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轨迹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再加上他们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也没有回答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
（一）毛泽东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
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从建立到初步发展的这一时期，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考察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和起作用的内在力量，从而找到了贯穿社会主义发展始终的一般动力——矛盾动力论。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理论贡献。
1．毛泽东矛盾动力观的主要内容
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观是以矛盾为基本视角和以矛盾辩证法为理论方法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充满着矛盾。早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后来，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时又指出：“无论什么社会，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这种分析切合当时社会主义的实际，从而确定了“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其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人类社会，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并指出它们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但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并没有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及以调整为主的缓和渐进的解决方式。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互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重大贡献在于，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指出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这些“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其三，毛泽东从总体上初步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正确途径是改革。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毛泽东已经初步认识到在阶级矛盾解决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靠改革来推动的，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还需要巩固，因此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重要意义，认识还不十分清楚。
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发展，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动态分析是毛泽东的首创。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明确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后，这种社会矛盾运动是否还存在。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说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但他没有指明社会主义下的矛盾是什么矛盾。而斯大林一直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观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
2．毛泽东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偏误
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观从一般意义上阐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但当理论回到实践并指导实践时，却不能不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以至发生严重的偏离。
首先，促使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动因，不是源于中国社会自身的迫切需要，而是缘于外因影响。斯大林长期以来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用捂盖子的办法限制了人们对苏联社会中深层次矛盾的认识。苏共20大后，苏联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就促使我们党去理性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实践的利弊与是非，进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动力问题。从当时中国社会自身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正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一般来说，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初期，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因此，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尚未充分暴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完善，还谈不到除弊革新的问题。就是说，还不具备让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理论所需要的客观条件。
其次，毛泽东对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更侧重于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类型，而忽略生产关系所体现的物质利益，以至从根本上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1962年1月毛泽东曾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因此，在社会实践中毛泽东便一再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期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再次，1957年以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解决矛盾的手段，就不会是温和的改革，而只能是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即斗争性的解决方式。阶级斗争被毛泽东置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杠杆和动力的地位。再加上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在改革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只有革命才是马克思主义，而把改革当作机会主义的东西加以指斥。在毛泽东后期的讲话与著作中，只有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强调，而鲜见对改革理论的阐述。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毛泽东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越来越关注阶级斗争，最终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矛盾动力观变成“斗争的哲学”，从而铸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此，邓小平曾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实证明，矛盾如果得不到正确解决，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阻力。这在客观上要求矛盾动力观必须推进到改革层次，因为改革既着眼于“充满矛盾”，更着眼于“解决矛盾”，改革才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
阶级斗争动力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建国初期国内外复杂形势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然。从国际因素观之，一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冷战”战略，对我国采取封锁遏制政策，我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及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上与苏联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分歧，产生激烈争论，导致我们党认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正向我们逼近。
从国内情况看，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缺乏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产生尽快摆脱“一穷二白”和急于求成心理，在实践中用“大跃进”等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带有浓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方式和途径来进行经济建设。这不可避免地引发党内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二是刚从大规模骤雨暴风式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已认识到必须把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但在潜意识中仍不适应已变化了的新形势，仍时时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处处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和思维定势来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尽管也懂得和平建设时期出现的大量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处理中又往往混淆矛盾性质，把大量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看作是对党的进攻，使“阶级斗争”不断人为地扩大、升级，以致不适当地强调和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甚至最后导致把“阶级斗争”当作“促进各项工作迅速发展”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即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二）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直接动力
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卓越的探索并取得初步的成果。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曲折使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客观内容得以充分展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矛盾动力观的理论得失，提出了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内在动力”、“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等重要观点，形成了崭新的社会发展动力观。
1．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发展生产力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之间的矛盾，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这一矛盾若不解决，进
一步发展起来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甚至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动乱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他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以改革为直接动力，不是对矛盾动力观的否定，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次的把握。其深化的前提和基础就在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抓住了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方面，肯定了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纠正了毛泽东在发展动力观的具体实践形态上的错误。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和根本标准，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使得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获得了可靠的依据和客观的基础，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作了新的阐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但是，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的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至于陷入主观随意性。”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改革是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的，它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是直接的。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在体制中仍然存在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邓小平科学地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最高生产关系层次与经济体制及经济运行机制这一资源配置方式两个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层次区分开来，将解决不同性质的社会基本矛盾对立运动形式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两种方式区分开来，得出改革不是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的方式。通过变革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改革动力的直接性也体现在其所建立起来的全面的动力运行机制上。邓小平一直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全面分析了我国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外在表现，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动力运行机制。在1985年10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产力。”这种竞争性的内在动力机制可以激发人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互相配合，以便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推动其前进的重要的动力机制。
邓小平之所以把改革看成是“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由改革本身的性质、特点和特殊的历史意义所决定的。其一，从全球的宏观角度看，中国的改革是对以往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由斯大林开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全面突破，是在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开辟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所争取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场最大的试验将为人类社会发展开创新的美好前途。其二，从改革的范围看是全面的，其广度是空前的。他多次强调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这就是说，需要改革的不是某一个单位、部门，也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其三，从改革的内容上看，改革的深度是空前的。改革所针对的不是枝节问题，也不仅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而是对体制的重新构造，它既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又包括教育体制、科学技术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其四，从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的重新调整来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我国的改革一方面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及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有力地推动着我国人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务实创新意识、以及效率意识等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深入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总之，改革是中国的革命性变革，其开拓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都是十分明显的。
邓小平明确提出用改革解决原有体制束缚生产力的矛盾，用改革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发展动力，这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改革思想的重大发展。
2．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政策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提下，坚持对内搞活（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发展的外在动力），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基本政策，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外开放一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其实它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机制之一。“开放也是改革”，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除了内部，还来自自身与外在环境的沟通和交流，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可以不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为了落实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这个大政策，在改革的方法上，邓小平选择了两个能够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法，这就是农村改革和创办经济特区及经济开发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广度。在改革的突破口上，邓小平选择了先经济后政治，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的顺序。改革的结果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实践证明邓小平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理论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3．邓小平揭示出科学技术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内在动力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巨大的作用”。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1988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多次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而且更有份量地强调了科技的伟大历史作用。在抓科技的同时必须抓教育，重视智力投资和人才培养。他认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4．邓小平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邓小平不仅强调改革动力的物质动因，同时也没有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大的精神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有物质力量的推动不可能取得成功，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文化，有道德，守纪律”。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想和纪律就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力，就不能有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巨大政治热情的发挥。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
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实践证明，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甚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仍然在践行这一观点，以致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都程度不同地遭受挫折，甚至导致政党解散，国家解体。邓小平创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理论，纠正了以上的错误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导向，正确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指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改革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三）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具创造性的认识，这就是紧紧抓住改革的精神实质，在新的实践中突现创新的灵魂作用。
1．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时代的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江泽民牢牢地把握住当代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趋势，揭示了知识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特征，强调我们必须从“第一生产力”高度掌握社会主义命运，赋予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创新动力观的提出，是中国面临世界正在经历的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正确抉择。世纪之交，新的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出现端倪，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中国不紧紧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就会落后，就会陷于极为被动的境地。要迎接这一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也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战略思想。自十四大以后，在历次重要会议上，都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作为一个主题，这是在清醒观察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全局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报告中，运用矛盾辩证法，对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12个重大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就使得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把握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
第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强调创新，正是因为创新体现了社会矛盾的全局性解决和改革的整体性推进。在十二大关系中，江泽民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放在首位，看作是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关键。他提出，“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这说明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从更新的角度，更广阔的视野，以更科学的精神来看待改革动力的实际运作，以创新的思维全面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
创新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发展到一定阶段，改革的难度也在加大，体制转变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改革进行下去，必须把改革所内涵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发挥出来。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对此做了总结：“这种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必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因而，创新是全面性和创造性的改革，它不仅是对旧体制的变革，而且更侧重于新体制的创建；它不在过多依赖政策措施的效应，而是创造出新的法律制度把改革成果巩固下来；它不仅要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且要更直接地创建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
2．创新动力观的主要内容
其一，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江泽民说：“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为此，第三代领导集体实行了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放弃了高耗低效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多年的实践已使第三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完成这一战略转移，必须使科技成果产业化，必须有一个新的系统的创造，在这一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创新的机会；增强国家的发展实力，必须综合政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企业等一系列相关系统，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已由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了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试点工程。这一创新体系将成为中国在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主动力，而教育则将成为主要的动力源。江泽民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科技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
其二，制度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说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理论的话，那么如何具体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则需要一系列的体制和制度创新。江泽民曾指出：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指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要建立的新体制；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此后几年的实践中，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直着力于以新的思想观点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和内在机制，并在十五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十五大所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体制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层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制度动力。
其三，思想观念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号召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和“新体系”引导了整个中华民族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江泽民发挥了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致力于启迪民族的创新思想，弘扬民族的创新精神。江泽民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坚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社会主义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根据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富有生命力和价值的理论。为此，江泽民反复强调“创新精神，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要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起来”，要积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精神因素和文化氛围，树立起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价值观念、人力资本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和新的竞争观念。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推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强大合力。早在1986年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曾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江泽民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合力论”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说：“进一步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1998年初中科院起草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报告，提出创新体系的主要结构和功能：以科研机构和教学科研型大学为主体的知识创新系统；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系统；以高等院校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主体的知识传播系统；以社会和企业为主的知识应用系统。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和知识平台。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和引擎，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柱和后盾。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将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一项跨世纪的系统工程。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将大大加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