枪就走。没被打死的鬼子看枪没了，撒腿就往城里跑。
四连的同志一直追到城根。城里的鬼子听到枪声，连忙来了个“火力拦击”，剩下的几个徒手的鬼子也被他们自己歼灭了。
经过这一仗，黎城的鬼子也被我军教“乖”了。
就这样，邯长大道又成了我抗日军民的天下，沿线敌人的据点，变成了风雨飘摇的孤岛，守敌也更加惊恐。我抗日军民随便在据点外面或山上扎上几个草人，放上几声冷枪，敌人的机枪大炮就会打上几个小时。敌人真正陷入了风声鹤峡、草木皆兵的境地。
鬼子施用的种种毒辣手段，全被我英勇的太行军民战胜了，黎城的鬼子也只好乖乖地听我军指挥，躲在城里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夺回邯长大道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为打破日军分割太南、太北区之封锁线，改变日顽夹击的不利形势，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及晋冀豫军区一部、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发起邯长路破袭战役。
12 月 8 日，第一二九师师首长命令：对邯长大道之敌发起全线出击。
特务团配合兄弟部队，首先进击邯长路中段，像快刀斩巨蟒一样，一下子把邯长路切成了几十段，经过 10 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被迫在 22 日开始全线总退却。
当天，我特务团配合兄弟部队强攻赵店镇。第二天，对黎城之敌又展开猛烈的争夺战。敌被迫弃城东逃。公路沿线之敌，也仓皇向东溃退。我主力和游击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连夜追击，紧紧地盯住敌人，连克了停河铺、玉石桥两个重要据点。
我特务团主力一直沿公路北侧进行平行追击，部队连夜急行军，经东西长垣，绕道直取东阳关。
东阳关，是晋东南的第一关，山峦重叠，地形险峻，是邯长大道的咽喉，晋豫交界的险隘。
为了追歼溃退之敌，部队充分发扬了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接连翻越几个山岭，急奔东阳关。
拂晓前，先头部队一连抢占了东阳关的北高峰，卡住了关口。当时，我军估计敌人已经沿着公路跑了。
忽然，远远看到街东头烧着一堆堆大火，恍惚中还有人来回走动，就马上派四班去搜索。谁知满街都是鬼子兵，正准备开饭，街里到处堆满了物资。
原来，鬼子企图凭借东阳关天险来阻击我追击部队，争取时间，把从太行山掠夺来的物资运走，根本没料到我军来得这样神速。他们只注意向我军可能追来的西南方向警戒，没料到我们会从东北角上这样突然地出现在他们的背后。
我特务团一连四班看到这种情景，全班凑近街口，一个排子手榴弹接着一个排子枪，打得敌人敲锅砸碗乱成一团。鬼子还以为是小股游击队来袭击，急忙集中所有炮火，向我一连强攻，做最后挣扎。一连战士全力扼守北峰阵地，敌人多次冲锋，都被我坚强的战士一一打下去了。
北峰阵地仍然掌握在我军手中，它像一只巨掌一样，紧紧地按住了敌人的脖子，使其一动也不能动。后续部队听到枪响一气跑了 10 多千米，赶到后就向敌人发起了猛攻。
鬼子正想烧掉物资弃关逃窜，一看势头不对，赶紧纠集残兵败将，丢下大批物资，从东阳关东南小道狼狈逃窜了。我军居高临下，继续东追，一鼓作气，连下响堂铺、河南店、涉县。
至 26 日，涉县至武安间敌 10 多个据点全被我军摧毁。窜进邯长大道的日寇，除少数逃回武安、邯郸外，大部被我军埋葬在太行山和邯长大道上了。
一个月的激烈斗争，粉碎了敌人企图分割太行、歼灭我军的阴谋。
邯长大道上的日寇，不管是采用**、稳扎稳打，还是分区“清剿”、实行“光光政策”，都被找太行军民用群众性游击战争击破了。
邯长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第二次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九路围攻以来太行区的分割局面，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
七六九团接到作战任务
1940 年春天的一天，华北大地，万里晴空，阳光灿烂。那嫩绿的新叶，那田野的薄雾轻烟，那破土而出的青青小草，让大地显得一片生机盎然。
此时，在第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正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师长首先说：“日军全面强化交通，是企图解决对华战争地宽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针，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斗争课题。”
刘伯承一下子切入了问题的要害，大家点了一下头，继续认真地聆听着刘伯承的话。
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和当时的抗战形势有关。
1939 年，日军对我太行等抗日根据地的“扫**”失败之后，于 1940 年初，转而加紧修筑铁路、公路，沿途设点筑堡，妄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层层围困、分割和封锁，以便进行更大规模的分区反复“扫**”、遂行其所谓“囚笼”政策。
在冀南平原，敌人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及许多支线，把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敌人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
在太行、太岳山区，敌人抢修白晋铁路，准备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以便把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 4 块。同时在平汉路两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封锁太行与冀南之间的交通。
在这些地方，敌人广拉民夫，搜罗筑路材料，从山海关外等占领区源源运来铁轨和筑路机械，集中人力、物力赶修着铁路、公路。
敌人全面强化交通的情报接连不断地汇集到第一二九师指挥所。刘伯承、邓小平一连几天进行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准备拿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在思路逐渐清晰的时候，于是，刘伯承、邓小平便召集有关人员召开了这次开会，目的是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在这次会上，刘伯承强调：“交通斗争，本来就是我们对敌作战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我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是灵动、秘密、突然袭击，干脆决战的，日军无论是袭击我军或是增援它被我袭击的部队，都非有飞快灵敏的交通工具，适时调集相当兵力不可，这就需要处心积虑维护和整备它的铁路和公路。而我军为了迟滞和牵制敌人的行动，创造敌人的弱点，就要千方百计破坏它的铁路和公路，这是敌我交通斗争的主要内容。”
喝一口茶，刘伯接着说：“敌人原来占据的铁路、公路，不论它由点线而带地进展，都在我们广大面积的抗战根据地的包围与打击中，它现在反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为柱，公路作为链，据点作为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他的这个‘囚笼政策’，确实是够阴险毒辣的，需要我们认真对付。”
为了进一步指明问题所在，刘伯承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 “敌人目前推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既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
“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和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思想战。”
最后，刘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战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来对付日寇的‘囚笼政策’。这就必须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斗争，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进攻为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正确执行政策，将日寇孤立起来。”
“这里面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抗战军民人人深刻认识到了交通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坚决、彻底破毁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至困死。”
刘伯承说完之后，邓小平接着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