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易文：五四时期参加赴京请愿活动的回忆
管易文，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与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一起，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举行罢课游行，反对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参加赴京请愿团，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逮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我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当时的姓名是关锡斌。
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是由天津南开中学马骏、北洋大学谌小岑、高等工业学校谌志笃、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人发动起来的，周恩来同志当时正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参加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并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积极推动学生爱国运动的开展，并唤起各界爱国人士一致行动。
1919年8月，山东济南发生山东军阀马良镇压学生运动、枪杀爱国人士的惨案，激起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天津各界联合会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代表团，于8月23日会同北京和山东的代表3000余人到北京新华门（那时有围墙，东西两边各有三座门），向总统徐世昌请愿。徐世昌闭门不见，一直相持到晚上。我和郭隆真登上三座门旁的栏杆上，对总统府大声疾呼，叫徐世昌出来。我还对持枪军警说：“我们都是爱国学生，要救国，你们军警为什么包围我们？你们为几块钱，便做看门狗，给压迫你们的人看门！”有几个军警听了就把枪放下了。这时忽然有一个警官用枪托猛打我的头部，头破血出。张若茗、张嗣婧等人急忙将我送到米市大街青年会三楼，包扎好伤口后，嘱我不要出去。但在他们走后，我又到新华门去
了。
这次赴京请愿归来后，周恩来、马骏、谌志笃、郭隆真、邓文淑、谌小岑、张若茗、李锡锦和我等人研究，必须加强组织，共同奋斗，才能救国。于是发起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于1919年9月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地址召开第一次会。参加的有南开中学的周恩来、马骏、潘世纶、薛撼岳、李震瀛，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北洋大学的谌小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郭隆真、邓文淑、李毅韬、张若茗、郑漱六、张嗣婧、刘清扬等。“觉悟社”由周恩来、马骏、谌志笃、郭隆真、邓文淑领导，成为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
同年9月下旬，为抗议山东军阀马良杀害爱国人士，山东、江苏、湖南、湖北等省，联络天津各界人士再次赴京请愿。天津代表中，学生有郭隆真、张若茗、薛撼岳、黄爱等，各界代表有马千里、时子周、冯复光等。10月1日，代表们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徐派出总统府参议曾毓隽出来敷衍应付，被代表们碰了回去。到了晚上六七点钟，突然来了军警多人，用旧式的所谓“轿车”（一马两轮的马车，仅容两人可坐）十余辆，将代表32人强行装入车中，我和黄爱同被塞入一车。然后押送到警备司令部（在现王府井协和医院前右侧路北），每十人住在一间看守房间。在看守所中我和黄爱经常谈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日甚一日，都感到实在不能容忍，我说：“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以决雌雄。不幸而败，虽败犹荣，再不幸而灭亡，虽亡不辱。”我们还向看守我们的军警聊天说：“我们是爱国的学生，我们反对日本逼签出卖我国主权的‘二十一
条’，这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进来。我们都有父母兄弟亲人，你们为了几块钱为卖国贼欺压人民，心里难过不难过？”有一位姓戴的警察对我耳语说：“现在外界各方要援助你们，闹得很凶，不久可能放你们出去，有什么信我可以带出去。”我们与外面联系后，知道正在援救我们。不久，在被拘禁30多天后，警备司令吴炳湘决定放我们。我们就问他：“你凭什么把我们抓进来？为什么现在又要放？我们不走！”吴奸笑地说：“不是逮捕你们，因为你们代表在外面游行讲演太累了，到这里可以休息一下，你们不是都胖了吗！”我们气愤极了，说：“卖国贼这样压迫人，早晚不得好下场！”最后，他们用大车将我们强行押送放出。
释放出来以后，郭隆真对我说：“你这样激烈怒骂徐世昌等，放出以后，他们还会用别的借口和方法处治你。”我说：“我失去了父母，经亲友协助进入师范学校读书，现在毫无办法……。”一位同难的戴君说：“最近中法勤工俭学会招生到法国半工半读，我们大家想法资助你。”于是在1919年12月9日我乘法轮金字塔号离上海去法。这是第二批去法的，约150余人。徐老特立亦乘此船赴法，经香港、海防、科伦坡、吉布提，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在马赛港登陆，乘火车到巴黎，同徐老分配到巴黎东郊莫兰书院补习法文，开始了解法国情况和世界知识。
1920年周恩来同志也到了法国。周恩来同志曾对我说：“你太过于感情化，要改造中国是不能这样的。”至今仍无一日能忘这一句箴言。
——摘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