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签合约运动
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延迟了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步伐，愈演愈烈的工人运动让反动势力心生忌惮。
上海是东南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的商界“无不视上海为转移”。上海地区“三罢斗争”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士气，各地工人无不人心浮动，伺机奋起抗争。
据1919年6月的《申报》报道，当时北京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提到北京地区的情况时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气之奋兴，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侧闻罢学罢市，各省已有逐渐响应之虑，京师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动情形。”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时，北京近郊的长辛店铁路工人已经组织过数次游行，学生团体也跃跃欲试，准备再次发起请愿活动以响应国内形势。北京的罢学、罢工、罢市风潮一触即发。
万般无奈的北京政府只好下令裁撤国贼。1919年6月10日上午，军阀政府宣布了撤免曹汝霖职务的通告。但是，这种打折扣的处理方法再次激起众怒。北京各校学生收拾好卧具，准备再次谒见总统发起责问。消息传出，草木皆兵的北京政府赶紧于午后和傍晚补发了两条通告，分别撤销了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至此，三名卖国贼全部被罢黜，发起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终于实现其一。顿时，举国欢腾，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欢庆集会，民众纷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在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浙江海宁县，当地群众决定效仿秦桧铁像的方法，为卖国贼刻像立碑，让他遗臭万年。知道消息的群众纷纷主动捐款，工匠们连夜打造了三座石碑，分别立于北门外、海塘镇和海塔下。在安放石碑当日，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对着碑上所刻的“卖国贼陆宗舆”6个字唾弃不止。大人们也抓住机会教育孩子，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要爱国，千万莫像陆宗舆那样数典忘祖，丢尽了海宁人的脸。
在上海，各行各业举行了隆重的“开市”仪式。江苏省教育会及各商会主要负责人纷纷走上街头，庆祝国民的胜利。
在济南，商户里的店主都站在门面前，等待学生的游行队伍一到，便鼓掌欢呼，点燃鞭炮。同时，店主还招呼伙计撤去国旗和白条幅，开门营业。大街上“学界万岁”、“工界万岁”、“商界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好一副欢腾景象。
罢黜卖国贼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罢”斗争的胜利。在这次运动中，胜利的意义远远不止驱赶了几名亲日分子那么简单。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胜利中看到了广大劳工的“神圣”，觉醒的工人阶级从胜利中看到了自身蕴藏的庞大力量。这是一次破天荒的尝试，原来每个国民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人民由此真正的觉醒了。
不过，山东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曹、章、陆三人被罢免，不过是反动势力的权宜之计。在宣布罢免通告的前后，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曾亲至北海团城，对三人及其家眷百般抚慰。
距离巴黎和会签约的时间越来越近，恐惧和期待交织着出现在每个有良知的国民心中。也许预先知道一个悲剧的结局并不痛苦，真正的痛苦在于明明知道结局是悲剧却无法改变。
经过了“三罢”斗争的初期胜利，民众仍然把希望寄托于北京政府。殊不知，掌控政府权力的军阀却早已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帝国主义列强。这是何其的可笑，又何其可悲的行为！
在签字与不签字的简单选择上，北京政府表现得犹如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一般：“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难题”。军阀们百般权衡，试图在列强的逼迫和国内民众的抗争中寻找到一条“两全”之策。
五四以来民众所爆发的翻天覆地的力量，并没有在北京政府抉择的天平上占据优势。他们最后考虑的结果，竟然是认为签字比不签字好。军阀认为，如果中方拒绝签字，在情理上对不起英美等国家进行调停的一番苦心。更为严重的是，恐怕在拒绝签字后，中国政府就会被隔绝于国际联盟之外，很难再取得列强的支持。
其实，这些所谓的理由，无外乎是就是北洋军阀想拿山东半岛送礼，讨帝国主义一个欢心。哀莫大于心死，辱莫大于不知耻。有国如此，民复何哀？
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一切按帝国
主义的意旨，在合约上签字。
电文内容泄露后，全国民众再一次被军阀政府的无耻行径所激怒，掀起了新一轮拒签合约的群众爱国运动。
合约的签订与否直接关系到山东的生死存亡，因此山东人民又一次充当了拒签运动的急先锋。北京政府发出敦促签约电文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山东各界已经组成了请愿团，日夜兼程赶往北京。
出发当日，济南上千名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赶至火车站，为请愿团送行。80多名请愿团代表环顾殷殷期盼的父老乡亲，庄严立誓称：“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语气慷慨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意味。送行学生和群众相顾感佩，不由得在站台上跪倒一片，为这些沧海横流中的民族英雄送行。
6月19日，山东请愿团代表抵达北京。这8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成员囊括了来自山东省议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及总商会等社会团体的代表。第二天中午时分，请愿团成员一齐来到新华门总统府发起请愿。大总统徐世昌不仅拒绝接见请愿代表，而且下令军警上前进行百般阻挠。
军阀统治者的避而不见更加激怒了满腔悲愤的代表们，他们站在新华门外发出了血泪交织的呼号：“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
据《国民公报》的描述，当时各代表因为无法面见总统，完成家乡父老的重托，想到生养自己的一方水土即将永远沦入日寇之手，不由得悲从心生，跪倒在新华门外放声大哭。适逢天降大雨，代表们依然跪于水污泥沼之中，哭声不止。闻者无不伤心落泪，感佩非常。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请愿团的代表们在风雨中坚持了数个小时。直至接近傍晚时，北京政府才被迫答应接受请愿团的“谒见”要求，但日期必须由政府安排。此时，代表们浑身湿透，饥寒交加，在围观群众的搀扶下才勉强站起身来，擦着眼泪一步一叹息地走回了驻地。
6月23日，山东请愿团推举了6名代表面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徐世昌。代表们向徐世昌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一，拒绝合约签字；其二，废除高徐（高密至徐州）、顺济（顺德至济南）铁路草约；其三，惩办国贼。他们详尽地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罪行，以及齐鲁民众的悲惨遭遇。最后，代表们声泪俱下地告诉徐世昌：“启程之初，我东民父老昆季（指兄弟）姊妹环跪于车站，泣不成声，嘱代表等，请求不遂，不得生还。”
面对山东人民的血泪控诉，徐世昌拿出了一名政客的狡猾和冷血。他言辞闪烁，避开实质问题，做了一番似有还无的表态，暂时安抚了情绪激动的请愿代表们。当晚，在政府发往巴黎的电文中，徐世昌给中国代表下达了“相机办理”的命令。可见，请愿团的陈诉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军阀政府签约的决心。
当然，山东人民的抗争不是孤立的，北京和各地的民众再一次行动起来，在北京举行了联合请愿活动。
6月2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留日学生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及京师总商会代表等数百人，前往新华门再次提出请见总统的要求。在经历了两天一夜的苦苦等待后，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了10位联合请愿代表。
徐世昌还是老一套，避而不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反而东拉西扯地训起话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太毛躁。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解决呢，非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这是要出乱子的……”
这些连篇废话不是代表们要听的。陕西学生代表屈武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位总统的“金玉良言”，悲愤交加地喊道：“现在整个民族都要被灭亡了，你还在这唠唠叨叨地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政府要是再不能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只好以死相争。”说完，他忍不住垂首痛哭，情绪激动之时以头碰地，砰砰作响，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怀仁堂内一片忙乱，徐世昌这位“文治总统”吓得落荒而逃。
当山东、北京各界代表联合行动的时候，上海民众也积极参与其中，再一次以更大的气势行动起来。
6月21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与上海社会各界团体召开联合会议，一致表示反对合约签字。在这次拒签行动中，上海各界所表现出的斗争性和坚决性十分
突出。其发表的对外宣言尖锐犀利，直指当局的卖国本质：“当局者为日人所胁诱，不惜与民意宣战，悍然主张签字。是北京之当局非代表民意之机关，乃代表日本侵略我土地、攫取我国权之事务所也。”
随后，上海各团体还向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拍发电报，电文不乏警告的意味：“如果各位代表违背了民意，没有全力争夺山东半岛的国家主权，而向列强妥协签字，那么到时就别怪国人将你们当成曹、章、陆那样的卖国贼来对待。”
除了山东、北京、上海外，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合约斗争。据1919年7月6日的《每周评论》统计，当时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曾收到7000多封社会各界拍发的电报，一致要求拒签合约。
法国巴黎，中国代表团驻地吕特蒂旅馆。
早在5月份的时候，驻地就已经被中国留法工人和学生团团包围了。此时的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出现了分歧。顾维钧、施肇基和王正廷坚持拒绝签字，理由很简单。多年来日本狼子野心，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如果山东沦入倭寇之手，则有利于日本蚕食鲸吞，我国家必将后患无穷，中华民族危矣。
持反对意见的是驻意公使王广圻、驻法公使胡唯德，两人力主忍辱签约。他们认为拒签会激怒列强，从而使中国政府无法得到帝国主义的援助。王、胡二人甚至“大义凛然”地表示说，如果签字有利于国家，那么个人的荣辱得失只有置之度外了。
由于国内局势纷乱复杂，北京政府有关签约事宜的电令也是朝令夕改。一会严令签字，一会又说民情激愤慎重考虑。直至6月24日，电文上竟然写着：签字一事，请代表团及陆总长“自行斟酌”。
首席代表陆徵祥哭笑不得，如此国家大事怎可能由他“自行斟酌”。签了，他是卖国贼；不签，势必获罪于政府。久经官场的陆徵祥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装病躺进医院，将难题推给了代表团其他成员。
国内拒签的电文如雪片一般飞往巴黎，其中不乏各省的督军和省长亲自拍发的电报。甚至连直系军阀吴佩孚也表示坚决反对签约，赢得了“爱国将军”的称号。中国代表团已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签与不签的决策点上左右徘徊。
陆徵祥住院后，顾维钧这位年轻的外交家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实际决策人物。年轻的他同样有着一颗**澎湃的爱国之心。巴黎和会期间，他亲眼见到了中国因力单势薄而受到的歧视。顾维钧心里明白，如果中国政府签了这张丧权辱国的和约，那么国家将再无外交可言。6月27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他拒不签字的决心。
这天是签约日的前夜。顾维钧刚刚结束和法国公使不愉快的谈话，心情沉重地前往医院，准备与陆徵祥商议最后的决定。忽然，代表团的岳秘书长惊慌失措地跑进了病房，满面惊恐。原来，他在前往医院的路上被数百名留学生团团围住。激动的学生们推推搡搡地质问他为什么赞成签约。一位女学生甚至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直接抵着这位秘书长的脑袋警告说：“如甘当卖国贼，打死勿论！”
与此同时，几位在法国的山东华工因为没能找到陆徵祥，便在代表团驻地留下了一封警告信和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警告信上写着这样几句话：“陆徵祥，你不愧是卖国专家。明天你要是敢签字卖了俺们山东老家，俺们兄弟发誓让你回不了中国！”
终于到了6月28日。这一天是巴黎和会那份所谓的《对德和约》正式签字的日子。天刚刚放亮的时候，数万名华侨、华工、留学生就已经包围了吕特蒂旅馆，阻止代表团出席签约仪式。
据《时事新报》记载，爱国人士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每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命都由3个人去抵偿。不管出门签约的代表是被谁打死的，都按照名单去偿命，决不反悔。
这是多么可敬的民众，这是多么凝聚的民族力量。为了山东，为了中国，他们不惜用热血和生命去换取那份珍贵的尊严。
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出现在巴黎和会签约的会场上，签约仪式自然不了了之。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的事实震惊了巴黎和会，也换来了世界的另眼相看。这是半个世纪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的无理要求说“不”，也是中国民众抗击强权政治的首次尝试。正义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五四运动”胜利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