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都没骨折过，为什么这次摔一跤就折了手腕？还不偏不倚伤在“人体最难自行愈合”的那块骨头上，并且正值事业的上升期。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事业高”的奋斗小伙儿看来，这个急刹车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2014年1月，我正式加入S公司的香港IPO项目团队。S公司当时是国内最大的有机乳品公司，而高盛是这个项目的保荐投行，承担着最大的责任和工作量。
S公司高管层上市心切，同高盛制定了魔鬼式的项目执行时间表，力求在2014年上半年完成IPO。客户公司的勃勃野心也意味着，高盛团队将度过昏天黑地赶截止日期的六个月。
春节刚过，我便被安排去呼和浩特的S公司总部做首轮业务考察。那是2月中旬的一天，京城飘着小雪，天阴冷难耐，我从早上进办公室起就感到一种异样的压抑，太阳穴突突直跳，还略有些气短。
“也许是这两天没休息好吧。”我打起精神头干活，说服自己不去理会身体的不适。
因为工作多得做不完，我订了当天最晚飞呼市的航班，好在办公室多忙一会儿。
一天无喘息工夫的忙碌，连午饭都是边发邮件边在工位上草草解决。忘我地打完最后一个电话会议，一看表，竟已快7点，而我的航班将在8点半起飞。从金融街到三十千米外的机场得穿越高峰期的“首堵”城，有时一个钟头都到不了。
我赶紧抓起行李箱冲出办公室，高盛的司机已在楼下守候多时。内蒙古天寒地冻，我特意换了一双暖和的高帮皮鞋，跑起来都有些吃力，也可能是身体状态不佳的缘故吧。
办公楼大堂正在翻修，围了一米高的防护栏。而我正提着箱子飞速往外冲，等反应过来眼前有障碍物时已经晚了。心想着“工人师傅们，不好意思给施工添麻烦了”，我原地起跳准备跨过护栏。
要是穿着平日的轻便皮鞋，跨过一米高的障碍物当然是小菜一碟。可那天的皮鞋笨重了不少，再加上脑子已经累得有些迟钝，我做出了史上最不协调的跨栏动作：前脚尚未越过栏杆，后脚就急着跟上了。雪上加霜的是，我还背着双肩包、拎着行李箱。
两秒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一米八几的我连包带箱从半米高的空中潇洒地“降落”，扬起一地尘埃。情急之下，我本能地用手撑地，所有重量狠狠地砸在了单薄的左手腕上。
一阵前所未有的痛感瞬时从腕部蔓延至全身，把所有疲劳和压抑都击得粉碎。
读书时在球场和田径场训练时也摔过几次，但这次的触地面只有手腕一点儿，压强十分可观，我顿时疼得哆嗦。
“不行，不能误了飞机。得赶紧出发。”强忍剧痛，我挣扎着爬起来，边吸冷气边往外跑，留下几个吓了一跳的工人在背后“啧啧”着目送我远去。
“师傅，麻烦您尽快。我的航班8点半起飞，今天就这一趟航班，拜托！”
那天唯一的顺利，恐怕就是没被京城高峰期的交通刁难了。小车一路风驰电掣，穿西城越朝阳上机场高速。寒风凛冽的冬夜，我在温暖的车厢里独自“疗伤”，不准备把刚发生的小事故告诉任何人。
“从小到大都很皮实，蹭破皮崴个脚的事多了去了，这次只是疼了点，但肯定没问题。”我一边揉着开始发肿的手腕，一边“违心”地安慰自己。摔倒时的爆发式刺痛，此时变成了更加深刻的放射性钝痛。
到了机场，我以光速买了一盒跌打扭伤膏药，然后在头等舱通道一路闯关，总算有惊无险登上了飞机。
“成功！”望着肿成小馒头的左手腕，我欣慰地闭上眼睛，想强迫自己在飞机上睡着以缓解痛感，但终究无济于事。
已经不记得在呼市的那一晚疼醒了几次，或许压根儿没有睡着。只记得换过两帖膏药，不断给自己咬牙打气：受伤是自己的疏忽所致，一定不能耽误工作。手腕再疼，能疼过关羽的刮骨疗毒吗？
第二天，我按原计划起床，跑步，洗澡，吃饭，努力不去理会手腕的阵痛——经过一整晚或梦或醒的积极心理暗示，痛感竟真的减轻了少许。
一天的业务考察马不停蹄，结束时已是下午4点多，冬天的呼市黑夜将至。回到车上，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翻开厚厚的袖口，关照一下受伤的手腕了。
当我小心翼翼更换膏药时，S公司的随行人员突然惊呼起来：
“哎呀，李经理！你手腕受伤了！怎么肿得那么厉害？”
我只得把出差路上不慎摔倒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这样不行！您该早点说啊。走，我陪你去蒙科大附属医院看急诊。”
想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将更加繁重，而身体又是革命本钱，不得有任何闪失，所以医院真的是不得不去了。
在这家内蒙古数一数二的三甲医院，我拍了X光片。急诊医生端着我的片子打量片刻后轻描淡写地说：“小伙子骨头硬。应该就是创伤，不严重，三两周能恢复。别让左手腕受力，不要做俯卧撑。”
听到“并不严重”的结论，我如释重负。谢天谢地没有大碍，工作不会受影响了！
然而，故事可没有到此结束。
回到北京后，手腕的肿胀和疼痛越发明显，红花油和膏药不见任何效力。打字快的时候，左手腕便疼得厉害。更糟的是，每晚睡觉时一定会疼醒几次，有时再也无法入睡，只得数着羊盯着天花板到天亮。
起初我还很淡定，心想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医生都说了问题不大，估计再忍一忍就好了。
然而几天后手腕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肿得越发明显，稍碰一下就嚯嚯地疼。
我开始焦虑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莫非是呼市的医生误诊了？
为了不留下后患，我当机立断——去积水潭医院（北京数一数二的骨科医院）复诊！
不幸的是，在触诊和X光检查后，我担心的事还是应验了。
“小伙子，你是真能忍疼啊。你带过来的这张片子和今天拍的片子都显示你的左手腕舟骨骨折了，而且现在来看，骨折线非常清晰，比刚受伤时又恶化了。舟骨是人体最难自行愈合的一块骨头，恢复不好的话有坏死风险。现在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保守治疗，打石膏让它自行长好，但时间和结果都说不准，临**有很多长时间无法愈合的案例；第二种就是手术，在你的断骨处植入一根钉子，把骨折处合拢，但术后还要戴一段时间防护手套，这种办法愈合率高很多……”
舟骨，坏死，无法愈合，钛合金钉子……
医生的一番话让我蒙了。从小到大都没骨折过，为什么这次摔一跤就折了手腕，还不偏不倚伤在“人体最难自行愈合”的那块骨头上？
我的内心是复杂而有些崩溃的。我怨那个呼市的“大夫”贻误了我的伤情，我害怕恢复不好会留下永久性后遗症。而在那一刻最让我沮丧的，还是骨折治疗将对工作的影响。那时我入职高盛半年多，适应期过后已逐渐上了正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是同届分析师里最受重用的员工之一，正在两个IPO项目上奔忙。
在职场的关键上升期骨折，意味着我将不得不放缓工作节奏，暂别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回家养伤。我能做的将极其有限，为团队创造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对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事业高”的奋斗青年而言，这个急刹车几乎不可接受。
然而，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当遭遇不顺时，如果任由自己被懊恼的负能量场包围，只会让情况更糟。这时候要做的，唯有坦然接受事实，努力平静下来，接着确定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并尽快开始执行，将损失降到最低。
“大夫，我要做手术。请您尽快帮我安排时间。”
我必须以最快、最有把握的办法对身体负责，尽量减小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因为是在出差时“英勇负伤”，公司给了我三个月的带薪伤假，并承诺在恢复不好的情况下可以延长。同事们也纷纷问候，祝“断臂大侠”早日回归，“项目上的事你甭操心，有我们在，你先好好养病”。遭遇挫折时，伙伴们的支持往往能带来巨大的精神鼓舞。
一周后，医生在断骨处植入了一根可以和骨头长在一起的钛合金钉子，痊愈后也无须取出。
手术的成功只是康复之路的开端。拆线后，我戴上了防护手套，继续固定伤处。天气逐渐热起来，密不透风的手套硬壳把皮肤捂得近乎溃烂，一出汗就奇痒难忍。
从动手术的那一天起，我的黑莓就一直没关过机。在暂别办公室的日子里，黑莓小红灯的闪烁会让我心安，让我觉得从未离开过那个灯火通明的奋斗场，让我知道自己参加的两个IPO项目都在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着。
术后第三周，左手腕的疼痛感基本消失，核磁共振检查也显示骨折线正在逐渐缩小。随着伤情一天天好转，我的心也日益“不安分”起来。
伤假开始前，上司叮嘱我一定要“专心休息，不留下任何后遗症”。团队成员们都做好了“LEO会彻底停工三个月”的准备，两个IPO项目分别增加了一名分析师接替我的工作。
然而，我从未想过要彻底停工三个月。左手腕虽然伤了，可我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右手也依旧好使。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我提前复工吗？
更何况，两个项目都进入了疯忙的冲刺阶段，同事们经常挑灯夜战到凌晨两三点，恨不得化身八爪鱼才能把工作做完。作为团队的一员，我没法不去帮忙分担，更不能接受同事们熬夜到爆肝，而自己却闲到长草的生活状态，这会令我自责、难堪和恐慌。
我有把握复健复工两不误。很多时候困难都是相对的。如果把困难想得很严重，它也许确实能严重得要人命，但如果在困难面前举重若轻，它也许真的就“不过如此”。
当我跟两个团队的上司说了复工想法时，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LEO你疯了吗？骨头都还没合上就想工作，没必要的”。
但当我表达了自己渴望为团队分担压力，养伤期间可以在家远程工作，以及参与无须双手打字的工作时，上司们被说服了。从他们的语气中，我听出了感动和感激。
就这样，我开始了边复健边在家工作的日子。在复查、换药和腕功能恢复锻炼之余，我会坐在写字台前继续“金融搬砖”的生活：参加项目电话会议，手写进度纪要，收集行业和公司资料，遇到截止日期不着急的时候，还会用右手打字写文件。总之，除了没法做需要双手操控键盘的财务模型之外，其他投行的日常工作我都用右手搞定了。
戴着骨折固定护具又一次出差内蒙，在零下20℃的寒冬里做牧场资产尽调
最初，团队同事们担心我过早回归工作会影响康复，便特意不派强度大时间紧的任务给我。但我总是尽力多做一些，工作质量也与受伤前几乎无异。就这样，上司们渐渐放心了，开始托付给我更多的工作。
说来神奇，在家复工后，骨折处的愈合速度竟比全天候疗养时更快了。术后三个月的一次X光检查发现骨折线已基本消失。我想，这块人体最难自愈的骨头得以恢复，一定和复工带来的充实和安定感有关。
如今，左手腕的功能已经恢复了99%，只留下一道蜈蚣状的手术刀疤。我想，这是高盛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印记，因为它代表了年轻时的拼搏和在困难面前不妥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