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同伪军，这次“扫**”之敌已经达到25000多人，可谓规模空前。
1940年5月30日，贺龙师长在召开的运动大会上，向晋西北军民发出号召：我们要打败日本鬼子，夺取抗战的胜利，就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只有把晋西北这块地方建设好，我们才能像鱼在水中游，虎在山中行，任我们自由地开展抗日工作，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瘸子，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面对敌人的这次夏季大“扫**”，经过对敌我情况的深入分析，师首长确定我军反“扫**”战役的方针是：以广泛的分散的游击战为主，尽可能杀伤与消耗敌人，并相机歼敌一部，争取在战役末期集中我优势兵力，抓住有利时机、歼敌一路于运动之中。
据此，我军作了如下部署：第一二零师机关及新军总指挥部设在兴县李家湾、蔡家崖地区；第三五八旅并指挥第二支队，活动于岚县、静乐以南地区；独立第一旅并指挥第五支队活动川庙县以南及西南地区。
当敌向兴县进攻时，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相机进至临县、岚县、兴县之间；独立第二旅和暂编第一师活动于奇岚、五寨县之间及其西北地区；师特务团及工卫旅活动于文水县西北及交城地区；决死队第二、第四纵队主力活动于临县、方山以南及汾离公路沿线，破坏敌之交通线；独立第三支队由静乐、娄烦地区转至岚县以北河口地区集结；第三五九旅驻守黄河以西之绥德、米脂、吴堡、清涧地区，担任河防与警备任务，其第七一八团相机派兵东渡黄河，在柳林县军渡至离石公路线上配合作战。
对这次反“扫**”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斗部署，各参战部队都认真进行了传达讨论，并抓紧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如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反复研究行动方案，补充弹药器材，勘察地形道路，破坏敌人必经的道路等。
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也积极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征集军粮，缝制军鞋，空室清野，使整个晋西北根据地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日军胆敢来犯，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果然不出我军所料，日军这次大“扫**”，是从攻占岚县开始的。
6月7日下午，驻静乐县日军分两路向岚县发起进攻，8日8时占领该城，随即连夜赶筑工事，抢修遭我军破坏的公路，运送补给，增调兵力，企图为其大规模进犯我根据地建立起第一个“桥头堡”，并不断以三五百人四出活动，向东土峪飞东村等地区进犯。
我独立第三支队不断袭击岚县敌军，伏击静岚公路上往返之敌运输车。在我军打击下，敌少数人再不敢外出。
此时，我第三五八旅以第四团进至东村东南地区活动，控制静乐至东村的大道，破坏道路，准备伏击静乐、岚县来往之敌，以威胁进占岚县之敌退出该城。
6月12日，驻静乐之敌又派出村上大队南下，与文水、交城出动的日军共2500余人，分九路向双龙镇、对久地区合击，企图歼灭我特务团、工卫旅和第八分区党政机关。
当时，文水交城一带，敌我各占一半地盘，平原地区被敌人占据，山区则是我们的天下。
敌人首先在这一地区对我进行九路合击，企图为其深入我根据地大“扫**”建立一个后方基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合击，当时，我军采取了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当敌人进攻时，我集中兵力给予痛击，并开展敌后游击战，然后我义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敌人占领的平川地，使敌之九路合击扑了空，挨了打，只好又返回各自据地。
自称为日军最精锐部队的村上大队，自恃装备精良，行动敏捷，竟敢独当一面，行程百里，深入我山区根据地，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该敌在对久地区“扫**”扑空后，于16日回窜米峪镇。米峪镇，四面环山，一条峡谷，有利于我军攻击，而不利于敌人机动，且敌远离巢穴，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增援。因此，这是我军歼灭该敌的有利地形和有利时机。
当时，我第三五八旅作为反“扫**”战役的机动部队，正在静乐西南的曲井、上马铺地区待机，得悉上述情报后，立即根据“无机不恋，有机不放”的原则，旅长张宗逊和政委李井泉指挥第七一六团、独立第四团和独立第二支队，于6月16日，火速进至大夫庄西北山区设伏，决心在米峪镇地区全歼该敌于运动之中。
6月17日拂晓，担任左路纵队第一梯队第四团，在米峪镇北面国练村，与行进中的敌人迎面接了火。
一听枪响，第七一六团政委廖汉生马上率全团跑步投入战斗。第七一六团一上去，看到第四团已插到敌人侧后，占领了南面和西面的两个山头。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廖汉生说着，立即指挥第七一六团全团抢占了北面几个制高点，拦住了敌人的去路。
骄横的村上大队，与我军展开了逐个山头的激烈争夺经过反复较量。
至中午时分，四面的高地全部被我军占领。这时敌人才意识到他们已身陷险境，只得退据几个小山包和国练村中，固守待援。
担任右路纵队的第二支队和第七一六团第一营也都赶了上来，形成了对敌重重包围的绝对优势。
为了歼灭该敌，第三五八旅张宗逊旅长利用战斗间隙，在一个高地上召集各团指挥员开会，研究了总攻击的方案。正在大家开会时，突然随风飘来阵阵令人恶心的臭味，大家循风望去，只见敌军阵地上升起团团黑烟。
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大家发现原来是敌人正忙着焚烧尸体。这表明，敌人要突围逃跑。
根据这一情况，我军又及时调整部署，做好总攻击的各项准备，决心一举歼灭该敌。
按照旅部部署，第716团是这次总攻击的主力部队之一，全团经过思想动员，指战员们人人信心百倍，纷纷请求参加突击队，最后，从第一营、第二营各选了30名勇士，分别编入由投弹班、刺刀班组成的两支突击队。
下午15时，旅指挥所发出了总攻击的信号，我军各部队一齐向敌人阵地开火。
顿时，我军迫击炮和机枪组成的火力网撒向敌阵，在我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敌人连头都抬不起来。
突击队趁势发起冲击。投弹手们在距敌三四十米的地方投出了颗枚手榴弹；刺杀手迎着滚滚硝烟，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直插敌群。
在我军沉重打击下，黄昏时分，敌人已全线崩溃。被我第七一六团击溃的一股敌人退到山下以后，以骑兵为先导，企图乘夜掩护突围，却又遭到我第四团预伏部队的迎头痛击，打得逃敌在大川里乱窜，最后纷纷毙命。
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战斗，各处相继发出了被我军占领的信号。
这时，我军又发现在国练山和国练村仍有少数残敌。为了待天明时消灭这股残敌，我军除派出小部队严密监视敌人行动外，其他部队分别在米峪镇、国练村等地宿营休息。
18日清晨，随着太阳的升起，原来借黑夜躲藏起来的残敌偷偷摸摸地露出头来。
据观察员报告：国练山，有四五十个日本兵拖着两挺机枪龟缩在工事里；国练村中还有100多名日军伤员隐藏在几孔窑洞里。
根据这个情况，我军一方面继续休息，一方面向敌军喊话，劝其投降。但敌人还是负隅顽抗。
黄昏，我第七一六团和第四团分别发起猛攻，两处残敌彻底被歼。
米峪镇一仗，我军一举全歼日军500多人。曾经不可一世的村上大队，做梦也没想到会落得个全军覆没的可耻下场。当我们打扫战场时，缴获了敌人丢下的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打开一看，全是一只只血污的断手。
原来日本兵在作战前都按下了手印，以便死后以此核对姓名，因为在这次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们要运走死尸是不可能了，于是就把每个死尸的手掌砍下一只，准备带回去“销账”。
在这次夏季反“扫**”初期，我军趁敌人大的合围圈尚未形成之时，果断地抓住一路孤军予以歼灭，初战告捷，狠狠地挫击了敌人的锐锋，大大鼓舞了我根据地军民彻底粉碎敌人大“扫**”的信心。
1940年夏季反“扫**”
1940年夏天，正当米峪镇战斗进行时，日军已从东、北、南三面大举进犯，对我根据地纵深施行分片包围和连续合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反“扫**”战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我军的作战方针是：暂避锋芒，分散游击，适时转至敌之侧后，打击、消耗、疲惫敌人，使其无法立足，迫其撤退，为我军在战役后期运动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依据这一方针，第一二零师暨新军各部队，在晋西北广阔的区域内，向各路日军展开了积极、广泛的游击战。
在东面，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因其村上大队在米峪镇的覆没而恼羞成怒，急急忙忙从静乐、文水、古交等县出动2500余人，于20日合击米峪镇。扑空后，敌人立即分三路向赤坚岭、马坊、开府进犯。
普明之敌400余人，大武之敌1000余人，也分别向赤坚岭和方山县开进，企图再次合击我第一二零师第三五八旅。
第三五八旅为避敌锋芒，在赤坚岭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之后，于6月21日迅速突出合击圈，到达阳坡、寨上地区。
接着，第三五八旅在兴县康宁镇附近，与岚县出动之敌相遇，经过一场苦战，将敌军击退，随后顺利转至兴县附近同师部会合，摆脱了敌人。
在北面，日军4500余人于6月16日由偏关、五寨、宁化堡分头出动，先后侵占奇岚、河曲旧县镇、沙泉镇和保德等城镇。
我独立第二旅和暂编第一师，在奇岚至保德大道沿线，频频出击，有意吸引敌人西进，减轻了敌人对我晋西北领导机关的压力。
在南面，这里是日军“扫**”的重点。由大武、柳林、离石出动之敌3500余人，其主力于6月20口进占三交、碛口。
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我独立第一旅留下第七一五团和第二团各两个连队迟滞、袭扰敌人，在敌行进途中给以突然、猛烈的杀伤，而主力部队则趁机转移。当敌人清醒过来时，我袭扰敌人的小分队也已安全转移。
21日，日军占领临县，井开始对我独立第一旅进行连续合击，22日又兵分三路向清凉寺扑来。
我独立第一旅迅速将主力转到梁家会，同时派出4个连进行阻击。敌军与我阻击分队激战一小时，才进占了清凉寺。
当晚，敌军又遭我军夜袭，整夜不得安宁。次日，疲惫不堪的日军向黄河沿岸继续扑去，途中又接连遭到我军的伏击和侧击。
而此刻我独立第一旅主力又转至侧翼的刘家塔地区集结。此外，由大武出动之敌1000余人，在6月22日侵占方山县，并对驻兴隆湾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追踪袭击。
23日，该敌与临县之敌会合。
至25日，南面之敌已陆续占领了碛口、克虎寨、罗峪口等黄河东岸的主要渡口，并隔河向我陕甘宁边区河防部队炮击。
至此，东、北、南各路日军，均向我根据地中心集中，形成了合击的态势。
日军自“扫**”以来，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始终未达到寻歼我军主力的目的，因此，这一次敌人决心要对我中心区做最后的合击。
尤其是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一直对其村上大队在米峪镇被歼耿耿于怀，所以进攻气焰十分嚣张。
该部纠合了临县白文镇北上和从保德南下之敌4000余人，在其旅团长越生虎之助亲自指挥下，于6月28日分四路扑向我晋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兴县，30日占领兴县城。
敌人哪里知道，我党政军机关和群众早已安全撤离，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
在这一阶段的反“扫**”作战中，我军避敌锋芒，寻其间隙，巧妙地从内线跳到外线，转移到敌人侧翼和后方，抓住有利战机，采取游击战的方法，对敌人进行了袭击、伏击、侧击、尾击，从而大大消耗了敌军。
同时，我地方武装和民兵也运用地雷战、破袭战和钻山林骚扰敌人等方法，打击消耗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
在陕甘宁边区担任何防任务的我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也不时派出部队由碛口渡过黄河，在柳林，招贤一带不断袭扰、威胁敌之后方据点。
至6月26日，在短短20天的时间里，我军各部队与日军作战200余次，使深入我腹地“扫**”的敌人始终无处立足，疲于奔命，消耗日增，难以为继。
敌人除占领了几座空城和一些村镇外，一无所获，其攻势已如强弩之末。
此时，日军费尽心机进行的1940年夏季大“扫**”的破产已成定局，南、北两面的日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攻占兴县的行动外，大部于6月26日开始后撤。
至6月30日，南面敌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和第四十一师团一部，撤离至柳林地区；北面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一部，也撤向奇岚、偏关等地。
此时，唯有东面的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兴县城内纵火烧房，掠劫财物，疯狂发泄着兽性。
到此为止，1940年夏季反“扫**”第二阶段基本结束，第三个阶段逐步到来。
7月1日，第一二零师首长命令外线各部队积极打击仓皇撤退的敌军；同时，估计在兴县的敌人已成孤立状态，必然会很快向东撤去，于是决定集中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第三支队、第五支队共6个团的兵力，在兴县以东的二十里铺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伏击东撤之敌，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夏季大“扫**”。
二十里铺地区，山高林密，一条干河蜿蜒而过。这是敌人自兴县向奇岚县东撤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军伏击歼敌的好战场。
接到师部命令的当天夜里，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分别由康宁镇和清凉寺向二十里铺急速开进。
一路上，高山连绵，沟壑纵横，荆棘丛生，再加上大雨不止，山路泥泞，真可谓困难重重。
但是，我军指战员由于反“扫**”以来所目睹的日军暴行，早已在心中燃起熊熊怒火，激励了歼敌的坚强意志。因此，大家自觉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顶风冒雨，脚踏泥泞，爬山越沟，奋勇向前。
经过两昼夜的强行军，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分别按时到达冯家沟和明通沟以南伏击地域。
7月4日上午，兴县城内的日军果然向东撤退。2000多敌人分成3个梯队，沿着山川大道拥来。
11时，我独立第一旅第二2团第一营和第七一五团第二营先期进入明通沟至奥家坪以南伏击位置，只见敌第一梯队1000余人已进入我伏击圈，正在路旁休息，后边的第二梯队也缓缓拥来。
随着“打”的一声令下，我军立即向敌部队猛烈开火。顿时敌军中人喊马叫，队形大乱。第七一五团第二营乘机发起冲锋，勇猛地冲到敌人面前。
但这股敌军毕竟是训练有素的部队，很快从混乱中稳住了阵脚，就地开火，顶住了我军的冲锋，并随即展开战斗队形施行反冲击。
敌我双方激战冲杀数次，伤亡都很大。第二营为避免更大伤亡，撤回原阵地。
敌军更加疯狂，他们凭借着炮火和兵力的优势，一窝蜂地向我军阵地反扑。
我军虽只有两个营，但不畏强敌，奋力顽强地堵击敌人东退之路。
13时，我独立第一旅部队主力赶来，并迅速在两个营阵地的左右展开，抗击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凶猛进攻。
在激战中，第七一五团团长顿星云、第十二营营长罗坤山皆负伤，第二团第一营的连排干部也伤亡不少，敌我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
17时，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进到二十里铺至石槽沟一线山梁，并立即从敌侧后发起突然袭击。
战至黄昏，敌人又被我杀伤一部，被迫退入阳会崖、明通沟等村落，转入防御。我军也抓紧时间进行休息和调整部署。
夜晚，我军趁敌不备，冒雨发起总攻。当时我军参战的各部队分别隐蔽到山下，又悄悄摸到村边，然后突然冲进村去，向敌人猛烈开火，给敌人以很大杀伤。
天明前，我军又主动撤回原阵地。
二十里铺战斗打响后，贺龙师长很快就赶到驻洋湾里的师部前线指挥所，他详细了解了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并联系整个反“扫**”战局的发展变化，作了许多指示。
5日拂晓，师前指获悉：由保德南下之敌1000余人，经兴县向二十里铺增援而来。
这样，敌军总兵力已达3500余人，而我军实际参战部队未能达到原定的数量，而且又经过长途行军后仓促投入战斗，不可能全歼这股敌军。
为避免打消耗战，贺龙师长当机立断，命令各部队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主力迅速撤出战斗。
天明时分，兴县日军1000余人携小炮数门进至二十里铺与贾家坪之间，与我第我第七一六团接火。
此时，3架敌机也飞临战场上空，并向我第七一五团正在转移的部队轰炸扫射。
我军各部队交替掩护撤出了战斗两股敌军会合后，不敢恋战，匆匆向东继续撤去，沿途又遭到我第三支队、第五支队的尾击、侧击，于6日狼狈逃回岚县普明地区。
至此，我军以歼敌700余人的战绩，结束了二十里铺战斗，从而也胜利结束了整个晋西北1940年夏季的反“扫**”战役。
晋西北1940年夏季反“扫**”战役，前后历时一个月，第一二零师进行大小战斗250余次，共歼日伪军4500多人，收复了除奇岚、岚县以外所有被敌侵占的城镇，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此次反“扫**”战役的胜利，是在我根据地各项建设急待发展的形势下取得的我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在对敌斗争中，统一领导，相互支援，共同御敌，从中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为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此次反“扫**”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使之更好地发挥屏障与枢纽作用，也相应地配合了其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工卫旅小南峪击敌
1940年，工卫旅被编入第一二零师工战斗序列。这个“工人旅”，全称是“第一二零师陕甘宁联防军工人武装自卫旅”，它的诞生还有一段历史。
工卫旅成立于抗战初期，1937年9月18日，山西省总工会成立后，决定创建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号召工人拿起枪杆子，保卫家乡。
9月27日，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团级)在山西国民师范正式宣告成立。后来，工卫总队扩大为旅级建制并编入山西新军，称为工卫旅。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工卫旅是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工人武装，它转战于山西腹地，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9年春，工卫旅被阎锡山改编为第二零七旅，下辖3个团：第二十一团、第二十二团、第二十三团。
“十二月事变”后，工卫旅进入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序列，第二十三团撤销，仅辖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二团。
随后，第一二零师先后派出郑治章、张新华、彭嘉诗等一批干部，分任工卫旅参谋长、团长、营长等职，这大大提高了工卫旅的作战能力。
当时，我第一二零师工卫旅的第二十一团、第二十二团集结在兴县、文水、交城的山区一带。
由于敌军对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进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加上山区自然条件限制，我根据地群众自己吃饭都很困难，哪里还能满足部队的需要昵？
因此，当时我军大部分粮草给养和生活必需品，还是要靠平川的抗日群众来供给。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敌人开始残酷地对我抗日爱国群众进行镇压，企图完全断绝我军的粮食供应。
但群众还是积极支援我军，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和减小目标，他们常利用夜晚将粮食用大车运到山底。然后，再由部队再派人运回。
当然，如果遇到敌人在山区实行“扫**”或封锁严密，粮食运不上来，甚至会被敌人截走。这时，我军部队便会立刻断粮，严重威胁着整个部队的战力。
因此，那个时候，我第一二零师工卫旅与敌人，围绕护粮进行的一些斗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1940年7月的一天，第二营接到第二十一团团部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营首长立即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到营部接受任务。
郭子瑞当时是六连连长，按照营部的部署，六连的任务是当日赶往文水县的小南峪村，担任这次护粮任务。
这时正是黄昏，连队经过简短的整装，郭子瑞就带着战士们从驻地沙沟出发了。
大家走的很快，三四十里的路程很快就走完了，六连顺利地抵达了小南峪村。
小南峪村是个很普通的小山村，村里近有50来户人家。村子东西走向，背后群山迭起。
紧靠村子的左侧有一条由多年雨水冲刷自然而成的排洪沟。沟边通往山里的小道，顺着沟弯弯曲曲地伸向村子的前方。
村前除了方圆很小的一片开阔地以外，能看到的就是连连绵起伏、一个接一个的小山包。
南峪村离文水县城大约一二十千米，出了山区，横贯南北的汾离公路隔断了通往山里的道路，再向东就是晋中平。当时，沿汾离公路的太原、文水、交城一带，聚集着敌军的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板垣师团对平川和山区进行频繁的“扫**”，大肆掠夺群众的财物粮食，宰杀牲畜，毁坏庄稼，焚烧房屋，无恶不作。
郭子瑞率领六连抵达小南峪村正是晚上22时左右，战士们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这时都感到有点疲乏。连长郭子瑞叫来连部通信员赵玉清，叫他通知各排长，部队在村外休息待命。
随之，郭子瑞连长和指导员潘韬光、副连长高晏卿及各排排长，到村子周围察看地形。
考察完地形后，经过研究，六连决定由一排长周文昌带领一排先隐蔽在村子左侧，距南峪村500米处靠近路边的小山包上，作为小哨随时监视敌情。
同时，六连的二、三两排除则安排哨位以外，其他战士先分散借宿在村里。
此时正值6月份，晋中的天气变化无常，就在六连各排刚安排就绪之后，晚23时，天上黑云涌来，接着电闪雷鸣，不一会便下起了滂沱大雨。
大雨过后，天空慢慢放晴，这时一排长周文昌派战士前来向连长郭子瑞报告，前方发现敌情，大约有日军一个营的兵力，沿山路向小南峪村方向袭来。
郭子瑞等人显然没有预料到情况会有这样的突变，但他和指导员很快想到，这是目军在夜间对我山区根据地的突然“扫**”。
事态紧急，郭子瑞马上叫起各排战士，并叫前来报告的战士立刻赶回一排，告诉周文昌做好战斗准备。
同时，郭子瑞连长还安排，由三排部分同志尽快组织村里的群众向后山转移，其他战士分别在村前和村子通往后山的道上狙击敌人。
我军先是占据了村前的几座小山包，随后，我军就和敌人接上了火。
至次日的凌晨4时，双方已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我双方一直僵持在很小的一段开阔地两侧，双方都难以前进。
相比之下，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当时我军的手榴弹投不到敌阵地前沿，可是敌人的掷弹筒却未断向我连各阵地发起轰击。
面临这种在兵力、武器装备、弹药上都优于我六连的敌人，如果这样继续僵持下去，我军必然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久，敌人又以更加猛烈的火力向我军阵地袭来，郭子瑞连长立刻命令通讯员，到一排阵地告诉周文昌同志，注意用较强的火力牵制敌人，守住山头，决不让敌人靠近村子。此外，郭子瑞还让赵玉清通知二排，从村子的左翼绕到敌人侧后，给敌人以错觉。
然而，由于敌人火力太猛，通讯员赵玉清几次无法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区。
看到通讯员赵玉清浑身上下沾着泥，额上、脸颊上流着鲜血，虽然郭子瑞心情非常沉重，可严峻的现实使郭子瑞连长顾不得对战士的同情和怜悯，急速叫机枪狠狠地打，另外安排两名战士掩护通讯员赵玉清赶往一排阵地。
就在这时，二排也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方，我军的几面夹击，使敌人处于不利状态。在我军的打击下，敌人不得不放弃几座山包。
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至上午9时左右，枪声渐渐平息下来。
此时，我军战士没有顾上喝一口水、吃一口饭，有的战士负了伤仍然在坚守阵地。
中午13时，敌人又向我连发起了进攻。虽然敌人的火力一次比一次加强，但是我军战士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挫败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战斗中，有的山包我军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守住的，打的非每艰苦。
到了下午5点钟，我增援部队第二十一团机炮连与第三营到达六连右侧。
接着，我军机枪、迫击炮一齐向敌阵地猛烈开火，打得日军伤亡惨重，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又是一个黄昏到来了，战斗结束了，整整一天的战斗，我军终于取得了顺利。
小南峪战斗只是第一二零师诸多战斗中的一个，但它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场战斗的顺利，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保护了我根据地通往冀中平川的通道，保证了部队运粮任务的顺利完成。
当然，这场战斗也是来之不易。在这场战斗中，我六连一排二班班长余世水，这位原太原钢厂的老工人，从不被任何困难压倒的山东大汉，却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此外，我军战士王夫望，副班长郑常贵，连部通讯员赵玉清等10多名战士，在这次战斗中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40年冬季反“扫**”
1940年12月，经过战火洗礼的晋西北大地，显得异常荒凉，当冬天慢慢来临时，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民，又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寒冷而发愁。
然而，残酷的日寇并不关心这些，经历过百团大战的打击之后，日军对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1940年的冬季大“扫**”。
在此次“扫**”中，参战的日军除了原来在晋西北周围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和第第二十六师团的部队外，又调来了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各一部，总兵力达20000多人。
其中，敌人的5000余人于“日从太原至汾阳，汾阳至离石公路线上各据点出动，北犯第八军分区山区和第三军分区米峪镇地区；另以4000余人同日由离石、柳林出动，进攻临县地区；另6000余人于19日从岚县、岢岚等据点出动，进攻兴县与保德以南地区。
此时，晋西北的部队，由于“百团大战”中损失的人员还来不及补充，部队缺额较大。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加强根据地人民武装建设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兴县组成晋西北军区。第一二零师领导机关兼军区领导机关，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司令续范亭，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军区下辖直属分区和第二、第三、第四、第八、雁北等6个军分区，由各旅或纵队的领导机关兼分区的领导机关。
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彭绍辉，政委张平化；辖：独立第二旅，彭绍辉旅长，张平化政委；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兼。
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宗逊，政委李井泉，辖第三五八旅。
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王尚荣，政委白坚，由洗恒汉代；辖：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土一，政委朱辉照；决死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雷任民。
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钧，政委王逢源；工卫旅，旅长兼政委侯俊岩。
作为晋西北最高军事首长，针对晋西北军队缺员这一情况，贺龙采取了不同往常的做法。他命令各分区拿出一两个团，以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主力避开敌人合围，跳到圈外，在运动中灵机作战，并组织精干游击队深入敌后袭扰敌人。
同时，贺龙师长还要求在这次反“扫**”中，人人参加游击战，“使进入边区之敌不论是昼夜，不论行止都受到我军扰乱袭击。”
此外，贺龙师长还建议政治部的训练队和区党委的党校组织工作组，深入各分区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地方武装作战。
日军这次“扫**”确乎不同寻常。他们每占领一个城镇，即以此为依托，派出小股兵力四出“清剿”，一旦发现八路军主力或领导机关，马上出动大股兵力合击；合击扑空，再分散成若干小股，齐头并进，反复搜索。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针对日军“扫**”的特点，晋西北军区部队在贺龙司令员、关向应政治委员率领下，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避开日军合击，绕到日军侧后实行侧击和尾击。
在第三五八旅所在的第三军分区，军区确定反“扫**”的方针是：基本是游击战，以相当主力集结，机动作战；不断袭击敌人，疲惫敌人，使敌人不能焚烧房屋、抢粮、杀人；进行坚壁清野，配合游击战，使敌人弄不到粮食；扩大地方武装，帮助地方武装发挥威力。
根据军区部署，第三五八旅以第七团一个营活动在静岚公路之间，破坏敌人的运输和电话；第七团团直带一个营在岚县、奇岚之间活动，另一个营在大蛇头向寨子方向活动。
同时，第七一六团主力转移到马家店、张家庄附近，一个营在娄烦西南活动，袭扰娄烦的敌人。
第八团主力集结在南峪附近，注意对东村、普明、岚县的敌人侦察警戒；以一个营附电台一部活动在静忻公路间各据点周围，将敌情随时通告旅部，该营一个连担任华北各根据地人员，过往同蒲铁路的交通护送。
12月中旬，各路敌人先亏出动占临县、方山、娄烦等地区。敌人此次“扫**”，采取数路分进合击一点，有基干支队，又从基干支队分出小股平行地进入山区“扫**”。
敌人走小路、翻高山，很偏僻的地方都去，有的还反复“扫**”两三次。
敌人一方面想消灭我军主力和党政机关，一方面想搜寻挖掘根据地军民坚壁在深山荒野的物品和粮食。
面对这种情况，我军按划分地区分散活动，以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行不安，住不宁；我军的小分队甚至有时一夜袭击敌人几次，敌人吓的彻夜打枪，休息不了。
后来敌人分数路合击兴县，我军即令部队分散到敌后交通线游击活动，避开敌人的合击。
12月22日，敌人进占兴县，几路敌人到处扎临时据点，每天四出抢掠，反复“扫**”，**烧杀，无所不为。敌人还积极修筑岚兴公路，很快修到大蛇头。
我军第七团第二营积极打击敌人交通运输和修路部队，在郭沙沟伏击了敌人修路部队，给敌人造成很大伤亡，使敌人不得不停止修路；第三营也伏击了岚县到大蛇头的汽车，杀伤很多敌人。
此外，各分队积极伏击袭击敌人的战斗，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扫**”。
除了第三军分区外，其他地区的反“扫**”也非常积极。在这次反“扫**”战斗中，第四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方山、峪口、信义等日军据点，并4次袭击临县，两次袭击安叶村。
当日军进到第八军分区的水峪贯西北时，工卫旅对其进行阻击和袭击。
至27日，晋西北军区的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与日军进行了近百决战斗，打击了日军的清剿活动，并切断了日军后方的太原至汾阳，忻县至岚县，神池至岢岚的主要交通线。
此后，日军由清剿转为修筑公路，设立据点；企图以兴县、临县、方山为中心，建点连线，分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打破日军的阴谋，晋西北军区于27日指示各军分区，动员一切力量破坏日军建点修路计划，除在内地的部队围困和孤立日军新设据点，伏击日军清剿部队外，集中主力部队一部活动于日军后方交通线上，破坏公路，打击日军运输队，并准备在日军撤退时消灭其一部。
在贺龙等首长的号召下，晋西北各军分区部队积极行动打击日军。
12月29日，日军放火烧了兴县后，往东撤走，3天后突然返回，再占兴县。晋绥军区和区党委机关转回到兴县西南，便在小善畔遭到了返回兴县的一股日军的攻击。
因预先有准备，虽然只有直属两个警卫连、一个侦察连和一个通讯连应战，情况比较紧急，但从晨至暮节节抗击，使敌人毫无所获。
贺龙最不愿意打这种占不着便宜的仗。战斗中他对周士第说：“这个仗没意思，赶快走算了。”他随即命令警卫排长肖庆云：“你去通知警卫连，一定要坚持四五十分钟，还有把甘主任叫回来。”
甘泗淇从部队一回来，贺龙就说：“快走！”他领着机关人员向日军来路的侧面，沿着一条小路安全转到兴县东南地区。
肖庆云感到奇怪，为什么往前去反而能甩掉敌人？他去问贺龙：“老总，为什么不往后撤，反而往前插呢？”
贺龙笑着说：“敌人不熟悉这里的地形嘛，你找个空子不就钻到他后边去了。”
在这一轮战斗中，独立第一旅第二团组织群众2000余人，在三交、大武间进行两次破击战；离石游击大队带领群众两次破袭离石至军渡公路；第二团和第三十五团各一部，连续袭击汾阳至柳林公路上之信义、上白霜、张家山等日军据点；第七一五团一部和临县游击队袭入临县城；决死第二纵队第四团深入到晋中平川，在下曲镇消灭日军100余人；工卫旅在太原至汾阳公路上连续破袭；第三五八旅在兴县至岚县公路上连续伏击日军运输队；独立第二旅第四团和暂第一师第三十六团及雁北支队各一部，曾袭入神池和阳方口等日军据点，并3次袭击义井镇；第七一四团在朔县利民堡西南的解家岭消灭日军一部。
在此期间，日军于1941年1月3日在兴县西南的小善畔进攻晋西北军区、区党委和行署领导机关。
军区警卫部队4个连与日军激战终日，打退日军的进攻，掩护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就这样，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日军于1月6日开始分头撤退，至24日，全部退回原据点。
这次冬季反“扫**”中，第一二零师及新军各部队，40余天作战217次，歼敌2500多人，破坏公路125千米，桥梁23座，迫使日军于1941年1月24日撤出了根据地。
1942年春季反“扫**”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晋西北日军独立第九混成旅团调走，华北敌军有所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急于变华北为其侵略战争的兵站，积极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并采取所谓“梳篦队形”、“剔块扫**”、“铁壁合围”等办法，企图袭击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捕捉青年当劳工，掠夺物资，以弥补其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
当年春天，正当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晋西北部队精简整编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春季“扫**”。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两个旅团集中10000余人，“扫**”兴县和保德地区。
日军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森少将，率3个支队袭击保德二分区指挥机构及新军暂第一师；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少将率3个支队直扑兴县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消灭晋西北八路军指挥中枢。
这一次，敌人采取远程奔袭的办法，增加了“扫**”的突然性，到达奔袭目标地区以后，即组成多路纵队做宽正面的梳篦式的反复“扫**”，发现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马上集中兵力攻击。
1月4日，若松少将指挥日伪军秘密出动，直奔兴县。得到这个情况后，贺龙当机立断，率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了兴县西北的水江头。
6日10时，日军一个支队经界河口进占兴县城；一个支队经康宁镇进占李家湾；另一个支队经白文镇直趋黄河东岸的罗峪口，封锁黄河渡口。
而在日军奔袭到达前，贺龙已经率领军区领导机关已转移到兴县城西北的水江头。日军奔袭扑空后，又分三路合击水江头。
敌人扑空之后，马上跟踪而来。贺龙又转移到瓦塘以北地区。若松在水江头再次扑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摆开阵势，采用像梳子篦头一样的办法，以多路纵队，严密搜索。
面对疯狂而来的敌人，怎样粉碎这次“扫**”呢？贺龙对大家说：鬼子正在找我们的主力，我们要避开他，晋西北各分区的部队都避开正面，去打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把声势搞大点，那样，日军不得不走。
对于第三五八旅，军区首长的部署是让第三五八旅去界河口和二十里铺一带活动，到鬼子屁股后面去放火，逼他退出去。对进入根据地的鬼子，用小部队袭击他，让他不得安宁。
11日，晋北军区正式决定将主力转移到日军据点及后方交通线上开展游击战，以粉碎日军的扫**计划。
按照贺龙等军区首长的构思，以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和第八团在界河口、二十里铺之间截击日军岚县至兴县的交通；军区特务团和警卫营在民兵、游击队配合下，分散袭扰日军；第2军分区部队一部采取伏击、袭击的方法，打击保德、岢岚之间日军的运输部队，主力进至五寨、三岔及神池地区，打击日军后方点线。
此外，晋西北军区还以第四军分区部队在离石至岚县，第八军分区部队在汾阳、文水、交城边山及太原至汾阳线上，第五军分区部队在朔县、怀仁间积极开展游击战，破坏日军后方交通，袭击日军据点，配合根据地内的反扫**作战。
扫**兴县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所部，连日进行分散清剿。军区特务团、警卫营、兴县游击大队在广大民兵配合下，先后在北岔沟、小善村、安家庄等地与日军进行多次战斗，并两次袭入兴县城。
反“扫**”中，第三五八旅主力在界河口至二十里铺之间，打击日军运输部队10余次。
2月2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3个支队合击第七一六团。该团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到黄昏，突出日军包围，转移到兴县西北。
第八团转移到宁武地区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在此期间，其他军分区部队也对日军展开游击战，配合内地的反扫**作战。
就这样，在晋北军区部队打击下，日军扫**计划破产，于3月初分别退回原据点。
在这次反“扫**”中，我晋西北军区共进行大小战斗183次，歼灭日伪军750余人。
1942年敌人在对晋西北进行大规模扫**的时候，也对大青山一带进行了扫**。
至1942年，在大青山地区的日伪军总数达数万人，在敌人的不断打击下，我军包括地方党政人员已由原来的3500人减少至2000多人。
面对这种情况，我根据地部队从指导思想上来了一个转变，由过去往重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改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过去总想多打仗、打大仗，改变为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减少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部队、游击队以隐蔽分散活动为主，各自为战，使敌人摸不清我主力所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在战术上，我军也更灵活了。敌人依仗其兵力多、装备好，总想一口吃掉我们，而我们就采取灵活周旋的方法，钳制、疲惫、消耗敌人。
这样一来，敌人上山，我军下川；敌人在山区乱转，我军在树林联欢；敌人想找我军打硬仗，我军偏和敌人捉迷藏；敌人集中兵力，我军化整为零。
这些战术交替使用，使得敌人“扫**”往往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一次，日军六七百人从武川、萨拉齐、固阳3个据点出发，对驻石虎子一带的我骑兵支队教导团和绥西专署进行合击，我军得到情报后，立即上山隐蔽起来。
大家在山上一边打着自制的扑克牌，一边望着山下转来转去而一无所获的敌人，禁不住开怀大笑。
敌人是非常狡猾和毒辣的。他们在“扫**”经常扑空以后，便派出大批特务、汉奸到处侦察，一旦发现我军行踪，便马上派摩托化部队和骑兵进行突然袭击。
针对这些情况，我军采取不断转移的方法对付敌人。部队经常是黄昏时出发.半夜进入宿营地。
同时，我军也加强了情报工作，采取了许多反敌侦探的措施，使敌人难以摸准我军行动的规律。
当然，和敌人转圈子、“捉迷藏”只是斗争的一种手段和形式，钳制、消灭敌人才是我军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军坚持避实就虚，伺机歼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原则，抓住有利战机，狠狠打击敌人。
另外，在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活动的时候，地方游击队发挥其人熟地熟、目标小、便于隐蔽和转移的特点，留在内线坚持，到处袭扰敌人；地方党政机关的同志也积极组织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以削弱、迷惑敌人，为主力部队寻机歼敌创造条件，搞得敌人顾头顾不了腚，最后只得灰溜溜地撤走。
由于大青山一带斗争环境异常复杂，形势瞬息万变，虽然我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但也经常碰到一些难以预料的紧急情况。
有时，我军正在吃饭或宿营，敌人突然来偷袭；有时在行军、转移途中与“扫**，之敌不期遭遇；有时我少数部队遭到敌人几路围攻等。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发扬我军果敢、勇猛的战斗作风，方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
1942年5月，大青山正是春意融融、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大，我骑兵支队司政机关和直属侦察、通讯排转移到陶林县苏勒图村宿营，战马刚放到山坡上吃草，突然，使察员和哨兵接连报告：卓资山、旗下营、拐角铺、陶林几个方向有千余日伪军间这里扑来!
当时，我军不足200人，而且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敌人硬拼肯定要吃亏，甚至有被吃掉的危险，从几路敌人的缝隙中插出去也已经来不及了。
在这严重关头，司令员姚喆和政治部主任张达志当机立断，决定趁敌合围圈未完全形成的时候，击退兵力较少的拐角铺一路之敌，突围出去。
为此，姚喆、张达志两人也各自带枪，跨上战马，率领大家冲击。敌人被我军的勇猛攻势吓得掉头逃窜，有的举手投降。
我军乘胜追击六七千米，歼敌几十名，缴获长短枪几十支，战马几十匹。等其他几路敌人清醒过来时，我军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
1942年夏秋反“扫**”
1942年，在春季“扫**”失败之后，由于我军坚持势争，不断消灭日伪军，大青山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日军在作了长期策划和周密部署之后，于1942年7月，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场规模空前的大“扫**”。
当时，日寇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施“总体战”，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推行“施政跃进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
军事上，敌人进行“铁壁合围”的“大扫**”和“梳篦式清剿”，“扫**”中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凡是根据地内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地方见村就烧，见人就杀，制造“无人区。
7月下旬、日伪军从大同至包头各据点突然全线出动，骑兵、步兵、炮兵、摩托化部队和空军相配合，以“闪电式”战术对我绥中游击区进行“铁壁合围”，企图将我大青山领导机关和骑兵饿第二团一举围歼于绥中地区。
这一次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首先严密封锁了绥中各山沟、要道，以断绝交通；在重要村庄和山头设立了99个据点和峭所，组成交叉火力网；各据点之间有无线电联系，200余辆汽车往返运送部队、物资；骑兵队昼夜穿梭巡逻，飞机在空中盘旋侦察；在重要地带设立了炮兵阵地，随时准备向捕捉的目标轰击。
当时我大青山骑兵支队领导机关、直属队和骑兵第二团两个连，以及绥察行署、绥中专署和地委、武川与陶林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游击队，正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绥察行署副主任苏谦益等率领，在武川县五塔贝、黄花窝铺、福生庄等地分散活动。他们事先对敌人可能进行“扫**”虽有所预察，但并不知道“扫**，的具体时间和规模。
在敌人重兵压来，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互相无法取得联系，只得各自带领部队巧妙地同敌人周旋。
7月25日，敌人以步骑兵5000余人分五路合击五塔贝一带，以后又不断向这一地区增兵。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骑兵支队司令部暂时关闭了电台，哨兵一律由干部担任，并规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开枪。
同时，武川县县长李康和陶林县县长宋克赞分别带两支游击队，故意向西、向南远处方向运动，以迷惑敌人，分散敌人视线。
在四五天的时间里，我军数次转移，昼伏夜行，或露宿于树林，或栖身于山崖，即使如此，也两三次和敌人遭遇。武川县第三、第四区游击队和县游击队已被敌人打散，战士们隐蔽枪马，分散活动。
这时，张达志、苏谦益等通过伪军中的关系，摸清了敌人企图，经研究，决定尽快分散突围。只要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能从敌人重围中跳到外线，保存有生力量，那就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就是我们的胜利。
7月30日，骑兵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特务连、侦察排、通讯排和骑兵第二团两个连共70O余人，由张达志率领.转至归绥远郊的扁旦石沟，正准备从陶卜齐与白塔车站之间穿越铁路，向绥南归凉北第四区转移。
恰逢大批日伪军从旗下营、陶卜齐出发，把铁路封锁了。
我军只好又返回北仁，在沁北沟一带隐蔽，同时派出侦察，另找突破口。
8月1日，我军转移到面铺窑子附近一个小村庄，从山丘可以看见远处敌人的汽车和人马往来不断。
8月2日，我军又转移到附近的一片桦树林隐蔽。那些天阴雨连绵，战士们全无雨具，任凭风吹雨淋，衣服山于到湿，又由湿到干。
随身携带的炒面吃光了，大家就以生卜豆、生筱麦面和野菜定饥。
下午，侦察员报告：几里远的一间房子村左右数里虽都有敌重兵把守，但中间只有零星的游动哨张达志召开干部会，决定夜晚突围，同时派人通知绥察行署领导。
午夜时分，部队秘密地下山，快马加鞭，迅速冲过公路，翌日下午到达蛮汗山，突围成功了。
在此同时，绥察行署机关和游击队，几天来一直在与敌人周旋。绥中专员公署和游击队，在两天前已由专员程仲一率领，突围到蛮汗山。
8月2日晚，行署接到骑兵支队在当晚突围，并要求行署也突围的信。但由于行署周围敌人众多，而且还有一些失散人员未能取得联系，行署无法立即突围。
于是，他们决定一面继续寻找失散的同志，一面待机突围。300多名同志冒着蒙蒙细雨，忍着给养断绝的饥饿，在高木窑子附近的一个山洼里隐蔽了两天当地群众也为他们的处境忧心如焚。
4日下午，高木窑子村的几位群众主动杀了仅有的两只羊，挑来两担羊肉汤，支援被围困的同志们。大家每人分到一小块羊肉、半碗热乎乎的肉汤，顿觉精神倍增。
这时，武川、陶林两县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大部分也汇集起来了黄昏的时候，根据地下党员和群众的报告，得知东罗家营子附近敌人守备薄弱。
于是，苏谦益决定由此突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支队伍静悄悄地开到突破口，突然打散敌人巡逻的哨兵，穿越铁路，向绥南平顶山冲去。
守敌慌忙开枪射击，但已无济于事。我大队人马疾速前进。安全转移到蛮汗山，与先行转移的骑兵支队机关和骑兵2团以及绥南骑兵第一团会合了。
日军得知我军转移到绥南以后，急调大批兵力尾追而来，配合原驻在绥南和雁北的主力，分七路向绥南地区“扫**”，以图实现其在绥中“扫**”未遂之目的。
我军继续与敌周旋，并在凉城县、和林县境内与敌人战斗数次。
但是，我军经过连续的行军作战已很疲劳，并且缺乏鞋子、马掌、衣服、粮食、弹药等物资的补充，处境非常困难。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晋西北军区的指示，上述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以及绥南骑兵第一团，于8月中旬至10月下旬，陆续从绥南撤至晋绥边界一带集结待命。
这样，就使敌人企图在绥南消灭我领导机关和骑兵支队主力的计划又破产了。
我大青山军政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同二三十倍于我的敌人周旋一两个月，最后主动转移到晋绥边区，以后又转移到了雁北地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大青山指战员正确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结果，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得到了贺龙等首长的赞扬。
我军主力虽然暂时转移了，但大青山的抗日斗争还在继续。一是那里有我们几年来播下的抗日火种；二是还有我们留下的四五百人的部队和地方的同志在各地区坚持斗争。
在绥西，有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绥察区党委组织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白成铭、蒙古工委负责人奎壁、专员杨叶澎、副专员靳崇智、骑兵支队第三团团长蔡久等率领的骑兵支队两个直属连、骑兵支队第三团两个连、教导大队一部分人，以及绥西地委、专署、县区政府和游击队在绥中，有范建国带领的武川县第一、第二联区政府游击队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
在大青山南麓，乌素图至旗下营一带边山，有高风来、李容玉、胡进才等几支游击队。
在绥南，有张云峰等同志率领的绥南地、县、区政府部分同志和游击队。
在我主力转移之后，敌人一方面对绥中、绥南地区继续进行所谓“肃正”工作，一方面把“扫**”的矛头转向绥西地区。
姚喆同志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利用绥西山大沟深的特点，带领大家跋山涉水，穿梭般地与敌人周旋。
周围的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暂回雁北，而他却执意不肯，坚持和大家一起打游击。他谈笑风生，给大家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和坚持大青山斗争的意义。
姚喆说：“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侵占祖国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还有我们的一名战士，那就证明，大青山还是我们的。”
姚喆还只带一个班，骑着小毛驴，从绥西巧妙地转移到绥中，边走边检查指导当地的对敌斗争。
有的群众不认识姚司令员，向战士们打听他是谁，战士们风趣地回答说：“他是我们的老伙夫班长。”从此，“老伙夫班长”的雅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认识姚司令员的群众，看到司令员还在大青山上带领大家抗日，受到很大鼓舞。战士们也向司令员表示：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将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遭遇我抗日军民的接连打击之后，前来大青山一带“扫**”的敌人更加疯狂。在“扫**”过程中，他们制造了很多惨案。
8月17日清晨，天空乌云密布，位于今属武川县哈乐镇德兴奎村，30多个兵闯进村子，抓住村民刘白小、刘福和、陈三毛、魏小毛、董二计拴，边打边问八路军游击队在哪里，并让他们带路去前窑子村。
路上遇到从前窑子搜查出村的伪蒙古军骑兵，伪军押着村民贾二福才、贾来宝、贾满仓、贾三厚及外地来打短工的魏艮仁和他12岁的闺女，还有榆树沟村的任福全、任海全等人。
日军和伪军返回村后，逼迫村民杀鸡宰羊做饭，并支使10多人去村外背莜麦喂马。
这个时候，有的村民趁机翻山逃脱，年老者背着莜麦捆回村。日军将地里的麦个子放火点燃。
饭后，日伪军逼着村民聚集村西训话，将抓押的17人脱掉上衣跪成一行，身后17个日兵上好刺刀，向跪着的村民刺去，后将尸体扔进一个废大窖里，窖口压上石头，又把全村40多间房屋放火烧毁。
日伪军走后，村民从窖里掏出尸体，其中魏小毛、董二计拴尚存一息，当时抢救得活，但终因伤病早逝。
敌人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曾制造的多起惨案，让根据地军民义愤填膺。
当时，留在绥西地区的部队有骑兵支队三团、教导队、直属两个连，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有绥西地委、专署、武归县政府及第八区游击队，他们对敌人的暴行非常愤怒，决定给予敌人以痛击。
当然，随着主力部队撤出以后，在大青山一带敌我双方的实力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与敌人斗争，需要更多的勇敢和智慧。
10月中旬的一天，日伪军在西乌兰不浪、哈拉合少、六合营、察素齐等据点集结兵力，对井尔沟、得胜沟一带进行“梳篦式清剿”。
当时，敌人齐头并进，反复“扫**”，放火烧山，炸毁窑洞。留在绥西的党政军人员被围在得胜沟一带，危急时刻，姚喆司令员命令各部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姚司令亲率教导队在得胜沟西侧山上伏击日军，打退敌人之后，教导队又成小分队活动，姚司令只带一个班的战士与敌人周旋。
一天，姚司令员率领多名战士宿营在蛮汗山附近的一个山村边的小树林。
由于汉奸的告密，敌人出动坦克、汽车和上千日伪军，将小山村包围得严严实实。姚司令员立即集合部队，部署散成一个圆圈，以卧马为掩护，俯在地上做好战斗准备。
姚喆果断地：“同志们等敌人靠近再打，节省子弹！”
敌人的包围圈渐渐地缩小，妄图活捉我军。敌人有的在狂喊：“姓姚的，你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战士们怒目圆睁、静声屏气、子弹上膛等待命令。
过了几分钟，姚司令员对身边的战士说：“传我的命令，打响后与敌人混在一起后向南突围。”
命令一个传一个转了一圈。
敌人见没有什么动静，就端着枪迫不及待地向前冲，100、50米……当敌人的黑影能看见时，姚司令高喊：“打！”战士们跃马而起冲向敌人，手榴弹、子弹如流星般地射向敌人。
在我军的打击下，敌人乱作一团，我军趁机混入敌群。由于天黑敌人哪能分清谁是八路？姚司令员突然高喊：“八路向南逃了，追啊！”
战士们也跟着喊：“别让八路跑了，追啊！杀啊！”跟着姚司令边喊边向南慢跑。
愚蠢的敌人果真上当了，也一窝蜂地向南涌去。姚司令带领战士们改变了前进方向，突出了重围。
当年11月，姚喆司令员带领少量部队撤出井儿沟，转移到人烟稀少的石虎子沟。
经过几天的隐蔽，我军的粮食吃光了，姚喆司令员派人下山搞粮食，他带领战士在地里抠冻土豆、萝卜，上山打酸枣、扒树皮充饥。他和战士们一边喝“山贷汤”，一边听他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
敌人找不到八路军，就到处张贴画有姚喆的头像的通缉令，扬言“知情报告悬赏10块大洋，缴出人头悬赏50块大洋，活捉悬赏100块大洋。”
对此，姚喆司令员思考后写出一封信：我乃共产党姚喆，经贵处借路半边。近日内住北山小庙。如有邀功领赏者、发人头横财者、想升官加爵者均可前来，我等恭候。
试问我们乃一华夏之邦族，系同祖子孙，何为他人卖命效力？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中华男儿不为民族效力者耻，不为国捐躯者悲。我等携手同足，共抗日寇，以解我父老兄弟姐妹水深火热之中。
姚喆
写毕，姚喆让一战士送到伪警察署门口的信箱里。
3天后，伪警察署派人送来回信，言称：“共产党深明大义，众望所孚，实属民之英萃、国之栋梁。”并表示今后不再“制造摩擦，为抗日尽力。”
从此，八路军住在山上相安无事。以后，骑兵第三团通过伪警察署购买过药品、电池、布匹等物资，还为转移干部、掩护伤员办了不少好事。
伪察署长见到八路军干部还说：“共产党姚喆智谋高深，胆略如海，为救国救民，于生死置之度外，实令人钦佩。”
可以看出，姚喆司令员的信产生了很大的威力，唤醒了这么多人的爱国良知。
在1942年反“扫**”中，我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隐蔽、出击，尤其是铲除酒馆据点中的日本特务白某一事，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根据地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