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设和谐世界遇到的挑战
一、新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
以美国为代表的新霸权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是对建设和谐世界最大的挑战。美国一直想保持霸权地位，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论”，主张美国主导世界，实际上就是要建立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1994年美国提出的《接触与扩大国家安全战略》和1999年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作为21世纪安全战略的基础，规定了美国建立霸权体系的目标。美国学界及智囊也积极鼓吹“霸权稳定论”，作为理论基础。它最早是由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而后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 ·基欧汉等。
他们的研究中也暴露了霸权的本质。基欧汉认为：“霸权指一国具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力量，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并操纵国际体系的运作。在经济领域，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在其主编的《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一书中认为，霸权国家拥有“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机制”的能力。
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当代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力求经济控制而非领土占领，即企图成为控制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全球帝国而非单一的殖民帝国；策略重心从领土占领转变为以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控制全球的某个地区，并在此基础上，注重控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即新的经济侵略方式——新经济殖民主义，企图实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秩序。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帝国。他们认为，全球化已经造成资本主义的改变，民族国家疆界消失，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帝国正作为一种中心出现于世界，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全球的边境正转变为帝国主权下的开放空间”。
美国积极谋求建立单极霸权秩序，用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构建以美国的价值观念、利益为核心的战后国际体系，并赋予该体系以合法性。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在其《美国大战略》中认为，“美国风格的霸权政策将是一种帝国战略，它的设计目的不仅是为美国攫取权力和利润，而且还让美国能够对世界发号施令。……霸权战略将是一种侵略性的、干涉主义的、单边主义的改造性战略”。它同时认为，“美国从来没有实施过完整意义上的霸权政策，但自1945年以来，类似的政策出现过4次：冷战爆发的时候、冷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以及迈入21世纪的时候”。
美国的霸权，以及能源安全、世界气候、环境问题和极端恐怖主义等问题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障碍，对和谐世界建设将长期存在着挑战。这里只概括说一下美国的霸权对和谐世界建设的挑战或说阻碍。
（一）干涉他国内政
一是，双重的人权标准干涉他国人权。美国历年的“世界人权报告”妄加指责他国，尤其是指责伊朗、阿富汗和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通过《美国的人权纪录》揭露美国不仅国内人权纪录十分糟糕，而且是世界许多人权灾难的主要根源，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将自己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充当‘世界人权警察’，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的人权问题，年复一年地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别国进行指责，将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丑化别国形象和谋取自己战略利益的政治工具，暴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特别是在全世界人民正遭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严重人权灾难的时候，美国政府仍不正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而热衷于谴责别国。我们奉劝美国政府汲取历史教训，摆正自己的位置，着力改善自身人权状况，改正在人权领域的所作所为”。
二是，在伊朗、朝核问题上。一直想靠施压、制裁的方式解决伊朗、朝鲜的核问题，反倒使问题搞得更糟糕，并几度陷于僵局，使国际局势动**不安。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指出，中方一直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有关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主张通过磋商、谈判来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并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
据新华社电，美国《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2010年1月31日分别发自华盛顿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两则报道同时披露，奥巴马政府正加速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增加对海湾地区的军售规模，同时协助提升海湾盟国重要石油设施的防护水平。一系列动作，目标直指伊朗，美国媒体称之为美国对伊朗战略的“紧急转折点”。据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军官员透露，至少已有4个海湾地区国家已同意美国在其境内部署或升级导弹防御系统，这四个国家分别为卡塔尔、阿联酋、巴林及科威特。伊朗核计划谈判僵持数月无果，奥巴马政府招数频频不灵。《纽约时报》指出，美军官员对媒体的披露实际是“战术”，是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手法。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先前提及，美国在海湾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内容包括，在每一个接受这一反导系统的国家部署8支“爱国者”导弹编队，主要防御短程导弹袭击。在海湾，美军“宙斯盾”级驱逐舰已开始全天候巡逻，主要防御中程导弹袭击。尽管这两层防护对远程导弹无效，但美军方研究认为，伊朗要给“流星3”型远程导弹安装核弹头还需花费数年时间。
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一直是以制裁为主，前些年还把朝鲜划为邪恶国家。虽然其中有中国积极主张和斡旋的六方会谈，对缓解朝核危机、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朝鲜核试验和美国的制裁时常交恶，六方会谈中断。朝鲜半岛的局势时常不稳定，影响了我国的安全利益以及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尤其近来，由朝中社2016年2月7日提供的照片显示，朝鲜当天利用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光明星4号”地球观测卫星。之后，美国宣布要对朝鲜进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据新华网2016年2月13日电，外交部部长王毅12日在德国慕尼黑接受路透社专访。在回答关于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时，王毅表示，作为半岛的近邻和对半岛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中方有几点必须要坚持。
第一，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岛都不能有核，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自己制造，还是引进部署。第二，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那将使半岛生战、生乱，中国不会允许。第三，中国自身的正当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
王毅说，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坚定不移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半岛核问题的焦点在美朝双方。我们愿敦促美朝双方坐下来，谈起来，解决彼此合理关切，最终实现大家都希望的目标。在回答美有可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时，王毅表示，我们对美国有可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萨德”反导系统覆盖范围，特别是其X波段雷达监测范围远远超出半岛防卫需求，深入亚洲大陆腹地，不仅将直接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也将损害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有一句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借用半岛核问题侵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此外，对古巴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虽然2015年7月美国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是，美国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三是，对台军售、西藏等问题上。美国对台湾销售武器，一直成为中美关系的阴影，近年来又因美国总统布什、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干涉中国内政，触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违背美国政府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
（二）制造“中国威胁论”
一是，制造“中国威胁论”。这是冷战思维在作怪，企图用遏制中国的发展来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又是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的思维在作怪。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体现了当前美国等西方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既有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方面的现实原因。从连续性方面看，最初的“中国威胁论”来源于美国的“遏制”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安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力的增强，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又开始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各种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现在西方媒体。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中国环境威胁论”等，“中国威胁论”的范围不断扩大，“遏制”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对中国强大了是否会挑战国际体系、取代它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感到担忧，其国内的一些反对派的“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重弹，其中也有一些著名学者担心中国强大了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如，全球化理论的著名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持此种观点，“中国真正的长期战略是赶超欧美国家，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30年的历史将见证中国经历“中国销售”——“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中国梦想”的整个过程。
近来，对中国提倡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积极呼应的一面，也有消极观望、等待的一面。2015年10月14日，纽约考夫曼音乐中心座无虚席，美国辩论节目“智慧广场”（Intelligence Squared U.S.）在这里举办了以“中美是长期敌人吗”为题展开的辩论会。双方论战激烈，正方认为中国强大了就会称霸，就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中美是长期敌人。这一观点以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为代表，他是美国现实主义的代表，认为国际体系，第一是个自助系统，第二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的
攻击能力。第三与意图有关，因此各国都极力争夺权力。他的结论是美国不会容忍竞争对手的出现；反方认为从长远来看中美会成为友好国家，双方经济互相依赖，中国发展起来对美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反方代表是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陆克文，他在辩论中说“长期敌人”意味着“双方无法摆脱敌对身份”，这是极端的语言。在陆克文看来，“中美是长期敌人”这一命题无法涵盖中美关系的复杂现实。他认为，中美两国数任领导人发挥的作用，的确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因此，陆克文强调：“我的选择是建设性现实主义，而非进攻性现实主义。承认中美之间存在的现实区别，承认两国在东海、南海、台湾、网络、太空、人权等议题上的分歧，同时也承认两国在许多领域存在建设性接触，如朝鲜核问题、反恐问题、全球经济增长问题等等。双方假以时日能够构建政治资本，并有助于应对两国关系未来中的根本问题。”经过激烈辩论最后认为“中美不是长期敌人”的一方获得56%的观众和64%的网民支持，这或许表达了美国民众的心声。
二是，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布哈林通过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得出，帝国主义是同现代资本主义紧密结合的，剥削其统治下的居民的世界体系。他认为世界经济是通过交换把单个经济连结起来而形成的，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的体系的发展。他考察到：从1903年到1911年的八年中，国际贸易增长了50%，说明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世界资本主义，即世界性的生产体系，现在呈现如下面貌：一方面是少数几个组织强固的经济体（‘文明的强国’），另一方面是外围的半农业或农业体制的不发达国家。”可见，布哈林认为，当时的世界体系就是由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强国与处于外围的半农业或农业国组成。中心生产力水平较高，主要生产附加值高的工业品，外围生产力水平偏低，主要出口原材料和生产农产品。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使剩余价值从边缘的农业国转移到中心的工业国，造成两极的日益分化。这与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提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的理论”中心是同样的。他们都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贸易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列宁认为，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上的差异：“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受到严重削弱，国际经济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在世界贸易体系上，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有利的国际体制、国际机制并没有完全改变，世界贸易中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状况依然严重。
三是，美国搅入南海问题。近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与我们有许多争议，侵占我国南海许多岛屿，日本对南海问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美国又以捍卫南海航行自由为由来插手南海问题，干涉我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开发利用及主权，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干涉我国岛礁建设。更有甚的是于2015年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我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12海里以内，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我海军舰艇和航空兵依法对美舰进行了必要的、合法的、专业的跟踪、监视和警告。CNN报道引述美国国防官员说，行动获得了总统奥巴马的批准，但没有通知中方。还说，这样的行动是为了捍卫航行自由，将定期举行。既有总统批准，也有国防部长卡特非常明确的表态。对于美派军舰进入中国岛礁临近海域，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在内的菲律宾官员公然叫好，甚至表达出加入美行动的意愿。美国军舰相关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安全，中方密切关注美国的动态，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三）美国众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庞大的军费开支
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存在几乎遍及全球，它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曾达5000多个（其中近半数在海外）。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目前美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本土基地871个，其中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美军事基地布局的主要特点是；以本土基地为核心，以海外基地为前沿，点线结合。既重视前沿基地，又重视战略运输线上的中间基地以及后方基地。“前沿少量存在，本土重兵机动”。控制战略要点，扼守海上咽喉。美军目前控制的海上咽喉包括：阿拉斯加湾、朝鲜海峡、印尼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北端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与大西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古巴以北的佛罗里达海峡、从非洲南端到北美的航道、格陵兰——冰岛——英国航道。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分布可划分为3个战略区、14个基地群。三个战略区域即欧洲、中东和北非区；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南北美洲区。并且，美国北约东扩，在独联体国家建导弹防御体系，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对中国的“C形包围”，正如空军上校、中国著名军事专家戴旭在其力作中描述的那样。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5年4月13日发布的一则统计报告，显示了2014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军费开支情况。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军费总开支达1.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军费开支为61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34%。军费开支前三位的依次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而军费开支占各国GDP百分比最高的前三国家依次是美国、俄罗斯、韩国。
美国在宣布从伊拉克撤兵后，就以反恐名义向阿富汗大量增兵。阿富汗动**的局势并没有好转，武装斗争不断。2010年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到：“中国政府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上合组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我本人先后参加了在土耳其和伦敦举行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我有幸与卡尔扎伊总统和阿富汗外长、安全顾问进行了交谈，他们都对中国方面所持的立场，给予阿富汗的援助给予高度的评价。与会的各国代表很多都认为，军事手段不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根本出路。”
因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反对霸权息息相关。这一方面要美国放弃“霸权稳定论”的思想，放弃冷战思维，多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之事，不做损害他国核心利益，破坏世界和平之事；另一方面就要靠世界的多极化，均势力量来抵制霸权行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国际合作世界新秩序。
二、新干涉主义
近年来，新干涉主义表现为通过颜色革命扶植亲西方的政权，干涉他国内政。进而操纵其价值观，表现的实质就是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亚、中东北非以及独联体国家接连发生了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颜色革命”。如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香柏”革命；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乌克兰的“二次颜色革命”；等等。这些公众抗议都采用了一种颜色或花朵，作为一种标识来辨认他们的支持者并代表运动的特征，故称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的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试图引进 “来自底层的民主”以实现他们所倡导的社会政治转型。尽管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拥有共同的战略，即在宪法框架内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来拓展公众的政权参与形式：它们被合法化为“更大的民主”运动。它们的目标都是推翻现任的政治领导人。抗议者通常关注选举程序。与传统的政治示威相比，一个新的特点是通过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移动电话、互联网和来自本地及外国的媒体帮助，各种事件都得到精心安排。那些支持所谓的民主捍卫者的示威活动，一旦开始，就伴随着程度不一的大众性文化活动：摇滚乐和流行音乐，这些活动有助于动员、团结并娱乐普通民众。
因此，颜色革命表面上推翻的是专制政权，代之以所谓民主政权，实际上是推翻了不听西方指挥，不受西方看好和支持的政权，建立起的大多是亲西方政权。这是以表面上践行自由、民主、人权，而实际上干涉他国内政的方式来欺骗世界人民，这与西方的文化霸权密切相关，是西方文化霸权的突出表现形式，也是文化霸权作用的结果，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颜色革命与外部势力的干预
这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颜色革命得到了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支持，通过媒体、互联网对要发生颜色革命或已经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反对派，以及反对派同盟、受鼓动的民众以宣传、声援和资金的援助。美国从事非暴力抗争研究的学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从独裁到民主》宣扬非暴力理论。该书描述了西方给予了颜色革命的国家以道义和资金的支持。《从独裁到民主》是夏普的代表作，诞生于1993年，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这在颜色革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有许多种方法被颜色革命的国家所采用。如乌克兰2004年爆发橙色革命，就采用了《非暴力行动198招》中的招数：旗帜的展示及象征性的颜色。
“颜色革命”也被称为“非暴力革命”。但“颜色革命”并非是一个和平变革，而是通过“非暴力”手段颠覆国
家政权和根本制度，并实现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因此，外部势力的渗透常常成为“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据观察者网站2015年3月报道，阿卜杜勒哈基姆·贝勒哈吉曾在利比亚领导过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武装组织。由于在2011年推翻卡扎菲的行动中立下过汗马功劳，贝勒哈吉一度被当成美国的“朋友”。如今，有外媒报道称，他已经宣布向伊斯兰国效忠，其所领导的武装组织也相应地成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分支。据俄罗斯卫星网消息，在推翻卡扎菲的行动中，他获得了美国和北约的支持。可叹的是美国短视扶植和支持一个伊斯兰组织头目推翻了卡扎菲，却得到了其投入了美国以及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结果。
（二）颜色革命与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操纵
颜色革命与所在国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被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所操纵，新上台的政权的外交政策大都转向了亲西方政权。颜色革命并没有带来这些国家的真正民主化，而只是一个反对党派的势力取代另一个党派的政治势力。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是以要实现民主化为口号，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但执掌政权后实行了更加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常常因为迫害反对派、遏制媒体自由而遭到批评。2008年，萨卡什维利政权进攻闹独立的南奥塞梯的行动失败，反对派领导人组织了大约2万人的示威活动，要求 “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法改革、媒体自由并释放政治犯”，格鲁吉亚政局再现动**。
颜色革命的发生使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非军事手段对独联体、中亚国家进行革命输出的现实。颜色革命是美国对全球实行“民主改造”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说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渗透” 使用的是“暴力打压”的方式，那么在独联体、中亚地区则采取了“和平渗透”的方式。在独联体、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过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再次被作为改造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被运用在了现代国际关系领域。
另外，中亚各国的文化事业，因为国家投入的急剧减少，在总体上呈现萎缩状态。不少科研机构陷入瘫痪，一些文化馆和博物馆等因资金缺乏被迫关闭。文化事业的衰退，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中亚各国普遍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哈萨克斯坦宪法宣布“承认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元化”；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宣布“承认意识形态和舆论多元化”。中亚各国对意识形态的放松，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文化安全。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袭以可乘之机。
“颜色革命”之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独联体、中亚和中东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袭，他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加大了这种宣传攻势，趁机向这些国家“推销民主”。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外意识形态渗透和操纵往往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是把现政权妖魔化，搜罗“罪症”、夸大弊端，直指其独裁、专制，煽动群众对集权的不满；二是利用有的国家确实由于官员的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政治腐败、对国家治理的不作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群众对此的不满和痛恨情绪；三是通过舆论的宣传，灌输所谓普识价值观，美化美国式的民主，让普通大众潜移默化地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向往之。美国干涉行动的重点用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话来说，就是“支持公民社会集团的发展，培训独立的新闻媒介和独立的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力量”。美国往往由名目繁多的基金与非政府组织出面培植亲西方政党、组织，设立电视台和电台，发行报刊，掌握舆论导向。如美国在土耳其设立了“独立解放电台”，在“美国之音”中专门增设了对中亚地区的广播（这其中也包括通过增设广播，用“美国之音”，对我国新疆、西藏地区的价值观渗透和侵袭，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反击和防范的）。
（三）颜色革命与价值观的渗透和侵袭
颜色革命与所在国的价值观被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即所谓普世价值渗透和侵袭。反对派或被鼓动的民众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号举行大规模的反抗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
W·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得很清楚：“美国的政策是争取支持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制度的发展。”民主输出政策是新保守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要创造一个与美国 （及其盟友）的行为价值息息相关的国际秩序。支持专制国家的颜色革命，争取所谓欺骗性的选举之胜利，就是“软实力”的形式。由于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和侵袭，颜色革命发生的国家大都打着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旗号，鼓动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对现政权造成大兵压境之势，逼迫其交出政权。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势力为此展开了政治斗争，而站在不同势力的群众互相攻击，甚至发生冲突，许多无辜群众在混乱中受伤甚至死亡。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处于动**之中，民主、自由、人权早已成为虚幻的名词。
颜色革命往往假民主之名以行，以给人民更多自由相许，但革命结果却是人民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也成为泡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临刑前留下的这句名言，对于颜色革命的结果来说是非常形象的。
埃及，推翻了穆巴拉克专制政权，却代之以军人统治，并没有实现民主政权对国家的治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国家处于动**之中。而贫困依旧，社会动**不安，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埃及，怎样从五千年文明中探寻发展的源泉，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并发挥自身文化的作用，重现光明、再铸辉煌这一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也门，革命当年，其GDP增长率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值，经济停滞、物价飞涨，失业的人们一次次走上街头。权力一次次更迭，也没有改变经济停滞、物价飞涨的局面。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2011年突尼斯的GDP增长率同样滑落到最低谷。短短两年中，权力更迭频繁，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
利比亚，在美国的作用下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是政权在各类集团手中更换，人民失去了稳定的家园，动乱、暴力不断。2015年2月26日人民网讯，利比亚外长穆罕默德称，国内局势极为严重，目前实际存在两个敌对政府，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危机，利比亚将陷入内战火海。目前，利各派正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政治对话，部分派别于2015年7月签署了《利比亚政治协议》，但利比亚的前途仍令人堪忧。利比亚长期实行单一国营经济，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曾一度非常富足，2010年人均GDP达14100美元。但自从2011年内战及美国联合北约等多国对其轰炸，并动用联合国等权力对其实施经济制裁、操纵石油价格等措施以来，利比亚经济遭到了重创，日产石油由正常的150万桶下降到20万桶。国民收入随之减少。2014年人均GDP增长率-24%。
叙利亚，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随着革命一同崩溃，战争摧毁着这片土地，而希望则遥遥无期，由此引发了多年的难民问题。大量涌入欧洲的移民潮，使难民问题再次成为欧洲面临的棘手问题和挑战。叙利亚危机以来，叙利亚难民先是逃往最近的黎巴嫩，由于愈演愈烈的难民潮不仅让黎巴嫩政府不堪重负，也让前来寻求庇护的叙利亚难民生活举步维艰，因此，难民继续选择向欧洲寻求生路。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2011年3月危机爆发以来，逃至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达120万。2015年上半年，仅偷渡至希腊的难民人数就达13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叙利亚人。据欧盟委员会报告称，2014年在欧盟申请庇护的人数增至62.6万人，同比增长一倍多。土耳其也成为大量叙利亚难民的目的地和中转地。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介绍，土耳其境内现已接纳约220万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以及约30万来自伊拉克的难民。2015年10月5日埃尔多安到访欧盟，与多名欧盟机构领导人会晤，商谈合作解决欧洲难民危机、入境欧盟签证便利化等问题。
由此可见，颜色革命与西方的文化霸权给中亚、独联体、中东北非等地区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战乱、动**和暴力频发。对于难民的输出国而言，能偷渡成功的也大都是能交得起蛇头税的中产阶级，以及逃得动的年轻人，这无疑对输出国来说也是人才的损失和逐渐的空心化，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和社会的动**不安；而对于接收国，也带来了财政、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问题。出逃的难民层次不一、民族宗教信仰不同，极端民族主义者夹杂其中，容易引发冲突。恐怖分子可能混在其中，给接收国的安全也带来严重挑战。可见，“民主制度不能移植”。
三、局部地区的动**不安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轰炸南联盟、打击利比亚，局部战争不断。伊拉克战争以萨达姆政权存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为由，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但是并没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社会稳定和幸福，社会动乱持续多年、恐怖主义滋生漫延；以几乎同样的理由推翻了卡扎菲，利比亚局势同样动**不安；通过颜色革命使一些地区政权更迭、动**不安，即掀起所谓的民主化浪潮。巴以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巴以冲突不断。2015年10月22日，为解决巴以近一个月来暴力冲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紧急赴中东，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会谈，他呼吁以巴重新谈判，他表示，“我们必须，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从这个危险的深渊回身，捍卫两国方案，带领人们重返迈向和平之路”。这是巴以暴力冲突螺旋升级后国际社会最高调的介入。但是，就在潘基文到访的当天，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还发生3起袭击以色列人事件，1名以色列人死亡，3人受伤，2名巴勒斯坦袭击者被打死。如今叙利亚危机还在上演，大量难民涌入欧洲，难民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给世界带来不稳定和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