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亲、诚、惠、容：践行周边外交新理念
一、亲、诚、惠、容
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是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这“四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一个精辟概括，也反映了我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亲是指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坚持睦邻友好、讲平等，重感情，多做得人心之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诚是指以诚待人之道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是指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的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容是指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促进地区发展。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周边外交历史上就是我国外交的重点之一，我们有许多好朋友、好邻居。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中巴、中柬、中老等传统友谊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政治、经济、安全，还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都更加紧密。当然，东北亚的局势时常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如朝核问题，多次发生朝核危机。2016年2月7日由于朝鲜强行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发射“光明星4号”火箭后，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日本以防御朝鲜拥有核武器为由，加紧布置反导弹拦截系统。美国不断加大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不但开来核潜艇、航母，还派来B-52战略轰炸机和F-22隐形战斗机，同时加紧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萨德”反导系统覆盖范围，特别是其X波段雷达监测范围远远超出半岛防卫需求，深入亚洲大陆腹地，不仅将直接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也将损害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无助于半岛局势的改善，反而会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中国政府对此严重关切，并表示坚决反对。王毅外长指出，美国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必须加以防范。另外，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时常挑起钓鱼岛问题。菲律宾、越南等侵蚀我国南海岛礁，并时常挑起南海问题，美国也时常来搅局。因此，目前中国周边环境比历史上更复杂、更险恶。所以，做好周边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同时，这也是积极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举措。
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作负责大国，是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多的积极有所作为的努力目标。习主席在2014年11月4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时要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二、睦邻、安邻、富邻
中国对周边国家历来本着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朴素思想，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首先与东南亚国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切实遵守，不断弘扬，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遵守。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思想也不断弘扬。之后明确提出“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将继续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
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首届“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演讲，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党的十八大以后，与时俱进，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不断推进周边外交。如中国与蒙古的友谊和合作、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合作、中国与韩国的友好合作，中国与东南亚等国家的友好合作，都是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
（一）中国与蒙古的友谊与合作
中国与蒙古国的关系，历史上曾受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的影响，目前中蒙关系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中蒙的友谊和合作不断加深。
中蒙两国边界线长4700多公里。蒙古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两国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双方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1962年签订《边界条约》。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受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经历了曲折。20世纪70年代，两国恢复互派大使。1990年中蒙双方发表联合公报，1994年修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双方确认，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此后的20年中蒙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2011年中国和蒙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同意在政治、经济、矿产和能源领域加强合作。
应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8月21日至22日对蒙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14年5月，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访问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亚信会议。额勒贝格道尔吉在与习近平会晤时邀请习主席访问蒙古国。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是积极拓展周边友好外交，实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具体行动。与此同时，蒙古也希望与中国发展“重要的”双边关系。习近平主席此次出访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双方一致同意将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发表联合宣言，还签署了涉及政治、经贸、人文等各个领域的20多项合作文件。
2014年8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了题为《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的重要演讲，习主席说，“我愿再次重申：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始终按照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精神，尊重蒙古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蒙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将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习主席重申这一重要立场是对蒙古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有力回击，也是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驳斥。习近平主席说，中蒙地理相邻、经济互补，中方的市场、资金、技术、通道和蒙方的资源富集优势互补性很强，有许多合作机遇。中国持续发展将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带来巨大市场和机遇。我们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
习主席的此次访问期间，蒙方长期关心的过境运输、出海口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双方成立了矿能和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签署了《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确定了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双方就加强口岸、铁路合作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共识。双方决定将双边本币互换规模扩大至150亿元人民币，双方同意研究在中国二连浩特-蒙古国扎门乌德等地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双方还将在矿产品深加工、新能源、电力、农牧业、环保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这些新的合作必将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商定将进一步活跃人员往来，相互给予更加便利的签证政策，继续加强青年、媒体等领域机制**流，营造更加有利的社会氛围，促进中蒙友好。此后5年内，中方将向蒙方提供1000个培训名额，增加提供1000个中国政府全额奖学金名额，为蒙军培训500名留学生，邀请500名蒙方青年访华，邀请250名蒙方记者访华，并向蒙方免费提供25部中国优秀影视剧译作。这将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两国在国家关系上提升到新的高度，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有了更加广阔的平台。2014年9月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在杜尚别达成战略共识，为中蒙、中俄间促进经济贸易发展、人文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美好的前景。
（二）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合作
中国与朝鲜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唇齿相依，中朝友谊是历史和鲜血凝成的。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际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不断发展变化，但中朝友谊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中方积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决不允许在朝鲜半岛生乱、生战。同时，中方积极拥护和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积极倡导和斡旋六方会谈，化解朝核危机。
中方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为真正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为促成有关各方达成“9·1 9”共同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朝鲜明确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及“2·1 3”共同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朝鲜明确承诺了弃核的目标和具体步骤），作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上述共识未能得到落实，六方会谈陷入停顿。朝美战略互信不存在，朝鲜半岛核危机不断。特别是2016年2月7日由于朝鲜强行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并于当天上午利用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最新研制的对地观测卫星“光明星4号”，并将卫星顺利送入轨道。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紧急约见朝鲜驻华大使，对朝方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发射卫星提出交涉。多国及国际组织当天对朝鲜的发射活动表示关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美国则不断加大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美韩日协同开展对朝的制裁及反制，同时加紧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国为解决当前的朝鲜核危机对我国及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威胁和影响，积极敦促美朝双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2016年2月17日，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就是将半岛1953年的停战机制转换为和平机
制，使东北亚得以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景。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指出，这一思路旨在平衡解决各方主要关切，明确对话谈判所要实现的目标，尽快找到复谈的突破口。这一思路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半岛核问题。中方愿与六方会谈有关各方就这一构想保持密切沟通。2月23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克里共同会见记者时，就朝鲜半岛局势阐述了中方立场。王毅指出，中美双方认为，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出发，不能接受朝鲜的核、导开发计划，不能承认朝鲜的拥核国地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朝鲜的外贸环境等因素，中朝贸易在朝鲜外贸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一直是朝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家，是朝鲜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朝鲜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较高，中国对朝鲜的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一度达90%。中朝贸易包括中国政府对朝经济援助，以及中国企业对朝的直接投资和“一般贸易”。中国政府为了缓和朝鲜的经济危机，维护中朝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对朝鲜提供了能源、粮食等经济援助。中朝贸易对朝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朝鲜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成为朝鲜贸易最大的对象国家。2007年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达41.7%。朝鲜从中国主要进口石油、粮食、焦炭。2000年之前中朝贸易主要局限在中国东北三省，2000年以后扩散到南方沿海各省，包括山东、江苏、四川、浙江、广东、河北省。中国企业对朝鲜的投资，这些都对朝鲜经济的恢复，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中朝贸易有时受朝核危机及东北亚局势的影响而波动，特别是朝鲜的能源需求，在朝鲜的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没有向朝鲜提供能源。中朝贸易2014年达63.6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2.76%，这是自2009年以来两国年度贸易额首次出现下降。另一方面，朝鲜经济法规不完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不确定性、相关政策不确定性是制约辽宁与朝鲜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此外，从事经贸合作相关人员普遍存在非专业性，不清楚国际贸易的运作模式，在同中方进行经贸合作时往往交流不畅。
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隔江相望，对朝贸易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对朝最大经贸合作窗口，在中朝经贸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对外通道的开通，珲春市全面展开中俄“路、港、关”项目和中朝“路、港、区”项目建设，这两个项目将进一步打通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开发的人流、物流通道。珲春市将以此为基础致力建设中俄、中朝两个自由贸易区。目前，这两个通道建设的重点项目，均已被纳入国务院《关于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中。此举将开创东北亚地区国际开发合作和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新局面。有关专家提出了珲春双边贸易推动多边合作进程的三步走构思：第一步，中俄建立珲春——哈桑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第二步，中朝建立珲春——罗津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第三步，将两个经济合作区进行整合，形成图们江跨国（边境）经济合作区，真正实现区内自由贸易。这都将为中朝贸易发挥重要作用。
（三）中国与韩国的友好合作
中国与韩国也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是由于二战后东西方的冷战思维与格局，韩国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国与争夺霸权利益的重要支点，也造成了中韩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
随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之后经过1998年、2000年、2003年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把两国政治关系提升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1998年金大中总统执政后，韩国为进一步化解东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出旨在实现半岛南北和解与合作的“阳光政策”，得到了中国的积极支持。同样，中国提出的有关中韩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建议也得到了韩方的积极响应。2000年，朱镕基访问韩国，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将这一关系推向全面合作的新阶段。2003年，卢武铉执政后，继承“阳光政策”。同年卢武铉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把中韩关系确定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08年5月27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韩国总统李明博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顺应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创中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韩建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韩建交标志着中韩两国领导人走出冷战思维的政治智慧，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互利共赢，以及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宁而做出的实际努力。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目前，中韩各领域交流合作已进入全面、深入发展的“快车道”，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共同促进东北亚地区繁荣进步。2015年6月1日，中国和韩国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1日就中韩两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并互致贺信。这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制度设计，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一份自贸协定。根据规定，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后，中国将在最长20年内实现零关税的产品达到税目的91%、进口额的85%；韩国零关税产品达到税目的92%、进口额的91%。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努力实现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和推动双边地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两个“轮子”一起转，不仅为中国经济带来繁荣，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自2002年起逐年调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调整至2010年的9.8%，履行了入世承诺。当前中国进口商品的实际关税平均约为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业务总监冯军说，中国不断下调关税水平，削减了贸易成本，促进了贸易增长和流通。随之而来的贸易流量变化，会促进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调整，让贫穷国家从贸易中获得更大好处。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说，惠及各方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已越来越深入地被外部世界感知，其释放出来的红利正不断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
2015年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尔出席韩国经济界欢迎午餐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韩建交短短20多年，贸易额已接近3000亿美元，增长近60倍。这种迅猛发展势头在全球“难寻先例”。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将会为未来中韩经贸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实施后，双方超过90%的产品在过渡期后进入到零关税时代，据预计将形成经济总量达12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
（四）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友谊与合作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友谊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和交往中形成并传承至今的，是全天候的朋友。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特别是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穆·阿里举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两国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总理的会谈，对增进中巴之间的了解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万隆会议以后，两国高层互访增多，友谊不断加深，并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巴基斯坦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65至1971年，巴基斯坦在历届联大上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20世纪70、80年代，中巴友谊稳固发展。90年代，中巴友谊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更加牢固。
进入21世纪，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2001年，迎来了中巴建交50周年。双方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2003年3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正式访华。11月，穆沙拉夫总统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年会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中巴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2005年4月，温家宝访巴，双方签署“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宣布发展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胡锦涛正式访问巴基斯坦。
2011年，中巴建交60周年，也是两国总理宣布的“中巴友好年”。
中巴两国从50年代起就建立了贸易关系。1963年1月，中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82年10月，两国成立了中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联合会。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双方的经贸合作有了长足的进展。2006年，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7年7月开始实施。2009年2月，两国签署《中巴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当年，中国成为巴基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
2015年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这是习近平2015年首次出访。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同侯赛因总统、谢里夫总理共同决定，将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说：“这一定位是中巴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的鲜明写照，可谓实至名归。”中巴已是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总理谢里夫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了5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涉及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贸易、金融、卫生、地方、媒体、海洋科学、教育等领域，推动中巴关系迈上新台阶，使中巴关系更加牢固。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演讲，追溯历史，把握今
朝，展望未来。从古丝之路，到中巴互帮互助，再到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沿线建设，都体现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是肝胆相照的信义之交，休戚与共的患难之交，习近平说，“将‘中巴命运共同体’打造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样板和典范”。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在不断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也体现了一国与一个地区的友好合作模式：1991年实施中国—东盟对话关系。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江泽民出席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议，双方发表了《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中国作为首个域外国家确定同东盟建立自贸区。2003年10月，第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双方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作为域外国家首个与东盟结成战略伙伴。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首个加入该条约的域外国家。为加强协调配合，中国以“10+3”（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为主渠道积极与东盟携手推进东亚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在“10+3”框架内逐步开展中日韩三边合作。
2004年11月，中国第一个举办东盟博览会暨商务和投资峰会。当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提前一年实现既定目标。2006年5月17日，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签署了《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宣言》。2009年，据东盟方面统计，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782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全面建成。这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东南亚国家，首次提出与东盟携手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缔结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倡议。2014年9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启动，旨在深化地区经济融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已从程序磋商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特别是10+1机制开展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开始上了一个新台阶。10+1机制是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基础。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是指东盟10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与中国领导人间举行的会议。“10+1”指的是东盟10国分别与中日韩3国（即3个“10+1”）合作机制的简称。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定开展“外向型”经济合作。在这种形势下，10+1合作机制应运而生。10+1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10+1确定了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即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在10+1合作机制下，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出席第八次10+1领导人会议，双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11年11月，第十四次“10+1”领导人会议就纪念对话关系20周年发表《进一步推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015年7月29日，中国与东盟十国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九次高官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批准了2015—2016年落实《宣言》工作计划，审议并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二份共识文件等。会议还敦促尽快商谈“中国—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针等，并完成组建工作。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方面，各方在前期梳理共识有关工作的基础上，转入“重要和复杂问题磋商阶段”，包括为“准则”框架草案梳理共同要素等。为在“南海行为准则”最终达成前有效管控海上局势，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各方就制定“海上风险管控预防性措施”交换了意见。
2015年11月21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专家指出，中国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东盟视中国为特殊、活跃的伙伴。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东盟国家有追求发展的共同目标，有促进地区稳定合作的共同责任。自1991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以来，双方关系拾级而上。2003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进入“黄金十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是此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之一。李克强在第十八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愿与东盟十国一道，抓住难得历史机遇，充分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提升11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力争实现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目标，促进东亚地区永久和平与繁荣。为此，他提出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机制化建设。落实好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第三份五年《行动计划》和“2+7合作框架”。第二，加快经贸合作升级。双方应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的达成，通过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升级原产地规则以及操作程序等措施，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力争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力争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区域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中方愿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参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平台的作用；中方还将设立100亿美元的第二期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为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第四，探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中方愿将东盟作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五，共同提升安全合作水平。中方愿与东盟早日实现防长非正式会晤机制化，探讨建立中国—东盟防务直通电话。双方应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灾害管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方倡议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对话实现机制化。第六，努力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双方应乘“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的东风，继续推动海上合作，建议定期举办中国—东南亚国家海洋科技与环保合作论坛，推进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建设。
2015年11月5日至6日，习近平应邀访问越南。访问期间，习近平会晤了阮富仲总书记、张晋创主席、阮晋勇总理、阮生雄国会主席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双方就当前形势下两党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需要、共同任务达成高度共识。习近平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越传统友谊应该倍加珍惜和维护。着眼未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党两国都需要守望相助、携手前行。要把握好政治方向，做互助互信的好同志、合作共赢的好伙伴、相亲相望的好邻居、常来常往的好朋友，确保中越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越方高度认可和赞赏习近平的主张和看法。
2015年11月6日至7日，习近平应邀访问新加坡。访问期间，习近平同陈庆炎总统、李显龙总理等新加坡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见，确立了中新关系新定位。习近平指出，“双方要继续结合两国发展需求特别是中国发展步伐，不断创新合作思路，拓展合作领域，使中新合作在本地区持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两国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决定将中新关系确定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新定位成为新时期中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在访问两国期间，习近平多次解读“和”“合”外交思想。在越南国会演讲时，习近平系统阐述了中国爱好和平的主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深刻诠释了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弘扬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再次阐明中方立场，发出清晰信息。
在访问两国期间，习近平进一步阐明中国的政策立场，表示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关于务实合作，在“一带一路”的背景倡议下，习近平介绍了“十三五”时期的规划思路，签署了一系列的成果文件，展示了中方愿与各方全方位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观点：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机制，如2004年，针对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的“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监察长会议”；中国还是南海海上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建立了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海上互联互通、航行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项目合作。就各方关注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方面，达成了第一份共识文件，还就建立海上联合搜救热线平台和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等“早期收获”达成一致。2015年，中国与东盟十国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九次高官会批准了2015年—2016年落实《宣言》工作计划，审议并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二份共识文件等。《宣言》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签署的首个政治文件，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从以上的合作机制、宣言，可以看出，“中国坚持地区合作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既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定位，也契合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关于地区主义的供给范围具有接近最优供给水平优势的理论”。这有利于中国在南海提供搜救、航道维护等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