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旦开始，部队知道即将要离开皖南北移，大家怀着 对皖南人民的深厚感情，争先恐后地为老乡做好事。有的用 茅草为房东修缮房檐，有的拿起刨凿为群众修农具，有的抡 起斧子为老乡劈木柴，军部宣传队还为群众演出了文娱节目。
群众也抬着肥猪，提着鸡蛋，抱着捆军鞋，热情地来慰问新四军。
部队积极北移了，当时，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 1个教导团、1 个特务团和第 1 支队、第 2 支队、第 3 支队的各两个团，共 9000 余人。除军直机关外，决定编成三个纵队， 分三路开进。
当时的部署是，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 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五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 纵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四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
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
1 月 4 日，皖南新四军开始北移。这一天冬雨又飘飘洒洒落了下来，蒙蒙细雨中，皖南人民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为新四军送行。
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九千名新四军健儿， 踏上了北移的征程。傍晚时分，崇山峻岭的皖南地区，寒风 凛冽，细雨绵绵，天黑得像一口铁锅扣在人们头上。
新四军战士低吟着《别了，三年的皖南》，散发着《告皖南同胞书》，在风雨中踏上了征程。低沉而又有力的歌声，一路上响彻着：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
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
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
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到达目标！
然而，这注定了是一次悲壮的行程。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所以就在叶挺、项英等人讨论北移路线时，国民党第 32 集团军总部也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并最后确定了“进剿”部署。
计划明确规定：“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 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 务求彻底肃清之。”
随后，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 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 围剿新四军。
因此，新四军一上路，就有新 7 师、40 师、52 师、79 师、108 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 62 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 144 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 8 万余人。
国民党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以国民党第 25 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 32 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 23 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 师、62 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
这些部队分别于 1941 年 1 月 3 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此外，敌人还在新四军可能经过的路线上，部署了层层兵力，准备堵截，皖北方面由李品仙负责布防，苏南方面由冷欣负责封锁。
这个时候，新四军无论是否北移，无论走哪条路线，都难以逃脱被攻击的命运，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北移的最佳时机。
新四军茂林遭遇袭击
1941 年 1 月 4 日夜，北移部队主力冒着大雨，路滑难行，于 1 月 5 日拂晓到达章家渡。
此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 造成了部队的疲惫。
5 日上午，北移部队的前锋老三团到达茂林凤村，二营前出到凤村与高坦之间的一个小村子，向丕岭方向警戒。
下午 3 时，各纵队到达茂林等指定地点：一纵队到达大康、王府、凤村一带（大坑王附近）；二纵队到达茂林、凤村附近；三纵队到达小河口、铜山一带；军部及直属队到达茂林潘村；后卫五团到达溪口、安吴章村。
到达指定地点后，新四军在茂林休息一天，并做了一些宣传工作。
在吴家大祠堂内，新四军军部隆重举行了军民告别晚会。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激动地说：“我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离开皖南，进入敌后。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不管遇到什 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誓死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 解放而斗争！”
然而，就在新四军休整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也在为发动袭击准备着。
按照上官云相制定了具体“进剿计划”，此时，国民党第40 师已经部署完毕；从宣城调来的第 108 师，从浙江抗日前线调来的地 79 师和第 62 师一部也已经到位；跟踪来的第 144师和新 7 师，已经占领云苓等地。各路顽军在茂林地区已经布置好一切，只等司令长官上官云相的一声令下。
可以说国民党顽固派，已将在茂林一带的新四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到此时，新四军负责人才明白，对方对新四军不但要加以个别的袭击，而且要全部予以歼灭。
5 日晚间，叶挺、项英等就仔细研究对策。当时决定的方针是：友军不开枪，则新四军决不开枪；新四军继续向苏南进发，其路线则钻友军包围圈之空隙。
循此方针，乃找熟悉当地地形之工作人员及民众，精密研究脱出重围之路线。当晚决定之后，即分配各部以具体任务，用电报拍去。
1 月 6 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
7 时许，该排遭国民党 40 师 120 团搜索部队袭击。当时，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新四军被迫自 卫。
经过激烈战斗，顽军被击败，新四军俘获顽军 7 名，缴枪 7 支。
局势的变化，要求新四军尽快针对新情况作出一些调整。6 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大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
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进，三纵队（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六日黄昏开始行动，七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
6 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计划行动，继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
1 月 7 日拂晓，新四军二纵队侦察部队在由茂林向南入濂坑到达丕岭时，遭到国民党 40 师 1 个连的拦阻，皖南事变正式打响。新四军三路纵队都遭到敌人袭击，这是皖南事变血战七天七夜的开始。
新四军二纵队经过激战、强攻，占据了海拔 600 米高的丕岭。然后，部队猛扑星潭，在坑口遭到国民党 40 师 120 团两个营拦截；所属前卫团（新三团）抵达星潭外围，遭到原据守丕岭国民党 40 师 119 团某加强连狙击，该连一面向星潭方向溃退，一面利用崎岖山路节节阻击，当新四军勇猛冲杀多次，均为扼守隘口的国民党军猛烈火力所阻。
加之，星潭河东国民党守军又以密集炮火对新四军进行狙击，致使新四军伤亡严重，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
在二纵队与敌人展开厮杀的时候，新四军一纵队在大康占领求岭后，刚越过坑口小河，就遭到国民党 40 师 118 团狙击。
双方发生激战，一纵队被敌人重兵围困于求岭，而与兄弟纵队失去联络，最后被敌击破。其中一部分从星源突围胜利到达无为，一纵余部继续前进占领榜山。
与此同时，新四军三纵队占领了高岭，向星潭方向前进， 在牛栏岭一带与国民党 40 师 119 团遭遇，击毙敌营长后追南昌至龙首山一带，在铜山麻岭与国民党军 79 师交火。经过激战，继续向东推进至星潭 15 华里处，忽又遭狙击。
由于新四军的三路纵队都遭到顽军的阻击，故而星潭会合的计划受挫。
当时，守备星潭之顽军四十师，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据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获悉，人数并不多，仅仅有两个营的兵力。
7 日下午 3 时许，叶挺、项英等人，在百户坑召开长达七个多小时的会议研讨对策，与会人员先后提出多种突围方案。这就是“皖南事变”中的“七小时紧急会议”。
当时，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三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五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
但是项英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 硬杖，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拼恐怕不行。项英担心的是， 怕攻不下星潭，我军的处境就困难了。
就是在打星潭还是不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决心定不下来， 议了好久，没有结论。
此时，新四军的广大将士都很关心军首长的决心，司、政、后机关的不少干部都跑到军首长开会的这间草屋内来打听消息。
大约从下午3 时讨论到夜间10 时，军首长还是举棋不定， 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
此时，叶挺实在无法忍耐了，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 并要五团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这样，原计划各路纵队于 星潭会合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了，部队的士气也受到挫伤，指 挥员们也议论纷纷。
就这样，丕岭山下的这次七个小时会议，不仅丧失时间， 贻误了战机，而且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决心，带来了不堪设想 的后果。
就在当天晚上，上官云相下达总攻命令，敌 52 师、40 师、79 师、144 师向新四军各路纵队发动夹击。
7 日午夜，新四军军部折向丕岭以西的里潭仓。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
军部到达里潭仓时，已是 8 日凌晨两三点钟了，决定在此宿营，实际是露营，除军首长以及作战和机要部门等住进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
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因起得晚，吃过早饭已近中午了， 部队就向高岭前进。
大约行军两三小时，在岔道口错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与敌七十九师正对峙中。正在全体向后转， 改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七十九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与我五团对峙中。不得已，军部又只好折回原地到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出高岭又为敌所阻。
大部队如此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行动，时而向西北方向行动，在山谷中来回折腾，打乱了行军部署，部队十分疲劳。
当日晚上大约在夜间八九点钟，军部在里潭仓得到一个消息，上官云相令“集团军决于明（9）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国民党军紧缩包围圈，调 144 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
听到这个消息后，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徐家祠堂召开会议，军首长立刻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由二纵和军直部队向茂林、高坦方向突围，抢先于顽军，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出去，仍由铜陵、繁昌之间直插江边北渡。
9日晨，叶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率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部直属队，击退国民党第 144 师堵击进入高坦，又受包围。
新四军终日在高坦与顽军激战。这天，1 纵队在裘岭一带与国民党第 52 师激战，军部命令他们坚守阵地，牵制 52 师、40 师，掩护新四军军部、2 纵队、3 纵队突围，必要时相机突围。
下午裘岭失守，傅秋涛带领一部分向东南突围进入旌德、宁国边缘山区，另一部分向东流山撤退与军部汇合。三纵队 打到高岭，奉命向军部靠拢。
黄昏时，敌我双方的态势是：国民党第 144 师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也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 相当疲劳，难以攻下茂林。
在这种情况下，叶挺在高坦汪家祠堂召开团以上会议， 决定甩开茂林之国民党军，率部队向东南方向转移，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在泾县、丁家渡之间过青弋江至孤峰，然后从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随后，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
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我军连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听到了枪声，先是听到远处有枪声，接着是到处打枪。天黑， 不知道是谁打枪，以为是发现了敌人，但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拂晓时，部队才走到石井坑。从高坦到石井坑只十来华里，整整走了一夜，人累得要死。到了石井坑，叶挺走不动了，他的马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坐在山坡上休息。
10日下午，项英等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与叶挺军长、饶漱石见了面。随后召开了会议，对军部一些人的职务作了调整。
经过 10 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总共还有五千人左右，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 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经过十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总共还有五千人左右，这 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 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接下来的两天，敌虽向我军发起两次总攻，但均被我击退，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此时，新四军的首长们在开会，议讨论了整个作战问题。当时叶挺是坚决主张守，甚至有“创造第二个黄花岗”的想法。但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前堵后截、四面包围的战法， 我军想把整个部队一起带出去是做不到的，长期坚守也是没 有条件的。
13 日，上官云相命令发起总攻。上午无大的战斗。下午， 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五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 亡甚重，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
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为四十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 于是，战争进入混战状态。
一到黄昏，周围流弹纷飞，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情况非常危急。
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 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
新四军军首长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以后，全线都向外冲出去。
部署完分散突围之后，叶挺率领军部撤离石井坑，翻过火云尖，到达大康王。但由于坑口被顽军第 108 师封锁，军部在西坑受阻。
遭到顽军的进攻之后，叶挺一行被迫撤退到了海拔 882 米的承流峰山脉。这时，饶漱石建议，由叶挺出面与顽军谈判，以挽救新四军的危局。
明知道谈判无望，14 日下午，叶挺依然前往第 108 师， 与顽军谈判，随即遭到扣押。
另一路方面，项英、袁国平、周子昆 3 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 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也就是在这日黄昏，新四军阵地全部失守，余部分散突围。在整个皖南事变中，大约有 2000 余人先后成功突围，其他大部分人壮烈牺牲，或者被顽军俘获。
在抗日战争的危难之际，在世界反法西斯最为艰苦的时刻，国共两军在此激烈的博杀，新四军九千将士的鲜血，数千英雄的伤亡，一时间震惊了世界！
有理有节予以反击
1941 年 1 月初，新四军的北移时刻牵动着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心，远在延安的毛泽东，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在江苏盐城的刘少奇，时刻关注着茂林，关注着北移新四军的安危。
1 月 7 日，当北移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毛泽东等人即电告叶挺、项英，不宜在此地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皖南北移部队遭到突袭后，项英同志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使已在东进中取得初步胜利的部队失去了冲出包围的时机。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 1 月 9 日发来的两封电报， 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同志负总责的决定。当得知北移部队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全体官兵已濒绝境，准备牺牲时，毛泽东等一面指示叶挺同志速谋突围，注意与包围部队负责人进行谈判，一面电告恩来同志，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求援，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为了挽救皖南新四军危局，刘少奇、陈毅还向中央提出发动苏鲁攻势，包围沈鸿烈、韩德勤部的建议，以便凭藉这种形势提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在皖南撤围。
当延安的毛泽东、苏北的刘少奇积极为皖南部队突围苦思冥想的时候，身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周恩来，则就更加繁忙了。
1 月 7 日，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转来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被围的告急电，他愤慨万分，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 禧、刘斐提出抗议，并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1 月 11 日，周恩来出席了《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庆祝晚会。会间，接到新四军被包围、袭击的急电，他立即在会上宣布皖南事变，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遥祝新四军冲破重围和黑暗。
就在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才亮起来。
周恩来激励大家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
随后，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在次日的报上报道他的发言中透露新四军北移中受到包围袭击的消息。
当晚，周恩来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次日，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来电：新四军在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于是，周恩来立即发动中共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四出向国民党元老和抗战派、国共以外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的反共阴谋。
1 月 14 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同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商谈。崔可夫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到江北后如蒋继续逼你们北上，可提出鉴于皖南事变；江苏境内国民党军须全数离境作为安全北上的条件；江南视情况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在民间”。还说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
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告毛泽东，并就崔可夫要求将我国内情况特别是国共关系随时通知事请示。毛泽东答复可以告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等人一面致函蒋介石，要他速令包围新四军的部队立即停止攻击，撤围，让路；一面电责顾祝同。
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北移新四军的突围，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一意孤行，向新四军发动了总攻。
面对比自己多五、六倍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浴血奋战了七昼夜，终因处置失措，弹尽粮绝，基本覆没。除两千多人突围皖北、苏南外，其余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皖南事变， 以新四军遭受血腥大屠杀震惊世界。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 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 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还指出：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 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
就在中共方面为痛失几千名抗日健儿愤怒不已的时候， 蒋介石并没有停止他反共的脚步。
1 月 17 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推到了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
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起来。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于是，一轮猛烈的政治攻势开始了！
在重庆的周恩来，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皖南事变策划者 之一的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随即周恩来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红岩。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估计国民党命令公布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当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他们还不放心，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 坐等审查第二天《新华日报》的大样。
在这种情况下，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新闻检查所派来的人看的，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的题词手迹。
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力量，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一条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地位的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报社将题词刻成木版后，立即拼版，加速印刷。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
报纸上周恩来这满含悲愤的二十五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
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 报纸销量从平时的一千份猛增到五千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 的反响。
后来，毛泽东还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新华日报》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行为之后，中共中央连日向重庆方面发出指示：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政治上全面揭露蒋的阴谋，惟仍取防御姿态； 军事上先取防御战；组织上准备撤消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恩来、剑英、必武、颖超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新华日报》应缩小版面，每日出半张，对办事处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
收到中央指示后，周恩来等人召开了南方局会议。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周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这个意见后来得到中共中央同意。
既然继续留在重庆，斗争就要继续进行下去。1 月 19 日， 周恩来指示秘密散发由南方局军事组起草，并经周恩来修改 的传单：《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还建议，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 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 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退还枪枝器材；控告顾祝同、上官云 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 任何乱命。
此外，周恩来还建议，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一面声援新四军，一面表示坚持抗战，保卫西北，要求发饷发弹， 保护交通，抗议撤销驻桂林办事处；由延安发表一个广播谈话，并印发各地。
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这些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广泛地同冯玉祥、黄炎培、侯外庐、翦伯赞等社会各界人士接触，以争取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
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英美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来是赞同的， 但又害怕由此引起中国的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 牵制日本的目的。
为此，周恩来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进行了面谈。英国政府收到卡尔报告后，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直接提出要见周恩来。
见面中，周恩来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而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
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
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这样骤然的变化， 对国民党是很大的压力，使宋子文、蒋介石等人“甚以此为虑”。
除了和国际政界人士接触外，周恩来还格外注意与国际 媒体的联系。他发电报给之前曾经来华的美国记者斯特朗， 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 四军的命令。斯特朗立刻通过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 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在周恩来积极为皖南事变奔走的时候，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辛苦工作着。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 1 月 17 日的命令。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联名致电蒋介石， 指出：弹压共产党使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先生也对蒋介石、何应钦的举措表示不满，忧虑国内前途。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时的主角阎锡山、胡宗南等，在这次反共事件中站到了中间派立场。
旅港进步人士张一麟、金仲华等 400 余人，为皖南事变致电林森和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美洲洪门致公党总监司徒美堂、阮本万等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请两党领袖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
陈嘉庚代表 3100 万侨胞为皖南事变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
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致电蒋介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晓以利害。
此外，英国、美国和苏联等国大使和特使等，都先后会见蒋介石或国民政府要员，就皖南事变劝导停止冲突或提出质问。
到此时位置，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乘势将调集的三十万大军指向豫皖苏地区，企图“肃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军、新四军，然后深入苏北、山东，以达到“驱逐”华中我党武装至黄河以北的目的。
但正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1 月 26 日， 日军以五个师团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犯，将十五万国民党军包围于平汉路以东。两军主力在信阳一带发生激战。在日军出其不意的进攻下，蒋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变成抗日部署，数万大军仓皇从“剿共”驻地撤回。
无可奈何的蒋介石，被迫于 3 月 8 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这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二次反共**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成功反击，意义深远。首先，蒋介石一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了产。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力量得到了更大发展。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苏北解放区，而且使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逐渐联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如意算盘。其次，还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重大关头，他们同情和支持了我们。从此以后，他们在中 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再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
但是，他的估计全错了。我党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
最后，皖南事变中，我党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这对我党日益成为了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因素和领导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