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忠必有奸，忠臣良相，人人敬仰；奸臣贼子，人人唾骂。他们水火不容，而又相对而生。他们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那样的话，也就失去了各自的价值。历史上的每一个片断都是由他们的你争我夺构成的。历史早已给这些人下了定论，如果回过头来看，仔细想想，也许会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吧!
1．魏征：一代诤臣，匡时济世
唐太宗曾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
少有大志义投瓦岗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着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有胆有智，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他曾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认为，为人主者，要虚怀纳谏，广泛吸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下情上通，政治清明；而如果偏听偏信，只爱听赞成的话，不爱听反对的话，就会阻塞言路，造成政治昏暗。
魏征出身于河北钜鹿下曲阳的一个官宦之家。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家庭的不幸遭遇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激发了他攻读儒家经典，锐意进取的决心。他潜心研究历史、洞察社会现实，等待时机大展宏图。
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魏征为躲战乱，出家当了道士，过了一段时间，他深感这种无所作为的生活毫无意义，因此他断然离开庙宇，投奔到郡丞元宝藏家作幕僚。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领导的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夺取了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反隋，让魏征掌管文书。为了统一反隋的步伐，无宝藏主动写信与李密联系。李密是隋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大贵族，自幼熟读《汉书》，很有才华，因不满隋的统治而参加了反隋斗争。李密每次得到元宝藏的书信，总称赞写得好，后来听说是魏征写的，马上把他召来。自从魏征参加瓦岗农民起义以后，一直积极参与谋划，他上书向李密献策，提出“西取魏郡（今河北临漳），南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的主张。李密按照其建议，瓦岗军很快夺取了黎阳仓，连同以前夺取的洛口仓、回洛仓，隋在中原的三大粮仓，已全部被瓦岗军控制。这样，就使隋军陷入缺粮的困境，自然也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加之他们开仓赈济，又扩大了瓦岗军的影响，壮大了起义队伍，河南一带的起义军大多归附了瓦岗军。李密非常欣赏魏征，就召他为行军元帅府的文学参军，主管军中文书。
由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瓦冈军很快将洛阳城包围了起来。困守洛阳的隋军，到处调兵遣将，与瓦岗军在洛阳周围反复进行了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这时控制了洛阳大权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类似秘书长的官)郑颓说：“李密虽然在前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不打他而撤兵。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颈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类似魏征的建议，李密的一个将领裴仁基在会上也提出了。他主张乘王世充出兵东下，洛阳必然空虚之机，在分兵阻击王世充东进的同时，以骑兵进击洛阳，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两获全胜。但是很多李密的部下，轻敌麻痹，要求速战。李密同意了他们的速战要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偃师城北，列营而不设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与奇袭下，全军溃败，闻名天下的瓦岗军从此而消失了。
转投李唐追随太子
瓦岗军失败后，李密率余部去长安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李渊授以秘书丞之职，继续做文秘工作。同时又授命他出使山东，招抚瓦岗军旧部。
自李密归唐，瓦岗军著名将领徐世勋仍在坚持斗争，收拾残局。由于他的苦心经营，重又夺回了瓦岗军的失地，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只是实力远不如过去了。魏征来到梨阳，给徐世勋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被王世充战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勐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但为了表示对李密的忠诚，请求收葬李密的尸体。他的要求李渊答应了。
徐世勋将李密以国君之礼，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渊自己受到牵连的嫌疑，出于歌颂瓦岗军的心愿，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他在墓志铭里，对李密这位农民起义军的将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李密的死，将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确意见，虽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导致了以后的失败，但他对这位战友毫无怨恨之言，而表现出无限的赤诚之心。魏征劝说徐世勋降唐后，徐世勋就从经济上支持了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李神通，使他自相州(今河南安阳)能撤退到黎阳，从而保存了实力。
招抚了徐世勋，魏征又前往魏州，劝说魏州总管元宝藏投顺大唐。时值宇文化及攻打魏州，元宝藏处境困难。元宝藏平素极为器重魏征，经其指点，遂举州归唐。
魏征的山东之行，使李渊未动兵戈便取得齐鲁大部州县。更重要的，还使李渊由此获得一支忠诚于唐的劲旅，沉重地打击了王世充、窦建德和宇文化及等部的军事力量。徐世等人后来皆为大唐开国名将，为唐王朝统一北方建立了功勋。
619年，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梨阳，俘获魏征。窦建德十分赏识魏征的才干，任用他为起居舍人，专司记载夏王言语行迹。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胜利。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洛州守将唐旦，一同归附唐朝。
魏征到了长安后，因为又当了一段窦建德的部下，当然更不会被重视了。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一个小官。
这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因为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都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魏征既然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为李建成招为洗马，就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在首都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自己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它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李建成同时也在河北一带安插了亲信，收买了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魏征的建议取得圆满的成果。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建成得胜回长安，与李世民的矛盾更趋激化。魏征从维护太子的角度出发，每每劝建成早做准备。后来，建成见秦府多骁将，预感到对自己的威胁，这才与元吉合谋，私自四处召募武士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秘遣左右从幽州选调三百精骑置东宫。并与外臣杨文干相串联，冀图里应外合。李渊发现东宫此举，责其兄弟不睦。然而建成与世世的纷争并未就此止息。怕万一朝中有变，秦王派人去洛阳，暗地结交山东豪杰，以作退路，建成则乘元吉出征讨伐突劂入侵这机，将秦王所辖部队及其能征惯战的骁将一同调上战场，借以削弱秦王兵权，砍去秦王羽翼，一箭双雕。李世民及其部下识破定企图，遂先发制人，伏兵于玄武门内，用突龚的方式射杀了建成和元吉，从而继承了太子之位。
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并质问他：“你为什幺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这对魏征来说，是生与死的关头，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幺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见魏征回答的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谅解了他。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通过这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李世民更看到了魏征的坦率、刚烈和忠贞。因此，大胆地对他委以重任。当时太宗虽已即位，然而“玄武门之变”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波动还未完全消失。考虑到建成、元吉在山东地区影响较在，他们的余党双多亡在那里，李世民遂任命魏征为特使，专程前往山东，全权处理安抚事宜。途经磁州，路遇州县差官押送前太子千牛（侍卫官）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征甚觉不妥，他对副使李桐客说：我等在受命出使之时，上面已有诏令赦免东宫和齐王府旧人，现在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思行等人押送京城，谁能不生疑心呢？我等若视而不救，此番出使安抚就会往返徒劳，人们一定不再相信我们了。这真是“差之毫厘失，失之千里”呀！魏征感到，作为朝廷命臣，应出以公心，敢作敢为。不能由于这两人是死去的建成太子和齐王元吉的近臣，就生怕惹恼当今圣上而采取回避态度。于是，他大胆主持公道，当即释放了李志安等二人。当魏征的奏书传递到朝廷，李世民阅后非常高兴。
李世民由此愈发信任魏征，封他为巨鹿县男，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召他“入卧内”，谈论国家大事，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无不言，竭尽其全力。
唐代官制，皇帝之下设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凡皇帝诏诰和国家大政方针，均由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谏议大夫属门下省谏官，参与议政，并可直接向皇帝进谏，陈述意见。
谏议大夫君臣一体
魏征在任谏官期间，细心观察朝野政局，了解社会民间问题，几乎每天都向皇帝陈述时政，反映个人希望或建议。魏征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他的直言敢谏，使唐太宗既敬佩，又感到有些为难。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得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儿气得没话说。
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大臣辩论辩得太多，那幺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幺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大臣的名声，于国于君却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得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魏征在太宗身边工作不到一年，政绩卓著，深受朝野上下的拥戴。魏征的威信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受到唐太宗的称赞。
公元626年7、8月间，魏征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后又署理左仆射职务，掌握唐朝中央行政大权。629年2月，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和中书、门下、尚书省平行，届唐朝最高行政机关。长官名秘书监，从三品，领导著作局和太史局，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预朝政”。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你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幺区别呢？”魏征回答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灭，只是得到了一个空名。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这番话，从政治上与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他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五百匹。
魏征身任要职，时刻保持着清醒头脑，他从高度责任感出发，对太宗王朝出现的贪图安逸颓势，进行毫不留情地直率批评。他多次和忠直的大臣一起谏止了唐太宗大兴土木，浪费民力的行为。
贞观八年(643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见到少府监窦德素，问皇宫北门有什幺修建任务?德素根据实际动土情况作了回答。太宗知道此事后，便生气地对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管自己南衙事务，皇宫北门有所兴建，这和你们有什幺关系！”玄龄等人拜谢认错。魏征不以为然：“我既不理解陛下的指责，也不理解玄龄等人的拜谢。玄龄等人，身为国家大臣，是陛下股肱耳目，所有兴建，怎幺能容许不知道呢？责备他们询问皇宫北门修建的事，实在叫人不可理解；况且其中有关国家利害关系，工役多少问题。陛下要是行好事，就应当帮助您去完成；要有不是、虽然已经动工，也应当劝阻您停止。这是君使臣、臣事君的一般道理。玄龄等询问，是正常现象，然而陛下大加责备，我实在不能理解；玄龄等不了解本职工作，只知拜谢，我也不能理解!”太宗惭愧，只好默认。
为了制止唐太宗宠信小人，疏远君子，魏征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以打击歪风，扶植正气。贞观十一年(637年)前后，太宗派遣的宦官出使地方，为非作歹，影响很坏。为此，魏征上疏陈词，专门论述所谓君子与小人问题。魏征认为，凡事都要分清是非，区别善恶。皇帝要是“礼敬君子，王朝就不会出现弊政；疏远小人，歪风就不会上涨。”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那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问题?魏征的回答是：“小人不是没有优点，君子不是没有缺点。但君子的缺点，犹如白玉微瑕；小人的优点，就好象用铅做成明亮的刀子一样，经不起考验，一割即钝。铅刀一割，高明工匠并不看重，因为它的优点不足以掩饰其严重缺点；白玉微瑕，有经验的商人并不放弃，因为这点儿小毛病不足以妨害大的优点。”因此，他认为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欣赏小人的小优点，看重君子的小缺点。如此下去，好人抬不起头来，坏人就可以胡作非为，结果造成上下隔阂，朝政混乱，清浊不分，国家的统治就不堪设想了。
从上述一些具体意见中，使人们进一步看到了魏征的为人。他在太宗统治日益走向黑暗的日子里，不畏强权，坚持已见，果敢地向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贞观中叶以后的唐朝局面，也使唐太宗不能不考虑魏征的有益劝谏，暂时收敛某些错误言论，改正某些错误行为，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贞观11年(637年)，太宗腐朽言行更加明显，唐朝的弊政更加暴露。身负重任的魏征，感到十分不安，他在七个月时间里，结合国内时事，连上四道奏疏，深刻阐明自己对当前社会许多问题的看法。希望唐朝统治者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复归正道，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这年正月，唐太宗曾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洛阳西苑修建华丽的飞山宫。为此，魏征上了第一道奏疏。疏中首先指出：自古以来，皇帝即位初期，都希望德高天地，百代无穷，然而很少有好的下场，总是不免要消亡。这是什幺原因呢?他认为，主要是失去治国安邦之道所造成的。
魏征认为统治者要治理百姓，应从统治者自我修养着手，因而他提出所谓“十思”，作为修养的标准。不仅如此，魏征还引经据典，着书立说，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比如《群书治要》，《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等书，是为唐太宗及其王子们编纂的。该书从前代大量儒家经典中，搜集许多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经验和教训以及所谓“明王”、“暗主”的言行事迹，希望读者从中吸取教益，“以为鉴戒”、“临事不惑”，而有助于自己的统治。
魏征的为人，坦白直爽，生活也较为节俭。他平素能够克制自己，同一般腐朽官僚有所不同，既不偏好声色犬马，也不喜欢铺张浪费。魏征死后，唐太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魏征妻子裴氏辞谢说“魏征平素节俭朴素，如今按一品朝官葬礼，物品仪仗都非常丰盛，恐怕不是他所愿意的。”太宗只好根据死者愿望，免去那些豪华场面和丰盛殉葬物品，只用白木车子、白布车帐送葬。由此可见魏征的为人了。
魏征“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魏征死后，太宗非常悲痛，想念不止，时常到凌烟阁去看魏征的画像，做诗追悼魏征。魏征之死。对唐朝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唐太宗慨叹地对臣僚说：“现在魏征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把魏征当作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发自肺腑的赞美。说明魏征在太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唐太宗和魏征之间，一个能开明纳谏，从善如流；—个能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魏征之所以成为封建官吏的典范，留下千古绝唱，除有同封建统治有共同利益外，主要还有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就是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
2．长孙无忌：两朝良佐，位列首功
大唐贞观时期，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的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大唐帝国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登上舞台，显露头角
在很俗很俗的电视中，国舅、国丈没有几个是好的，不倚势欺人就算是客气的了。再加上小时候学历史，讲到东汉的衰落时，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揽政。所以基本上是条件反射，人们对国舅这个词没什幺好感。然而历史可不是肥皂剧那幺简单，国舅当中很多还是有才华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凌烟阁上第一功臣国舅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机辅，河南洛阳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长孙无忌好学，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嫁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和李世民在君臣份上又多了一层亲情，因此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李渊义军渡黄河后，长孙无忌即前去谒见，多次参与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出谋献计，殚精竭虑，因功被封为上党县公。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幺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唐太宗即位后，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退职，但太宗不听，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贞观元年(627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出兵。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
任高官期间，有人密奏太宗说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不利于国。李世民亲自拿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观瞧，表示自己对他实无疑虑。太宗又召集百官，宣布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托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大庭广众之下，皇帝表露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同年，李世民进行祭祀礼，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专用的巨大御车上，宠遇莫比。贞观七年，朝廷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他固辞不受，表示自己以外戚任三公，会有私亲得官的物议。太宗表示：“朕受官必择才行。襄邑王李神符是我李家骨肉，德行轻薄，故朕不授其任何实官。魏征从前是太子建成死党，朕照旧委以重任。如果真是以外戚之故，多赐无忌金银财帛也就足够，确实是因为无忌聪明鉴悟，武略不凡，朕因此授以台鼎之位。”言毕，赐《威凤赋》予长孙无忌，表彰他的贤德谦让。贞观十一年，太宗又下令长孙无忌等功臣世袭大州刺史；贞观十三年，太宗又亲自到长孙无忌家里，赏赐长孙亲族；贞观十六年，册拜长孙无忌为司徒；贞观十七年，太宗又命在凌烟阁图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画像，并下诏褒崇。
唐太宗晚年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干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长孙无忌坚持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幺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基本上贞观重臣老的老，死的死，长孙无忌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即便是废立太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李世民竟也不敢轻举妄动。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令，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尤其是长孙无忌，几乎是言听计从。
陷入旋涡，含冤而死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
永徽五年(654年)八月，由武则天亲自撰写的《女则》一文在长安刊刻问世。这部著作列述了后宫女性理应遵守的种种礼仪，在朝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通常，这类对嫔妃女官的劝诫之书皆由品性方直的皇后负责撰写。高宗的母亲长孙皇后曾有《女训》一书。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女则》一文都是对《女训》的模仿与复制。但这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此书的问世给世人这样一个印象：身为昭仪的武则天现已立于历朝贤淑女子之列，其位居皇后只是一个名目或时间问题。
长孙无忌过去从未将武则天放在眼里。仅仅就在一个多月前，在武则天亲自登门拜访的第二天，他还不无轻松地对朝中一位官员说道：武氏居然敢称我为舅父大人，以她那样的身份，简直是不像话。现在，《女则》的刊行，却给了长孙无忌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不得不将朝中大事推到一边，认真地审视面前的这个对手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支持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武则天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
永徽六年冬十月，皇上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并立武昭仪为皇后。自此，高宗与长孙无忌的舅甥之情全然消解，一丝全无，而且心中十分怨恨这位老舅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更是恨之入骨，只是刚刚当上皇后，摸不准长孙家族的势力和底细，暂时也没有动他。长孙无忌从此在朝中也处于半退隐状态，重大朝议再也插不上手。
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一直对长孙无忌怀恨在心的许敬宗借一起朋党案件，把长孙无忌牵扯进去，诬称他构陷忠臣，伺机谋反。高宗起初闻言还真吃了一惊，说：“果真如此吗！朕舅为小人挑拨，不至于谋反吧？”许敬宗一脸忠心耿耿：“为臣我推究始末，反状已露，陛下以此为疑，恐怕不是社稷之福。”高宗流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如此事发生，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元舅又干这事，使朕愧对天下人！如果事情属实，怎幺处理？”许敬宗答道：“房遗爱乳臭未干，与一女子谋反，能成什幺大事！长孙无忌与先帝一起谋取天下，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名。如果哪天他忽然起事，陛下您派谁能抵挡他！为臣我从前也见过先例，宇文述与宇文化及父子都为隋炀帝亲任，结以婚姻，委以朝政，一夕事发，先杀不附已之人，为臣一家也惨遭杀害，其余大臣惶恐听命，不过数个时辰，隋室已亡！”听毕许敬宗这一番“推心置腹”又极有理的话语，前鉴不远，高宗又泣道：“阿舅真干出谋反的事，朕也不忍杀他，天下、后世将如何评论朕啊！”
这许敬宗也是贵族出身，明晓历史通义，马上说：“汉朝薄昭，也是汉文帝的舅舅，也有拥立之功。薄昭仅仅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让朝臣们身穿孝服齐坐于薄昭家门口哭吊活人，逼得薄昭自杀，至今天下以汉文帝为明主。现在，长孙无忌忘两朝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啊。他是司马懿、王莽一类人，陛下稍加犹豫，后悔无及！”一番话语，高宗深以为然。竟不加亲自推问，就下诏削夺长孙无忌太尉封号及封邑，流放黔州。史书中虽无明言武后在此事件中有何言语举动，但枕边风肯定吹了不少。
不久，许敬宗又派人到黔州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到州后逼令无忌自缢而死，并抄没家产，子孙长流岭外荒野之地。以元舅之尊，定立之功，长孙无忌只因不赞和高宗易立武后，竟遭杀戮，可见昏主遇诈妇，加之奸臣推波助澜，遗祸匪浅！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遭诬陷而死，朝野上下都为其感到冤枉，但慑于武则天的权势，都怒不敢言。到了上元元年(674年)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是大唐帝国初期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大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大唐王朝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
3．李靖：一代军神，文武兼备
说起李靖这个名字，一般人们都会想到那个手托宝塔站在玉皇大帝旁边的李天王，哪咤的差劲老爸，这说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深入人心，产生的副作用就是把李靖这个历史传奇人物一分为二，反而掩盖了名将李靖的赫赫威名，搞得几乎所有书籍上提到李靖时都必须加上“唐朝著名军事家”的定语，否则会有误解。
红拂女慧眼识李靖
美女识英雄，自古被人们传为佳话，传说中的唐初美人红拂女独具慧眼，在芸芸众生中，辨识了两位英雄人物，一位是她的夫君李靖，另一位是她的结拜兄长虬髯客，三人结为莫逆之交，一同在风尘乱世中施展才华，被人们敬传为“风尘三侠”。
红拂女姓张，原本是江南人氏，由于南朝战乱，随父母流落长安，迫于生计，卖入司空杨素府中成为歌妓，因喜手执红色拂尘，故称作红拂女。
杨素是北朝和隋朝政坛上的一个通天人物，更是一个兴风作浪的高手。早年曾协助北周武帝击灭北齐；后与北周丞相兼外戚杨坚配合，迫使北周静帝禅位给杨坚。二十四年后又帮助太子杨广弑父弑兄而为隋炀帝。隋炀帝即位以后，拜杨素为司空，封越国公，把一切军国大事都托付给他处理，自己则专心致志地躲在东都洛阳的西苑中，醇酒美人，声色犬马，享受人间的奢华快乐；杨素留守西京长安，几乎成了实质的政治领导中心。
杨素权高位尊，必然讲究生活的享受，府中金银堆积如山，仆役侍女如云，每次接见宾客，总是大模大样地坐在躺椅上，由一群侍女抬着出厅，两旁还排列着许多美艳的侍女，负责熏香、打扇、捶腿及驱赶蚊蝇等工作。这种豪奢尊贵的排场，许多人都叹为观止，羡慕不已，但后来看在李靖眼里，却嗤之以鼻。
李靖是三原地方一位文武兼通的才子，生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饱读诗书，通晓天下治乱兴国之道，还练就一身好武艺，精于天文地理与兵法韬略，心怀大志却一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隋朝稳定下来，他决定从家乡投身长安，以图施展抱负，为国效命。
奔经长安路途中，在风陵渡口李靖遇到了刘文静，刘文静身为北朝官宦之后，见解不凡却在隋庭无法施展，准备前往太原投奔李渊父子。两人交谈之下，大有惺惺相惜之感，于是结为挚友，约定日后一旦谁有发展必定提挈另一方。分手后，一人往太原，一人奔长安。
李靖到了长安，由于国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杨素手中，于是他准备先投到杨素门下。好不容易进入司空府拜见了杨素，杨素却半躺在椅中，眯缝着眼睛，一付根本不把来客放在心上的神态。李靖心想：这样的排场，这样的待客之道，岂不令天下英雄寒心，怎能收贤纳士，振兴国道！于是他不悦地直言道：“当今天下大乱，英雄竟起。明公为朝庭之重臣，而不收罗豪杰，扶济艰危，而专以踞傲示天下士，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杨素一听这话大感吃惊，心想：这等无名之辈，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真是放肆！他想发火，但转念想到自己的身份，若与眼前这位初生牛犊计较，实在是失于大度，于是反而转怒为喜，起身夸赞李靖的胆识，并请他落座，宾主畅谈天下大事。
李靖侃侃而谈，从天下时势谈到治国安邦之道，见解精辟，头头是道；杨素听了频频点头称是，然而最后结论却说：“老夫来日不多，多承指教，然时不我予，奈何？”这话仿佛给李靖的满腔热情浇上了一瓢冷水，让他失望之极。
这天，红拂女正侍立在杨素身旁，目睹李靖英爽之气溢于眉宇之间，又谈议风生，见解出众，不同凡响，心中大为倾慕，不由得闪动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不断地瞟向李靖。待李靖告辞出门时，她不露声色地暗中嘱托侍立廊下的小童代为询问李靖的住址；小童问得结果，回报红拂女，红拂女默默记在心里，望着李靖大踏步出门远去的背影，有一种奇妙的牵挂之感升在心中。
当天夜里，李靖独坐客栈，面对孤灯，想起白天在司空府的情形，暗叹：不可一世的司空杨素毕竟是老了，守业尚嫌精力不足，根本谈不上有所发展了，自己看来还得另谋途径。这时他又想起司空府中那位手持红拂尘的美丽侍女，她那一对写满睿智又充满柔情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杨素身后一大群侍女中一眼就发现了她，总觉她有些什幺与众不同，引得自己心神**漾。
夜深了，万籁俱静，李靖躺在**，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突然耳旁响起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李靖披衣起身，点亮了灯。拉开门闩，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头戴阔边风帽，身披紫色大氅，肩背绣花布囊的年轻人。
李靖不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长安，竟有客人深夜来访。正在狐疑之际，来客自动解释说：“妾乃杨司空家红拂女，今夜特来相投！”烛影摇动中，红拂女卸下了绣花布囊，摘下阔边风帽，脱去紫色大氅，变成一个秀发蓬松，明眸皓齿，如三春水蜜桃似的鲜灵的一个女孩。李靖对红拂女的来意仍有些不解，红拂女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不待他询问，就盈盈下拜，并轻声说道：“妾侍杨司空多年，看到的人物不计其数，但从来不曾见过象李公子这样英伟绝伦的人；妾似丝箩不能独生，一心依托于参天大树，以了平生之愿，因而前来投奔，请公子不要推辞！”
李靖既惊又喜，他对红拂女早已有好感，这时又见她如此理解自己，且有这般自作主张的胆识，甚是爱怜。但转念又忧虑道：“杨司空权重京师，你私自逃去，他必定追寻，那怎幺逃得他的手心？”红拂女胸有成竹地说：[杨司空现在不过是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不足畏也！他府中姬妾时常有人溜走，他也无心过于追究，何况司空府中侍女多如牛毛，少妾一人不会在意，所以大胆前来，请公子不要担心！”
李靖仔细打量红拂女，见她肌肤细嫩，面带红晕，仪态从容，嘘气如兰，羞怯中不失果敢之气，李靖心中甚喜，但又想到自己孓然一身，飘泊不定，那能给她一个安定的家，深觉愧对红颜，委屈她的一片真情。
红拂女见他欲言又止，似乎明白了他的犹疑，于是坦然陈述自己的心意：“既然来投公子，就已深思熟虑，今后天涯海角，妾愿患难相随，一片诚心，苍天可证！”
话已说得十分明白，李靖也不必再有什幺顾虑了。这夜，一对患难之交同入罗帐，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但有的是相知相慕，便由他们自作主张，成为一对恩爱夫妻。
司空府中不见了红拂女，也曾派人出来追寻，但数日之后就不了了之，这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幺。待风声过后，李靖打算前往太原，投奔招揽四方豪杰、待成大业的李渊父子。红拂女理解夫君的志向，她不声不响地从绣花布囊中拿出一些金银，委托店家买来了两匹俊马和一些衣物干粮。一切准备停当，两人装扮成行商模样，趁着天色微明之际，悄悄离开了隋都长安。
一路风尘，这天来到了灵石，因数日奔波，人马皆疲。于是准备在灵石歇息一天再赶路。两人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住下，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起来，李靖到早市上买来一大块羊肉，向店家借来炉具锅瓢，亲自烹煮，想改善一下伙食；红拂女则在客房中正解开了长发，在窗前细心地梳理。李靖趁羊肉在火上炖熬的空隙，来到后院刷马喂料。两人隔窗相望，会心地相视而笑，只觉得一股暖风，回**在彼此的胸臆间。红拂女信口哼起了轻快的小调，李靖心中充满了欢快和希望。
忽然，有一个中年汉子骑着一头壮实的毛驴，来到客店门前，只见这人满脸络腮胡子，衣服邋遢，一副大咧咧的神态。他在店前跳下毛驴、将驴随便栓在木桩上，手提一硕大皮囊，腰插匕首，大踏步地走进店来。微风吹来，带着一股浓郁的肉香味，他耸了耸粗大的鼻子，循着肉香味来到红拂女的房门前，他连招呼也不打，随手推开房门，闯进房来。把皮囊顺手扔在桌上，这时猛然发现了正在梳头的红拂女，也就顾不上肉香了，径自往**一坐，斜睨着眼睛，火刺刺地看着红拂女，始终没说一句话。
这人好没礼貌，简直是有意找岔子！李靖在窗外把房里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心中腾地升起了火气。正想跃入窗里，给这位不速之客一点教训。红拂女却向他眨眼，示意他暂且沉住气，因为她见来客气宇不凡，穿着和举止又与众不同，料想他一定是位侠士或世外高人。红拂女一面挽好秀发，一面和颜悦色地向来客行了见面礼，客气地问道：“客官尊姓大名？”
斜倚床头的怪客粗声气地回答：“俺姓张，人称虬髯客。”
红拂女笑着说；“那真是巧极了，妾也姓张，当称你为兄长了。”说罢将行兄妹之礼。虬髯客见这女子不但不责怪自己行为粗鲁，反而如此尊重自己，心中十分敬服，急忙一跃而起，抱拳答礼。
虬髯客在家中排行第三，因此红拂女称他[三哥”；红拂女在家中为长，也就成了“一妹]。虬髯客哈哈大笑道：“没想到在此荒僻小店有幸结识了一妹。”
红拂女这时隔窗向外唤道：“李郎且来拜见三哥！”李靖闻言入室，与虬髯客互相见过礼。炉上的羊肉这时也正好炖熟了，李靖又出去买了些烧酒与胡饼，三人围坐炉旁，边吃边谈，虬髯客抽出腰间匕首切肉共食，豪气冲天。
吃罢羊肉，虬髯客转身从皮囊中取出一个人头及一副心肝，他把人头竖在地上，用匕首把心肝切成薄片，大口地嚼着吃完了。看得红拂女与李靖目瞪口呆。虬髯客边吃边解释说：“此人乃天下第一负心之人，吾含恨十年，今日吃他心肝，才能解恨！”李靖只是唯唯连声，不敢详加追问。
虬髯客吃罢仇人的心肝，擦了擦满是胡须的嘴，又对李靖说道：“我看你仪容气宇，不愧为大丈夫，一妹得到你这个佳婿，应该心满意足了。”接着，他们又谈到今后的打算。李靖说想去太原投奔李渊、李世民父子，而且有友人刘文静可以引见；虬髯客也说常听别人说起太原上空有天子之气线绕不散，正好前去看个究竟，只是还有一件事情急需料理，不能与他们同行。于是，三人相约三天后午前在太原城外汾阳桥头相见。说完，虬髯客把抓过肉的两只油手往衣襟上一抹，提起皮囊，出门跨上毛驴，疾行而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三天后，在汾阳桥边的一家酒楼上，李靖与红拂女等到了虬髯客，三人一道进城，找到了与李靖有一面之交的挚友刘文静。这时刘文静已入李渊门下，在他的引见下，三人首先去拜见李渊。在留守府中，看到了仰慕已久的太原留守李渊，只见他穿着家常便服，宽衣大袖，甚是朴素；见了来客，热情礼让，神采飞扬，又异于常人。三人心中十分敬服，又希望再一睹李渊之子李世民的风采。经刘文静的安排，约定与李世民在城外的一处道观相见。
第二天，李靖、红拂女、虬髯客三人一早就来到道观等侯。不久，李世民骑马来到，行近道观，李世民下马向客人长揖，只见他神清气朗，气宇深沉，顾盼生雄；端坐石凳上，犹如日出朝霞，英彩逼人。
在道观古柏苍翠的院中，李世民与李靖、虬髯客坐在石桌四周的石凳上倾心交谈，三人见地相似，心意相通，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们评品时势，抒发志向，不觉日已西斜。据传虬髯客和李世民曾对棋一局，虬髯客不敌李世民，棋罢，临别时，虬髯客拉着李靖对李世民说：“李靖可助公子成就大业！”说毕，仰天长啸，声震四野，慨然而称：“有真主在此，我当另求发展！”众人不明其意。
李世民留他们三人在太原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日子里，李世民多次请他们到府中叙谈，但虬髯客每次让李靖独自前往，自己则在城中各处游逛。不久，从长安传来杨素老死的消息。太原这边，李渊父子积极准备伺机以动。虬髯客提出要返回长安，李世民也有意让李靖夫妇回长安探形势，因李世民还有些事宜要向李靖交待，李靖夫妇不能与虬髯客同行。
分手前，虬髯客语重心长地对红拂女说：“李郎是前途无量的男儿，只是目前时机未到。一妹到长安尚无栖身之地，我先回去为一妹置一宅第安身，你们到长安来镇安坊找我。”
不久，李靖和红拂女如约来到长安，寻至来镇安坊，在虬髯客讲定的地方，见到一圈高墙，当街是一扇陈旧的小板门，两人上前叩门，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穿戴整齐的仆人模样的老人，这人见到来客打量了一番，然后恭敬地说：“三郎今老仆在此恭候李郎与一娘子！”接着把他们请进门。进得院来，并不见有房子，只有一片片树木和花草，中间一条小径伸向花木深处。老仆人带领两位客人沿着小径朝里走，愈走愈见宽阔，不一会儿，竟来到一所大院前，这真是院中之院，从黑木大门中穿过，突然眼前一亮，只见里院花木扶疏，室宇宏伟华丽，奴婢数十人整齐地排列在廊下。老仆人引他们径自步入厅堂，厅内宽阔明亮，各色珍宝尽陈厅中，其富丽堂皇可与皇宫相比。几位艳丽的婢女迎了上来，侍候李靖与红拂女沐浴更衣，洗尽路途风尘，然后到厅中落座。这时，主人虬髯客从侧们出来了，只见他头戴乌纱帽，身穿紫锦衫，眉目清爽，满面含笑，与昔日判若两人。见到客人，他高声道：“李郎与一妹一路辛苦了！”彼此见过礼，分宾主落座，叙谈分手后的情形。
随即，主人招呼：“开筵！”一队队侍婢穿梭来往，不一会儿，各色山珍海味尽数陈列眼前，主人举杯敬客，三人又象在小客栈中那样开怀畅饮起来。席下，女乐伎奏着轻快的音乐，舞姬翩然起舞，场面之盛大，不逊于王侯之家。
宴毕，虬髯客命仆人抬出二十口大箱子，还有一些文簿和钥匙，指着对李靖说：“如今天下大乱，四方群雄并起，我本有意逐鹿中原，但在太原先后见到李渊与李世民之后，两人恢廓大度，英气勃发，令我自叹不如，只好退求其次了！箱中所有，是我历年所藏，本想作为图谋大事之资，现已不必要了；我想全数赠与你们夫妇，以助将来建功立业。”
不待李氏夫妇回答，虬髯客继续叮咛道：“李郎身负奇才，将来必然位极人臣；一妹资质瑰丽，将来也必荣极轩裳。不是一妹独具慧眼，也就不能在患难中认准李郎；不是李郎气宇轩昂，也不能获得一妹的倾心相随。虎啸生风，龙腾云合，原非偶然际遇，如今圣明天子将兴，风云际会，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希望你们能携手齐心，共创宏图！”
虬髯客高谈阔论，李靖与红拂女简直没有插嘴的机会，等到他交待叮咛告一段落时，红拂女急忙相问：“那幺三哥意欲何往？”
虬髯客淡然一笑，眼望远方，答道：“天涯海角，飘萍无定，此后十年，东南数千里外倘有异闻，便是为兄得意的时候，那时，一妹与李郎可洒酒东南相贺足矣！”说罢，当即将文簿和钥匙等一并交付红拂女，并命家僮仆妇侍女等一齐集合厅外，拜见李靖夫妇，并嘱咐道；“此后李公子及夫人就是你们的主人了，你等小心侍奉，不可怠慢！”
面对如此突来的情景，李靖与红拂女不知如何是好。虬髯客也不等他们说什幺，转身进入内室，不一会儿就换了一身短行装出来，手里仍提着过去的那个大皮囊，匆匆向李靖夫妇道声珍重，拱手告别，然后出门上路，扬鞭而去，宛如一阵迅疾的旋风。
虬髯客始终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李靖夫妇也不便详问，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树木丛中，两人脸上都流下了热泪。
红拂女拉着李靖检点箱笼，里面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并有兵书数筐，记载着各种神奇的用兵之道和一些久已失传的占算之法，李靖仔细翻阅，如获至宝。
有了虬髯客留下的家产，李靖与红拂女成了长安的富贵人家，有了钱就可买官，不久之后，李靖便作了长安县功曹。公务之余，李靖用心研读揣摩虬髯客留下的兵书，使他在兵法韬略方面大有长进，以至于以后的战争中，总能料事如神。
此时，李靖是人在长安，心向太原，虽然他在隋廷为官，实际上却是太原李渊父子在长安的眼目和连络站，有关隋延军政的情报，通过他源源不断地传向太原。他牢牢地记着父亲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建功立业。”他正等待着机会展露他的盖世英才，红拂女也常把他比作是一条蛰伏的蛟龙，一旦风云际会，必然会一飞冲天。
文武兼备，名垂千古
也许是李靖的形象被人们歪曲了，才编出了什幺虬髯客和红拂，一经加工，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本来比李世民大二十五六岁的李靖常被人们认为是和他差不多大，然后又演义出来一个类似于妖道型的军师形象，不过比之于徐茂公还是不错的，徐茂公被编得更像妖道。
李靖李卫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在唐初除了李世民之外，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文武兼备。
李靖的祖父做过西魏的殷州刺史，有公爵头衔，父亲做过隋朝的赵郡郡守，而他的舅舅就是隋朝四大名将之一的韩擒虎，封上柱国大将军，当过隋帝国的国防部长。不管怎幺看他都是出生官宦世家，高干子弟，但他早年父母双亡，由舅舅韩擒虎抚养长大。史载李靖“姿貌瑰伟，少有文武材略”，说他长得英俊魁伟，从小就文武双全，少年时就能和韩擒虎讨论兵法，连名将舅舅也佩服不已。这一点和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很像，不同的是他可不是仅仅会“谈”兵法而已。李靖十分自负，常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胸有大志，不是池中之物。
有这样过硬的个人素质和高端人事背景，按理说李靖的前途应该是光辉灿烂不可限量的，然而蹉跎多年他年过而立只当过“长安县功曹”、“驾部员外郎”最高不过副处级干部。究其原因，只能说是生不逢时。
不管怎样，在隋炀帝杨广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到了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7年）李靖46岁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也就是一个县级市的二把手，要在今天早过了竞争上岗的年龄，大半辈子都蹉跎过去了，只等着混混退休，看来几乎没有政治前途可言了。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隋帝国的统治根基此时已经发生了动摇，喜欢南方美景的旅行家杨广拖家带口离开政治中心长安去了扬州赏花，北方的局势动**，各路诸侯都开始运动了。大业十二年，与隋朝关系时好时坏、时战时和的突厥帝国派军队进攻马邑，这时负责北方边防的就是杨广的表弟太原留守李渊，他就派自己身边那个由中央指定来的专门负责向杨广打小报告的二把手高君雅率兵到马邑迎战突厥，结果败得一塌糊涂。高君雅还在庆幸自己没死，地方官李靖就看出李渊阁下是想借刀杀人，其心不可测。同时马邑一把手的卫队长就是那个后来的一方反王刘武周，也是一个心怀不轨的家伙，此时也开始蠢蠢欲动了。还存有忠心的李靖觉得在局势不明的状况下还是不淌这趟浑水为妙，并决定到长安去告李渊的状，谁知道他到了长安却发现消息不灵通，皇帝一家都去江南度假去了。这时候各方群雄都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大混战，道路不通，李靖没法继续南下了，就滞留在长安。这时候李渊已经举起了反旗，不久就打到了长安。
大业十三年十一月，长安城破，李靖被俘，面临的是睚眦必报的李渊大人（他这个性格特点有好多事例可以说明）。于是李渊下令处斩李靖，李靖这时已经看清了天下大势，不想就此成为无聊的“烈士”，于是大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一句话让李渊下不来台了，这时对李靖慕名已久的李世民也赶来为他求情，而且态度很坚决（史书上说：太宗固请）。李渊这人也许不是一流的好皇帝，但绝对是一流的好爸爸，对自己的孩子们爱护得无以复加，好象上帝有意回报他的爱心，就给了他一群超强超能的子女。于是他就就坡下驴释放了李靖。
有着“崇高”追求的李世民，找到了李靖，可咱们李大将军真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主动放弃了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硬是没答应。不过李世民后来倒也没计较，把李靖“召入幕府”，成为他麾下的大将。从此一颗辉煌的将星终于“遇主逢时”，在这个比他儿子还年轻的君主搅起的撼天风云中腾空而起，光照万世。
这时李靖47岁，李世民19岁。李世民即皇帝位后就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后又转为兵部尚书，总领北方军事。
李靖最为人叫绝的是他的战绩和一部《李卫公问对》。贞观时期李世民不再方便亲自挂帅，也不像李渊那样非自己宗族者不得为帅。他起用的是两个外人，而且还是当初没支持自己的外人。于是李靖终于有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
唐朝踢掉梁师都这最后一块绊脚石之后，北伐突厥也就提上了日程表，李世民消除了大灾影响之后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终于认可了代州都督张公谨针对突厥的进谏，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筹备谋划北伐突厥的一切事宜。到了十一月一切计划敲定之后终于正式任命并州都督李世绩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以李靖为总帅，麾兵十余万北伐突厥，问罪的借口则是突厥人援救了梁师都，破坏了两国的和议。此次北伐诸将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超豪华阵容，初唐顶级名将中也就李世民没有亲自上阵，其余诸将基本都是唐军将领中的精华。这唐军要北伐颉利的消息一传出，突利自然是大喜过望，颉利可汗虽然国势日衰，可是比突利那还是要强得多，两家结怨之后颉利就时不时地进攻突利，将突利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突利立刻利用这个机会入朝觐见，向李世民称臣，完全地投靠了唐朝。
东突厥是彻底的衰落了，可是俗话说“烂船还有三斤钉”，突厥现在的确很惨不错，可是颉利可汗还能带兵威胁西突厥的叶护统可汗不敢东来迎亲，其武力依然很可观，不能小觑。而颉利也知道唐军迟早要杀过来，因此对唐朝大军的动向十分警惕。可是出乎颉利意料之外的是李靖身为统帅居然只带三千人马就从马邑潜至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然后趁夜幕降临之际悍然突袭定襄城（即大利城，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20里处），给了突厥人一个新年的“惊喜”。这一下把突厥人打得措手不及，防卫森严的突厥大本营被唐军一鼓而下，在几十倍突厥人的眼皮子底下将定襄城占领。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不但立刻加封李靖为代国公，并赞叹道：“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报吾渭水之耻矣！”仅仅这一下子，李靖的战略战术大师的身份便昭显无遗。
这场草原帝国与大唐帝国的强强对话就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了句号，阴山至漠北尽入中华版图。此后北方各部族与西域各国相继请降内附，共推李世民为“天可汗”，而突厥数十万人内附中原，五品以上官衔者竟达百余人，迁居长安的达万户之多。
退休了的皇帝李渊闻讯也是高兴万分，他说昔曰汉高祖为匈奴围困在白登，遭遇的奇耻大辱终生都没能找回这个场子，结果要到曾孙武帝时代才报了仇，如今我儿子继位不到四年就把突厥给灭了，看来这江山总算是给对人了。这个评语对怀有心结的李世民也是极其受用的，于是父子欢宴，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起舞（李氏一家都很有艺术细胞的），并下令大赦天下，全国放假五曰（大赦天下），欢欣鼓舞、喜气洋洋。
到了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实力今非昔比的唐朝开始策划对吐谷浑进行讨伐。十二月，时任尚书右仆射（正宰相）的李靖再次请缨，李世民非常高兴，立刻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今甘肃积石山县）、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今新疆若羌）、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今属新疆）、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今青海茶卡盐湖）行军总管，此外又有突厥、契苾两族作为仆从军参战，李靖作为大帅总领五路唐军征讨吐谷浑。此时李靖已65岁高龄，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吐谷浑一听到是李靖亲自领军，连仗都不敢打，立刻西逃，靖令李道宗率军疾追，终在库山追及伏允。伏允据险欲作殊死战，李靖大军随后继至，便分遣李道宗率四千余骑越过库山，从背后袭击。伏允腹背受敌，溃不成军，只得再西逃。为阻止唐军追赶，伏允下令焚烧沿途野草，企图坚壁清野。于是唐军的马匹因无野草可食，日益羸瘦，骑兵们因此心急如焚。以李道宗的为首的多数将领认为伏允西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札陵湖），难知其确切藏身处，且若再西进已近黄河源头，古今罕有人至，险顺难料；何况，此次远征，尽赖马力，今野草已被烧尽，不如撤兵，待马肥草生，伺机再进。李靖面对险恶的地形和困难的局面不为所动，兵分两路，深入敌境，作钳形追击。李靖亲率李大亮、薛万均、万彻兄弟及契芯何力等部从北道进击，另遣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由南道进击。唐军将士英勇追击，跋涉于高原之上，贞观九年（635年）四月二十三日，北路军李靖终于追及伏允，于曼头山（似今青海东日月山）上大战，李靖部将薛孤儿斩杀吐谷浑王族，获得了大批牲畜。二十八日，李靖部又败吐谷浑于牛心堆（今青海湟中西南）和赤水源（今青海东南恰卜恰河上源）。此时伏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决心拼死一搏，于是率军埋伏在赤水川附近，而作为先锋的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率部到达赤水川后却因为连胜之后轻兵冒进，正好进入伏允所设的包围圈，吐谷浑吐谷浑国相天柱王亲自搏杀于战阵之上。唐军血战不得脱，薛万均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死斗，兵士死者十六七，此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是多幺惊心动魄。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契苾何力（契苾族族长）率领数百骑驰援，史书中说他“突围而前，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万彻兄弟这才死战得脱。与此同时由凉州南下的且末道李大亮部在蜀浑山（在今恰卜恰河上源）击败吐谷浑部，获其王公二十人。突厥将军执失思力（此人大家应该很熟悉了）率军亦败吐谷浑于居茹川。李靖率唐军从积石山河源一路杀到且末，纵横整个吐谷浑西部，所向无敌。而南路军在侯君集和李道宗的带领之下唐军翻越两千余里无人之境，五月一日，抵达乌海（今青海冬给措纳湖），与吐谷浑部遭遇，唐军大败其众，擒吐谷浑王族梁屈忽，此时正当盛夏，天上却骤降寒霜，唐军经过破逻真谷（约在今青海共和大非川东）之时，其地无水，只能人龁冰，马啖雪，唐军与吐谷浑军从星宿川（今黄河河源附近之星宿海，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海应该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战至柏海，吐谷浑军望风披靡，唐军一路翻山越岭，至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最终在赤水川与李靖北路军胜利会师。
李靖率总集二路大军之后，继续穷追猛打，很快攻克了吐谷浑首府伏埃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的铁卜卡），伏允可汗被迫北逃突伦碛（今新疆且末、和田之间）中。李靖坐镇伏埃城，命李大亮、薛万均兄弟及契芯何力率部北上追击伏允可汗，在抵达突伦碛前时，薛万均兄弟鉴于赤水之败，不敢深入。但契芯何力却自选骁兵千余骑，独自向突伦碛挺进。唐军进入碛中以后，百里沙碛难见水，唐军口燥舌焦，不得已只好饮马血止渴。如此艰难境地之下终于追上伏允，袭破国主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伏允猝不及防之下只得率千余骑向沙碛深处逃遁，其妻儿均被唐军所俘虏。十多天后，伏允亦被随从骑将所杀。唐北路军大获全胜。伏允嫡子大宁王慕容顺眼看大势已去，遂率众击杀国相天柱王，举国请降，唐朝遂夺得鄯善（鄯善郡在蒲昌海西南，且末水以南，即今天新疆若羌县附近）。李靖以区区四万余唐军历时半年，横行青藏高原，行程五六千里，从青海打到西域，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最终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再次向世人昭显了他身为军神的强大实力。
此战之后，一代军神李靖终于为自己的戎马生涯画上了一个最完美的句点，终李靖一生，内战、外战、陆战、水战、草原战、高原占、山地战、沙漠战无不得心应手战无不胜。凡是与他对阵的敌人，从冉肇、萧铣、辅公祏到东突厥、吐谷浑无一不是彻底被灭亡，而李卫公兵法更是光耀后世，成为兵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正所谓“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卫公之名，名垂千古！
4．房谋杜断：贞观名相，人间美谈
每一个圣贤的君王身旁总是有一个得力的宰相辅佐，唐太宗在唐朝初年之所以取得“贞观之治”，和房玄龄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群雄逐鹿，杖策投唐
房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后来，人们皆以其字称呼他，本名反而不常用了。他是房彦谦的儿子，生于公元579年。
房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柞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竟崇**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年仅18岁的房玄龄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在秘书省担任校雠。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我见过的人才多了，但没有像这个年轻人这样的，他以后必定是国家栋梁之材，可惜我看不到他出人头地了。”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玄龄之父房彦谦，因得罪权贵，由司隶刺史贬为泾阳县令，不久，病于任所。玄龄在父亲身边侍疾，衣不解带，目不交睫，尽心于药膳。父亲辗转病榻百余日，终于阖然而逝。
是时，房玄龄36岁，正值壮盛之年。而天下已乱，群雄竞起，战乱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豪杰志士提供了新的机会。
房玄龄此时犹如一只敛翅巉岩的苍鹰，雄踞四盼，寻找着机运，蓄积起力量，就要投身于波诡云谲的时代风暴中凌空翱翔了。
公元617年，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迅速占领了关中。后来，李世民的大军开到了泾阳，房玄龄十分振奋，但他没有立即去拜见世民，他从旁观察了几日，见部队号令较为严明，没有发生**剽掠、盗牛刺马等骚扰百姓之事，真有几分“王者之师”的气概。他又听说统兵主帅李世民，竟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年英雄，不禁惊叹。于是，他回到家中，闭门下楗，不与外客相通，独自坐在书房里，认真地思考时局，揣情度势，把自己多年来的想法爬罗梳理，归纳成几条策略。夜深人静之时，点亮孤灯，铺纸润笔，写成了一篇长策，打算以此作为拜识李世民的贽礼。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房玄龄在泾阳城里典了一处空宅，安顿家小，父亲为官清正，没有留下多少积蓄，他又闲居多年，所以日子过得很清苦，多赖夫人卢氏，撙节操持，才不至衣食不继。
文章写完之后，他让家僮去请卢氏到书房来一趟。过了一会，卢氏来了，家僮在后面跟着，提了一个不大的包裹。他起身迎卢氏进书房，让卢氏坐在书案前的蒲团上，他屈膝长跪，向卢氏伏身施了一礼，然后，端然而坐，才待开口，却听卢氏说道：
“夫君，不必说了，你的心思我已知道。澄清天下，救民水火，这是大丈夫分内之事，妾身决不会阻拦你。”她叫家僮把包裹放在书案上退出书房，自己亲手解开，让房玄龄看，接着说：“自从听说唐公的军队开进关中，我就料知夫君在家待不久了，我连日给夫君赶制了征袍、夹襦、褶裤，都放在包袱里。还有几件金银首饰，夫君在外，急难时也可换些钱用。”
房玄龄感动得泪水盈眶，不禁又伏身施礼道：
“夫人贤德，深明大义，玄龄感铭在心。只是，一门老小，承累夫人，实在有愧!”
卢氏眼睛也有些湿润了，她轻轻地长舒了口气，却又粲然一笑道：
“夫君勿须挂心。此去投军从戎，创基立业，将来少不得封侯拜相。妾倒不希罕什么封诰显荣，只望夫君不要富贵易妻罢了!”
房玄龄连声说：“岂敢!岂敢!”
吃过早饭，房玄龄背起行囊，袖了策文，出门径直朝泾县官衙走去。街市上百姓稀少，来来往往多是列队而行的军兵。他们是帅府亲兵，自然盔甲鲜明，器械精良，纪律严明。不像在城外屯驻的各路人马，旗帜驳杂，队列不整，缺甲少盔，甚至以锄头棍棒做武器，一看就是临时召募投奔而来的。一时间会聚起9万人马，又没时间整顿操练，调拨起来，也实在不容易。要使这些队伍效力疆场，首先就要统一号令，严明军纪，拣选骁勇之将统领他们。这个担子放在18岁的主帅李世民肩上，确实很重啊!
房玄龄一路走，一路设想着见到李世民时的情景，不觉来到县衙门口。他向卫兵通报了姓名。卫兵进内禀告，不一会儿，从门里走出一位戎衣少年，那少年中等身材，圆脸，短颈，生得十分敦实，眉目间颇有英爽之气。他急步走到房玄龄面前，躬身施礼道：
“房先生，久仰大名，有幸今日相晤。在下长孙无忌，现任渭北行军典签之职。敦煌公今晨到城外巡视部队，在下已派人前去告知。请先生随在下人内稍待。”
说罢转身领着房玄龄走进县衙正厅，厅内早已设座。玄龄坐下，侍卫端来两大杯羊酪，放在他和长孙无忌面前。长孙无忌伸手让道：
“请用!”
玄龄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羊酪很新鲜，甘甜清凉，全无擅味。放下杯子，欠身谢过无忌，说道：
“长孙公子名门之后，天下仰慕。房某齐州鄙夫，承蒙屈尊相待。”
“先生不必客气。令尊官居司隶刺史，与载父同朝为官，我父非常敬佩令尊学问人品，并且常常提及先生，说先生博通经史，才识俊达，可惜沉沦下僚，不得展用其才，很为先生惋惜。”
二人交谈，越说越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意。这时，衙门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马蹄踏地之声。长孙无忌说：“兴许是敦煌公回来了。”二人忙起身，走到厅外等候。只见一伙人簇拥着一位少年将领转过影壁走来。那少年见了房玄龄，急趋几步，走到玄龄面前，躬身施礼毕，紧紧握住房玄龄的双手，说道：
“我昨日才听说，房先生住在泾阳，本拟近一二日到府上拜访，不料先生却枉驾相顾，真是让世民大喜过望!”
房玄龄说道：“房某一介寒儒，才庸识鄙，生逢乱世，飘泊无依。欣闻唐公兴义师应天顺民，整顿乾坤，不胜感奋，故而前来谒见，愿效力麾下。”
说罢，抽出手来，略整衣袍，欲行大礼。李世民赶紧扶住，连连说道：
“先生不必如此，不必如此!世民年少，受不得长者之拜。”
房玄龄端详李世民的相貌，只见他体躯颀长，高鼻大口，浓眉深目，顾盼间有一种英武气概，虽说尚未及弱冠之年，但两腮颔下，已生出青魃魃的虬髯。
这时，厅堂里已摆下酒宴，世民携着玄龄的手，众人跟随其后，进了厅堂。世民将玄龄让至客位，自己居中坐了，众人也依次入席。座中除长孙无忌外，还有李神通、柴绍、段纶、刘长恭等，世民一一对玄龄作了介绍。食案之上，放了一只烧烤的全羊，几只蒸熟渍鸡，另有几样菜肴。每人面前摆了个粗陶海碗，有一兵士抱了酒坛，给每人斟满浑浊的米酒。世民双手捧起酒碗，对房玄龄说道：
“军中粗食，不成敬意，望先生海涵!世民先干一杯，以表心意。”
说罢，一口气喝干了碗中酒，放下碗，抹了把胡须上沾的酒滴。玄龄也赶忙举碗，将酒喝干。只见李世民解下腰间佩带的胡刀，亲自切下一块羊肉，又撕下一只鸡腿，放在盘里，捧献给房玄龄。玄龄双手接了，连声致谢。众人轮替向房玄龄敬酒，酒过三巡，世民起身离座，躬身抱拳，又深施一礼，说道：
“先生此来，必有以教我!”
玄龄也忙站起身来，还礼，从袖中取出策文，双手捧了，说道：
“玄龄近日揣情度势，尽平生之学，写成策略之文3万馀言，敢乞敦煌公过目。”
世民恭敬地接了，并未展阅，珍重地纳于袖中，说：
“先生策文，容世民随后焚香净手，细细拜读，今日席间，还请先生将高见略述一二，以启我辈心智。”
房玄龄心中明白，这是李世民有意在众人面前考考他的才学。便也不再推辞，转身落座，端起面前的酒，一饮而尽，捋了捋颔下长须，缓缓说道：“天下纷乱，群雄竞起，唐公举兵，径取关中，此乃上策也，目下，京师已在掌握之中，望阁下力促唐公速速进兵，进占京师，以控天下之枢机，经营三秦之地，正名号，固根本，徐图天下，此乃当务之急也。”
李世民颔首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
玄龄继续说。“河洛乃天下之中心，欲图天下，必当取之，只是如今李密势盛，近日又占黎阳仓，旬日间得胜兵20万，兵众粮足，一时我军尚无力破之，可鄙词以笼络，虚言推其为主，以骄其志，使其专力攻取东都。而东都越王杨侗，近得王世充精兵，势力复振，亦非易取，与李密可谓二虎相争，胜败难料，故我可暂坐壁上观，以承其弊。”
李世民不禁击案叫好，说：“我与先生真是不谋而合!”
玄龄又道：“近日，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起兵据雕阴、弘化、延安等郡，称帝；马邑鹰扬校尉刘武周，亦占雁门、楼烦、定襄等郡，自立为帝。尤甚者，金城校尉薛举，尽占陇西之地，自称西秦霸王，众至13万。此三者，皆北依突厥，势将谋取长安，乃我心腹之患，我取长安之后，首当备之，以精兵挫其锋，而解后顾之忧。
至于江南局势，隋帝龟缩江都，已如腐尸，近日必生大变。河北窦建德，离我尚远，二处皆鞭长莫及，尚难预谋，只可静观其变，留待后日。”
李世民听罢，大喜道：
“先生一番议论，不亚当年诸葛孔明隆中之对。先生真可谓当世之卧龙也!”
宴罢，天色已晚，李世民留玄龄同居一室，二人又彻夜长谈，相见恨晚，谈得非常融洽，如鱼得水一般，李世民便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自此，房玄龄有了用武之地，跟随李世民驰骋疆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贞观贤相，运筹帷幄
从年龄上，房玄龄比李世民整整大二十岁，在李世民选拔的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
房玄龄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房玄龄招揽人才为秦王所用。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
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房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
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行使宰相职权，在其后的近20年中，他一直连任，直至70岁病逝。
任职期间，房玄龄至忠至勤，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写道：“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心竭力，不让一件事办得不合理。”，选拔人才，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任免官吏是一件不可闪失的事，用对了一君子，就有许多君子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附和而来。”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
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安全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器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做到扬长避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事。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事事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造、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古今罕见。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好，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但也能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思。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面，自己比不上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左右大臣说：“自古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为什么经常出现变乱呢?”房玄龄直率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过惯了富贵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意志、增长才于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失误，如对高丽的战争，不但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用兵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闻知此事后，立即上书太宗，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宁，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赤诚，胸怀宽广，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观点，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互补充，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古今的佳话。
房玄龄从小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职期间，他主持编纂了对各类图书的搜集整理工作，包括《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一次，唐太宗问房玄龄道：“为什么历史上修的本朝国史，都不让皇帝本人看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国史，不知是否可以?”
房玄龄说：“国史应按事实而编修，这样就必定会写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时还会加以抨击，当然不让皇帝亲眼看到。”唐太宗反复解释，说要看国史并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这才同意让他看。
繁重的政务使年老的房玄龄不堪重负，身体每况愈下，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太宗赴玉华行宫休养，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房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唐太宗为便于探病，凿通苑墙，直通房玄龄的住处，频频派中使问候。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太宗又亲临病榻，与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房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70岁。唐太宗十分悲痛，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陪葬昭陵。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不愧为大唐帝国一代贤相。
房谋杜断，相得益彰
宰相对于一朝一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纵观中国历史，哪一个圣贤的君王旁边没有一个得力的宰相在辅佐呢?早至周武王身边的姜子牙、秦始皇身边的李斯，近至三国时代刘备身边的诸葛亮、宋神宗身边的王安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太原起兵，征战四方，到登上皇位，开创贞观之治，李世民本身的能力与才干有目共睹，被誉为千古明君。但同时不能不说起他的智囊团，在号称十八学士的文士智囊团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人不仅在李世民统一全国、夺取皇位斗争中出谋划策，建立功勋，而且在太宗贞观朝，二人同任左右相，配合默契，同掌朝政，谋划国家大事。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传为美谈，史称“房谋杜断”。每每提到他们二人，人们就如看到了浩瀚银河中的双子星座，那份默契，那份光芒，千年万年也不会失色。
杜如晦，字克明，年少时就英俊多才，喜读书，常以风流倜傥自命。心存志节，遇事果断。隋大业年间，预选吏部，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说：“君当为国之栋梁，愿君保令德。”后来补官滏阳尉，不久就弃官而去。
唐高祖李渊攻战隋朝京师时，秦王李世民引杜如晦为秦府兵曹参军。后来因秦府幕僚人数众多，便外迁了许多人，杜如晦被外迁为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听说后，心中大惊，赶忙对李世民说：“外迁之人，皆不足惜，独杜如晦有王佐之才。如若大王终生为藩王，则迁之；如若大王欲经营四方，则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后，后悔不已，对房玄龄说：“非公言之，我几乎失之交臂。”于是，上表请留府中。每次征伐，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掌帷幄机密，二人出谋定策，秦府僚属莫不叹服。天下平定之后，杜如晦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比部郎中，房玄龄为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杜如晦封爵建平县男，兼任文学馆学士，李世民还让学士褚亮写赞词说：“建平文雅，休有光烈。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李世民继位之后，杜如晦封爵蔡国公，食邑三千户，别食益州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时，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并摄吏部尚书之事。房玄龄、杜如晦两人执掌朝政之后，引荐贤士，罢黜不肖主人，人人各得其所，一时间朝中为之肃然。尽管这样，房玄龄、杜如晦的做法也遭到个别人的非议，监察御史陈师合就是反对者之一。他写了一篇名为《拔士论》的奏疏，指出一人不可身兼数职，意在讽刺杜如晦。唐太宗看后大怒，呵斥陈师合说：“房玄龄、杜如晦非以故旧勋臣而进，只因他们的才能能够治天下，所以朕委之以重任。你出如此言论意欲离间我君臣也，实在可恶!”于是，陈师合被贬到岭南荒蛮之地。
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为相之时，适值天下新定，朝中的典章制度都由他们二人讨论裁定。唐太宗每次与房玄龄商议大事时，房玄龄必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等杜如晦来到之后，房玄龄所出计谋则得到采用。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房玄龄长于谋略，而杜如晦善于断事，二人取长补短，共同辅政，从而相得益彰。当时人们议论天下良相，必云“房杜”。
5．狄仁杰：安邦定国，承上启下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勤奋少年，与众不同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太宗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官至州长史。狄仁杰的童年时代是在随父亲宦游各地中度过的。在雄伟壮丽的帝都长安，一览无垠的中原大地，繁花似锦的江南水乡，山清水秀的汉中盆地，奇险秀美的三峡两岸，几乎小半个中国都留下了狄仁杰幼小的足迹。飘泊不定的宦游生活，对于磨炼狄仁杰的意志，增长见识十分有利。直到青年时代他才结束了随父宦游的生活，却又开始了他自己的动**不定的仕宦生涯，南北奔波，四方飘流，狄仁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奔波于神州大地上度过的。
狄仁杰的童年时代正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唐太宗的治理下，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隋末长期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尚未得到完全恢复，不少地区村落萧条，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处于亟待恢复的阶段。
隋炀帝大业中，天下有户890万，而贞观初不满300万户，直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全国也不过380万户。可见人口锐减到何种程度。贞观六年(632)，魏徵还说从洛阳向东直到海边，“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所以地方官的俸禄比较微薄，尤其是一些品秩较低的地方官员，没有禄米之给，甚至不免有饥寒之虑。直到贞观八年(634)，政府财力稍有增加，才提出给地方官增给禄米的问题。狄仁杰的父亲虽然身在仕途，由于是地方官，且品秩不高，俸禄有限，所以狄仁杰虽为官宦子弟，尽管不会有生活之虞，但他的童年生活肯定不十分富足。这样的社会与家庭环境对狄仁杰的成长是有益处的，使他不致于染上一般官僚子弟那种不良习气。
狄知逊共有5个儿子，狄仁杰为长子，所以在家庭中对他很少溺爱，更多的是严教。作为一个古老的家族，狄氏家族和中国古代许多大家族一样，都有自己的家族传统，用以规范家人的行为和教育子弟。许多家族还撰写了所谓家训之类的东西，世代相传，成为这个家族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训条。著名的《颜氏家训》便是一部流传至今、影响甚大的此类书籍。狄氏家族是否在狄仁杰之前也有此类家训，不得而知，后来狄仁杰显达以后，的确撰写过一部名为《家范》的训言，共一卷，用于教育自己的子孙。据此类推，狄氏家族肯定也有此类训条存在。唐文宗时，狄仁杰的族曾孙狄兼谟任给事中，曾封还过不当的诏敕，文宗认为狄兼谟能忠于职守，是一个执法官员的最好人选，便把他提升为御史中丞，并对他说：“御史台朝廷纲纪，台纲正则朝廷理，朝廷正则天下理。凡执法者，大抵以畏忌顾望为心，职业由兹不举。卿梁公之后，自有家法，岂复为常常之心哉!”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狄氏家族确有自己家族训条。所谓“家法”，即家族传统、家族训诫。
狄仁杰作为长子，自然受到其父的严格要求，希望他能够光耀家族，成为有用之才。所以狄仁杰在童年时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惯，有时读书甚至到了入迷的程度。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惊动了当地官府，县吏奉命前来调查案情，全家上下人等都出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一人未动，仍在房中读书。县吏十分生气，责问他为何不出?狄仁杰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他把苦读儒家经典看成是与古代圣贤进行交流，小小年纪便已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识，因而从小就受到人们的关注。
据载，有一天，狄仁杰和他的小兄弟们外出游玩，在途中与高僧海涛法师相遇。此人学识渊博，尤善相面之术，他一见到狄仁杰，大吃一惊，感叹地说：“此儿郎日后当位极人臣，百姓有幸，苍生是赖，可惜我年事已高，不能等到那个时候了。”
明经举第，步入仕途
唐高宗显庆中(656—661)，狄仁杰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而步入仕途。他首任的官职是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判佐。
狄仁杰在汴州任上不久，就被本胥吏诬告，使初涉宦海的他很快就尝到官场风云的险恶。至于狄仁杰因何事被人诬告，史籍未载，不得而知。唐朝初期，每隔一至数年都要派一批朝官充任黜陟使，到全国各道巡视、监察，大事奏裁，小事立决，对地方吏治的考察与监督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这时到河南道充任黜陟使的是工部尚书阎立本，他接到对狄仁杰的举报后十分重视，亲自负责审理。经过了详细深入的调查后，阎立本发现狄仁杰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政绩非常突出，举报之事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阎立本遂召见狄仁杰，向他当面谢罪，并称赞说：“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对狄仁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元二年(675)，狄仁杰被调入长安(陕西西安)任大理寺丞。这是他首次充任京官，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狄仁杰以自己卓越的才干，不凡的政绩，一步步地登上高位，为人们所注目与赞颂。
狄仁杰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近两万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申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
蓬莱县令王立德中毒身亡，刑部派汪堂官前往勘查。但汪堂官并没追查到什么线索就回京交差。在他回京之前，在京中任户部郎中的壬县令的弟弟王元德突然失踪，据说还盗走了大量库银。不久，在京官中传出了风声：王县令兄弟两人合伙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怕暴露真相，于是一个自杀，一个潜逃。
当时，做了一年大理寺丞的狄仁杰，为查明王县令的死亡事件，主动要求到蓬莱县接任县令。代理县令的主簿唐祯祥向上任的狄仁杰报告，前任王立德县令酷爱喝茶，他就是在一次喝茶后中毒身亡的。时间是在深夜。但未见有人擅入衙内，而且经过查验，茶叶和茶杯都无毒物，唯有茶壶可能事先已有毒物放入，王县令冲水入壶后，取而饮之，便中毒死亡。
狄仁杰自语道：“这是件典型的密室案。”他决定居住在王县令死亡的县衙内房，以查明这密室究竟有何蹊跷。
唐祯祥连忙拦阻：“不可。王县令死后，常有人看见这内房有王县令的鬼魂出现。那个刑部汪堂官就是给吓跑的。”
“我不怕！”狄仁杰吩咐将他的行李送到县衙内房里，并要求一切陈设包括茶具等物都按王县令在世时那样安置。他仔细地观察这间内房。这间屋子已经年久失修，只是檩粱好像是新漆的，看来，如果不油漆就要被虫蛀穿了。安排停当后，他就带领随从上街去察访民情了。
待他从街上回来，在前衙吃过晚饭，打发随从各自去休息，单身一人回到内房时，天色已经黑透了。他进得屋来，在昏暗的烛光下，看见一个人正坐在桌旁斟茶品味。再看此人：50开外年龄，梳着发白的髻子，左颊上有铜钱大小一块斑记，其模样正与唐祯祥主簿所介绍的王县令模样一般无二。
就在狄仁杰略一迟疑之时，那人站起来像要走的样子。
狄仁杰忙招呼道：“先生可是户部郎中王元德？”
那人反问：“何以见得？”
狄仁杰说：“第一，我不相信鬼魂之说；第二，最能扮像王县令的只有他的弟弟；第三，最关心王县令这个案件的，也只有他的亲人。据我所知，王县令的弟弟，是他唯一的亲人。据此三点，我确信阁下定是王元德郎中无疑。”
狄仁杰料事如神，此人果然是王县令的弟弟、户部郎中王元德。他说：“我料想那刑部汪堂官来此只是敷衍塞责，免他滋事生非，就假扮家兄的鬼魂吓走了他。也为了不受干扰，就天天在此‘作祟’，好静静观察这密室的秘密，弄清家兄究竟是如何被害身亡的。”
两人正谈话时，一阵夜风刮来，吹得破旧的窗户“格吱”作响，他们便去推开窗户，向破落的后院望去，那里并无异样，后院的围墙外是一条很深的河沟，想从那里偷越进屋是断无可能的。两人张望了一会儿，关上窗户，重又回到桌前坐下，秉烛品茶，商量案情。
王元德拿起茶杯继续喝茶，被狄仁杰一把拦住：“且慢，这茶中有毒！”
王元德细看杯中之茶，果然有一层浊物浮在上面，心想那凶手真残忍，害了哥哥不算，还要来害我！他不由自语道：“一转眼，就有人进屋来了？”
“人没有进来，风可是进来了。”狄仁杰仔细地看了那杯茶说，“是风吹落了梁上的灰尘，掉在茶中了。”
“原来是一场虚惊！”王元德觉得自己太疑神疑鬼了，但狄仁杰从中却觉察到了问题，他站在桌子上细看那屋梁。按说新漆的梁是不会积留灰尘的，再一细看，梁上有一小块地方未曾漆到，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小洞，他用手摸那小洞，手上沾了一些滑腻腻的东西，再辨认一下，那滑腻腻的东西原来是蜡，他高兴地说：“害死王县令的秘密被我找到了。”
狄仁杰告诉王元德，有人借油漆屋梁的机会，在梁上挖了一个小洞，内装砒霜，然后用蜡封住，王县令喝茶时，热气上升，溶化了蜡，砒霜就掉入壶中，王县令喝了茶后就中毒身亡。
第二天，狄仁杰通过唐祯祥了解到漆工的姓名，即派人将漆工捕进衙内。那漆工在事实面前，只得招供了犯罪事实。狄仁杰想：“那漆工与王县令无冤无仇，为何要毒死他呢？背后定有指使者。”但是由于看守疏忽，漆工在狱中上吊自尽了，这样就中断了线索。
当晚，狄仁杰询问王县令的弟弟王元德：“郎中在检点尊兄遗物时可有什么发现？”
王元德说：“刑部汪堂官比我先来到蓬莱。家兄所有的帐册文书都被封回京城。仅存几件常用衣服，现就穿在我身上。”
此时穿在王元德身上的一件长袍已非常陈旧，而且在下摆上还打了块显眼的补丁。
狄仁杰想：一般衣服胸背和领、袖处容易破损，但这块补丁却打在不易磨损的下摆处，真奇怪！他就撩起下摆仔细琢磨起来。那块补丁不仅缝得不是地方，而且缝得很粗糙，轻轻一拉，就扯了下来。在那块补丁的背面画着一根长杖，那样子很像是根禅杖。“这根长杖必有讲究。”狄仁杰说，“王县令在任时必然察觉了什么，他在为后任提供线索。”
但这根长杖又说明什么呢？狄仁杰让王元德潜回京城，查访被封带回京的王县令的帐册文书，自己则在蓬莱继续破案。
既然王县令提供的线索是根禅杖，就应当到寺庙去查访。蓬莱最大的寺庙是城东的白云寺。这天，白云寺慧本方丈见新任县令驾到，殷勤地接待着。
慧本年过六旬，很是健谈。他对狄仁杰说：“我佛慈悲，庇护一方，多次显灵，京城主庙大相国寺也欲请去供奉，故而小寺日夜施工，赶塑一尊新佛。”
说着用手向偏殿一指，那里有若干匠人正在塑造一尊新佛，泥胎已成，只待装金修饰了。
慧本又说：“待等新佛运送之日，务请狄公主持盛典。”
狄仁杰向方丈告辞，慧本起身相送：“老衲腿脚不便，恕不相陪了。”
由于过于匆忙，突然他身子一个趔趄，摇摇欲倒，慧本从座位旁拿起一根禅杖，支撑身子。
狄仁杰的脑里突然闪过一个问号：禅杖？莫非慧本与王县令之死有牵连？
狄仁杰回归县衙，这时，有随从向他禀报：蓬莱口岸黄金走私猖獗。随从说着呈上一条黄金，继续禀报道：“这是在码头附近捡到的，想必是走私犯匆忙中丢失的。”
狄仁杰细看那条黄金：形状是细而长的圆形体，与一般看到的金块、金元宝大相径庭。这时，他恍然大悟地“唔”了一声。
隔了几天，白马寺慧本法师送来了请柬，说是新佛已经塑成，即将运往京城，请县令查验送行。
狄仁杰如期来到蓬莱码头，那里已聚集了许多的善男信女，那尊新佛已从白马寺用八抬大轿送到临时搭成的神台上。慧本法师手握禅杖神志肃穆地侍奉在旁，只待狄仁杰主持盛典后就要登船发运了。
狄仁杰来到神像跟前仔细察看，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聚集的百姓说：“这尊佛像塑工甚为粗劣，运送进京，有损我蓬莱的声名！”
百姓哗然。此时狄仁杰已抽出佩剑，用力向佛像连砍几下，顿时佛像出现条条剑痕，但并不见泥土飞落，而越发显得金光闪闪。众人都已看清，原来这佛像并非泥塑的，而全是黄金铸成的。
狄仁杰又一把拿过慧本手中的禅杖，拔去禅头，露出了空心的杖柄。他对慧本喝道：“你还有何话可说！”当即将慧本带回衙内，在狄仁杰严厉的审讯下，慧本不得不招认了走私黄金的事实：
从外洋运来的黄金，在船上被打成细长条子，寺内和尚在码头购买粮食和蔬菜时，将金条装入空心的禅杖运回白马寺积累起来，然后用这些黄金铸成神像，再运往京城牟取暴利，这事已被前任王县令发现端倪，所以慧本指使漆工害死了王县令。而在京中的接应者，正是来察查王县令之死的汪堂官。
由于狄仁杰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将其杀死。狄仁杰奏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杰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终于迫使唐高宗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待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格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护法：“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政治家。狄仁杰之德在于爱民如子、嫉恶如仇、不畏权势、立朝为公；狄仁杰之才在于善断疑狱、善于施政、善荐人才、善谏君过。他处行事自有一股以正压邪的凛然气概，被称之为“唐室砥柱”。
辅弼女皇，举荐贤才
唐垂拱四年(688年)琅砑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反武则天，因力量悬殊而遭失败。为了尽快恢复豫州的秩序，武则天委任狄仁杰为豫州刺史。
当时豫州有许多人被卷入这一事件，因此获罪的达六七百家，有数千人将被抄家灭族。狄仁杰到任后，司刑屡次催他处置。狄仁杰不忍他们冤死刀下，就向武则天密奏，极言赦免这些人的效果。武则天同意他的奏请，改判这几千人发配到丰州。当这些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囚犯经过宁州时，父老们一拥而上，告诉说是狄公解救了他们。囚犯们于是跪拜在狄仁杰的德政碑前，痛哭流涕，整整三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德政碑，继续北上。到了丰州，囚犯们又为狄仁杰立了德政碑，以颂德谢恩。今天，那一方方德政碑早已随风侵雨蚀、岁月替代而消失殆尽，但狄仁杰的精神和事迹却口碑相传，历久弥新。狄仁杰对百姓是恩爱有加，对权贵却是视如寇仇。左司郎中王本立是朝廷的一位官员，依仗皇帝的宠爱，在朝中横行霸道，仗势欺人，大臣们都不敢得罪他，只有狄仁杰上奏弹劾王本立的罪行，要求予以处罚。但唐高宗却下诏宽恕王本立。狄仁杰不甘如此结局，再次上奏说：“陛下为什么要宽恕他而违反国家的法律呢?只有惩治罪人，才得以儆诫群臣。如果陛下一定要宽恕王本立，那么就先把臣流放到荒野之地，以警告朝廷的忠贞之士。''由于狄仁杰的清正之名誉满天下，高宗不得不深思这位诤臣的恳切忠言，终于采纳了狄仁杰的意见，将王本立予以处罚。满朝大臣都佩服他的勇气和胆略，对他肃然起敬。狄仁杰任豫州刺史时，宰相张光辅自恃讨伐越王李贞有功，纵容部下抢劫豫州百姓的钱财，狄仁杰竭力制止。张光辅恼羞成怒，厉声责问狄仁杰：“你一个小小的州官，竟然敢管到我元帅头上了，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狄仁杰以理抗辩说：“以前在河南作乱的，只有一个越王李贞，公带兵平定了战乱。但如果公听任部下将士抢掠百姓，横行不法，那岂不是灭一个越王，又出现了成百个越王了吗?你身为大军统帅，为邀功纵容部下滥杀无辜，我若有上方剑，先杀你而殉职也在所不惜!”狄仁杰的一身正气，使得张光辅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于是在回京后挟恨报复，诬奏狄仁杰出言不逊，侮辱上官，狄仁杰因此被贬为复州刺史。但豫州百姓却因狄仁杰的这次抗辩而免遭血光之灾。这样的事例在狄仁杰的仕途中屡见不鲜，为此他也赢得了人民由衷的爱戴和怀念，成为唐代最著名的清官。狄仁杰之才在于善断疑狱、善于施政，在波诡云谲的官场中坚守道德，光明磊落又击败奸臣，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报效国家。他的事迹也因此远播海外，闻名世界。荷兰的汉学家甚至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武则天共处十数年，他一生为官清正，不献媚逢迎，敢于犯颜直谏，政绩卓著，极具远见卓识。狄仁杰的一生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狄仁杰之才还在于他在朝廷中审时度势，在最合适的时机提出最合理的奏议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从而为唐开元时期的中兴奠定最初的基石。
为了唐室江山永固，狄仁杰向武则天举荐了不少贤才，并让他们掌握朝廷实权，这对巩固周政，光复唐室起了不无微妙的作用。
有一年，契丹进犯中原时，契丹大将李楷固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曾多次使唐军陷入绝境。后来，契丹兵败投降，唐廷判契丹降将以极刑，但被狄仁杰驳回了，他说："像李楷固这样的良将，我大唐早已求之不得了，如今他们归降我朝，送上门的财富怎么能自己毁掉呢?"由此李楷固等人不仅没有被杀，反而还被授以官爵。其后，契丹的一些散兵游勇又集结犯边，李楷固挂帅出征，很快讨平了来犯之敌。李楷固凯旋之日，武则天兴致勃勃地举行了庆功大宴，并特意请狄仁杰参加。宴会上，武则天亲自为狄仁杰敬酒，以表示对他荐贤之功的嘉赏。在一次闲谈中，武则天要狄仁杰为她推荐一位贤才。狄仁杰问太后要这位人才干什么用，武则天顺口答道："当宰相。"狄仁杰说："那我就推荐张柬之吧。"于是将张柬之由一个地方幕僚升为洛州司马。不久，武则天又要狄仁杰给她推荐人才，狄仁杰说："我不是已经向你推荐了张柬之吗?""我已经提升他了。"武则天很自得地答道。狄仁杰说："我推荐的是相才，可不是一般的司马。"ズ罄次湓蛱彀颜偶碇调到朝廷为官，遗憾的是直到狄仁杰去世后，又经姚崇推荐，张柬之才登上了相位。
公元700年9月，狄仁杰因病去世，终年70岁。武则天听到这一消息后止不住老泪纵横，哭着说：“南宫(政府所在地)已成空城了。”为了表示哀悼，特地辍朝三天，并追赠狄仁杰文昌右相，谥“文惠”。以后，每逢大事未能决断，武则天总是叹息：“朝廷从此再也没有狄公那样人才了，老天爷夺走我们的国老未免太早了!”狄仁杰在对武则天的感恩和对唐室的忠诚之间的深刻矛盾中离开了人世，他的继任者们继承他的遗志，于公元705年恢复了唐室，唐中宗举行了唐朝光复的仪式。由狄仁杰荐举的人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都成了唐朝的中兴名臣。狄仁杰也被追赠为司空，唐睿宗时又追封其为梁国公。狄仁杰是中国古代廉吏的典范。自少年时就胸怀大志，身有长才。被阎立本誉之为“沧海遗珠”。在几十年的仕途中，他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作为从政处事的准则。为此他与权贵相斗，将不可一世的皇亲国戚依法惩处；为此他为百姓伸冤，将无数求告无门的苦主细民救出苦海；为此他向皇帝力奏，将许多误国害民的苛政劣规废弃不用……当年有许多称颂他的德政碑耸立在他任职过的地方，这些德政碑在岁月的消磨中已难以寻觅。但他以他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在人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英名和事迹也随之广为流传，远播海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物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