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典精神漫谈(1/3)
——与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的对话
熊召政：冯先生，您是第一个提出“元典”概念的人，我早就想向您请教文化元典问题。因为我下一部新作品想写《春秋》，需要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士子精神，也需要了解今天的文化精神有哪些是从那时传承过来的，有哪些不一样？
冯天瑜：春秋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元典时代。元典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现在被学界接受。元典是指人类中各文明民族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在文明初期所创立的那些最基本的典籍。跨入文明门槛，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文化人类学的标准，有两个或三个判定标尺，第一个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第二个是金属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第三个是城市的形成。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形成的第一批典籍，我们称之为文化元典。这个时候形成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乃至后来的整个人类的思想，有一种方向性的指示作用。
世界上的主要文明民族，不约而同地，大体都是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进入了文化元典时期。印度有吠陀经，接着又有佛经。当然，后来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佛经。佛祖释迦牟尼和孔子基本上是同一时期的人。直到公元前2、3世纪，经过佛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三次结集之后，佛经才成书。再有就是希伯来文化的元典，即后来形成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形成的。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又形成了《新约全书》。再就是希腊元典，即希腊群哲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自己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的言论都是由他的弟子记载、整理的——这和孔子十分相似，《论语》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孟子》也是孟子门徒整理的。中国最早留下自己著作的是荀子。《荀子》一书是由荀子自己写的。而“两希”（希伯来和希腊）就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
熊召政：埃及呢？它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为何没有产生元典文化的代表人物？
冯天瑜：埃及文明虽然很早，但没有留下产生世界影响的文化元典。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的问题。我是把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当作“两希”文明的源头来看待的。但对后来文明真正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元典是在“两希”文明中完成的。这个大的文明圈，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东地中海文明圈。东地中海文明圈的文明，首先是从两河流域和埃及产生，然后传到希伯来，传到希腊。当然，集大成的是希伯来和希腊，尤其是希腊。希伯来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宗教精神、终极关怀，希腊则提供了理性和科学精神。
至于东亚文化圈，首先就是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第一批元典，其中《诗经》、《周易》和《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典籍。此外还有了诸子。关于诸子和诸经的关系，一般说来，应该是先有诸经，后有诸子。当然，诸经也经过了诸子的整理。所以，总的说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当首推《诗》、《书》、《易》这三部典籍。
熊召政：那《礼》呢？
冯天瑜：《礼》成书较晚。所谓“三礼”，是战国以后整理而成的，其中《周礼》是托周公之名，记载了周代的典章制度；《礼记》则是后儒的论文集；《仪礼》是把当时的“仪”和“礼”记载下来。“六经”当中比较初原性的还是《诗》、《书》、《易》。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认为，《诗》是最原本的东西，最可靠。当然，《书》虽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但也保留了许多原本的东西。《周易》当中的《易经》部分形成得早，《易传》就比较晚成。
熊召政：“伏羲之八卦，文王之爻辞”嘛。
冯天瑜：相传孔子还作《易传》。但这些都是文化符号。八卦、易经、易传不一定就是伏羲、文王、孔子所撰，只是大体表明它们形成于这几个人物所代表的时代。
熊召政：就是说，《易经》最晚是孔子时代成书的。
冯天瑜：中华的文化元典，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后来，战国诸子都纷纷发挥元典当中某些侧面，形成自己的学派，甚至水火不相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得益彰。
元典形成以后，对整个民族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再加上后人不断地对它进行诠释。经学就是对元典的诠释，是元典诠释学。西方学者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的注脚。我们中国的文化史就是对中华元典的不断诠释。依诠释学讲，元典是“常释常新”的。对文本的解释，会给文本注入新的含义。历史固然是过往的东西，但对它的解释却注入了人的现代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诚如意大利的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熊召政：我觉得，先秦中国还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中国进行了长达八百多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意识形态色彩淡薄，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元典，后来又出了诸子百家、产生了那么多的思想。这一阶段奠定了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智慧的基础。
关于中国文化元典精神，我想请教冯先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一开始就打通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把自然规律和做人的道理整合在一起，创立了思想体系——道德体系、认知体系都是从这样的思想体系生发出来的。在我们的元典文化中，很多东西都是很健康、明朗、奋进向上的，都很有魅力。黄河流域的龙图腾、长江流域的凤图腾，都是飞腾的。世界上第一个想飞的民族绝对是咱们中国人。读一读《易经》的爻辞和传，你会感觉到一种健康向上、生生不息的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看这是什么气象！还有，象棋、围棋的发明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早期形态。双方在一张棋盘上厮杀，你下什么子、我下什么子，明明白白，哪有什么阴谋？每一招都让你看见，最后很明朗地把你收拾掉，赢得非常光彩。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就表现出了围棋与象棋这样的特点。只有阳谋，没有阴谋。只有健康明朗的文化风范，才能产生出这样的棋艺。我这里说的只是文化的精神气象，至于中华元典精神、中华最早的文化精神有哪几点，冯先生梳理得非常好，我在这里向您请教。
冯天瑜：我们一起讨论。关于中华元典精神，我在《中华元典精神》那本书里分不同层面做了论述。简而言之，可以借用《易传》上的话来表述，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天”的精神；然后说的是“地”的精神，即“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包容精神。这是中华元典精神最洗练的概括，它反映了元典时代中国人的那样一种训义、那样一种奋斗精神，非常阳光，确实了不起。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政治家也好，思想家也好，军事家也好，侠客也好，甚至包括强盗——
熊召政：“盗亦有道”！
冯天瑜：对，“盗亦有道”——那都是不简单。清人龚自珍曾说，清代不行了，官不像官，农不像农，连强盗都赶不上先秦。你看“二桃杀三士”的故事，那“三士”虽然是莽汉，但也有一种精神，为了人格，宁可自刎而死。这和元典时代那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有关。
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化精神和局面，这和当时的文化生态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中国是封建时代（在“封土建藩”这个古典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和后来的专制帝制时代不同，那时候的精神比较自由。清朝的袁枚有这样的看法：像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诸子，只能在封建时代产生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政治统治、思想禁锢不严格。如果是汉唐尤其是明清时期，在专制帝制统治之下，就产生不了先秦诸子。
我们今天创造我们的现代文明的时候，应该对元典时代的社会氛围、文化精神有所体认，应该把元典精神作为文化资源，很好地进行开掘。我们现在不是强调要创新吗？我们的产业要创新，我们的思想、文化要创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考察创新所必要的文化生态。回归元典精神，对元典时代的文化生态再认识，再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熊召政：从春秋时代开始，富国强兵就一直是历代士子的政治理想，近年来，执政者提出“民族复兴”的口号，这既符合
民族的利益，也符合人民的意愿，但问题是，民族复兴的坐标是什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精神，还是汉唐时期的强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复兴首先是要复兴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创立的文化，它就好像长江一样，是由许多细流汇集出来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展示过自己风采的有许多民族。每个民族（包括汉族）出来向当时的统治者挑战的时候，都是带着野性和粗犷的特点。我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是关于北宋灭亡的。完颜阿骨打在东北阿城创立大金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三个政权，一是控制了中原及江南的大宋，一是华北燕云十六州以北包括东北地区的辽，还有西北地区的西夏，大宋与辽相对都比较强大，辽国的国君耶律延禧与宋徽宗赵佶根本就不知道完颜阿骨打是何许人也，所以都瞧不起他，只把他当“毛寇”。但是，完颜阿骨打建国十年后就灭掉了辽，继而又在两年后，即一一二七年的二月份攻破了宋都汴梁。当初进攻汴京的金国军队才六万人，却让三十万宋军望风披靡，最后徽、钦二帝也被掳北上。北宋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消失了建立在英雄主义基础上的王霸之气。从徽、钦二帝写的诗词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柔弱无骨，充满了脂粉气、姨娘味。再看后来金国的统帅完颜亮写的诗：“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真是天地间一股英雄气。在宋徽宗手下，球星、歌星都被捧到天上去了。球星高俅成了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
冯天瑜：准确地讲，高俅是国防部长——太尉。
熊召政：然后是李师师，她是当时的大妓女，琴棋书画样样都会，是天生尤物。宋徽宗对她痴情，每每偷欢。这又是另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这只是民间流传的故事，真实的历史是李师师比宋徽宗大十六岁，年龄悬殊这么大，偷欢似乎不可能。但是无风不起浪，宋徽宗专门成立一个行幸局，帮他征召美女，却是有据可查。这样腐败堕落的皇帝，国家能不亡吗？
再一个，北宋的基本国策也有一些问题，宋朝一开国，就把文化放在前头。所以宋代文化很发达。这样，文人的日子是很好过的。但从一个国家来看，这也是一个问题：武备松弛影响了整个国家国民精神的提升。南宋人提到靖康之变时，用十六个字形容当时大宋子民的精神气象：“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通过文学作品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可以看出这个时代有没有希望、有没有救。南宋最后的大诗人李清照，我们说她的作品好，这没问题，她是非常优秀的诗人。可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通过她的作品看那个时代，显然是没希望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人比黄花瘦”，在这样病态的情绪下，整个国家、民族没有了英雄气，只有阴柔的、哀怨的东西。
所以我说，像金和宋这样的战争、冲突，与其说是两个民族的冲突，不如说是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在历史上，每一次都是积极的、健康的、质朴的、平民式的文化战胜精致的、复杂的、腐朽的贵族式的文化。
去年出了几个“超女”，全国那么多青少年为之疯狂。我就感到在危机已经出现了。危机不在于出“超女”，多元文化的发展，“超女”完全应该拥有自己生存以及发展的空间。我的担心是冒出了这么多追逐的“粉丝”。我担心这样下去，我们又会出现北宋的“黄髻小儿，但习歌舞”的局面。如果那样，我们民族精神是不是又要矮化，为民族前途思考的能力会不会趋于钝化？我觉得，元典精神也包括精神气象（积极的、健康的、平民式的）。一旦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精致，我们的贵族化的倾向容纳于我们的政治结构之中，全民的危机感丧失，这个时代的悲剧就要发生。这就是我根据您提出的元典精神，对历史和现实所作的思考。
冯天瑜：我想，对中华元典，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分析。前面已经讲了，它的基本倾向是非常积极的、向上的、质朴的，比如《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国风》，完全是来自民间的，是从生活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周易》实际上也都是十分生活的东西。后来，经学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它贵族化、精致化，于是就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再加上秦汉以后的专制政治绞杀了元典中的许多积极的、向上的、草根的要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当然，我们的元典本身，除了有许多好的东西之外，也有许多弱点。弱点首先在于它强势的宗法意识。孔子当然有许多辉煌的思想，但是也有许多问题，比如他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强调的不是法制精神。宗法精神贯穿于我们传统文化，人治、裙带关系等都是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负面影响较大。另外，儒家文化还相对忽视自然和技术。你看《论语》谈自然，不是将自然作为一种本体，而是将之作为人文的比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众星拱卫北极星比喻德政。这样，中国自然科学就不十分发达。当然，中国古代的技术还是很辉煌的，但没有形成像古希腊那样的自然科学。在思维方式上，我们的优点是辩证思维很不错，但形式逻辑不发达。因此，中国能够创造世界上最辉煌的中古文明，但近代文明不是在中国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吸纳外来文化中的好的东西。
你刚才所说的要弘扬我们民族的阳刚之气，也非常重要。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宋朝积贫积弱，固然同宋朝重文轻武有关，但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冲突也有关。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不仅仅在中国和东亚文化圈发生，全世界范围都有。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主要就是这两种文明形态。在温暖、湿润的东亚、南亚、西欧所产生的农耕文明，有很精致的文学艺术、哲理思辨、典章制度，但在战争这个环节上，农耕文明打不过粗犷的、质朴的、野蛮的游牧文明。因为“战争就是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马克思），是非常自然，不以为苦，甚至以为乐的事情。但战争对农耕民族就非常痛苦。中国有所谓“旷夫怨女”之说，即反映了这一点。所以，尽管农耕民族的文化优于游牧民族，但战争总打不过游牧民族。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西欧也曾被匈奴、被突厥、被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蒙古人一直打到莫斯科、华沙，最远打到威尼斯。
在冷兵器时代，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只要借助铁器，有了马镫，就有可能战胜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马镫很重要，它使人与马成为一个整体，其冲击力是农耕民族的步兵所无法抗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几个比较强大的时代，比如秦、汉、唐，也可以吸收游牧民族的优势，击败匈奴、突厥，逼迫他们西迁，所谓“祸水西移”。
至于宋代，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后，宋朝不仅失去了长城防卫线，养马的地方也丢了。钱穆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谈马政的文章，我很欣赏。宋朝长城南北两线丢了之后，马政无依无靠，根本组织不起强大的骑兵。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打得过契丹人和女真人呢？当然，与之相为表里，还有宋朝文化的柔弱化、阴柔化问题。
还要看到，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之后，战胜者被战胜。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后，慢慢汉化；女真人进入中原，过了一代两代之后，也基本汉化。你看乾隆，他的诗词，基本就是汉人的韵味。这就是马、恩所说的“征服者被征服”。
到了近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坚船利炮的资本主义列强是先进民族，它在文化上也要征服你。这就如李鸿章所言，中国在近代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强敌。打进来的异民族，我们不仅要与之抗争，还要学习它的先进文化。除了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保持自身独立之外，还有一个向强敌学习的问题。在这当中，我们的元典精神，也有很强烈的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包容精神，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有这种有容乃大的精神。
元典精神之所以可贵，还因为它是原始综合时代的产物。龚自珍说：“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这本是一种平面循环的观点，但如果我们从螺旋上升的角度看，这句话的含义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人类文明分三个阶段，元典精神是第一阶段的产物。第二阶段是工业文明，
我们完成得不好，或者说没有完成。现在世界进入第三阶段，即后工业文明。在这个新时期，西方许多哲学家、科学家，包括有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对中华元典情有独钟。为什么？人类文明发展到第三阶段，需要对第二阶段进行突破，需要借鉴第一阶段的文化精神，这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元典精神又要焕发光彩。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探讨元典精神及现代转换，除了一般人所说的我们的元典精神有许多好的东西之外，还可以克服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许多弊病。
熊召政：中国历史上，战胜者被战胜的例子太多了！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相面对的时候，也有强大的消化力。中国文化的改造力，也很强。我打不赢你，但我可以改造你。你战胜了我的肉体，我战胜你的灵魂，最后把你脱胎换骨。佛教的中国化、马列主义的本土化，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但现在的一个危机，倒不是我们没有改造异域文化的能力，而是倒过来了，异域文化改造我们文化的能力在增强。比如说，西方的节日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不起的东西。我去年在加拿大就深有感触。圣诞之夜，大街清旷无人，人们都在自己家里享受着团聚的温馨。中国人过圣诞，实际上是拿圣诞说事儿，变成了购物的狂欢。还有什么复活节、情人节等等，年轻人乐此不疲。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几乎成了老年人的节日。我们文化的独立性、主体性在削弱，我们在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我在印度，看见高级官员会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西装革履，都是自己的民族服装。我们这里，任何一个正式的场合，都是西装。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不应该。中国人的民族标志渐渐淡化。我想请教您，我们如何寻回、保持我们文化的主体性和尊严？
冯天瑜：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要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你刚才所说的民族的主体性和文化尊严，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要辨析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对文化进行分层考察。把文化分出层面以后，再做具体分析。文化是个复杂的综合体，一般都把它简单地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我在《中华文化史》当中提出了“四分法”：基层的物质文化、内核的精神文化。在这中间还有两层，一个是制度文化，就是典章制度；还有一个就是行为文化，就是各种风俗习惯。不同层面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民族文化的保存，情况是不一样的。就物质文化（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科技）来说，它的民族性最为淡薄，什么先进，我们就赶紧采纳过来。制度层面，特别是靠近管理这个层次上，民族性也比较淡，凡有利于我们物质文明发达的管理方法，我们也赶紧接纳。但是，管理层面已经有一定的民族性了。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在引进西方企业管理方法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保持、运用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方法和企业文化，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日本就管理层面接纳了传统的东西，一个是终身雇用制，一个是年功序列制度（当然现在已经做了修改）。通过这种方法，稳定自己的员工，养成员工的一种企业精神，以自己的企业为自己的家，以自己的企业为自己的光荣，终身为企业服务。我觉得这种精神很重要。我们现在强调人员的流动，这很必要，但问题是，现在有多少人以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单位为自己真正去效力的对象？在这点上，我们已经很差了。我看了一篇韩国人写的文章，它对中国、韩国、日本科技方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做了比较，认为在技术层面上彼此大体相当，但是在企业精神、企业的归属意识上，中国学生就差远了。文章认为，就凭这一点，中国赶不上他们。片面强调人员流动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地区，对自己的单位，没有一个归属感，没有主人翁精神，你这个单位、你这个地区、你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搞好？
熊召政：您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国家国家，既要治国，也要理家。对年轻人的教育，我认为还是要从“忠孝”两字入手。对国尽忠，对家尽孝，忠与孝属于道德范畴，应将道德教育纳于我们的基本国策。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缺乏可信度、忠诚度？我认为这是对企业、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的缺失，是忠与孝的缺失。
冯天瑜：对，建立在忠孝基础上的责任感！这很重要。
熊召政：传媒报道过，孩子为了学习的问题，把自己的父母杀了。这样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个案。我想，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误。我说的教育，不是在学校学认字、学技术的教育，是做人的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整个社会引导的这种教育不够了。我看到一份报道，对大学生做调查，有很多人都说要经商。现在整个国家盛行的重商主义，对我们传统的道德体系起到了一种摧毁性作用，对中国道德、尊严的建设来说，可以说是一场大的灾难。旧的体系被摧毁了，新的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形势很严峻。我研究明史发现，明朝的治国观念是“孝”。
冯天瑜：“以孝治天下”从汉代就开始了，依据的是《周礼》。
熊召政：对，到明朝更突出了，所以在明朝极少出现道德沦丧的事情。可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丢掉了。汉唐之风，在日本、韩国看得见，在中国看不见；在台湾看得见，在我们这里看不见。我们元典精神丧失得太多。
冯天瑜：我们中国有句老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孝，那何其为人呢？
熊召政：明朝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有副对联，很朴实，也很精彩，正好呼应您说的那句话：“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现在我们选拔干部，根本就不考虑孝不孝了，这会出问题的。一个人对父母不孝，对朋友不忠，你能指望他对国家忠，对党的事业忠？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在明朝，一个官员死了父母，必须回家守制三年，称为丁忧；如果不回去，称为“夺情”，是很不好的事。张居正就是因为父亲死了，万历皇帝不让他回家奔丧，要他夺情，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现在却不讲究这些了，一个官员为了工作，不能回家给父母料理丧事，大家觉得很正常，甚至还被当作榜样来宣传，这实际上是在搞道德虚无。
冯天瑜：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属于行为文化，前面讲到的节日问题，也属于行为文化，也就是风俗习惯，这尤其需要注重民族性，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凝聚点、黏合剂，关系到民族认同感，对此不能忽略。第四个层面才是精神文化，其中也有好多层面，不能笼统言之。
熊召政：精神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基因。
冯天瑜：也可以这么说，它是文化的内核。在精神文化层面又包括两层，一个是社会心理，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指大众意识，还没有提升，但很重要。社会意识形态是经过思想家、文化专门家提炼而成的，比如哲学、文学、艺术等。刚才谈的许多问题都属于社会心理问题。
熊召政：中国人把追求新奇当作一种时尚，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呢，还是劣根性。中国人要改变自己的文化胎记，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我去过国外好多地方，发现他们都是固守自己的东西，你来学他是你的事，反正他不学你。我们不一样，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到处看哪有“先进的东西”，一定要先学，接受改造的愿望非常强烈。
冯天瑜：这主要是行为文化的问题，但是它的根源在于文化心理。它不是意识形态——你要上升到意识形态，他谈得头头是道。这是一种社会心理。中国近代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从原来的盲目排外转为盲目崇外。现在主流传媒说的那些道理，一般来讲没太大问题，但实际对人们起直接作用的是社会心理，现在的社会心理问题很大。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而国民性的改造不是简简单单地讲些道理就可以奏效的。文学可以起到相当力量。召政你是学者型的作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
熊召政：我算不上什么学者，跟你冯先生比，我只是个草莽。但是，我愿意与冯先生一起，为振兴传统文化的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2006年8月29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