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经济上搞垮我们，石友三还用日军送给他的印刷机私印国民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的假钞票，强迫群众使用，并到处焚毁我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毒打使用冀南钞票的群众石还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任意捕杀、活埋我抗日干部和家属，包围、缴械、袭击我抗口军队。
仅清河一县，就捕杀我抗日游击队员和抗日人员家属 50 余人；在南宫，包围、缴械我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 1 个排；在威县，我青年纵队 2 团等部几十人，在反“扫**”中与部队失去联系，被石部抓往后全部活埋，他们还丧尽天良地袭击威县境内八路军后方医院。
到 1940 年 2 月初，石部公开配合日军 500 余人，“扫**”我冀南广大地区。
正当石友三剑拔弩张之际，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于顽军的军事进攻，要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击、彻底消灭的精神，做出了反击石友三的指示，决定集中冀中、冀南、冀鲁豫的部队，由程子华、宋任穷统一指挥，发起讨石战役。
讨伐石友三的斗争分为 3 个战役。第一次战役始于 1940年 2 月，叫冀南反顽战役；第 2 次战役在同年 3 月，叫卫东战役；第 3 次战役叫直南川反顽作战，始于同年 7 月，至11 月结束。
当时，参加第 1 次战役的部队有冀中、冀南两个军区的部队以及 120 师在冀中的部分部队。
临战前，石友三部主力 69 军和孙良诚等部共 1.7 万余人，摆在南宫东大营、垂阳、董家庙一带；石友三的结义兄弟兼不下高树勋主力在冀鲁边观城地区，一部延伸到临清、冠县之间。
战前，我军原定 2 月 11 日开始反击，但被石友三发觉，石于 2 月 9 日秘密南窜，并令高树勋为其策应掩护，但高树勋未执行。
于是，我军立即分数路追击和堵截，第一次讨石战役正式开始。
当时，我军左翼队由陈再道、刘志坚指挥，下辖冀中 4 个团、青年纵队 771 团、东进纵队主力和贺(炳炎)余(秋里)支队 1 赵〔 承金)谭〔 冠三)支队，任务是将石部截断，由西北突击消灭石军。
而我军的右翼队由李聚奎、肖永智指挥，辖卫河东岸范筑先纵队和曾国华支队，任务是钳制高树勋部。
杨勇支队到观城、朝城一带，逼近高树勋部主力，阻止其北援石军。
中央纵队由徐深吉、吴富善指挥，辖东进纵队第 1 团、青年纵队第 3 团、先遣纵队第 1 团、牛连文团等部，任务是由南突击向北打击石军。
战斗打响后，在威县东北，我冀中 1 个团和冀南东进纵队两个团密切配合，与石部暂编第 3 师展开战斗，歼其两个营，击溃其大部。
在清河以西，我青年纵队 771 团和冀南军区特务团等，歼灭孙良诚部 1 个团。我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和 386 旅各 1 个团在清河西南与石友三主力 181 师激战，于威县东南一带将该师团团包围，并把石友三总部困在下堡寺。
我军与顽军进行村落争夺，激战 5 昼夜。石友三见情况危急，即令下属抛弃辎重，避开大道、村镇，星夜向西南逃窜石部主力遭我痛击，伤亡惨重，逃散 500 多人，被俘 1500 多人，武器被我缴获颇多。这是首次讨石战役的一次关键性的战斗。
13 日，石友三不下孙良诚率 3000 余人突围，逃过卫河到南乐地区向丁树本靠拢。
15 日夜，石友三主力残部突围向西逃窜。我冀中赵谭支队和冀南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共 6 个团，在顽军左右两侧追击。
次日，我与顽军在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村激战，冀南 5 个团和冀中刘子奇支队、120 师津南自卫军，由丘县东向西急进，截击顽军。
就在这时候，日军见石友三部被我军追击、堵截甚急， 便由曲周、肥乡、广宗等县出动日伪军 1000 余人，到马连固、平固店一带阻击我军，以掩护石部南逃。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迂回过日伪军，于 17 日继续追击顽军到曲周地区。
日军见未能阻止我对顽军的追击，便又从威县、丘县调 集一批日伪军，加上前一股共 3000 余人，分数路到东目寨、下堡寺一带，攻击我军尾部，并施放大量毒气。
我军与敌激战一天。因我腹背受敌，伤亡甚大，刘伯承、邓小平遂下令暂停追击顽军。
起初，程子华等人原估计石友三可能率残部向南向东从大名龙王庙一带逃窜，没有想到，石友三却向西向南，穿过日伪据点密集、我军工作比较薄弱的魏县境内，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逃到清丰、淡阳地区，向丁树本、高树勋部靠拢。
就这样，第一次讨石战役到此告一段落，我军共歼灭顽军 7000 余人。
冀南反顽战役后，蒋介石又令其进占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和清丰等地义的朱怀冰和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 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同时令在黄河以南之第 41 、71 军迅即渡河北进，协同朱怀冰、右友三等部夺取我太〔行)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口。
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乘黄河以南的顽军尚未北渡，朱怀冰部孤立突出于武安、涉县地区，鹿钟麟、孙殿英等部暂时持观望态度，以及石友二部在清丰等地立足未稳之机，于 3 月初同时发起了反击石友三部的卫东战役和反击朱怀冰部的战役。
1940 年 3 月 4 日，第 2 次反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正式开始。
为了打好这次战役，程子华、宋任穷等人总结了第一次冀南反顽战役的经验和不足之处。大家认为，由于我军缺乏平原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上次战役在兵力的使用和部署上有不尽妥当的地方，如在贯彻“咬一口、算一口”、“一口一口吃”的指示时有的口张得大了点。因此，在卫东战役中，我军尽量注意布置得更周密些。
参加这次战役的除冀南、冀中的部队外，还有冀鲁豫支 队杨得志部。各部的任务是：冀南军区诸地方部队留在冀南， 由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指挥对日进行游击战，巩固根据 地，控制卫河渡口，策应卫东作战。
先遣纵队、筑先纵队，除留在卫河以西的一部分外，其 余为鲁西北支队，由李聚奎、肖永智指挥，消灭南乐、朝城、冠县一带的高树勋部，向东进展。
杨勇部和挺进纵队第 5 支队为鲁西支队。由杨勇指挥， 消灭濮阳、观城、范县的石友三之高树勋等部。
杨得志部为豫北支队，消灭濮阳、清丰地区石友三之高树勋等部，并首先由一部分部队控制卫河渡口，防止顽军向西南逃窜。
冀中 7 个团和冀南 5 个团为中央纵队，由陈再道、刘志坚指挥，与鲁西支队共同消灭石部。
此外，中央纵队还抽出两个团左右的兵力，作为这场战役的战役预备队。
3 月 4 口凌晨 1 时，我军对石友三部发起总攻。当时， 我军一支精锐部队潜入顽军占领的六塔集，从里面打，出其 不意，顽军甚为恐慌。这一仗打得非常顺利，一举歼灭顽军， 攻下此镇。
随后，濮阳、观城、仙庄、卫城等地也很快被我攻克， 俘顽军 800 多人，并击溃由范县开到观城以北阻我前进的王金祥部 1 个团。
5 日深夜，顽军分数路南逃，我军随后猛追，在濮阳城东和东南，击溃顽军两个团。
次日，我军追至八公桥再战，顽军向菏泽方向窜去。杨勇部穷追不舍。11 日，顽军逃到民权县以东陇海路两侧的日军占领。
15 日，丁树本部也向南撤到封丘一带。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当我军大部返回鲁西北时，石友三和丁树本部在山东菏泽日军 500 多人的掩护、配合下，进占东明城向我军进行反扑。
4 月 5 日，石部进至徐镇、保安集以东，丁树本到两门西北。次日，我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在两门西北小韩集一带，击溃丁树本部大部，丁率残部 1000 余人逃到豫西去了。
8 日，我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猛攻石友三部，石率残部南窜，逃到曹县、定陶一带。
这次战役，连同 8 月上旬打退石部的反扑，我军先后共歼灭 6000 余人，将他们赶到我根据地边沿地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以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便适可而止，不再继续追击，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
两次讨石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国民党顽固派长期在我冀南配合日军进攻我军的严重局势，为冀南抗日根据地拔除了一个大祸根。
讨伐“摩擦专家”朱怀冰
1940 年 2 月初，国民党顽军朱怀冰等部，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我抗日军民决定发动还击。这件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1 次反共**，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发动十二月事变和对太行山南部、太岳、中条山以西及太行山北部等抗日根据地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猖狂进攻。
在他们连遭失败后，蒋介石又于 1940 年 2 月初，令占据磁县、武安、涉县和清丰等地区的朱怀冰和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同时令第 41 军、71 军由黄河以南渡河北上，向太行山南部开进，协同朱怀冰、石友三等部，企图夺取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
对于朱怀冰，我抗日军民是非常熟悉的。朱怀冰，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毕业。早年曾经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七七事变后，所部奉命开赴华北抗战，他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管河北民政，统率河北民军，不断与我抗日军民发生摩擦。
1939 年 12 月初，国民党军第 97 军军长朱怀冰率部进至冀西，抢占要点，包围压迫我 129 师青年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抗日政权，反动气焰十分器张。
朱怀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仅 1939 年属部张荫梧制造的冀中等县惨案，就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 400 余人。
一次，朱怀冰在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向八路军要地盘的条件。
左权参谋长满腔怒火，一拍桌子说：“你们把地盘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却又想来我们手中夺取，你先问问广大人民答不答应，如果你们坚持反共一意孤行，制造磨擦，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就这样，朱怀冰的“摩擦专家”由此出名。
为团结朱怀冰部共同抗日，我党领导同志曾多次对其进行争取工作。
1940 年初，我八路军总部在驻地武乡县下合村举行欢迎朱怀冰大会，朱德总司令亲自致词说：希望朱怀冰将军率领97 军和我八路军真诚团结、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同时，朱总司令也发出忠告：到抗日根据地来和我们共 同抗日，我们欢迎；如果是来抢地盘、搞磨擦，破坏团结破 坏抗战，这是坚决不允许的。我们的原则早已讲明了，就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此外，129 师刘伯承师长还亲自赴冀西，向朱怀冰表明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其停止搞磨擦，一致对外。
但朱怀冰置若罔闻，竟指使国民党别动第 4 纵队侯如墉部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驻赞皇地区的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发动进攻。
我军被迫自卫，遂以 129 师 385 旅主力、冀西游击队及冀中部队一部反击，重创侯、乔两部。
朱怀冰自觉孤军难保，心虚胆怯，于是率部队与鹿钟麟一起南撤至磁县、武安、涉县地区。
但他仍执迷不悟，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卷土重来，进攻大行抗日根据地，即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层层 筑堡挖沟，用以封锁我军、断我交通补给，并多次扣留我交 通员、侦察员，抢夺我粮食及军需品，大肆摧残我抗日群众 团体，杀害我抗日政府干部和民众，连续袭击我军仅在白土、池上一带，就活埋我抗日民众数十人。
尤其 2 月 18 口，朱怀冰突然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我驻磁县以西北贾壁、大湾村之抗日先遣支队第1 大队及青年纵队第 2 团进攻，打死打伤我军 100 余人，并抢占我上述地区。
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我军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朱怀冰则视我忍让为软弱可欺，一再侵袭，得寸进尺，猖狂已极。
为彻底粉碎顽军朱怀冰部的猖狂进攻，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挥，并调晋察冀军区南进支队和冀中警备旅进人太行区，配合 129 师反击朱怀冰部的进攻。
2月下旬，国民党第 41、71 军还在黄河以南，而朱怀冰部两个师共 8000 余人已远离太行山南部顽军，而突出于磁、武、涉地区。
其 94 师是国民党嫡系部队，装备较好，分布于泽布交、崔炉至岭底、十布槽、贾壁一带；新 24 师原系东北军，装备较差，位于石泊镇以南张家庄、禅房至台华、关防、东西达城地区；军属补充团分布于两师接合部之庙庄、南坡、桃花山及前后李家，军部在东西花园。
而鹿钟麟则率国民党冀察战区总部位于林县以北任村集以东地区，由于鹿钟麟在过去多次搞磨擦中连续失败及国民党已撤其河北省主席职务，对我磨擦已不甚积极；新 5 军孙殿英为保存和发展实力，采取了观望态度。
针对顽军部署，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在研究作战计划时，决定抓住朱怀冰部孤立无援的时机，利用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争取鹿钟麟、孙殿英两部中立，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朱怀冰部。并定于 3 月初，在平汉路以东部队打击石友三部的同时，集中平汉路以西 13 个团的兵力打击朱怀冰部。
刘伯承师长在战前分配我各部任务时，再三强调打蛇要打“七寸”，要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这个反共急先锋，而且要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之 94 师与军直属队；争取新 24 师不参战。
当时，我军作战部署是：青年纵队1 、2 、3 团和南进支队 1 、5 团，警备旅1 , 2 团共 7 个团组成中央队，于战前进至石泊镇、冶陶镇、固义等地后，山北向南，分别在新 24 师与 94 师接合部之庙庄、西蛟、南坡及新 24 师前沿之前后何家突破，迅速消灭其第 1 线部队，突人关防、岭底，尔后东折，兜击消灭朱怀冰之军部及 94 师，尽力争取新 24 师不参战，如争取不成一并消灭。
以独立支队师部特务团和 386 旅新 1 团一部组成右翼队，于战前进至杨耳庄后，由西南向东北进攻，首先占领井扼守南王庄、齐家岭，尔后分兵伸向北王庄、南北两岔口， 兜击可能向西南逃窜之顽军。
以先遣支队 1 大队为左翼队，位于贾壁东南地区，由东南向西北攻击朱怀冰部之右侧背，防山顽军向东南逃窜，并派出部队向彭城、和村、伯延镇等地之敌游击侦察。
以独立游击支队为别动支队，位于漳河以南，首先破坏 许家滩、南北阳城渡口浮桥，然后在潭河南岸古城至观台间， 选择隘路要点，堵击可能南逃之顽军，并监视孙殿英部。
3月 4 日黄昏，我参战各部队进入预定集结地区。
5 日 2 时，开始了全线进攻。邓小平政委随中央队前进， 直接指挥整个战役。
中央队由 129 师参谋长李达指挥，象一把利剑力劈朱怀冰的“七寸”。青年纵队由冶陶经鞍子岭向南，进攻由顽军补充团守备之庙庄、西岐、南坡、1420.5 高地、1361 高地、桃花山及前后李家、前后牧牛池阵地。
青年纵队从 5 日 2 时开始攻击到拂晓，1团攻下 6 座碉堡，2 团攻下 5 座碉堡，天亮后调来炮兵支援，又连续攻下几座碉堡。
青年纵队司令员徐深吉、副司令员易良品和政治部主任吴富善感到进展不快，都来到前沿观察，发现顽军碉堡大多在山顶端，山高坡陡，易守难攻，顽军凭堡固守，我接近困难。
同时发现1 团右侧(即西蛟南坡以西)由北向南有一条山梁子，只山脊上有少量碉堡。两侧无工事可以避开碉堡顺两侧山坡迁回，直达牧牛池附近的最高山上。
他们令 1 团政委王贵德指挥该团 1 营由山梁迂回上去， 直插顽军补充团团部所在地牧牛池村，打乱顽军的指挥机关， 造成前后夹击当面顽军的态势。
1营行动前，青纵 3 个团的迫击炮连和加强青纵的机关炮连，向当面仍在凭碉堡固守的顽军同时进行炮火急袭，1 、2 两团步兵连待炮火延伸，乘势攻取顽军碉堡，战场上一片烟雾火海。
王贵德率1 营乘机向牧牛池迅速前进，他们一会儿顺坡飞跃，一会儿下沟快进，各连轻机枪不断向两边山上射击， 交替掩护部队前进。
开始，敌人只注意我正面攻击部队的防御，后来发现侧后方也在进行激烈战斗，才知道我们擂向了牧牛池，但已自顾不暇。
正面妄图固守的顽军全面动摇，有的钻出碉堡狼狈逃窜， 有的从碉堡里举出白旗缴枪投降.我攻击部队对逃跑的顽军 紧追不放。
晋察冀军区南进支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刘道生率领1 、5 团，由石泊镇经王金庄、刘家庄向南，进攻前后何家、禅房、青阳山新 24 师 70 团。
为争取该部中立，我军进到刘家庄后，南进支队参谋长晨光遵照邓小平政委指示，到张家庄去和新 24 师谈判。
晨光见到新 24 师 70 团崔团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都是东北人，东北人要以张学良将军为榜样，要热爱祖国， 热爱东北，热爱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东北军要和八路军联合起来打日军，打回老家去，不要跟国民党顽固派干祸国殃民、破坏抗战的事情。这次八路军反击国民党顽军朱怀冰的进攻，完全是为了自卫。”
晨光同志再三忠告、恳切相劝说：“希望你们以抗日为重、以前途为重，保持中立、让开道路。”
谈判直到拂晓，该团一直不明确表态，晨光感到该团已被反动军官控制，对谈判毫无诚意，当青年纵队 5 日 2 时发起攻击时，南进支队 5 团作为第 1 梯队，已抵进新 24 师碉堡下隐蔽。指战员们热切盼望支队晨光参谋长谈判成功，一直耐心等待。
拂晓，青年纵队已向顽军补充团右翼纵深猛烈攻击，但 新 24 师仍不肯让开道路。李达参谋长为增加中央突击力量，原决定冀中警备旅为 2 梯队，在南进支队之后跟进；现决定警备旅向顽军补充团的左翼立即展开进攻，同青年纵队一起夺取由顽军补充团守备的村庄和高地。
并决定南进支队仍不要发起对新 24 师 70 团的攻击，再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是欢迎谈判、保持中立；还是拒绝谈判、妄图顽抗，何去何从，由他们最后抉择。
遵照李达参谋长命令，冀中警备旅在王长江旅长、旷伏兆政委率领下，迅速抵进到顽军补充团占据的山脚下，投入战斗。
天亮前未能突破顽军的碉堡群，恰好友邻部队1 门机关炮运上了警备旅阵地，李达即令该炮归警备旅指挥。
王长江、旷伏兆让该炮试射两发看看效果。不想这口径27 毫米的家伙威力虽不很大，但声音很响，一炸一个火球， 把碉堡里的顽军吓得钻出来乱爬乱藏。
炮停后，顽军又钻回碉堡.王长江、旷伏兆观察到这个情况，立即令各团以营、连为单位，将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待各团部署完毕，营连迅速穿插，进到预定地点之后， 王长江、旷伏兆令机关炮和各团属 82 迫击炮一齐开火。
战士们乘顽军钻出碉堡东躲西藏之机，猛扑上去，一阵冲杀，顽军碉堡一个一个被迅速攻克。
激战至 16 时，青年纵队和警备旅将顽军 50 余座碉堡全部攻占了，歼顽军补充团大部，残余顽军向牧牛池东南逃跑。
晨光在谈判中又作了最后努力，陈述其利害，希望 70 团能猛省。直到 5 日 7 时，谈判已达 5 小时，新 24 师 70 团不仅不让开道路，反而从碉堡内向我友邻部队射击，妄图阻拦我友邻部队前进。
真是螳臂当车不自量。我南进支队指战员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一致要求立即出击。
陈正湘、刘道生及时向李达参谋长并邓小平政委报告了上述情况和指战员的要求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表示同意。于是 1 团在张家庄村西，5 团在张家庄东北，同时向该村顽军发起攻击。
战至午后，将 70 团据守之 40 余座碉堡全部攻占，俘顽军 100 余人。该团大部不愿对我顽抗，向关防、两岔口撤退。1、5 团即分两路追击。
至此，古合、牧牛池以北顽军碉堡 100 余座及全部村庄、高地均被我军攻占。
22 时，我中央队主力会合于前后牧牛池，一部进至古台， 一部继续向刘家坡、苏家攻击前进。朱怀冰部主力在我军沉 重打击下，退集于南北两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一带。
在我中央队进攻时，左、右翼两队也似两把利剑，直刺 顽军的左右胸。左翼队在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游 击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指挥下，4 日 17 时 30 分，由固镇出发，4 日夜以两个连进到崔炉西南新庄、马庄、天井一带，袭扰该地 94 师部队，主力进至张尔庄东南山地，阻止顽军向东南逃窜。
右翼队在 386 旅参谋长周希汉和独立支队司令员桂干生指挥下，由扬耳庄出发，途经河西岸孙殿英部驻地。周希汉会见该部军官，说明我军这次反击，是由于朱怀冰部不断向我进攻引起的，并要求孙殿英部让开道路。
孙殿英部见我军力量强大，又鉴于他们和朱怀冰部之问矛盾，便立即让开道路。
当我右翼队进至峪门口时，迅速将阻我前进的国民党游杂武装冀察游击第 2 纵队第 4 支队 700 余人击溃。
5日 4 时，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歼灭顽军 1 个营。顽军 2000 余人，凭据老爷山、天保寨(北王庄以南)阻我前进， 并 3 次向我反扑，企图夺取齐家岭，均被我击溃。
因天保寨、老爷山地势险恶，不易攻取，右翼队仍以主力扼守齐家岭，一部顺河向甘泉、北王庄推进，兜击顽军， 防庄其从西南方向逃窜。
6日 1 时许，我中央队各部向南北两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猛进。
南进支队 5 团由古台、关防，向东西岭底、南北两岔日、东西花园突击、战斗中缴获轻重机枪 11 挺、炮 1 门、步枪300 余支，俘顽军 300 余人；警备旅由苏家庄向十步槽、东西花园突击，战斗中缴获轻机枪 7 挺、步枪 200 余支、俘顽军 200 余人。
6日拂晓，青年纵队由苏家庄经刘家庄向杨家堂、南北贾壁突击，与顽军 94 师、军部独立团等部展开了激战，缴获炮 4 门、轻重机枪 13 挺、步枪 200 余支，俘顽军 200 余人。顽军向南北旧城、东西郊口方向溃退，我青纵各团随后追击。
左翼队在王树声同志率领下，亦由东南向张二庄、青碗， 南北贾壁、陶泉兜击，占领 30 余座碉堡阵地，击溃陶泉方面之顽军，并将池上、张二庄、青碗、南北贾壁占领。
左翼队进至白土以南与中央队之青年纵队会合。6 日晨， 我中央队和左、右翼两队同时向朱怀冰军部及 94 师发起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猛烈攻击。
朱怀冰没有料到我军这样迅速直捣他的心脏，搞得措手不及，在我南北两面猛烈夹击下，溃不成军，遗弃全部辅重及后方机关，在南北阳城、许家滩抢渡漳河后，向林县方向逃窜。
为了坚决将顽军歼灭于林县、科泉之线以北地区，不给 顽军以喘息的机会，我军除留左翼队在漳河以北，肃清残敌， 打扫战场外，其余部队立即分成 3 路，于 6 日 16 时展开猛烈追击。
以南进支队、警备旅由两岔口、北王庄经东西达城、古城、任村集向林县猛追，首先控制林县城及合涧镇，随即向东横击，向北兜击。
青年纵队由南北贾壁经东西交口、东西岭等地渡漳河， 向磊口、科泉猛追，控制磊口、科泉后，随即向西横击，向北兜击。
为阻滞顽军渡过漳河急窜，侯我主力赶到林县以北歼灭他们，邓小平政委打电话给周希汉，令周希汉和桂干生率领右翼队主力全部轻装，由台家口、小王村渡过漳河，直插芦家寨、燕科、东西岗等顽军必经地区，阻滞顽军南逃。
7日拂晓，386 旅新 1 团 3 营营长张成宽率领突击队协同独立支队1 团抢渡漳河，迅速占领芦家寨北面山头。他们看到山下黑压压一片乱喊乱叫的人群，立即抓住俘虏查问， 原来是逃窜至此的顽军正在集结。
张成宽迅速报告桂干生、周希汉，桂、周立即命令两个连在山头掩护，5 个连分 5 路直擂山下，冲乱打散顽军。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机枪开路直向山下顽军冲去，打得顽军人仰马翻，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
5 个连冲进去又向四面冲杀，来了个中心“开花”.乘顽军四散逃窜时，5 个连迅速抢占了芦家寨南面山头，堵住了顽军直接向南逃窜的道路。
数千顽军在我 7 个轻装连的突然打击下，惊慌失措，散守于芦家寨、东西岗附近各山头二这就有力地阻止了顽军的南窜，达到了轻装追击、抓住顽军主力的目的。
我中央队之南进支队 1 、5 团和冀中警备旅昼夜兼程， 先后向林县方向追击溃逃的顽军。
8 日 4 时，1 团按 11、1 2、13 营序列，迫至姚村以北2 . 5 公里处，1 营拦住了由左翼山上跑下来的一股顽军， 我先行开火，猛打猛冲。
经过短兵相交，在 2 营配合下，我1 营就抓住 500 余俘虏。当团长宋玉琳、政委朱遵斌从俘虏口供里了解到前面还有大批顽军时，就令 1 、2 营将俘虏交给团部临时俘虏收容所后，迅速带领部队向南追击。
当 2 营追至姚村以南、孝子庄西侧时，遇到一支佩戴新5 军符号的队伍，声称他们是孙殿英的部队。
宋玉琳、朱遵斌根据上级介绍的孙殿英的部署位置及俘虏的口供，判断这一带没有孙殿英的人，令 2 营立即将这股队伍包围起来，勒令缴械投降。这股人被缴械后，才承认是朱怀冰的部队。
这时，姚村东南、孝子庄东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陈正湘估计是 3 营在左后方遇到了大股顽军，就立即令宋玉琳、朱遵斌带 1 、2 营增援 3 营。
当1 、2 营赶到 3 营正在战斗的丘陵地带，听说是堵住了朱怀冰的军部，都异常兴奋，于是我 3 营从左面迂回，1营向敌正面攻击，插人敌人纵深，采用内外夹击，分割包围的战术向顽军发起攻击。
此时，南进支队 5 团、冀中警备旅也都赶到，并立即投入了战斗。
激战至 11 时，歼顽军近 3000 人，其中俘顽军尉以上军宫 300 余人。我们的战士还从山坡上一堆草丛中抓到朱怀冰的三姨太，她战战栗栗地哀求战士们不要杀她，并说在她昏头昏脑东躲西藏中把孩子丢失了，要求战士们帮助她找到孩子。
这时 1 团 3 营教导员高诗荣刚好走过来，立即令几个战士分头到附近山沟里帮她寻找，没多久就找到了孩子，使她对八路军感恩不尽，歼灭这股顽军后，南进支队和警备旅由孝子庄、大河头继续向东进行横击、向北进行兜击。
青年纵队1 团于 8 日 4 时，由东交门和西岭之间渡过漳河向顽军猛追。
5 时许，追至大河村附近时，从团长吴承忠 1 政委王贵德左侧插上来一股队伍，突然又停在路边不走了。
这时天黑沉沉的，吴承忠看不清楚，便问是哪个部队。对方答“2 营”。
吴承忠还以为是自己 2 营掉队的人，就批评“2 营”说： “2 营在前面都追击敌人去了，你们还不快点赶上去，停在这里干什么。”
王贵德走近模模糊糊看见有戴大盖帽的人，回转身拉拉吴承忠的衣服，团长立刻明白了，这是逃跑的顽军。
他立即向身边的警卫员耳语几句，要他立即去叫特务连赶上来。警卫员看到顽军就在眼前，担心首长安全，犹豫了一下，吴团长猛推警卫员一下，警卫员才急忙离去。团长、政委和政委的警卫员 3 人的手枪已弹上膛，做好了战斗准备。
顽军 2 营这几天是被打怕了，当受到吴承忠“批评”时，已感到末日来临，想着往前跑，八路军的 2 营已在前面了， 往后跑肯定更糟。
正在进退两难、动摇不定时，我特务连的战士跑步上来了，连长喊了一声：“同志们！抓俘虏呀，”战士们接着一齐喊起来：“缴枪不杀下！”
顽军 2 营官兵儿乎全部被活捉，少数顽军钻进路边山林里逃命，又被我1 团后续部队在 8 日晨赶到后，子以全歼。徐深吉、易良品到达大河村后，根据李达参谋长的命令，带领 13 团迅速向南猛追，8 日 15 时，到达顽军侧后林县东北之魏家庄及南北卷，1团立即攻下西卷以西高地，3 团同时也攻下马家山村及以东高地。残余顽军向西逃跑。
徐易命令 1 、3 团紧追一乘势由东向西横击顽军.与由西向东横击顽军之南进支队、警备旅密切配合向北兜击。
经整日激战，顽军在我东西两面夹击卜，朱怀冰之军部、94 师、新 24 师、冀察游 11 了第 2 纵队夏维礼部及新 2 师金宪章残部大部被歼。
顽军约 3000 余人，经横水、科泉南逃，在林县以南、临淇以北、南马卷地区，又遭我恭候多时的别动支队截.七， 最后顽军仪剩 2000 余人逃人修武县境内。
3 月 9 日，国民党第 1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请求我军停止追击，表示愿意同我军谈判。
为了使斗争适可而止，我军停止了追击。是役仅用 4 天时间，我军集中 3 倍顽军的优势兵力，迅速、干脆地歼灭了朱怀冰 97 军及其他反动武装 1 万余人，其中生俘朱怀冰部94 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的参谋长王斌、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以下官兵 8000 余人，缴获步马枪 4000 余支，轻重机枪 110 余挺、炮 5 门。将冀西和武安、涉县、磁县地区之国民党顽军全邵驱逐。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 1 次反共**被我彻底粉碎。
对十二月事变予以还击
1939 年 1 月，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酝酿着、发展着， 阎锡山控制的山西也不例外。
当时，日本公开扬言如阎停止抗日，积极反共，可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 49%，明目张胆地对军阀阎锡山进行诱降。
阎锡山派梁化之去重庆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支持阎反共。在这同时，阎锡山让在山西停止活动 7 年多的国民党省党部重新挂出了牌子，就是为反共采取的一个步骤。
阎锡山还一再向旧军官们说：“天要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天快下雨了”，是指形势要起大的变化，和日将要代替抗日；“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首先从我党控制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下手，扫清他投降道路的障碍。
1939 年 3 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晋绥军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即著名的“秋林会议”。
会上，阎锡山提出改编山西新军，沿用旧军番号，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军权，派亲信到新军中充任“联络员”、“观察员”，并秘密制定了“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加快了反共反人民步伐。首先， 其针对当时许多专署或县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 步人士手中的情况，在专署之上成立了 4 个“省行署”，并分别委任其亲信、4 个集团军总司令兼行署主任。其中，以第 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第三行署主任，驻阳城岩山，负责整个晋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
同时，取消了战地动委会，停止供给八路军粮食，暂停 牺盟会发展，缩小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不准由专员委派县长。其次，在全省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恐怖组织，网罗极端仇视共产党的顽固分子， 配合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谣言，破坏牺盟会，瓦解决死队， 攻击共产党、八路军。
阎锡山派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赴晋东南各县时，还亲自 训话，要他们不惜做“蛇蝎蛐蜓”，暗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甚至策动武装政变。
再次，在行署之下划分若干“师管区”，由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牺盟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 了旧军人的手中，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 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
为达到彻底消灭八路军、决死队的目的，阎锡山还开办所谓“暑期进步训练”，拉拢、收买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大小军官，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 的口号，要求受训人员一律要“言会长（阎锡山任民族同志会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决死三纵队中叛变的旧军官孙瑞昆、刘树茂、张德修等人就是在此时受训并被收买的。
阎锡山的变化引起了我的同志的注意。当时，在山西领导新军的雷任民，曾经受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委托，绕道到延安，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也参加了。
当汇报到阎锡山说要准备“雨伞”时，毛泽东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
当汇报到阎锡山要取消各决死纵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时， 毛泽东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你们不听阎锡山那一套， 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
9月 21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10月初，北方局对山西反逆流反投降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同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新军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开 展反对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除个别部队外， 这一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因而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到了 11 月，阎锡山命令第 6 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第 19 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第 2 纵队和八路军第 115 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
12 月 1 日，阎锡山诡称晋绥军要对日军占领的同蒲铁路进行破击战，令决死队第 2 纵队于 5 日进至灵石、霍县段破击。
决死队第 2 纵队获悉阎锡山的企图，拒绝执行这一命令。阎锡山遂于 3 日通电全国，诬称决死队第 2 纵队“叛国”，并令旧军首先在永和地区袭击决死队第 2 纵队第 196 旅旅部， 并袭击、杀害隰县、蒲县、永和、石楼、洪洞、赵城等县抗日民主政权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干部，残杀晋西独立支队隰县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十二月事变”爆发。
事变爆发时，中央军委在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这次“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此种冲突可能扩大， 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即警惕，准备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决死二纵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还击顽军。我们其他各部队和牺盟会领导人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站在二纵队一边。
二纵队等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一一五师晋西支队）苦战数日，先后击溃顽军两个多旅。但顽军势众，我回旋余地狭小、弹药奇缺，为保存力量，越过离（石）军（渡）公路向晋西北转移。
12 月 23 日，也就是晋西新军反击旧军进攻的战斗打响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对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党在一切地方准 备局部的突然事变：“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同日，中央军委也明确指示晋西北新军“立即准备作战，继 续巩固新军”。
于是，活动于晋西北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决死四纵队、工卫旅、暂编一师等部，以及八路军三五八旅，先后投入了反对顽固派的战斗。
当时，敌军在晋西北的力量超过我军，而且多半驻在远离日军的各县。12 月 27 日晚，旧军高级将领赵承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临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二纵队等部与晋西北我军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于 12 月 29 日作了全面部署，反击晋西北旧军。
1940 年 1 月 2 日至 12 日，决死四纵队等部经过连续作战，击溃赵承绶统率的骑一军，将旧军压缩于临县县城附近。
正当四纵队与二纵队等部合攻临县县城及其周围顽军的 时候，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到晋西北，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新军。滕代远传达了中央指示：接应二纵队等部北上，驱逐赵承绶 等部。
1 月 13 日夜，旧军在顽抗失利后放弃临县县城仓皇逃走。新军又向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县的旧军进攻。
经过三天战斗，旧军不支，向西渡过黄河逃至陕西栓林地区。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军派势力被我肃清，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在晋东南长治地区，旧军和蒋军力量大大超过新军，决死队处境险恶。但蒋阎军的防地之间空隙不少，三纵队可以向东越过长治到晋城的公路，靠近八路军部队。
当时，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上严重麻痹，在事变前实际上放弃了政治委员的领导权，未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曾经决定清洗一九七旅旅长、反动军官赵世令，也迟迟未见行动，留下了后患。
12 月 22 日晚，八总队的七连连长戴海长和八连连长李志刚两同志，曾写信给纵队党组织的负责人，报告三营营长张德修暗中策动叛变，要求把他抓起来，但未得到批准。
24 日，八总队首先叛变，接着，一九七旅和九总队在赵世令的策动下叛变。
26 日，七总队也被反动军官拉走，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全部被逮捕或驱逐。纵队部也同时发生叛变，游击十一团被反动军官拉走约一个营。
这次叛变，三纵队损失三千五百多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五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上千人被绑架，二三百名共产党员、进步分子被杀害，其中有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多人。这个严重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二纵队的一些部队浴血奋战，冲击重围。游击十团在团长雷震同志率领下，越过临屯公路同决死一纵队会合。同来会合的，还有七总队的一个连。游击十一、十二团的各一个营，越过日晋公路，在高平以东地区集结。五专区保安司令部的九团、十团团部靠近八路军，旧军未敢贸然进攻，基本上未受损失。
1940 年 3 月，这些部队重新整编为决死三纵队，随即配合八路军新一旅、三四四旅，在晋城、高平之间，全歼继续进犯的阎军独八旅一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黎明支队，重振了军威。
驻扎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背靠八路军，驻地附近没有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撤到岳南地区。但是一纵队并未放松应变工作。
秋林会议后，部队坚决做了反投降斗争的准备。阎锡山原来从其主力部队派到一纵队的旧军官，大多数很顽固，贪污腐化，破坏部队，早已被我们陆续赶走。接替他们的旧军官虽多属杂牌军，仍然同我们存在着争夺部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在紧要关头这种斗争更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
事变发生后，我军立即采取比较妥善的方式，把包括纵 队长梁述哉、旅长台耀西在内的全部旧军官约一百余名调离 部队，送往太行区的抗大学习，从旅至排的各级军事指导员， 大都改由政工人员担任，认真进行战斗准备和调整部署。
这时，阎军对晋南稷王地区的政卫二一二旅和驻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政卫二一四旅也加紧了包围。
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同志，由秋林返回部队途中被阎军杀害。这两个旅的党组织，遵照北方局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反动军官，切实掌握部队，并决定立即向决死一纵队靠拢。
部队辗转突围，苦战兼旬，于 1940 年初在沁源同一纵队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合。
1940 年 1 月中旬，蒋介石调令国民党第九十三军、第二十七军一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推进。阎锡山暂编一旅和新编第二师，策应北犯的国民党军，进攻决死一纵队。
这时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阎军暂编一旅和新编第二师大部也被我太行三八五旅等部队歼灭。
在秋林的牺盟总会，也同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以派出检查工作等名义分批疏散到各根据地，其中大部分到晋西北。
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师和党员四五百人，先后转移到延安， 接替牛荫冠同志负责牺盟总会工作的吕调元，在十分困难的 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组织转移的重要任务。
当他最后准备离开秋林时，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在狱中，他长期斗争，1946 年在太原惨遭杀害。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被粉碎了。
十二月事变之后，阎锡山不仅失去了对新军的指挥权， 而且与牺盟会矛盾激化，取消了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内部不满情绪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加之国民党中央军乘机插足山西，使其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晋西南 10 余个县，导致蒋阎矛盾加深。阎锡山完全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中。
在此形势下，为了重新建立与阎锡山特殊的统一战线， 不致使阎锡山公开倒向日本侵略者，毛泽东、王稼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对解决山西问题作出了指示，要求山西各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决死队，在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应继续与阎锡山团结抗日，并指示薄一波、戎伍胜等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
阎锡山接到薄一波的电文后，正好找了一个台阶下。他立即复电中共中央，表示愿意谈判。
1940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肖劲光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提出中共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和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建议。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的建 议，表示愿意停止对八路军、决死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
至此，发生在晋城各地的十二月事变，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
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以自卫反击作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使晋西北、太岳和太行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
山东根据地开展反摩擦斗争
1939 年 3 月底，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干部、战士及护送部队 270 余人，由鲁北南下鲁南，途经博山太河镇。
此时的太和镇春暖花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就在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却突然对途经这里的我八路军进行了袭击， 造成我军 2 人当场死亡，20 多人负伤，近 200 人被俘。此即“太河惨案”，又称“博山惨案”。
其实，“太河惨案”只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诸多反共流血事件的一起。早在抗战一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就开始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企图限制和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白主地位。
蒋介石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 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后，在山东地区，国民党也调整了部署， 组织了苏鲁战区，任命东北军的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 副总司令。随即干部的 51 军、57 军约 2 万人先后进入山东， 抢占了沂山、蒙山、营(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地 区。
沈鸿烈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蒙山区要点东里店、鲁村一带，进一步扩大实力，对我实行政治限制，制造军事磨擦。
1939 年初，沈鸿烈提出了几个限制我根据地发展的条件：一是统一划分防线，把我军的防线划在津浦路东侧之滕(县)泅(水)宁(阳)地区；二是叫什么“枪不离人，人不离乡， 统一行动，军不干政”；三是经济粮株统筹统支。
于学忠到山东之后，于、沈又同缪微流、牟中琦等人一起，再次策划限制我们的办法，规定我山东纵队在泰安、祖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我鲁南、胶济路以北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地区集结。
此外，国民党军政部也直接下令调我山东纵队去北宁路作战，限制我向南发展。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与命令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把我党领导的军队，限制在一个对我不利的狭小地域里，置于他们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之下，不准我们发展根据地，不准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准我们发展军队，只准他们为所欲为。同时，在 1939 年 12 月到 1940 年 3 月，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全国第 1 次反共**。在山东的顽固派中，第一是沈鸿烈，第二就是秦启荣。
秦启荣是山东邹县北关人，曾南下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未及毕业， 即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北游击司令，组织鲁西、鲁北国民党地方武装。
韩复榘撤离济南，山东大部沦陷。秦启荣被任命为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司令。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 秦启荣积极行动，不断制造袭击八路军山东部队的流血事件。“太河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进攻，朱德、彭德怀同志曾以总司令、副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呼吁百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亡国之无日， 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 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 案’，加紧团结，以利抗日”。
在山东根据地，我党同志一方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工作，主动和国民党军队及各种地方力量疏通关系， 配合作战，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人民群众，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军 队。
在不断与国民党顽固派周旋的过程中，我党同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磨擦，才能巩固与发展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当然，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我党也采取了区别对待 的方针，始终把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首要位置 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用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号召民众，组织民众，团 结一切爱国抗日的进步士绅，孤立和打击反共、反八路军的 顽固派。
按照区别对待的指导方针，根据地首先要针对的两个对象是于学忠和沈鸿烈。于学忠和沈鸿烈比较起来，他虽然有时候对我根据地态度也很强硬，但比沈鸿烈要好一些，同我党的磨擦比较少。
而沈鸿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从鲁西南到鲁西北，再到鲁北、鲁中，到处组织反共。他在鲁西北阴谋分裂范筑先与我之合作关系；在鲁北企图夺取我冀鲁边中心根据地之乐陵，限制我向鲁北发展；在清河区唆使当地的国民党部队联合向我进攻。
在其进入鲁中地区以后，沈鸿烈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限制与消灭人民抗日力量，驱赶我军出山东。此外，他还策动秦启荣等部秘密勾结日军，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因此，沈鸿烈是典型的顽固派，必须予以打击。
基于这个分析，我根据地采取的策略就是争取于学忠， 孤立与打击沈鸿烈。在我根据地的有力回击下，沈鸿烈反共的结果是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最后，蒋介石见沈鸿烈在山东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了，于1941 年秋，以召回述职为名，调沈鸿烈回后方，旋即公布沈鸿烈任农业部长，至此，沈鸿烈结束了主鲁生涯。
在对待秦启荣上，我根据地也注重把秦启荣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那时，同我党搞磨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久和张里元等人，王洪久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
因此，对于象王洪久这样的情况，我根据地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
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久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党不能很好合作，但我根据地同志到他的防地里， 他也怎么样打击，尤其是如果我根据地军队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军，他也让我军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我根据地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
至于顽固的秦启荣，我根据地同志是比较一致的。有一次，他指挥部队围攻我根据地部队，我军反击了他，并抓了他一些人，缴了他一些枪，他就派人来同我军谈判。
当时我军考虑，缴了他几十条枪，对我军帮助不大，他还可能投靠日本人，带着日军和残兵败将来打我军。不如把人放了，把枪还给他，促使他向中立转化，对我们抗日更有利。
可是，我军的这个主观愿望没有奏效。他在沈鸿烈的指使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我们搞磨擦，一次比一次厉害， 一次比一次规模大。
1939 年 3 月，他制造了同年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8月上旬，他又制造了“雪野事件”；接着，他又制造了“淄河事件”。
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极大愤慨。1939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痛斥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再次以山东秦启荣制造 太河惨案等事例，号召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这次战役，主要是 1 、3 、4 支队参加战斗，是张经武和王彬同志在前边指挥的。
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我军拿下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全部击溃，其残部逃到张(店) 博(山)路以西去发展。这一战，我军缴枪 2000 多支，还收编了他一部分部队。
除了这次反顽战役之外，115 巧师和山东纵队的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了反顽斗争。通过这些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遭到沉重的打击，我山东根据地的范围得以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得我根据地能够更有力地去对付日军的“扫**”与进攻。
晋绥根据地开展反摩擦斗争
1938 年底，我党领导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内军民，开始遭遇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摩擦不断发生。
为了逐步解决政权问题，我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 即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战动总会。到 1939 年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绥西、绥中、绥南分别成立了她区、县、区 3 级战动总会，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除了负责部队的物资供给， 还领导游击队、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当时，战动总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有事愿意找战动总会解决，有时发生了民事纠纷，也跑来请战动总会的同志调解。
可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却极端仇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1939 年春，国民党绥远当局趁我党打开大青山局面之机，陆续派回绥中专员张遐民、绥南专员赵励师等一批“游击专员”、“游击县长”来“收复失地”，实际是以“政令”来限制我军的发展。
但是，我军考虑到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曾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
1 939 年秋季以后，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的掀起， 绥远国民党“自卫军”和那些游击政权也开始同我军磨擦。 他们知道与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搞磨擦会遭到公众舆论的谴 责，便把矛头指向战动总会。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说什么战动总会向群众征集粮草“不合法”，要战动总会服从“政令”，由“国民政权”统一筹集供给。
我党同志据理驳斥：战动总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为抗 日部队解决军需物资，怎么不合法了？你们说由“国民政权” 统一负责军需供给，我们到大青山看到的只是伪政权，那里 有什么国民政权?
一席话，驳得对方哑口无言。
后来，国民党顽固派竟用武力相威胁，专找战动总会和我军部队便衣工作人员的麻烦。有几次，我党工作人员筹集来的粮草，半路上被“自卫军”截劫了。他们甚至强行绑架我党的工作人员，施以毒刑，我党有的同志还被他们活埋、枪杀成装麻袋填进冰窟。
一次，在武川乔家营子，“自卫军”偷袭我党工作队，使我党多人受伤。
“自卫军”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土匪出身。“自卫军”总部的参谋长鄂友三就是一个流氓成性、杀人不眨眼的惯匪， 群众愤恨地叫他“鄂毛驴”。
当时，“自卫军”部队每人都身带一根绳索，遇有反抗的群众，就用绳子勒死。当地有一首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鄂友三扯糖把(勒死)。走路碰见鄂友三，3 尺麻绳脖子上拴，不是活埋呀，就是倒栽葱。”
因此，当地蒙汉群众气愤地称“自卫军”为“灭蒙助日亡国军”。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和与友军的团结，避免关系破裂为敌 人所乘，我党对于大青山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所属的 “自卫军”、保安队进行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自卫军”的磨擦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并先后派姚喆、彭德大，杨植霖、陈刚、邹凤山等领导同志，多次与“自卫军”谈判和对其规劝，希望其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停止磨擦， 一致抗日。
但是国民党和“自卫军”中的顽固派执迷不悟，视我军的劝告为软弱，反共丑剧愈演愈烈，磨擦不断升级。
同时，这些顽固派还制造舆论，提出“八路军是大青山的客军，应当撤出绥远”，要由“绥人治绥”等反动口号。
这个时候，狡猾的日军看到有隙可乘，便加紧对“自卫军”的诱降活动。在军事上，日军停止了对“自卫军”的进攻，并且提出，如“自卫军”愿意与日军合作，可以给“补枪发晌”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自卫军”开始同驻绥日军秘密谈判。1940年 1 月，我绥西部队截获了“自卫军”第 3 路副司令王有功与日军特务机关驻归绥宫崎顾问、大园顾问、林顾问及日军驻武川县乌兰不浪金田队长的往来信件。
王有功在写给宫崎的信中说：“……响应汪先生(即汉奸汪精卫)之路，愿率部投顺，请求收容……早愿决定率部投顺， 效忠新政府之下保卫地方，意出至诚，毫无欺骗之念夹杂其 中……全军同化归正，大青山游击队必可清除……”
很明显，通过这封信，王有功等“自卫军”的汉奸嘴脸昭然若揭。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巩固大青山根据地，大青山支队领导即向 120 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报告，请求反击“自卫军”。
贺龙、关向应很快复电说：“为巩固我们在大青山的据点，真正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应将大青山‘自卫军’全部 解决。”
于是，一场激烈的反击顽固派的战斗开始了。
1940 年农历正月初六拂晓，我绥西 3 营趁敌人过年戒备疏忽之机，向“自卫军”总指挥部及第 3 路、第 4 路发起进攻，共俘获代总指挥苗国华以下官兵 100 余人，打死打伤几十人。
正月初七和正月初八，我绥中部队和绥南部队也先后向本地区的“自卫军”主力发起进攻。
在此后的 1 个多月，我军与“自卫军”交战 10 多次， 共消灭“自卫军”2000 多人，缴获各种枪 1000 余支，电台9 部。
“自卫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其残部逃到了河套地区。反击“自卫军”的胜利，为我军在大青山抗日又扫除了一大障碍，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就这样，在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英勇还击下，在我敌后抗日民众的配合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被击退了。
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对敌斗争三原则， 他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
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
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
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总结的打退第一次反共**的经验，为以后我党的反顽斗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