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五四人”忆“五四”
九十三年风雨如磐，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那曾经**如火的岁月，那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年。时光湮没了过往的一切，却无法抹除深入灵魂的记忆……
瞿秋白：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动
瞿秋白，时为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曾加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了学生游行活动，并领导参与了请愿活动。
1922年，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27年8月至1931年1月间，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34年2月，瞿秋白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俘，于1935年6月1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覆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
……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
……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
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刺激，——克鲁普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时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uite）。《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
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想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漂流震**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
……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饿，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
这是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说的话——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
——摘自《瞿秋白选集》中的《饿乡纪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