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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怎么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过去我国采取粗放型的要素驱动式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是建立在要素价格扭曲的基础上的，我国也因此积累起最初经济起飞需要的资本，取得了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随着要素资源的愈发稀缺，为实现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亟待转向效率驱动、甚至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由市场机制来找准要素价格，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要素生产率，政府的职能则是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减少腐败和寻租行为，并逐步摸索出在市场中的作用，发挥后发优势。等时机成熟，最终实现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不仅需要人才和技术，还需要政府和制度对人才、技术的保护和激励，更需要政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维护市场机制的能力。

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分清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明确政府职能。在市场机制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域，政府应当退出；在当前机制、制度无法解决，但是通过完善市场机制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域，政府也应当逐渐退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的不足。鉴于此，政府应当在以下方面改变当前所扮演的角色。

其一，应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对于外部性很强的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行业，政府“有形之手”可以纠正市场的失灵，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不应设置门槛限制民营经济的进入，而应鼓励民营经济在这些行业的发展，更大程度地促进竞争。

其二，应逐渐退出要素市场，让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土地市场，应界定好土地的产权结构，让市场发现各类土地的价格，使之得到最优的配置。在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对民营部门的歧视，金融资源难以在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实现优化配置，需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参与金融行业的竞争。

其三，应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公共产品存在着社会边际收益与个体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成本与个体边际成本不一致的情况，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显得捉襟见肘，此时更需要政府的介入以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规模。目前，我国亟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无差异的基本公共产品市场，实现基本公共产品的国家化、标准化，减轻区域间、城乡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程度。这也是从另一种途径降低大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从而有利于扭转劳动力空间配置上的扭曲，避免福利性迁移。在一定意义上，公共产品国家化和均等化到来之时，就是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之日。

市场机制会产生马太效应，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财税制度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现有研究表明，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这是市场机制运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优胜劣汰是支配市场经济的法则。但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政府在维护结果公平、收入与贡献相符的同时，还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将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的范围。

其四，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应当引导而不是规定企业的投资领域和范围，应当建立一个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市场本身就具有激发创新的机制，它给予企业创新的补贴便是超额利润。

（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1月4日）

陈剑：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重大理论创新和亮点，表明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深化，对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干预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何谓处理好？标准是什么？依笔者看来，就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更加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包括尊重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看似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似乎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实际却是两只手的职责分工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市场看不见的手，是要在市场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由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历史证明，也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用市场进行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而政府配置资源，往往效率不高，并有可能带来寻租等方面问题。按照《决定》，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从一定意义上分析，改革就是政府自身改革，政府要管住自己的手，收回自己的手，用好自己的手。政府的手要转变为支持和辅助作用。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也就是自我改革。当然，“管好手”并不等于政府“完全撒手”，更不是束手束脚；相反，更应敢于“迈开腿”，更要内外兼修“迈稳步”，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说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因此，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分工，根除对GDP 崇拜，可能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十分重要且基础性的工作。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其主要障碍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市场参与者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有完全建立，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没有完全解决。虽然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例如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旧36条，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各种“弹簧门”、“玻璃门”等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非公有制经济的潜力和效能的发挥。《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个提法较之以往是推进了。要释放微观基础活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根本解决办法，就是让企业，无论国有或民营，都回归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成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市场化企业。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市场规则、研究对企业扶持的政策时，不能有近有远、有亲有疏。必须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

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从而更好地释放中国经济整体活力。

另一方面是宏观税赋过重，实体经济发展壁垒过多。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等项内容。这对激发小微企业的市场活力，推进市场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因而要降低政府的税负，需要减少政府的运营成本，整治乱收费的市场环境等。

要充分释放微观基础活力，一是进一步提升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重要性的认识。政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应真正做到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认真纳税，遵守法纪，保障劳工权益等，就是合格的企业，就应当一视同仁，没有任何歧视。若如此，则会极大释放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活力。二是应当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水平。例如，将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5%，就可大致减税5000亿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将十分显著。

三、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水平，进一步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的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增长，有时会引发通货膨胀、滞涨、经济衰退等，这种周期性波动会影响生产效率并对社会资源和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着重于整体社会经济运作，透过诸种手段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政府管理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是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法律手段一般是指政府通过经济立法和司法，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通过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保护公有财产、公民个人财产，维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各个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个人的合法权益；调整各种经济组织之间横向和纵向的关系，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行政手段是政府发布的经济命令，具有权威性、纵向性、无偿性及速效性等特点。

政府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时采取的经济办法，即政府在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杠杆主要包括价格、利息、汇率、税收、信贷等。此外，一些经济政策的运用，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产品购销政策、价格政策、扶贫政策、产业政策等，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宏观调控是间接调控，主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运行，即依赖利息、汇率、价格等经济手段，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计划的含义是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摘自《红旗文稿》2013年第22期）

魏礼群：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二者的功能与长处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功能和长处以及它们的缺陷和弊端。先说市场。市场有多种涵义，一种是商品交易场所，一种是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准则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方式，还有一种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主要功能是指市场机制决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所有经济活动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之所以能够使资源配置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效益，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而由价值决定的价格，是生产者、消费者、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市场自愿交换中发现和形成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长处在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能够通过市场价格自动调节生产（ 供给 ）和需求，在全社会形成分工和协作机制；能够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形成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和优胜劣汰机制；能够引导资源配置以最小投入（ 费用 ）取得最大产出（ 效益 ）。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有利于促使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和更有效益地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市场调节有某些自发性、盲目性、局限性和事后性等特点，不能把资源配置统统交给市场，不能使全部社会经济活动市场化。比如，社会供求总量的平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城乡区域差距的缩小、稀缺资源的配置，只靠市场调节经济运行，难以经常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结构协调，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难以避免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也难以及时、有力、有效应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和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就是说，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是所有社会经济领域和活动。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能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保持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在我们国家，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政府可以自觉地依据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动地观察和反映国内外发展变化，按照包括市场规律在内的客观经济规律，对重大社会经济活动作出战略规划与宏观决策，可以对重大社会经济活动作出预先安排，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和调控。发挥政府作用的主要长处在于，有可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引导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从宏观层次和全局发展上配置重要资源，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协调重大结构和优化生产力布局，提供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障公共安全，加强社会建设和环境保护，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弥补市场缺陷和失灵的方面。但政府也有信息掌握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会有偏颇、僵滞甚至决策失误的毛病，以至于束缚经济社会的活力，不利于微观上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

以上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两个重要手段，各有长处但功能不同。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们都能对资源配置产生作用，但资源配置和利益调节的机理、手段、方式不同。市场方式主要通过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功能配置资源，调节利益关系，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主经营和自担风险。政府则主要根据全局和公益性需求，依靠行政权力和体制，进行重要资源配置，调节重要利益关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市

场在微观配置资源、调节经济利益关系中的积极有效作用。

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明确认识两者各自的功能和长处，使它们在不同社会经济层次、不同领域发挥应有作用，都不能越位、错位和不到位。二是要充分发挥两者功能作用，“两只手”都要用，并有效配合。“两只手”配合得好，可以起到1 + 1 ＞ 2的效果。反之，市场作用的正效能就会下降，负作用就会扩大；同样，政府的正效能也会下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也会受到伤害，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因此，两者不可偏废。三是政府和市场应当有机结合而不是板块连接，政府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自觉按经济规律办事，市场要在政府引导、监管和制度规范下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与市场各自长处的充分发挥以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政府和市场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看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作用大为增强，但市场和政府都有不到位和越位的方面。政府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的事，也有不少事该管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体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的，是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由消费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一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市场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和运行的透明度都有待提高，尤其是部分基础产业和服务业价格关系尚未理顺，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包括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方式，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二是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坚持把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作为价格形成的常态机制，凡是能够通过市场形成价格的，包括生产要素价格都要放开价格管制，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对那些暂不具备放开条件的，要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导向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并创造条件加快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改革政府定价机制，要把政府定价严格限定在必要范围内，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进一步减少政府定价的范围和具体品种。要按照简政放权要求，进一步下放给地方政府定价权。改进政府定价方法，规范政府定价行为，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度。三是改革市场监管体系。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同时，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这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着力深化企业改革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两者都不可偏废，否则，就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企业是市场活动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决策，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特别要重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全面准确履行政府职能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确定的“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基本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少审批事项，向企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特别是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要最大限度地避免用行政手段配置各类资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安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要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强化发展规划制订、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制度机制设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方面职能，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法规统一、政令畅通和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要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就近管理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责，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类企业。要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以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现代化服务型政府。

（摘自《全球化》2014年第4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