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五四运动的回忆

何思源，五四运动期间，为“新潮社”前期成员之一，并参加了天安门前的集会及后来的一些爱国斗争。

我于1915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转文科哲学系，并担任一个班的学生班长。当时各班学生很少，我那个班16人，算是较大的班了。五四运动时，我参加了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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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冬，蔡元培来当校长。蔡是前清的翰林，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孙中山先生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到校后不久，宣布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思想自由，人各发挥所长，提倡自由讨论。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各种学派都可开课，各种思潮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辩论。他所聘请的教授，包括各种倾向的人物，既有激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的信徒胡适；有讲佛教哲学的梁漱溟；有穿着清朝袍褂、拖着长辫子的封建遗老辜鸿铭。我在北大时，听过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的课，何炳松讲西洋史。我曾向李大钊建议把何的讲稿印成讲义，向听课的同学分发。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武术会、数理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各种刊物也纷纷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杂志》等；也有坚持守旧的刊物，如《国故》、《论衡》。各种社团、刊物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对全国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1918年10月，红楼盖好，我们搬过去，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有一天，《日刊》上登载两篇文章，一篇是蔡元培的改用白话文、提倡新文学的文章；一篇是林琴南坚持用文言、反对白话文的文章。这是蔡元培用行动贯彻他的自由讨论主张的表现。我记得该期《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院挤满了人，争相购买，有的一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者只好向隅。

这样，就为新思想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18年5月

7日，中国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和北京学生会晤。经过几天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反动统治当局请愿运动。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八人，其中北大三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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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游行学生被捕，又展开了罢课斗争。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这个组织在此后的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学生运动，北大站在最前列，北京和全国的学校都唯北大马首是瞻，所以有一个口号：“罢不罢，看北大。”

6月3日，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大举逮捕学生，关押在北大文、理、法三院，这就更加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引起了更大规模的罢课。

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津学生首先响应，接着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处学生，也都纷纷起来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这样，五四运动就从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工商各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犹如烈火燎原，不可遏止。

至此，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下令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并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时，我出于爱国热情，特别由于我是山东人，五四运动直接由山东问题引起，所以我曾积极地参加了游行、宣传等活动。在运动前后写过九篇文章，分别刊登在《新青年》、《新文学》、《新潮》等刊物上。现在还能记起的：在《新青年》上我写的是《金钱的崇拜》，在《新潮》上我写的是《如何思维？》，在《新文学》上我写过一篇《新唯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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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冬，我在法国留学。1922年太平洋九国会议讨论中国与日本的问题时，要中国与日本在会外单独协商，中国与日本

各派代表七人。国内打电报叫我代表山东学生，力争不准中、日会外单独协商，要由大会通过。我和段锡朋、童冠贤、罗家伦、吴之椿等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向中国出席九国会议的代表团的请愿游行。学生们堵住中国公使馆的门口。我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及代表顾维钧等说：“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今天就不许你出这个门。”施肇基说：“你来参加当一个代表好不好？”我当时一只手插入衣袋，美国警探疑心我要掏武器，就立即把我包围起来。施肇基对警探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散开吧。”

我在欧美留学七年，1926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二年。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傅斯年任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我代理经济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经常出席由鲁迅主持的教务会议。1927年夏，中山大学的领导权已被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朱家骅等窃夺。作为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表朱家骅、傅斯年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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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我当国民党北平市长时，曾到赵家楼去看了一下，原来的曹宅已成为一块空地，尚未盖房。回忆五四时的情景，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当时，北平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了。许多小报的记者问我作何感想，我说：“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游行示威运动。学生运动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就自然平息了。”从那时起，我已觉悟，我的前半生弯路不应再走下去了，决定辞职不干。1948年冬，我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运动。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教育和指导下，才真正给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曾对台湾广播14次；经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稿约4万字；编中法字典、编德语文法400页；出版了《天文学与天体照相学》（从俄文版译的）、《卡尔·马克思》（译自德文青年读物）、《保罗·郎之万》（译自德文本）、《西藏纪行》等译著。共写、译文章48篇。

——摘自《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