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队急速来到刁旺沟村口，安正福派一名队员担任警戒，其他队员跟着老大爷悄悄向一大间低矮的土房走去。
安正福示意了一下，一名战士就堵在门口，3名战士蹑手蹑脚爬上房顶。安正福从门缝向屋子里望去，只见地上站着几个土匪，手里抖着抢来的东西在分赃，炕上躺着的土匪正在喷云吐雾地抽大烟。
安正福看到土匪这副模样，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一脚踹开门，对着土匪大喝一声：“不许动！”
3名队员随他一道冲进屋里，用枪口对准土匪，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
促进根据地全面恢复
从1942年7月起，敌人对大青山各地区大“扫**”的时间加起来长达83天之久。敌人的“三光”政策，使大青山游击区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如武川县四合乡，在“扫**”之前有200户人家，“扫**”后仅剩下40多户。经过敌人的“扫**”，当地不少群众被迫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
敌人为了彻底摧毁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消灭我军，又增修了40多个据点，挖了许多“封锁沟”，垒砌了许多“封锁墙”，妄图隔断游击区与外线的联系。
同时，敌人还派出大批特务、汉奸四出活动，侦察我军行踪；杀害了许多基本群众和与我有联系的人员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由原来最大时的10多个县，缩小到只有几个山区的范围，人口由50万减少到不足10万。
不仅大青山战略区如此，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日寇的“扫**”，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经济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让晋绥根据地遭遇了严重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晋绥抗日根据地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都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的面积减少了1／3，人口减少2／3以上。
党中央时刻关心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1942年10月，党中央晋绥分局在林枫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了张达志、苏谦益等人的汇报。
会上，林枫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到敌后之敌后和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会议分析了根据地的形势，研究了今后如何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恢复游击根据地局面的问题。
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1942年6月8日，党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
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
此后不久，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根据地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入不敷出。为此，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
这样一来，根据地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1943年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
“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同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负担。”
根据这个思想，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度过困难。
当时，晋绥抗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
然而，在这之前，由于没有统一领导，根据地内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造成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
根据地内的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的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经过一年的努力，至1944年初，根据地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根据地内的耕地面积得到扩大，织布数量得到提高，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在晋绥根据地进行恢复的过程中，各个根据地做得都非常好，其中，大青山根据地做得尤其突出。
1942年10月24日，晋绥分局和军区决定将绥远和雁北合并，成立了以高克林为书记、胡全为副书记的中共塞北区工委，和以姚喆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郭鹏为副司令员、张达志为副政委的塞北军分区，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同年11月24日和1943年3月14日，晋绥分局又两次给塞北工委发出指示信，对如和坚持大青山斗争又作了详尽、明确的指示。
信中指出：必须充分估计到敌人大“扫**”之后我们面临的困难形势，准备在最坏的形势下坚持工作；今后绥远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
同时，晋绥分局还对怎样贯彻执行中央为绥远工作确定的隐蔽斗争的总方针，开展大青山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伪军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应当指出，过去几年大青山抗日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在斗争中也创造、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从领导工作上看，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失误。
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研究不够、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在军事斗争、统一战线、地下斗争、对伪军伪政权工作中注意隐蔽政策不够，因而过多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给工作带来了一些损失，影响了大青山斗争取得更大的成绩。
为此，塞北工委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几年来大青山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当时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局面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首先是教育干部深刻理解隐蔽斗争的方针，坚定抗战必胜信心。为了对干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凡从大青山来到后方的团以上干部和地下党员，工委书记高克林都亲自找他们了解情况，交代任务、政策和工作方法，使他们能直接掌握上级的指示精神，便于指导上作。
从1943年3月开始，塞北工委以分批轮换的方式，集中负责千部在山西偏关县进行整风，把学习党中央和晋绥分局对大青山斗争的指示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使大家的思想水平和政策观念有了较大的提高，为后来斗争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同时，各级党组织还加强了思想工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为群众作表率。广大党员千部也正是这样做了。
在大“扫**”之后、大青山各游击区如同经历了一场严重浩劫，房屋几乎被敌人毁尽，群众大批逃亡。我军的物资给养供应更加困难，住没处住，吃没吃的，各级干部都跟普通战士一样，爬冰卧雪，餐风饮露，带领部队战斗在大青山需要补充干部的时候，暂时撤到雁北的同志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去前力。
一大批优秀干部为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战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43年至1945年春，仅绥南地区牺牲的地区级主要负责人，就有崔岩、程仲一、张云峰同志。
我根据地同志就是靠着这样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带领部队英勇斗争的。
其次，改变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方法。塞北工委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政策，首先对部队和政权机关进行了精简，各级党政军领导合并办公；党的领导同志兼任同级部队或游击队政委，县、区长兼游击队队长；减少机关人员充实基层；将老弱病残者送往后方学习，将减员较多的连队做了合并。
各级党政军机关实行精简之后，人员比过去减少了30％多，各级政府人员总共才130名。这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减轻群众负担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使群众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将公开的群众抗日组织改为“灰色”的，群众采取合法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活动，必须改名换姓，在群众中认亲拜友，并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
鉴于前几年把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曾带来的教训，这时将这两项工作完全分开了。
再次，大力进行分化瓦解敌伪组织的工作。大青山地区伪军番号多、数量大，最多时达20000余人。所以，争取伪军中立或同情、支持抗日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几年，我根据地同志在争取伪军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由于一些同志工作中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使这项工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1942年7月大“扫**”以后，日军在加紧对伪军控制的同时，又在城乡建立了许多新的伪组织，如“清乡青年队”、“灭共青年队”等，甚至青洪帮等封建迷信团体也成为敌人利用的对象。
这样，加上原有的警察队、特务队，以及各乡的“情报联络员”，使大青山地区形成了一个特务情报网，敌人的目的，是企图使我军无法活动，进而消灭我军。
因此，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做得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局面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量。
比如，1943年8月，原骑兵第一团政委李佐玉率领几支武工队挺进归武地区活动。
起初，敌人很猖狂，特务、汉奸像魔影似地跟着，武工队经常遭敌人袭击，李佐玉等同志根据塞北工委指示，下工夫争取伪军、伪组织。他们对当地的“清乡青年队”等伪组织成员，一一进行了调查，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对于同情抗日者，就秘密地与之联络；对于动摇不定者，就反复与其谈话，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指明其面临的两种前途，启发其爱国心，或通过其亲属进行说服争取；对顽固投日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归绥郊区哈拉沁、大窑子、西区沟、胡润油房营子的“清乡青年队”、旗下营的“灭共青年队”、武川县的寿阳营子警察署和特务队、武川县蒙占寺特务队等许多伪军、伪组织成员态度大变，他们有的对我军的规劝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干涉”态度，有的为我军放哨、侦察，递送情报，购买物资，使我武工队在敌占区竟能行动自如，归武地区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1944年8月6日，日军警务段副段长内田留三郎，带领一支有20名日军、40名伪军的特别工作队，到了归绥郊区韩家窑子，先后两次派该村“灭共青年队”队员侦察我游击队和武工队去向。
而这些队员，都将敌人的情报向正在附近活动的我骑兵第二团团长黄厚作了报告。
黄厚立即率两个连和一个游击队赶住韩家窑子，占据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进攻，只半个多小时，便将敌人全歼，内田留三郎也被当场击毙。
此外，我根据地同志还注重加强群众工作，军民团结战斗。大青山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并包括回、满其他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地区。
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创和发展时期，各族各阶层群众曾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和密切的配合，为抗日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军民关系总的说是很好的。
然而，在这一时期，敌人对群众的欺骗宣传却加紧了。日本侵略者对蒙古族群众主要是重弹“蒙汉族本来不是一个国家”日军到蒙疆来是为了“帮助蒙古独立”等老调。
同时，敌人还施以小恩小惠，挑拨离间，企图使蒙古族群众与八路军脱离关系，反对抗日；对汉族群众则主要是宣传“八路军已被消灭”等，通过各种封建迷信团体散布毒素，进行奴化教育，井在城乡遍设“俱乐部”(赌场)，以麻痹人民的斗志。
为此，塞北工委教育干部认清生存与政策的关系，树立依靠群众是胜利的基础的观点，号召各级党政军组织和干部，下大力气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做好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交朋友，坚决消灭违犯群众利益的现象。
各级政府制订了严格的财经政策和供给制度，尽可能地减少粮草的征收量，并在部队内部开展节约运动，以减轻人民负担。
部队和游击队在活动中，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敌人到哪里，我党同志就跟踪到哪里，敌人白天召集群众开会，我党同志就晚上召集群众“消毒”。
就这样，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八路军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看到八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日而对群众秋毫不犯，更竭尽全力支援我军。
我绥西部队在大“扫**，后粮草供应经常断绝，平川的不少群众便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几十千米，穿过敌人两三个据点，给我军送来粮食。
武川县李气沟农民白生宝，听说我隐蔽在山上的部队没有磨面的石磨，经常吃整粒粮食，就利用深夜跑20多千米，把一盘石磨秘密运到我军驻地，解决了我军吃面食的困难。在我大青山根据地同志的领导下，大青山根据地的恢复很快。至1943年底，绥中地区南至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的东西50千米、南北40千米的地区内，都成为我八路军的活动范围。
同时，我党在绥南的蛮汗山和绥西的井儿沟一带的工作，也开始逐渐恢复。除以上的这些活动外，进行军事大练兵是晋绥抗日根据地应对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战备动员，要求边区部队在“今年冬季来一个很好的训练，达到一个当两个之目的”。
毛泽东还指示“其方法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根据这一重要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训练又应以技术为主”的训练方针，要求掀起一个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新的进攻和准备反攻日寇加紧训练部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联防军司令部的要求，晋绥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分别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深入动员。
1944年在全国进入战略反攻形势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在1943年冬季训练基础上，确定第二年度训练方针：“巩固提高技术，着重战术，加强业务教育，进行全面训练。”
在进行练兵的过程中，晋绥抗日根据地还要应付敌人发动的多次“扫**”。尽管如此，晋绥军区各部队一边在加紧围挤敌占点线和连续发动攻势作战，一边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
1944年2月上旬至3月初，各主力团先后开始春季练兵。第二十七团、特务团都出现互助小组和小教员制组织形式。
至4月底，各单位都取得一定成绩，初步掌握了刺杀动作要领；投弹成绩平均每人提高三四米；射击训练使战士懂得了正确射击要领，但由于训练时间不长，实弹射击成绩还没有显著提高。
6月，晋绥开始了夏季练兵。在这期间，除进一步加强对四大技术训练外，各部队战术训练都根据军区指示，吸取春季练兵中在战斗环境下进行训练的经验，并在一些单位中有所发展。
1944年前后，在党中央的指导下，晋绥抗日根据地通过财经建设、军事练兵等活动，经过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大为好转，这为根据地即将参加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武工队积极开展抗日
1942年秋天，为应对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扫**”，担任武工队队长、武工队政委等职的王展带领20多名干部，深入到晋西北的神池、五寨二区开展敌后斗争。
充满传奇色彩的敌后武工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原来，敌后武工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派出军政人员，秘密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的精悍的武装工作组织。
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恢复、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打击、动摇与瓦解日伪军，削弱、摧毁伪政权与伪组织，以配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武工队是人民游击战争的新发展，它在敌伪统治地区内神出鬼没，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当时，曾被人们誉为“对敌斗争的‘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敌后武工队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适应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而逐步组建起来的。
1941年为配合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加强了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扫**”和“清乡”,给敌后军民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敌人还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在军事的力量中更渗入了政治的力量,它采取了以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
针对这一情况,各根据地按照1941年5月2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抓紧时机派出小部队接近敌据点,进行武装宣传的精神,于七八月间普遍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并逐步建立了敌后武工队。
王展率领的这支武工队，只是当时我党在敌后建立的诸多支武工队的一直。在晋西北，王展和他率领的敌后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动和武装群众，把敌人“挤”出去。
为瓦解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伪军，武工队造了一个花名册，摸清伪军家的住地。只要哪个伪军欺负老百姓，武工队就会通过夜间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告诫他们。伪军闻风丧胆，再也不敢随便欺压百姓。
此外，王展还组织武装民兵，发动根据地、游击区群众开展游击战、破击战，粉碎敌人征粮、征款等各种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鬼子。
一次，为拔掉敌人的一个据点，武工队员劝降了据守的伪军头目。
第二天晚上，按约定的时间和暗号，武工队在鬼子的据点外击掌3次，接上头后，迅速将据点的狗拴起来，截断铁丝网，冲进敌人的据点，没费一枪一弹，就将敌人全部活捉了。
当然，并不是每次劝降都能成功。在准备拔掉虎北两个据点时，伪军头目拒绝投降。武工队就利用两个据点通讯不灵和伪军害怕日本人的心理，演了一场智取虎北的好戏。
当时，王展挑选几个机灵的战士穿上日军军装，化了装后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据点。他们先让伪军头目带人到院子里集合，突然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伪军个个吓得要死，很快被制服。然后又用枪顶着一个伪军，让守在据点的伪军下来，没费一枪一弹就拔了据点。那个时候，日军对王展领导的武工队恨之入骨，武工队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据王展后来回忆：“4年里，我都没有盖过被子，没有脱衣服、鞋子睡过觉，也没有洗过澡。身上到处都是虱子，痒得不得了。好几次，日本鬼子都来到我们眼皮底下了，我们才逃脱掉。”
王展和他的敌后武工队在敌人据点周旋斗争了4年，直到抗战胜利。其间，一共打掉了敌人4个据点，消灭伪军和日本鬼子200多人。
当然，除了王展的这支敌后武工队，当时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内，还有其他多支敌后武工队，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塞北区。
1942年10月下旬，党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将绥远与雁北合并，成立中共塞北区工委和塞北军分区，绥察行政公署后也改称塞北行政公署，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党政军民的抗日斗争，党政军机关均驻偏关。
1943年春天，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在中国战场，抗日战争正在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
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中共塞北区工委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当年6月，塞北区工委根据绥远敌占区形势，决定组织若干支短小精悍的武工队，钻入敌占区，发动与组织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孤立打击敌人，挤掉敌人一部分据点，逐步恢复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开始，向绥南地区派出的几支小武工队都没站住脚。至7月，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从一团抽出9名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武工队，由组织股长安正福任队长，下有直属队指导员李光、排长崔占标、王虎清、李培旺及一个班长和3名战士，带步枪5支、短枪4支，向绥南和林县进发。
安正福武工队由司令部骑兵部队护送。从偏关老营出发，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到达和林山区灯笼素一带：护送部队返回后，武工队化装成当地老百姓，在山里隐蔽了3天。
尔后，他们夜进刘家窑子与群众联系，了解到敌人的许多情况和群众的顾虑。
当时，当地群众对盘踞这一带的土匪意见很大，通过剿匪无疑可以让武工队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
一天晚上，一个老大爷来到武工队说：“安队长，刁旺沟村来了9个冒充武工队的土匪，向老乡要吃要喝要东西。”
队员们听了气愤地说：“坚决干掉狗日的，不能再让这些豺狼再祸害老百姓了！”
安正福命令：“立即出发！”
武工队急速来到刁旺沟村口，安正福派一名队员担任警戒，其他队员跟着老大爷悄悄向一大间低矮的土房走去。
安正福示意了一下，一名战士就堵在门口，3名战士蹑手蹑脚爬上房顶。安正福从门缝向屋子里望去，只见地上站着几个土匪，手里抖着抢来的东西在分赃，炕上躺着的土匪正在喷云吐雾地抽大烟。
安正福看到土匪这副模样，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一脚踹开门，对着土匪大喝一声：“不许动！”
3名队员随他一道冲进屋里，用枪口对准土匪，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
抽大烟的土匪一骨碌爬起来，伸手去摸枪。
崔班长机智地飞身跳上炕，一脚踩住土匪的手腕子，用枪口对准了他的脑门，高喊：“不许动！再动打死你！”
土匪吓得直打哆嗦，全部束手就擒。武工队缴获了4支步枪、一支手枪、200多枚子弹和土匪所抢老百姓的东西。
第二天，安正福召集村里的群众，把土匪抢来的东西退还给大家。群众看到自己的东西失而复得，个个笑逐颜开。经过审讯，武工队判定这些土匪的罪恶并不大，也有悔改之意，经教育将其释放回家。土匪感恩不尽，表示回去后当个好老百姓。
解决了这股土匪，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对其他土匪也起到了震慑作用。老百姓奔走相告：“八路军真的来了，穷人可有靠山了！”
武工队趁热打铁，又连续消灭了几股土匪，并把土匪抢来的财物全部归还群众，从而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
在此基础上，武工队巧用计谋，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利用伪乡政权为我服务，打击了欺压百姓、忠心事敌的汉奸，把武工队活动地区大部分村政权掌握在可靠的群众手里，月和乡、兴和乡、日和乡、福和乡等地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敌后武工队争取两面村长的故事很有一点传奇色彩。
当时，面对和林县敌我形势，我武工队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向伪村长、伪保长、伪甲长反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安正福带着队员们来到这些人的家中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你们要为自己将来留一条生路。”
很快，大部分伪村长、伪保长、伪甲长被争取过来，做了两面村长、两面保长和两面甲长，敌人来了敷衍应付，暗中保护武工队，为武工队办事。武工队对少数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予以坚决打击。
一天，武工队来到孔东岭村，亲日的村长郭世魁假惺惺地对安正福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抗日我尽力帮忙。”安正福严肃地对他提出要求：“既然你要为抗日出力，那我告诉你，对日本人催粮派差要尽量采取推、拖的办法；发现敌情一定要报，必须是‘假的去，真的来’！”
郭世魁点头哈腰地应允了。
过后，郭世魁却在保、甲长中说武工队的坏话，还把武工队的活动情况报告了日寇。
安正福采用妙计，利用日寇教训郭世魁。武工队员们分头暗中调查郭世魁贪污老百姓钱物的罪证，挨门逐户向老百姓披露，并动员他们签名、按手印，随后派一位农民将“状纸”送到日伪据点。
日寇的翻译官将“状纸”内容逐条翻译给日寇小队长。小队长听了边骂边命令属下：“八格牙鲁！你的赶快把郭世魁抓来！”
郭世魁被抓进据点，在日寇的拷问下，承认了贪污数额。日寇撤了他的职，并让郭世魁将赃款如数交出，才放了他。
郭世魁恨透了日寇，主动来找武工队，表示后悔给日寇办事，又对武工队承认自己有罪，还主动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交给武工队，通过归绥城里的亲戚为武工队购买了几十匹布，算是将功折罪。
在打击土匪、政权地方伪政权支持后，武工队在当地的影响逐渐增大。不久，武工队在郭保窑子接收了第一个志愿兵——郭三娃，依靠群众站稳了脚跟。
很快，当地群众要求加入武工队的越来越多，武工队从中选择一批政治上纯洁的青年，壮大了队伍。
安正福等还深入进行伪军工作，首先争取了黑拉窑、哈达合少等据点的伪军，并通过他们的亲友劝说，或向伪军中下级军官写信劝告等方式，使周围各据点都有一些被争取过来的伪军。
武工队俘虏伪军后，不下他们的枪马，只对他们进行教育后释放。一些伪军官兵也主动来与武工队拉关系，如黑拉窑一个姓范的伪署长能经常为武工队送情报，使我军对敌人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并通过伪军搞到了成箱的武器弹药。至1943年冬，该武工队发展至9O多人，活动范围扩大到南北60多千米，东西30多千米，包括有280多个自然村的地区。
敌人在山里的敌据点有的被武工队拔掉，有的被武工队挤跑，和林县的局面迅速打开了。
至1945年6月成立和林支队时，发展至600多人。该武工队的斗争经验受到党中央和晋绥分局的重视和表扬，毛泽东批示：“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
1945年1月，党的晋绥分局指出：“要以安正福武工队的工作方法为典型，先做群众工作，争取伪军，然后挤掉敌人据点。”
1943年秋季反“扫**”
1943年秋，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秋季大扫**，企图破坏摧毁根据地。
9月3日，日军第五十九旅团3个大队共1500余人，开始对离石东部地区和米峪镇、临县地区实施分区扫**。
敌人经晋绥军区第三、第八军分区军民的打击，日军于16日退回离石至岚县各据点。其第八十五大队500余人在白文镇建立了临时据点。
9月下旬，日军又以2000余人的兵力，从南、北两面扫**兴县和保德地区，展开了对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秋季扫**。
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在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下，展开反扫**斗争。
9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以两个大队由三岔堡、五寨地区出发扫**岢岚、保德地区。其田村大队600余人由三岔西进，于26日进占沙泉，27日进占保德城；原野大队600余人从五寨南进，于25日进占岢岚城，并继续经西豹峪、桥头，28日进至保德城。
两路日军在保德城会合后，田村大队返回沙泉，维持交通并扫**附近地区。保德日军从10月2日开始在城周抢粮。
另一方面，9月26日，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由岚县以西的寨子村和临县以北的白文镇出动，奔袭兴县城，企图袭击我晋绥军区领导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