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冀中抗日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冀中区党组织将人民军游击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任命孟庆山为司令员，侯平为政治部主任。
在收编杂色武装的同时，冀中区党组织积极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对日军侵占的城镇和铁路公路沿线发动攻击。 1938 年 2 月，冀中部队夜袭日军清苑县东石桥据点；3 月，冀中部队对盘踞在保定、望都 、定县 、安新、无极等县城之敌发动攻击。1938 年春，冀中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收复高阳和安新两座县城。
与此同时，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吕正操和聂荣臻等人一起，研究了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审定了军区机关提出的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
在整训过程中，人民自卫军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和作风，学习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政权的经验。晋察冀军区机关还组织受训部队，参观军区比较老一点的部队的训练和建设情况，并将人民自卫军的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组织进行了整理和充实。
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成绩是很大的，使这支刚刚投入八路军的旧部队，逐步摆脱了旧军队的影响，成为具有人民军队基本素质的一支新型部队。
接受完整训之后，人民自卫军回到冀中，在冀中省委领导下，在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 10 多股汉奸土匪武装，群众拍手称快。
随着冀中抗日武装队伍的壮大，迫切需要将庞大分散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以加强党对冀中部队的领导与指挥，提高战斗力。
1938 年 4 月，黄敬到冀中安平县主持了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行政权和统一部队指挥的问题。这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冀中区党委的成员。
同时，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并分别兼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孟庆山分别任支队司令员兼分区司令员。
整编过程中，冀中区党组织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在部队各级单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干部的使用上，严把政治关，并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优良传统的教育，使大家顾全大局，拥护改编。
由于工作思路明确，措施得力，思想政治工作细致，使整编工作于 7 月基本完成。
8 月间，聂荣臻委派王平到冀中，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此后，几位红军干部旷伏兆、吴西、帅荣同志分配到冀中部队，以后又把王远音调去，他们分别任 4 个军分区的政治委员。此外，红军干部常德善也于稍后调冀中任第八分区司令员。
就这样，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初步建成了。英雄的冀中军民，在冀中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冀东、北岳、平西、平北根据地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北平、天津等地的战略包围，从而更有力地钳制了敌人，长期坚持了华北的游击战争。
冀中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为八路军在冀中平原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2 月，地处河北西部的阜平，还没有从严冬中走出来，道路两旁树枝上光秃秃的，大街上行人稀少，人们更愿意躲在屋内应付寒冬。
这一天，晋察冀军区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由毛泽东发出的。
在电报中，毛泽东指出，以雾龙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
同时，电报还明确指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
其实，早在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之前，冀东根据地的开展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冀东平原包括兴隆、青龙、唐山、抚宁等地，北倚东北南靠华北，是两区之间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3 年 5 月 31 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为非军事区。
1935 年，国民党政府，又搞了个“何梅协定”，把冀东拱手让给了日军。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就完全沦陷为日本侵华的军事跳板和兵站基地。600万冀东人民，变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冀东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他们和东北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深知亡国奴的痛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北方局决定，派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回到冀东，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同时，为了争取各种抗日势力，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武装抗日，扩大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 年 10 月，李运昌于回到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任军事部长，王大中任宣传部长。
11 月，在北宁路南，又改组了党的京东特委，胡锡奎任书记，卞振东任组织部长，阎达开任宣传部长。
两个特委组成后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向各县委、支部传达党中央北方局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的有关指示。要求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有利条件，为起义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从思想、组织准备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先后派不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冀东工作。深入农村、矿山发动群众，做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另外，北方局派来的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等也来到冀东。开办游击队训练所，培养军事骨干。
当年 12 月，李运昌代表冀东党组织在滦县多余屯召开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推选李运昌为主任，王平陆为军事部长。
会议讨论了组织冀东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会后立即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史贞为政委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发动游击战争。
不幸的是，这支队伍在第一次打清河沿据点战斗中，王平陆就以身殉国。接着，由彭夫、高存等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攻克兴隆县药王庙据点。
这两次战斗虽未取得显著的战绩，但却在斗争中锻炼了骨干，增强了胆识，取得了经验，鼓舞了斗志，为后来的大起义提供了一批骨干和一定的经验。
随后，游击队化整为零，在冀东各地开展了三三五五的游击小组活动，打特务除汉奸，捣毁日鲜浪人开设的赌局，，搜集枪支，为暴动做准备。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毛泽东才发这封电报，要求聂荣臻从红军中抽出骨干，支援冀东。
按照毛泽东的电报指示，1938 年 2 月，聂荣臻即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
聂荣臻向邓华交代任务的时候，把冀东的情况全面地向他作了介绍。
聂荣臻说：“现在冀西、冀中、平西革命的游击战争发展很快，对冀东人民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冀中，因为紧靠冀东，影响更大。就冀东的群众基础而言，也并不比冀中和冀西差，这个地区早就有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遵化、玉田一带农村，也有我们党长期的工作基础。”
聂荣臻还说：“党中央也要求我们做好冀东的开辟工作。你们的责任是很重的，要足够地估计到日本侵略军在冀东搞了那么久，是决不会轻易让你们在那里立足的。因此，你们到冀东以后，要紧紧地依靠地方党，发动群众，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
接到任务后，邓华带来部队，从涞源出发，逐步开辟了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地，在一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扩充了部队，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基地。
这年 5 月，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将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东进前，有对第四纵队进行了整训和准备。
在此期间，河北省委曾前后两次派李楚离，去阜平和平西，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了冀东的准备情况，并与邓华商定了八路军的东进计划和冀东起义的有关事项。
至此，冀东人民的武装抗日大暴动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一场震惊中国的敌后抗日暴动爆发了。
第四纵队是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红军骨干较多，战斗力较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动员教育，于 5 月 31 日开始向冀东挺进。
当时，邓华率第三十一、第三十三两个大队走南路，沿途与康庄、延庆、永宁、四海等据点之敌作战多次，缴获甚多。
6 月 9 日，在沙峪与坂垣师团从怀柔县城增援四海之敌相遇，激战 3 小时，歼敌百余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十三大队于 6 月中旬进抵兴隆县境，一举攻克六道河子据点，并于 17 日攻入兴隆县城。次日清晨，承德日伪军 800 余人赶来增援，并以 3 架飞机助战。
我军与敌激战半日，歼敌 200 余人，主动撤出县城。战斗中，大队长陈群负伤，营长欶翰生壮烈牺牲。此后，部队转战雾灵山、古长城之间，进到兴隆县东南的大小水泉一带休整。
而第三十四大队和独立营则由宋时轮司令员率领，走北路，6 月初攻入昌平县城。接着，东渡潮白河。横扫密云、兴隆两县的敌伪据点，于 6 月下旬进到平谷县以东的靠山集、将军关一带。
7 月 19 日，宋时轮等人攻下平谷县城，成立了抗日政府，任命姜时泽为县长。与此同时，第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于 6 月中旬攻占延庆县千家店，俘伪警 20 余人。
接着，东进在花盆村与一营伪满军相遇，激战两小时。全歼 300 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挻、轻机枪 6 挺、长短枪百余支。
在第四纵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在冀东地方党的领导下，冀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
参与这次起义的有丰润、滦县、迁安、蓟县、遵化、昌黎、乐亭等几个县。在这次起义中，各地武装起义相继爆发，规模和气势，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原定成立 6 个总队，结果搞起 39 个总队。报名参加起义的总人数突破 20 万，除去老弱，光编进部队的武装战士就有 10 万人。
此次冀东起义声势很大，发展迅猛，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后来经过中外通讯社的广播，冀东起义曾风闻于世界。
至 8 月份，第四纵队和冀东起义的队伍会师于遵化，并且已经攻克了 6 座县城，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铁路。
冀东起义爆发后不久，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的马辉之和姚依林先后到达冀东，以加强领导。至此，冀东根据地开始显出了端倪。
对于冀东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党中央和北方局曾发电祝贺，并对建立冀东根据地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正当冀东军民落实党中央指示的时候，9 月中旬，传来日本侵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
9 月中旬，第四纵队党委在迁安县莲花院，召开包括各大队领导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
同时，会议还认为，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暴动队伍虽然数目庞大，但是武器装备短缺，基本没有实战经验，需要整训。
但在冀东大规模整训十分困难，为此，会议决定，第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整训，并动员抗联也西撤到平西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为配合地方起义武装坚持在冀东斗争，部队留下 3 个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
党中央和北方局不同意这次会议达成的意见。
9 月 26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指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根据党中央指示，邓华、李运昌、胡锡奎在迁安县新庄子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决定在冀东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几日后，宋时轮致电邓华：敌人已经兵分七路大举进攻，要求邓华率队西撤。
10 月 8 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时轮、邓华，再次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强调“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
接到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示时，宋时轮和邓华已经得到日军小林部队的一个旅团已从武汉一带调了过来的军事情报，觉得冀东面临的敌情已经是“万不得已时”，遂决定 “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此后，党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来电劝阻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
结果果然如此，部队在部队西撤时，遭受了挫折。遭挫之后，除了作战伤亡以外，由起义群众为主新组建起来的部队，士气低落，发生了严重的离队现象，撤到平西的时候， 10 万之众的起义军只剩下很少的人数。第四纵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也受到了很大损失。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的成果未能保持住，但是给我们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垂青史。
后来，在这次暴动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根据地，让冀东的革命之火又延续了下去。后来，这里不仅成为敌人咽喉地带的心腹之患，而且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
国际友人来到根据地
1938 年 1 月 29 日的傍晚，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地冻天寒，冷风刺骨。边区机关外，一群由军政学校、当地村民、妇女和商人组成的欢迎队伍，满怀热情翘首盼望一个人的到来。
令人奇怪的是，身着八路军军服、显得文静儒雅的聂荣臻居然也在这支欢迎人群中。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为了在敌后艰难的环境下，开创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即将来晋察冀的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能够让聂荣臻也出来迎接呢？
终于，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出现了，他就是美国军官卡尔逊。一个美国军官，为何回到我敌后根据地呢？
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1937 年任中国军事观察员。
1937 年春天，卡尔逊起身前往中国前一周，卡尔逊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单独接见。此时的世界正处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边缘，罗斯福给了卡尔逊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
“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罗斯福说， “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卡尔逊来到中国后，他的老朋友斯诺这时也来到了上海。
斯诺此时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初稿，就被卡尔逊借走了。从这个书稿里，卡尔逊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缺少武器弹药，装备较差，而且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但他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八路军高级将领的正确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给了认为不可战胜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并且这种胜利还在呈扩大趋势。
读了这些内容后，卡尔逊非常感兴趣，但又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他想来抗日根据地探询其中的秘密。
1937 年 12 月，卡尔逊风尘仆仆地来到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他直言不讳地向朱德表示，要到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了解八路军作战等一系列情况。
当时，八路军总部感到，一个美国人到敌后来太危险，曾劝他不要来，但卡尔逊坚决要来，总部只得报经毛泽东批准，派武装将他护送到了晋察冀。
见到聂荣臻后，卡尔逊就边区的抗日群众组织、边区的货币发行和边区的临时政府等问题一一向聂荣臻进行了询问。聂荣臻对这些问题，如数家珍似的给予了解答。
在 50 天的考察访问中，在根据地同志的陪同下，卡尔逊等人步行和骑马走了 1250 千米，两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走遍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在这八路军艰苦卓绝抗战的地方，居然还有夜色如此宁静美好的幸福之地，居然能够聆听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关于抗战的极富感染力的一系列的解答，和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
卡尔逊恍若隔世，仿佛他现在置身的地方，不是险恶的晋察冀，而是其他一个环境优美、温馨怡人的地方。
尽管有些谜团还没有解开，但卡尔逊快乐极了。此次的晋察冀边区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的文章中，对这个美妙的夜晚做了这样诗情画意的记述：寒夜。一钩新月从东方升起，它的光辉洒向大地，给附近的群山抹上一层淡淡的色泽，使人觉得身处缥缈的世界。头顶上是无比清澈的苍穹，闪烁着亲切的繁星，周围一片寂静。
如果不是有这些进入梦乡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一座山顶上。夜色何其相似。可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些身着绿色军服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山下那些穷凶极恶企图强占中国的敌人手里拯救中华。
卡尔逊通过自己所见所闻和聂荣臻的谈话，他觉得八路军所作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太感动人了，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援助！为此，他请求蒋介石接见他，并提出让蒋介石在弹药和粮食方面，对我敌后抗日武装进行援助。
但蒋介石对此没有丝毫的兴趣，他只是让卡尔逊介绍晋察冀的军事情况。卡尔逊力图再作努力，但蒋介石不再理睬，只得失望而返回。
为了印证聂荣臻所说的一切是否实现，为了进一步了解晋察冀边区是否得到发展壮大。
1938 年 7 月，卡尔逊在毛泽东指派的刘白羽等人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晋察冀。聂荣臻对这个有心人的再次到来给予热情的接待。
卡尔逊没有失望，这次他看到了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边区——不仅边区发展壮大了，而且边区的枪械修理所和边区银行都开办了起来。他充分相信了聂荣臻上次所说的一切，他再次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惊讶，他满怀信心地要把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外面的世界，因为外面的人太不了解这里的一切了！
为此，他把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同日军浴血奋战并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向美国的新闻媒体进行了讲述，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胜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其实，当时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感兴趣，亲自来到晋察冀，并以各种方式为晋察冀根据地提供帮助的国际友人还有很多。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最有名的国际友人应当算是白求恩了。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名著名的胸外科医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 年 3 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
1938 年 6 月 17 日下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当他到达晋察冀边区后方医院后，第一周内就检查了 520 个伤病员。第二周白求恩大夫就开始施行手术。4 个星期的连续工作，使 147 个伤病员很快又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前线。
从 8 月开始，白求恩开始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
他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给医务人员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倡议成立了特种外科医院，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
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11 月底，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进行战地救治，两昼夜连续做 71 次手术。
1939 年 2 月，白求恩率领 18 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 69 小时，给115 名伤员做了手术。
有一次，当某伤员急需输血时，白求恩就主动献了 300毫升的血，并且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
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就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4 个月里，行程 750 千米，做了手术 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 13 处，救治伤员 1000 多名。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他就改为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 100 次手术、换 500 次药和配制500 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
白求恩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工作精神是非常感动人的，一到晋察冀，立即去松岩口创办模范医院，后来，又穿过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
作为军区卫生顾问，他为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想了许许多多的办法，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卫生骨干，亲自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
1939 年 11 月雁宿崖战斗前夕，白求恩在踏上战场之前，为一名患头部蜂窝质炎的伤员动手术，由于在掏取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结果受到致命的感染。但他仍然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
病情发作后，他还在坚持，直至战斗结束，才下了战场。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唐县黄石口村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了两天，也就是 1939 年的 11 月 12 日，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终于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离开人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
那封信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白求恩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这样说：“他具有高明的医学技术和优良的革命品质，他是大众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于是，这样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英雄。
和白求恩一样，柯棣华也是一位在晋察冀工作过的国际友人，也是一名大夫。柯棣华 1910 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38年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
来到中国后，柯棣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斗争所吸引，毅然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以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转道冀南、冀中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
在晋察冀两年多时间里，柯棣华始终以白求恩为榜样，工作上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不仅从事医疗工作，还从事教学训练，编写讲义，担负着行政和政治工作。
在敌人向根据地残酷“扫**”的情况下，柯棣华和同志们经常沿着山谷峻岭，一边作战，一边转移，一边护理伤病员。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一切艰险。他同群众血肉相连，把为群众服务看作自己的幸福。
在敌人一次扫**中，柯棣华路过一个被日寇摧残的村庄，听到断续的呻吟声，就顺声查找，在一间残破的房子里，见到一个由于难产而生命垂危的妇女。他连忙找来游击队和担架，把产妇送到一个临时救护所，连夜为她做手术，挽救了母子的生命。
正因为这样，伤病员和群众都敬爱柯棣华，亲热地称他为“老柯”、“贴心大夫”和“黑妈妈”。
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聂荣臻等人曾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一个时期，柯棣华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
尽管晋察冀根据地的同志一直关心着柯棣华的健康，但是，由于这个顽固疾病的频繁发作，经全力抢救仍然无效，柯棣华不幸于 1942 年 12 月 9 日逝世。
当聂荣臻将这个沉痛的消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后，毛泽东为延安各界举行的柯棣华追悼会送了亲笔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 5 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晋察冀为柯棣华修建陵墓的时候，朱德送来了陵墓的题词，称颂柯棣华同志为“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其实，在晋察冀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到过晋察冀的国际友人还有很多。这之中，有燕京大学的英国籍教授班威廉、林迈可，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赫鲁，还有南斯拉夫、荷兰、法国和奥地利的几个专家、商人。
这些国际友人，他们有的是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来前线救死扶伤的；有的是为了解敌后根据地情况，来敌后根据地考察访问的；还有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北平、天津等地任教经商的外国专家、教授、商人，为逃避迫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国际友人，他们在晋察冀逗留期间，都给过晋察冀热情的帮助，为宣传我敌后根据地、发展他们各自国家和我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立和完善党政机构
1938 年 1 月 10 日，这一天是农历腊月初九，距离新年还有一段时间，但寂静的阜平却变得突然热闹了起来，因为晋察冀边区将在这里召开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不仅将对边区重大军事、行政、财政、文化等问题作出决议，还将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政府，所以意义特别重大。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围绕成立边区政府和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1937 年 9 月，八路军刚刚出师华北前线的时候，北方局就决定由王平、李葆华、刘秀峰三人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
至 11 月，也就是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不久，党的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了，由参加革命工作非常早、此时只有黄敬任晋察冀省委书记。
同时，在各地成立了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
至此，根据地的建设，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机关——晋察冀省委，军事指挥机关——晋察冀军区，但却还没有建立边区政权，以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
当时晋察冀地区的政权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日军的入侵，除了五台、盂县以外，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土崩瓦解。
国民党政权机关瓦解时，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养肥的“父母官”，将政府资财囊括一空，携带家室和大量金银财宝，纷纷逃往郑州、西安、汉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
例如，地处太行深山的阜平县国民党县长张仲孚，当时听说日本侵略军占了石家庄，也慌慌张张地跟着往南撤的朱怀冰的队伍，携款潜逃了。
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层的区村政权，也是如此，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土匪汉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紧闭着门户，忧虑着灾难的来临。
在这时候，山西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这个群众团体外，另一个是“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也于 1937 年 9 月 20 日在太原成立。它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性质的抗日革命组织。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作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组织之一，由共产党、八路军和阎锡山集团及国民党晋、察、绥三省政府、第二战区各军及民间组织组成。
战动总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协调各个部队和抗日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抗日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组织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
战动总会由国民党元老续范亭出任主任委员，在领导机构人员组成方面，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为共产党委员；阎锡山方面的委员有薄右丞、梁化之、王尊光、郭宗汾。其中，程子华等为常驻委员，程子华为高级党团书记和人民武装部部长。
在此期间，各级动委会在各自的控制范围内，组织武装自卫和游击队，维护战区的社会秩序，建立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废除苛捐杂税等。
除了动委会外，冀西沿平汉线两侧某些县份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简称“自卫队”；冀中各县的“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实际上，这些组织和动委会一样，都可以算是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性组织。
此类性质的机构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最多只能是混乱时期的临时性机构，不能看做是长期抗战过程中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
而且，此类组织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也不相同，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最高机构一般也只到县一级。因此，它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制订统一的法令，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地区的行政。
作为晋察冀军区的负责人，此时聂荣臻明白，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这既是形势的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
现在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老百姓不知道将来究竟怎么样，难免惶恐和不安。因为，政府——在老百姓的眼里，是很有权威的。有了正式的政权机构，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依靠，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把新的政权组织起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政权机构——抗日政府，就会克服混乱的局面，如同树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
早在五台地区时，聂荣臻就和做过五台现在的宋劭文商议过建立抗日政权的问题。
11 月 8 日，聂荣臻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晋察冀既成立军区，政权也应有相应的统一组织。我意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下分财政、民政、交通、经济、文化、锄奸等处。建议由宋劭文担任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第二天，周恩来致电聂荣臻指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步骤，目前“可依情况成立省政权委员会或临时行政委员会。”
军区机关从五台迁往阜平的头一天晚上，聂荣臻和宋劭文就建立民主政权问题，一直商量至后半夜。
聂荣臻说：“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得抓紧时间，把统一的抗日政府成立起来。”
宋劭文非常赞同聂荣臻的意见，他说：“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
到达阜平当天， 聂荣臻召集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导人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赞同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12 月 5 日，阜平城就挂起了“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处由宋劭文、胡仁奎等 5 人组成。
当时，筹备处的主要工作是同各方面交换意见，并决定代表大会召集法。筹备处还派了宋劭文等人，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同各抗日部队、抗日团体，各县的“动委会”以及自行成立的抗日机构交换意见。
筹备工作，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各方面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于1938 年1 月，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
令人振奋的是，筹备工作尚未到达的地区，也拥护这个主张，自动派出代表要求参加会议。
1938 年 1 月 10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第一完全小学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149 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有各抗日军队的代表，有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
代表们从穷乡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赶来，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些代表中，有不少是农民和工人，他们代表着构成这个新政权的基础。
聂荣臻在开幕式上说：“我们要成立的是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政府，坚决抗日的政府，它有着重要伟大的任务。因此，这个政府的组织法，是本着国民政府组织法来组织的，这个政府的性质是如此。”
“只要我们能建立起健全的政府来，能把政权统一，那么这个区域一定能巩固起来。我们应当万众一心，发动民众，配合华北主力部队和日寇作殊死战斗，不屈服不投降，长期坚持到底，那么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这次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项决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宋邵文、胡仁奎、刘奠墓、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 9 人为委员，宋邵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为了统一战线需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同意，并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曲折。为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宋劭文出面，连续给阎锡山发了 7 个电报，阎锡山一直不作答复。
抗战之初做过盂县县长的胡仁奎对阎锡山比较了解，他问宋劭文：“电报是怎么写的？”
宋劭文说：“我讲这样做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大局。”?
胡仁奎摇摇头说：“怪不得，阎锡山不答复，他对这一套不感兴趣，依我看，你得讲对山西有利，可以扩大山西的地盘，扩展到河北和察哈尔去。”
于是，宋劭文在重新修改电报时，加上了对山西有利这样的内容，还提到 9 个委员中山西方面的人就占了多一半。
果然，阎锡山复电很快，表示同意。过了一段时间，行政院长孔祥熙还派人来到边区，进行联络。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聂荣臻等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有了政府，人民群众就有了靠山，同时，也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
3 月，党中央北方局派彭真来到晋察冀，传达中央政治局 12 月会议精神。
同年 4 月，彭真、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主持召开了中共晋察冀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中心内容讨论了晋察冀党的建设和斗争任务以及进一步巩固也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问题，彭真作了《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这些报告总结了边区创建几个月内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了晋察冀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边区党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建党、建军和建设根据地的任务和方针，对于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会后，将原晋察冀省委改为晋察冀区党委，刘澜涛同志任书记。
与此同时，4 月 21 日至 5 月 1 日，冀中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为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为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副司令员，孙志远为政治部主任。
至此，边区党、政、军组织统一健全起来。
1938 年 9 月至 10 月，日军调集了 50000 兵力分二十五路向晋察冀边区腹地五台、阜平、涞源等地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 48 天激战，歼敌 5000 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保卫了根据地。
至 1938 年 10 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拥有两个政治主任公署、8 个专署、72 个抗日县政府和 1200 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在区域方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内的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和冀东，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
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平原根据地为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这种相互依靠，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更有力地牵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下去。
就这样，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聂荣臻、宋劭文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在当地军民的积极配合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终于在华北敌后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