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设和谐世界:营造和平发展环境

一、建设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加强,利益交织,矛盾冲突也逐渐增多。国际体系处于变革、转型的时期,世界许多地区动**频仍,恐怖主义滋生,面对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各国要想稳定发展,没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中国为了营造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为了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有所作为,积极承担大国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宏伟目标。和谐世界战略不但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使然,更是全球治理的宏伟目标。

2005年4月22日的雅加达亚非峰会上,胡锦涛指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同年6月30日,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时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对建设和谐世界达成共识。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胡锦涛作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对如何建设和谐世界提出四点意见,引起了与会各国政要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2006年4月23日,胡锦涛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上,发表了《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从政治、经济、文明三个层面阐述了如何建设和谐世界的问题。他指出,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各国和谐共处。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和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保障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应该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和冲突,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贫困;应该积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应该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各国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持平等对话和交流,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更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归因于哪一种文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宗教;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近年来,我国的和谐世界理论越来越为更多的国家理解和支持。在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上,已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写入《“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

二、建设和谐世界理论的战略内涵

2005年12月22日,《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明确而系统地阐明了和谐世界理念有四个内涵:和谐世界就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

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理论体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合”指的是汇合、结合、联合、融合等。“和合”的内涵为世界的多样性,世界万物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以和平与合作来获得利益,达到一种和睦而至“大同世界”。“和合”文化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和”为主,“和为贵”;反对以强凌弱,干预他国内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可见“和谐”才能安邦兴国,万民和谐幸福。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哲人政治家的治国纲要,是对其理想社会的宏伟规划,对国家、财产,专政、民主、独裁,正义、战争与和平、宗教、道德、教育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其核心理念是公正即为和谐。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那个时代具有积极意义。但今天看来也不过是要建立奴隶社会“理想国”的等级秩序。而历史上的西方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他们的对外战略都是采取扩张主义,来达到侵略和殖民的目的。对世界格局带来的是动**、对抗或是冲突甚至战争。被殖民国家的资源被掠夺,人民的自由权被剥夺,甚至生存权被褫夺。二战后美国想以其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来统治世界,以军事扩张和军事同盟来威慑世界,但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因此,促进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平等相待,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因此,我们提倡建立的和谐世界是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和国际社会。它一方面体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坚定信心,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的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上的积极作为;并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合”的精髓指导全球治理和构建世界新秩序。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可见,建设和谐世界正是这一外交宗旨的高度概括和凝练。

三、建设和谐世界营造持久和平的发展环境

近年来,我国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越来越为更多的国家理解和支持。在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上,已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写入《“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

建设和谐世界理论目标是维护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发展,达到全球共治,和谐有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祥和世界。虽然现在世界局部地区还很不安宁,叙利亚局势动**不安等,但建设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是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努力方向;并且建设和谐世界理论的“和合”思想和原则,为建设一个和谐世界,营造人类持久和平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可遵循的思想价值体系。

为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宏伟目标,中国积极有所作为,中国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和谐世界而努力着,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倡导正确的义利观来实现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的平衡、与国际利益的协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来实现各国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新安全观来保障相互安全,进而保障世界的和平等等,到在实践中,积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此,中国在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的同时,努力在国际社会的诸多领域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积极倡导和践行国际关系新理念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为解决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一)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国通过G20峰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是二十国集团创始成员国。中国参加了历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和峰会。2005年,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两次副手级会议以及研讨会等活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升格为领导人会议。在2008年华盛顿首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首次以塑造者、创始国和核心参与方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此后,中国国家主席不仅出席了历次峰会,而且在会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宣讲、介绍中国政府采取的相关举措,阐明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立场和积极主张,并提出一系列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主张。

2009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了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此次峰会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继续扩大,为挽救世界经济,各国携手采取措施,努力使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损失降到最低,并针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召开的。

通过20国集团多方的共同努力,G20伦敦金融峰会与会领导人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和加强金融监管等全球携手应对金融经济危机议题达成多项共识。制定了解救全球金融危机,重振世界经济,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经济危机的多项措施。如,恢复经济增长与保障就业;加强金融监管监督;巩固全球金融机构;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保证所有国家的公平和可持续的实现经济复苏。伦敦金融峰会首脑宣言说,“为了让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帮助管理危机并防范未来的危机,我们必须增强它们的长期相关度、执行效力和合法性。决定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确保它们能够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有效地向成员国和股东提供协助。我们将改革它们的授权、规模和治理,使之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穷国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问题,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将有更大的作为,在有关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制定中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伦敦金融峰会多项共识的达成,是人类在国际经济危机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共克时艰的结果。这是与会各国领导人在深刻认识“所有国家都必须联合起来解决这一危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这样的前提下达成的。这次金融峰会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是中国、俄罗斯等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积极努力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的某些不合理规则的结果。对此次金融峰会国际社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09年4月3日的头版报道中,用了这样的标题:《G20:布朗宣布世界新秩序》,称布朗认为此次金融峰会开辟了新的世界秩序。2009年3月28日《东方早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3月26日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将伦敦峰会的意义表述为:“单极时代将在4月2日结束。我们将会得到重要机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在同一个平面上讨论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多极时代将会开启。20国集团领导人会谈真正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此。”

中国的声誉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大幅上升,以至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把G20伦敦峰会称为G2峰会。他说:“没有一个强大的两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将很失望。”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在评价中国在G20峰会中的作用时引用了这句话。《法兰克福汇报》称,中国的自信已日益扩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议取消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创造独立于一国主权货币之外的“超级货币”。由此,展开了关于取消美元为国际唯一储备货币的争论与思考。

2014年11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公报强调加强全球经济机构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一个在开放型世界经济中的强大贸易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为帮助工商界更好地利用贸易协定,我们将努力保证双边、区域和诸边贸易协定互为补充、透明,并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内建设更强大的多边贸易体制作出贡献。这些规则依然是带来经济繁荣的全球贸易体制的基石。一个能够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充满活力、有效的世界贸易组织十分必要。”

2015年由土耳其主持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于11月15日至16日在安塔利亚举行,本次G20峰会主题为“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他指出,二十国集团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二十国集团既要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又要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既要落实好以往成果,又要凝聚新的共识;既要采取国内措施、做好自己的事,又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此,习近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第二,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第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第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审查报告指出人民币满足“可自由使用”标准,建议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方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也将有利于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方期待本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取得积极结果。

2014年11月,布里斯班峰会宣布,中国将主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

(二)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建设

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相互依赖加强,全球问题只有各国齐心协力才能解决。因此都积极走多边路线,并越来越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和建设。

地区合作组织成为重要的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平台与渠道,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在其“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框架下,积极开展成员国的经贸活动,为防止恐怖主义举行联合军演等,为促进成员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做出了积极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等都是促进地区发展,拓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多边机制与平台。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金砖国家成员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都非常重视联合国和国际机制的作用,积极推动联合国有关方面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建设。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设和运行,中国和俄罗斯与印度、巴西、南非国家积极协调、相互配合,起了重要的中坚力量。

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联合国是二战末期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它是在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思想基础上,汲取其失败的教训,实行由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大国一致原则,在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等国的积极参与下创立的,试图建立在大国合作基础上保障全球普遍安全的机构。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中,各成员国的安全靠整个体系的集体力量来保障。多极世界是全球安全和繁荣所必须的,在多极化的世界中,联合国的协调、监督、维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全球利益的问题必须由全球机构做出决策;并且,联合国是世界性组织,它有193个成员国,它的大约170个议事日程囊括了国际合作中所有有意义的内容,涵盖内容之多,辐射范围之广,是任何其他组织或机构无法替代的。联合国安理会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性措施的维护和平的机构,其决定对会员国有约束力,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联合国安理会是主要大国进行协商和作出决策的论坛。并且,这个论坛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寻求国际问题的一致性解决方案之基础的国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提供了一种非殖民化和国际制度改革的框架。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正式的国际组织是有目的的制度,它有明确的规划、对个体和集团的角色有具体规定,也有一定的行动能力。约瑟夫·凯米莱里认为,国际组织有助于确定时间表和议事日程,并且推动了决策过程,这些过程本身获得了生命并且截然不同于其任何成员国的偏好与优先性考虑。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对集体安全也有过高度评价:“集体安全是有案可稽的克服执法系统的完全分散化缺陷所作的意义最深远的深广尝试。传统的国际法让受害的国家去执行,而集体安全则设想国际法准则由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国来执行,不论它们在某一特定场合是否受到损害。这样,未来的违法者必须经常想到要面对所有为保卫国际法而自动采取集体行动的各国的一个共同阵线。”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大国的作用,取决于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强权关系。是均势基础上的多边合作,还是绕开联合国的霸权主义,是联合国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英赫尔德教授认为,“《联合国宪章》框架在许多方面代表着国家间体系的延伸”。他认为《联合国宪章》模式有主要的特征是:“1.世界共同体由主权国家构成,它们由既特别又制度化的紧密的关系网络相连结。个人和团体都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合法行为者(尽管作用有限)。2.受殖民力量、种族主义政权和外来侵略者压迫的民族,被授予了得到承认的权利以及在表达自己的未来和利益方面的自决权。3.对‘有效权力原则’提出质疑的各种标准和价值观被逐渐接受;相应地,严重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在理论上也不再被视为合法。对武力的诉诸加以限制,其中包括对经济力量的不正当使用的限制。4.创立了旨在有助于在国际事务中进行立法和执法的新的规则、程序和机构。5.一些法律原则被采用,这些法律原则用以界定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其行为的形式和范围,并为国际准则的建构提供一系列指南。6.保护和平、推进人权和建立更多的社会正义,被公认为具有集体优先权;‘公共事物’包括整个国际社会。为尊重一定的价值观,例如和平、禁止种族屠杀。7.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全面不平等得到承认,同时新的规则——包括‘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得以建立,以用来创造一些方式来治理对领土、财产和自然资源的分配、占有及利用。”

虽然联合国在冷战时期主要由美国操纵,其创立的一些国际机制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为美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但联合国多边主义机构的本质,其创立的集体安全机制,为避免战争升级,维护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也促进了人类的共同进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国际维和、维护稳定、研讨解决人类共同的环境保护、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当然联合国发展到今天也显现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联合国的构架是用来容纳人们1945年时所理解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全球被分割为具有不同地缘政治利益的各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这一点纳入了《联合国宪章》的构想。……而且,《联合国宪章》用新的形式(通过第51条)认可了为‘自我防御’而采取的必要的单边国家战略行动,使得它在“先发制人”的霸权主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联合国对会员国会费的依赖使它易受大国影响的情况更加严重。缺乏一种机制以使联合国在地区和跨国的功能性及文化性力量(机构、集团或运动)中享有直接的地位,而这些力量通常会对国际问题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这一情形加剧了联合国在国家政治中的脆弱性。因此联合国走到了改革的岔路口,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话说,这个时刻的决定意义可能不亚于创建联合国的1945年。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是与其集体安全的理论局限性,及运行机制密切相关,更离不开国际政治现实的制约。

全球化背景下联合国的改革目标与其未来担负的历史使命,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摆在我们面前。2004年12月2日,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将改革方案报告提交给第59届联大,联合国重大改革进程由此开始。此次改革体现的精神为:第一,重申了五大常任理事国具有不可动摇的否决权这一机制;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席位应当扩充,满足发展中国家多年来正当和强烈的愿望;第三,安理会的成员在地区上要基本上达到平衡;第四,由于地区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席位的增加,将扩大安理会的作用;第五,安理会扩大的适度性,有利于保证安理会机制的精干性和高效性。总之,联合国无论怎样改,都会坚持它的终极目标:维护联合国多边主义机构的本质;维护安理会集体安全机制;加强经社理事会的作用;在机构精干、议程创新、时效性和应对各种危机上不断追求。联合国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消除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全球问题,促进了人类的共同发展。这是联合国的职责,也是我们构建民主合作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当然联合国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席位之争,实为秩序之争。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等地区大国都想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赋予大国政治地位的一种身份的象征,具有对国际事务的否决权,因此,这个席位之争,不仅仅是争取哪一国的利益问题,而是代表了一些大国及地区的利益与安全问题,甚至国际安全,进而将会影响到世界秩序模式之争。如何使联合国既取得美国的支持,又能抑制单边主义,发挥大国协调一致的积极作用,利用大国合作,使各大国能够担负起维护国际稳定,构建民主合作新秩序的历史重任,是国际社会将不懈追求的目标。

2005年9月14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达成了共识,认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寻求人类共同发展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0届联大主席国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在主持发言中说,“国际合作已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作了“维护安理会权威,加强集体安全机制”的重要讲话。他说,联合国安理会在解决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保证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60年的实践证明,安理会在解决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就加强集体安全机制主要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安理会权威。只有加强多边合作,特别是加强联合国作用、维护安理会权威,才能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应该由安理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集体行动。第二,有效应对威胁,提高安理会效率。安理会既要具备迅速反应能力,也要注意标本兼治,制定从预防到恢复和平、从维和到冲突结束后重建的全面战略。中方支持安理会在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体现民主原则,改进安理会决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在安理会上也应该得到体现。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显然不足。中方主张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扩大安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

2015年,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了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他说,本次峰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新愿景,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他强调要争取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特别强调,健全发展协调机制。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负面溢出效应。区域组织要加快一体化进程,通过域内优势互补提升整体竞争力。联合国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可见,中国这些年一直致力于联合国的改革和维护联合国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俄罗斯也是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倡导者,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走多边路线,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从历史角度看,它具有大国意识,在国际力量配置上,在地区及全球均势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拉夫罗夫外长指出:“未来世界体系仍然难以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变弱有关……因此,俄罗斯强盛起来成为积极变化的催化剂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俄罗斯现在能够与其他大国平等地参与制定和落实全球性的议事日程。可能最近15年来首次在符合现阶段世界发展的世界体系设想市场上出现了真正的竞争环境。”

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坚持奉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倡导世界的多极化,是创建公平、公正、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理国际争端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日渐成熟,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为推进国际合作立足周边,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经济建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益和谋求经济发展的合理要求,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

20国集团峰会就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样大的人类灾难面前所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它所达成的宣言是多边主义与国际机制建设的有效成果,中国是其积极的建设者之一。“融合了7国集团和12个重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20国集团(G20)已呈现出担当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最重要平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步入重大的变革期。”

2009年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这次历史性会晤被视为四国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金砖四国”从一开始的经济学概念发展到政治范畴,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时任巴西总统卢拉说,“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都是重要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意识到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新兴国家加强合作将极大影响国际关系”。胡锦涛说,“四国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从体制机制上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峰会上呼吁四国联手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

世界”和多极化的世界。2010年4月15日,在巴西举行了金砖四国第二次峰会,主要讨论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金砖国家协调机制在维护新兴经济体利益方面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南非加入后,增添了金砖国家整体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断上升。2014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意味着金砖国家积极探索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深化了金砖国家间合作,作为全球发展领域的多边和区域性金融机构的补充,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共同目标做出贡献。这是金砖机制性合作的重大成果和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可以看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公平公正民主的,是本着合作、互利共赢的目标,照顾到了各方的利益需求和发展需要。而且,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合作机制与国际金融机制并行不悖,使金砖国家能更好地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进程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产生的倒逼效应可以促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快改革的步伐,使国际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为促进世界贸易积极做出贡献

关于促进世界贸易,中国一贯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减少贸易顺差,努力扩大内需,促进世界贸易平衡做出了积极努力。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积极应对,为挽救世界经济,使世界经济从危机的低谷中走出,积极多次派团到欧洲等地采购,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去年我们统计了37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情况,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是增长的。欧盟地区,出口总体下降20.3%,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只下降15.3%。去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多达760亿欧元,创历史最高。美国去年出口下降17%,但是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0.22%。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的出口市场,也成为欧美的出口市场。”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突出贡献得到了世界政要的一致好评,时任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2009年9月5日表示,“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能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获益”。时任德国出口商协会国际部负责人延斯·纳格尔说,“我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收获颇丰”。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2009年上半年,中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09年第二季度,法国向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上涨了18.7%;这与第一季度下跌16.2%的情形有着天壤之别。莫埃克透露,使用欧元的16个国家第二季度的出口总量上升了6.3%。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帮助周边国家和地区走出了经济低迷,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工业产出分别增长了28%和26%。而美国工业产出在7月才出现了自2007年12月以来的首次增长,但增幅仅比谷底高出0.5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7月22日发表的报告,高度评价中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认为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为全球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09年9月2日说:“中国在经济危机的狂风巨浪中稳步前进。通过大规模刺激经济和加大贷款力度,中国保持了高增长速度,为全球经济显露复苏迹象做出了贡献。”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打压中国的出口,2010年3月百余名美国国会议员致函奥巴马政府要求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把他们的贸易逆差归罪于中国。奥巴马也几度亲自上阵,对人民币升值加压。时任总理温家宝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是从2005年7月份开始的,到现在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也就是世界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人民币并没有贬值,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

就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加大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国家领导人也多次表示,中国绝不盲目追求贸易顺差,中国想方设法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2010年,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144.9亿美元,下降八成,3月份当月贸易逆差72.4亿美元。

(四)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据《中国航空报》报道:2010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批准的2010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5321.15亿元(约合7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5%,增幅有所下降。中国的军费只够维持防御性的开支。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傅莹2015年3月4日表示,2015年预算草案中建议的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是10%左右。这一数字低于去年国防预算增长幅度。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少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国防费适度理性增长,充分考虑了国家安全的需求,充分彰显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离不开坚强的物质支撑”“我军正处于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关键期、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必须保持国防投入的持续适度增长”同时,陈舟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正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国际维和、联合反恐、国际灾难救援、护航行动等,都需要更多的财力和物质保障。“尽管有了一定的增长,但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我们的国防投入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军人人均军费,都是比较低的。”世界主要国家军费开支一般占GDP的2%到4%,而中国只有约1.5%,远低于美国的4%。2014年中国国防预算为8082.3亿元,若按此数,10%左右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今年国防预算将达到89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仍然大大低于美国2013年6004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中国学者讲,美国的军费开支比其后边的九个国家的军费总和还多!可见其差距有多大。即使这样,2015年,习近平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讲话中向世人庄严宣告,中国裁军30万。足可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中国在军费只够防御性开支的情况下,还积极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做出积极贡献。第一,中国力所能及地维护世界的核安全,支持并严格履行《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第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肩负着联合国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每年往海地、东帝汶等地派往大量的维和人员,他们为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人员财产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截至2010年1月,我国共向亚洲的东帝汶、阿富汗,欧洲的波黑、科索沃,非洲的利比里亚、苏丹和美洲的海地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1569人次,其中向海地派遣维和警察防暴队8支1000人次;截至2015年中国已经派出维和警察2000多人次。我国在派出维和部队的同时派出医疗队,实行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据2015年4月10日《环球时报》报道,日本《外交学者》8日刊文:《中国是维和生力军?》文章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扩大:它是所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对维和贡献最大的国家。参加维和行动的增加,象征中国全球地位的上升,既扩大了外交影响,也保护了自身经济利益。”文章虽然是以不公正的心理说中国维和是保护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对维和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同时又是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坚定力量。

参加国际社会的联合反恐行动6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可见,中国以实际的行动,甚至生命的代价,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为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五)积极应对气候环境变化问题

中国充分认识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既受自然因素影响,也受人类活动影响,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同各国发展阶段、生活方式、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全球共同利益,中国积极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积极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发达国家应该完成《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任务,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下,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应该担起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发展中国家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坚定不移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切实努力,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继续支持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非洲国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积极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

2009年末在丹麦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与各国代表积极斡旋,为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中国代表团做出了艰苦努力,“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了相应的发展权力,同时又提高了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积极自觉地为保护环境而履行自己职责的意识,改变发展方式,走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之路。

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时卡梅伦首相还提及要与中国共同关注气候变化问题。22日,习近平主席与卡梅伦首相在契克斯首相乡间别墅会晤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世界各国命运紧密相连,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和谐的世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2015年11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与全球150多个国家领导人一起应邀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30个小时,多场双边会谈,与各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在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他就此次大会将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提出了四点建议:“巴黎协议应该有利于实现公约目标,引领绿色发展;巴黎协议应该有利于凝聚全球力量,鼓励广泛参与;巴黎协议应该有利于加大投入,强化行动保障;巴黎协议应该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这四点建议,为正处于当下的国际矛盾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更是为推动全球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习近平又提出了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点建议:“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三点建议的提出,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共鸣。在演讲期间,习近平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成果,阐述了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同时承诺了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体现出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担当”。全球气候治理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守护绿色家园还需各国携手努力。巴黎,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观点:中国积极走和平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努力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积极走多边路线,与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世界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为建设一个和谐世界而做着积极的工作,并将一直努力着。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中外的多场演讲中经常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越来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这与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有世界各国人民都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才能更认同建设一个和谐世界是与每一个国家人民的福祉、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而只要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它就不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和谐世界的幸福画卷。中国的和谐世界战略,一方面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着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