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家骝“抓周”，攥进手里的居然是一件玉扇坠，你说长大了会不会是一个白相人呢？ 这话祖母经常要拿出来求证，貌似一个长期的悬疑，开始的时候是在心底里自问自答，如此悬而未决许久，便成了心口相问。初始可能确实含着某种担忧成分，可说着说着，就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慢慢衍生出了另一番打趣的意味来———这一切自然没有人能够给她答复，十年八年之后方得见眉目，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又不是未卜先知的仙人，现在谁能说得准？ 再说这些年，连资产阶级也都被改造过来了，都成了光荣的劳动者，还哪里去做白相人呢？
秦家也不同往昔了，这些年外面的喧嚣变迁、日新月异似乎尚未惊扰到里面的安定，可是时代毕竟是不同了呀，哪家又能够真正与外界不相涉呢。尤其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当初那些摊开在红木台面上敲着“笔锭如意”戳子的小银锭子、老凤祥手工精制的赤金小算盘，又或三寸高、两寸阔的袖珍线装书，花的花掉了，放的放忘了，这些年似乎一下子从这个家里面消失殆尽了。祖母是清楚的，当了几十年的家，这景况自然是一步一步在走向窘迫，说窘迫可能不十分恰当，实质是缓慢地向平民生活靠拢。而这缓慢其实却是令她暗自满意的。这趋势不是从新中国成立那年才发端，民国十六年祖父远赴两广做生意，回程时暴病亡故，从那个时候便已经开始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人，十来张嘴要吃饭，要念书，要嫁娶，有三灾六病，有人情往返，可不就是吃利息，再后来就是个卖，就是个当嘛。幸亏那年祖母果断将缠足的绑带烧了，彻底放了足，那脚日后竟渐渐恢复为天足，两只大脚板才能够带着她躲避战乱下乡逃难，为整个家庭里外奔波。那年月，中年丧夫也是来不及过分悲凄，先是军阀混战，后来东洋鬼子杀来，真叫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好不容易熬到东洋鬼子投降，紧接着又乱过一阵，秦家真正的伤筋动骨反在这一阵里。上海银行里存着的那点压箱底的金条、银圆，都响应政府号召换成了金圆券，结果，都折了。再后来，好了，新中国成立了。好在儿女们还争气，都读了点书，当教师的当教师，当医生的当医生，只有最小的儿子，就是家骝的爸爸，家道艰难没读成高中。上完初中就出去学徒，原在五金行当店员，新中国成立后五金行公私合营，成为机械厂的一个门市部，他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国有工厂的正式职工。好在都有一份谋生的职业，各自在单位也都不算出挑，自食其力吧。
祖母手上那点私房银子，每逢子女成家、立业，就逐步贴补填置一点进去，细水长流地、波澜不惊地浸润各家的烟火生涯。到这第七个孙子出生，外面已是一片全新世界，欣欣向荣、喧喧腾腾的，可要说到秦家的内里，却终究是走到了强弩之末。祖母心中却有另一番打算：依眼下的成分政策，这一家人倒跟剥削阶级毫不沾边，都是石骨铁硬的劳动阶级。每每想到此处，她甚至还有点庆幸的心理，幸亏换金圆券那阵把老本都赔光，这人要是没铜钱来撑腰就终归是气不壮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可不就一直是低眉顺目、低头伏小嘛。后来，她学了一句时髦的话，叫作：“混同于一般”。
这么多年来，这家人忙忙碌碌进进出出，跟周围平房里的人家也没有什么分等。他们像一群蚂蚁似的，总是按着一定成规的线路进退，只顾低头做工、吃饭，平时都话不多，因此也就没结过什么冤仇。尽管依旧住着自家的青砖楼房，好在子女众多啊，女儿早早就出了嫁，四个儿子除老大在上海工作，后来在那里安了家，其他三房都挤在这一栋小楼里。儿子们新中国成立后都是另立了户口，因此这两层楼里连祖母一共倒有四张户口本。几十年风雨泥途，让祖母变得务实也豁达，她说自古婆婆跟儿媳妇就是天敌，在一个灶台下讨生活，与其弄到生出嫌隙再分家，还不如早早分开，唯如此或许还可能做到各自为政，如宾如客。平日各家分别开伙，于是厨房就不敷使用，她跟一个儿子家合用原来的厨房，另两个儿子就分别占据大门左右两侧阳台下的外廊，拖进来几板车红砖，两面砌墙，一面加门，又增添出两个狭长的厨房。各房分别生出子女们，这房间又不够用了，连阁楼和楼梯间都隔打了分派给孩子们。这栋洋楼，就是外观上也成了红砖加青砖的杂色楼，像特意化过妆，在街巷弄堂里已经再也没有资产阶级的特征， 跟众多新中国成立以后进驻住户的大杂院，没有任何分别了。
外人不会明白，这楼从外观上看是杂乱了些，可说到底住的毕竟是一家人，很多内在的东西依然是有章可循、清晰明了的。别的不说，推开大门进去，旧日陈设在客厅里成堂的雕花红木桌椅那是早就变卖了，虽说降格为榉木家具，素净是素净了些，可几十年下来那些桌椅板凳的摆放位置，却也不曾有过丝毫错位，一切都合着往日的陈规呢。你若打开各房的主卧室，那些精致的苏式红木家具可不还在角落里散落着，仍旧坐着人的嘛，那些罩着清漆的雕花柚木西式床、儿子结婚时候添置的进口铜架子床还是一尘不染，地上铺的打蜡地板也是纹丝未动，晚上开了灯，依然可以照得出人影来。尤其是二楼东面祖母的房间，那张原本安放在一楼书房中的条案，现今靠窗摆着，原本上面陈设的镏着金片、配着紫檀座子、按着雕花盖子的大宣德炉是早就消失了，取而代之堆放祖母拆剪改制衣裤的散碎布料和针头线脑，有几个人能看明白，这是一件线条简约的明式黄花梨古董家具呢？ 五斗橱上的瓷花瓶，祖母经常会在楼下花坛里剪枝蜡梅或者连梗拗几朵山茶花插上，因为这花瓶也不高，才刚刚够一尺的样子，特别是上面没有龙啊凤啊的花纹，这是只松石绿的一色釉蒜头瓶。她要不说，你不翻过来看底下，工工整整用青花料写着“大清嘉庆年制”篆书官窑款，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莹亮得跟新货似的一件瓷器，竟然在民国初年就要了十五块大洋。
这个家啊，说是早就破落了，衰败归衰败，可楼上楼下箱笼抽屉里随便翻翻，银角子、玉坠子还是随处可见，清代线装书和民国年间的精装书、《良友》杂志之类可不还成捆成堆在阁楼顶上放着的嘛。这样的人家，在时代的洪流里不显山不露水，可生活自有另一番活泛。而人的精神面貌，则更是硬朗，因为这一大家子的人，包括儿媳女婿，都是现今社会上最硬气的劳动阶级新人， 就更不用说这些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三代的娃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