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
邓颖超，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时期，她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茗等人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讲演队长。同时，她参与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和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今天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于三十年不算短的时间和中国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绝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在激愤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在七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学校同学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是采取镇压的政策，是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很快地涌入古老的中国，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以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
没有弄明确。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地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我们的讲演队定期地经常地到各处讲演。在初期，女学生因受社会封建习俗的束缚，还不能和男学生一样地出现在街头讲演，而是限于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等等。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对我们很热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关、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不灰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记得那年暑假期内，有一次出发去天津西头讲演，回来时赶上倾盆大雨，每个人淋得和水鸡子一样，但同学们一点也不泄气，下次还是按时照样地去干。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文字的宣传和报纸的作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三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和现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一样大。每期销到二万份以上，
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个报的主编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个周刊。这两个报纸报道当时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及反压迫的斗争，还有社论和政治性的论文及文艺作品等等。
……
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的民主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工作。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学中也有不赞成的，有顾虑社会舆论不同情的，有怕合并后被人说男女混杂闹笑话的，但男女同学中的进步积极分子终于冲破了这些阻碍，勇敢的实行合并，并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男女同学间的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互相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在工作上竞赛，女同学不肯落后于人。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明白自己要作开路的人，就不能贻笑社会，挡住了后来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干，作出一个榜样来。
……
提起他们不禁引起了我对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们的哀思和敬意，也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我们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把革命进行到底。
——摘自《五四运动回忆录·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