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五四生活

五四运动是一次广泛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它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学生和工人，还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群。五四运动中，民众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不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三教九流，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其中。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阶级一直是逆来顺受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没受过任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国家或民族的兴衰存亡是漠视的。然而，在五四运动期间，广大的农民却成为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之一，为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9年5月4日，当北京爱国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山东、江西、河南、湖南、江苏等省的农会组织，纷纷向北京政府发出电文，要求释放爱国学生，争夺山东主权。

5月11日，为躲避反动当局的阻挠，吉林省农会团体秘密在深夜召开会议，有数千名农民参与其中。会后，农民手举写有“还我青岛”字样的小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

5月24日，山东省地方农会准备在法庆寺召开国民大会。在大会召开前一日，组织者曾收到反动政府的警告信，威胁说如不取消会议，即通知附近日本驻军前来破坏。农会群众十分气愤。身为地方政府，不为民解忧不说，反而阻止正义的爱国行动，助纣为虐，这是何其的无耻！第二天，上万名农民不惧生死，从四面八方赶到法庆寺，纷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农会副会长石仁生在大会上代表广大农民，向北京政府发出电文：“据理力争，万毋签字，……倘有决裂，公民等誓死捐躯，为国后援。”

6月3日，北京政府在实行戒严令后，抓捕了大批学生，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上海市民在开始“三罢”斗争后，近郊的农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们团结起来，不向城里出售蔬菜和农副产品，致使上海蔬菜奇缺。菜农们言称，政府不释放学生、不惩办国贼、不挽回外交失利，决不售菜。

许多地方的农民听了学生的爱国宣传，发誓不再购买和使用日货。有的农民将家中的洋火柴全部烧掉，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

五四时期，很多爱

国商人也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来。他们配合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相应地展开了罢市行动，极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这里所提到的商人，主要是指民族资本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大致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类。在反侵略、争主权的爱国运动中，只有少数买办资本家站在了反动当局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而大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积极地进行抵制日货和罢市行动，并参与其他的一些爱国活动。

有人回忆说，曾在理发店门口看见这样的对联，上联是“国事如此”，下联是“无心整容”，横批写着“诸君不必光顾”。

北京政府“六三”逮捕爱国学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商会联合各团体或单独用集会、演讲等形式，来声援学生遭受当局迫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斗争。6月27日，京师总商会代表和山东请愿团等共近千人，夜以继日地守在新华门外向总统府发起请愿抗争。

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中最平常的活动。一般来说，商人往往视利益为生命。但是，为了救亡图存，爱国商人不惜承受经济上的损失。1920年的上海《新闻报》曾刊载商人刘运生说的一句话，“商人应该把救国救民当成责任，而不是只注重利益”。

据《大公报》记载，五四时期山东商界曾做出约定，青岛商家务必在一周内断绝与日本商人的往来关系，所有钱庄及货站不得使用日本货币，并安排有专门人员进行巡查监督。一旦发现有钱庄继续使用日币，则严惩不贷：收存日币1元，则罚大洋100元，依次叠加，概不宽恕。后来，甚至发展至日资控制的华人钱庄也参与进来，拒绝使用日本货币结算。一时间，日币汇率大幅下跌，日货进口几近停滞，在华日本商店纷纷倒闭。日本驻济南领事曾经发出哀叹，评论抵制日货“足以毁坏敝国人民之生活，动摇帝国之基础”。

当时，一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像乞丐、小偷、风尘女子等这些所谓“下九流”的人士，他们都以自己的形式参与到爱国斗争中来。

在济南进行“三罢”斗争的时候，最辛苦的是那些夜以继日宣传呼吁的学生们。社会各界纷

纷准备了许多瓜果点心送往学校，慰劳学生。济南城的乞丐将学生们的辛苦看在眼中，异常感佩。他们没有钱买高级的蛋糕点心，便召集数百名乞丐，将乞讨得来的钱凑在一起，买了好几担烧饼和油条，送往学校。

学生们知道乞丐生活不易，哪能忍心收下他们东西呢！乞丐代表大声说道：“我们虽然是乞丐，但也是炎黄子孙。国家要是灭亡了，别说我们会被饿死，到时恐怕连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但凡有一点血性和良心，我们就得感谢诸位的辛苦。这些东西虽然不算什么，却是我们一番心意。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就请赏脸吧！”

学生们不由肃然起敬，郑重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乞丐们完成了任务，欢呼着回去了。

一向被称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青楼女子，也在五四运动中参与爱国活动。例如上海名妓鉴冰、金书玉、妙莲等人，于1919年6月10日组织了“青楼救国团”。她们拿出积蓄，印发了数千张宣传爱国运动的传单。

这些饱受世人白眼的风尘女子，在大街上设立了学生饮茶休息处，支持学生的爱国游行和宣传活动。她们在休息处的门上写着：“山东半岛为日贼所占据，全国上下一致进行罢歇斗争。我们恬为国人，不忍看学生为国奔波不止，所以准备了茶水饮食为学生们充饥解渴。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的良心尚存，并非沽名钓誉。青楼界泣首。”

旧社会时期的上海，小偷、扒手等都属于“青洪帮”的管辖之内。当上海的罢学、罢工、罢市斗争开始后，“青洪帮”的首领很快召集起下属召开堂会。首领在会上下令，既然都是中国人，那么就应该同心协力。不论上海的罢市进行多少天，所有的小偷小摸行为必须停止，以免妨碍国人救国行动，被外国人所耻笑。在此期间的所有吃穿用度，都有首领负责发放。如果有私自偷窃违反命令者，必依照帮规严惩不贷。

五四运动的大潮，以翻江倒海之势，冲溃了中国千年思想禁锢的大堤，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走出迷雾，摆脱困惑。它在人们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方面所带来的影响真正改变了当时每个普通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