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多次指出，本书是写给父母和老师的，他们可以从全新的心理学洞见中获益，更了解孩子的心理。只要孩子能得到适当的教育，究竟是在家长还是老师的主持下进行都无关紧要。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学科教学，而是学校课程之外的教育，也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促进孩子的人格发展。现在，尽管家长和老师都对教育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能够相互弥补不足之处，但在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大城市孩子的教育责任主要落在教师身上。家长没有老师那么容易接受新思想，因为教师的职业兴趣就是儿童教育。要培养好孩子，个体心理学主要将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师身上，当然，我们也绝不会拒绝家长的合作。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很难避免与家长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教师的纠正性教育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家长的失败，在这一意义上，这是对家长的控诉和指责。很多家长确实会这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该如何处理与家长的关系呢？
接下来的探讨是从老师的角度出发的，因为教师需要把与家长打交道视为一种心理问题。如果您是家长，请不要感到生气，笔者无意冒犯，这些探讨只适用于那些不够明智的家长，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教师不得不着手处理的群体现象。
许多老师反映，与问题孩子的父母打交道往往比与孩子本人接触更困难。这一事实表明，老师必须运用一定的策略来应对这些家长。老师必须假定，家长不需要为孩子表现出的所有毛病负责。家长毕竟不是专业的教育者，通常只会依照传统来指导和教育孩子。当他们因为孩子的问题而被传唤到学校时，会感觉自己像被指控的罪犯。这种情绪也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负罪感，因此需要教师委婉、有技巧地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尽量将家长的情绪转变得友好、坦率，使家长愿意接受老师的帮助，并理解这种善意。
即使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也不应一味责备家长。如果我们能与家长成功地达成协议，改变其态度，使他们接受教师的工作方法，就能取得更大的教育成就。一味指责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做的是设法使他们接受新的治疗方法。告诉他们这儿做错了，那儿也做错了，只会冒犯他们，使他们更不愿意合作。通常，孩子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总有一个历史过程。家长通常相信自己在教育中忽略了一些事情，但千万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也这样认为；一定不要用绝对而教条的语气跟家长说话；如果需要向家长提出建议，也不要使用权威的口吻，多用“也许”“可能”“如果”“你可以这样试试看”等词汇。即使我们知道错误在哪里，也知道该如何纠正，也不要像下命令一样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指出问题所在。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懂得这些策略，它们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掌握的方法。有趣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自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写道：
“一位贵格会(Quaker)的朋友曾经好心地告诉我，人们普遍认为我很骄傲，这种骄傲经常在谈话中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在讨论任何问题时，我不仅迫切想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且还有些咄咄逼人。他还举出了几个例子，于是我决心努力将这种毛病和其他问题一起改掉，并且将‘谦卑’加进了自己的道德清单。在这里，我所说的‘谦卑’是指广义上的谦卑。
“我不敢吹嘘自己真的具有谦卑这一美德，但我已经有了谦卑的外在表现。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绝不直接对抗别人的观点，也不直接肯定自己的看法。我甚至迫使自己遵守我们圈子的古老规则，在表达某一确定的观点时避免使用‘肯定’‘当然’‘毫无疑问’等字眼，改用‘我认为’‘我的理解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在我看来’等措辞。如果别人提出一个我不认同的观点，不直接与之对抗，也不当场指出他的谬误之处，而是这样回答，“这种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有其合理之处，不过，我认为，似乎不太契合目前的情况”，等等。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转变的好处，这让我与他人的谈话更愉快了。谦卑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我的观点，也减少了矛盾。当我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不会太过羞愧；如果碰巧对了，也更容易说服别人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加入我的阵营。
“刚开始采用这种方式时，我不得不努力压抑自己的自然倾向。不过，习惯之后就很容易了。在过去的50年里，大概从来没有人听到我说一句很教条的话语。我在早年间提议建立新制度或改革旧制度，曾对民众产生重大影响；后来我成为议员，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也相当大，或许都与这种谦卑的习惯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保持正直）。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拙劣的演说家，更不擅长雄辩，时常在遣词造句上犹豫不决，表达也未必都很准确，但我的观点通常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实际上，骄傲也许是人的自然情感中最难改变的。尽管我们掩盖它，与它对抗，阻止它，扼杀它，克制它，它却从未消亡，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会一次次看到它再度露出端倪。即使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克服了它，也有可能因自己的谦卑而感到骄傲。”
的确，这些话并不适合所有的生活情境。我们既不能这样期望，也不应做出要求。不过，富兰克林的态度还是能告诉我们，咄咄逼人、极具侵略性的做法有多么不合时宜，多么难以成功。生活中没有一条基本法能适用于所有情况。每条规则一旦超越本身的领域，就会突然失效。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给出强烈的措辞。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老师的情况，以及那些已经经历过羞辱并将因为自己的问题孩子而进一步遭受屈辱的忧心忡忡的家长，再考虑到如果家长不合作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时，很明显，要帮助这个孩子，就必须采用富兰克林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和优越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出帮助孩子的有效办法，这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家长不想听任何建议，他们可能会惊讶、愤慨、不耐烦，也可能表现出敌意，因为老师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置于这样一种不愉快的处境中。这样的父母通常会尝试蒙上眼睛，假装看不见孩子的缺点，逃避现实。突然，老师迫使他们睁开双眼，这当然不会令人愉快。可以想象，如果老师过于粗暴或过于积极地接近这样的家长，就不可能赢得家长的支持。许多家长甚至更过分。他们对老师大发脾气，拒之千里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向家长表明，老师的教育成效取决于他们的协助，最好是能让他们平静下来，友好地与老师交谈。千万不要忘记，家长们往往受到传统的、过时的教育方法局限，难以快速摆脱。
例如，如果一个父亲习惯了用严厉的言语和鄙夷的表情摧毁孩子的自信，持续了10年之后，他当然很难突然换上友好的表情，对孩子和蔼可亲。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父亲突然改变了态度，孩子一开始也不会相信这种改变是真诚的，而会将其当成一种伎俩。孩子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慢慢接受父母的改变。这种情况对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有一个高中校长曾不断指责、批评自己的儿子，几乎使孩子崩溃。这位校长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意识到了这一点，回家之后却又严厉地说教了一通。因为孩子的懒惰，他又一次大发雷霆。每次儿子做了一些不讨他喜欢的事，父亲就会大为光火，狠狠地批评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校长都可能这样教育孩子，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从小就相信“不打不成器”的普通父母更难以改变了。与学生家长谈话时，教师有必要用上一切委婉、圆滑而富有技巧的手段和辞令。
不要忘记，“不打不成器”的习俗在底层社会的传播更为广泛，因此，这些阶层的孩子们在学校接受了矫治谈话之后，还要面对家中的鞭子。我们一想到教育经常因为家长的鞭打而付诸东流就感到悲伤。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常常因为同一个错误受到两次惩罚，而我们认为，一次惩罚就足够了。
我们知道，双重惩罚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例如，一个孩子不得不带着糟糕的成绩单回家，他不敢给父母看成绩，因为害怕挨揍；同时，他也害怕在学校受到惩罚，于是便选择了逃学或伪造父母签名。请不要忽略或轻视这些事实。我们必须始终把孩子与他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如果我继续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会对这个孩子产生什么影响？我有多大把握确定这会对他产生有益的影响？孩子能承担它带来的负担吗？他是否能从中学到建设性的东西？
我们知道，儿童和成人对困难的反应差异巨大。要对孩子进行再教育，重塑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前，一定要认真、谨慎，理性地思考可能的结果。只有那些对儿童的教育和再教育保持深思熟虑和客观判断的人，才能更准确地预测自己努力的结果。实践和勇气是教育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无论情况如何，总有办法防止孩子崩溃。首先，我们要遵循一条古老而广为人知的规则，那就是“开始永远不嫌早”。那些习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将孩子的毛病看作整体中一部分的人，会比那些习惯于抓住症状并按照某种固定方案来治疗的人更好地理解和帮助孩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当一个孩子没有完成家庭作业时，后者会立即给孩子的父母写信，告知具体情况。
我们正进入一个对儿童教育不断涌现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解的时代。科学正在破除陈旧的习俗和传统。这些新知识将更多的责任放在教师身上，同时也需要他们更深入了解儿童的问题，更有能力去帮助自己的学生。重要的是要记住，单一的行为如果脱离了整体人格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只有将其与整个人格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