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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贤:中国生态文明“攻坚点”

其一,积极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环保新道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深刻揭示。环保新道路的基本要求是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努力方向是着力构建六大目标体系,即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健全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和科技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其二,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推动建立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大力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行动计划,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积极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在全社会树立牢固生态文明理念。

其三,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我国已经到了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监管优化经济结构,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以环境标准优化产业升级,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通过发挥环境影响评价“控制阀”、节能减排“紧箍咒”、环境标准“催化剂”等作用,有力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尤其要从严控制“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决不放松环境保护要求。

其四,坚持环保为民惠民利民。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深入实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强化细颗粒物(PM2.5)控制,实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开展多污染物协同防治,深化机动车污染防治,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

其五,大力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环境管理的最终成效还是要体现在环境质量改善上。环境管理只有以环境质量为目标导向,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从控制局地污染向区域联防联控转变,从单纯防治一次污染物向既防治一次污染物又防治二次污染物转变,从单独控制个别污染物向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转变,全面提升环保工作的精细化、信息化和专业化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其六,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从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可持续性的系统理念出发,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生态环保综合管理体制。研究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化环评制度改革,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制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和推进办法。

(摘自《瞭望》2013年第18期)

李含琳:生态文明建设的六个决策维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重大战略部署,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涨。但是,就目前能够看到的研究成果而言,多数观点集中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政府投资、国家项目、社会理念和消费方式上。客观地说,这些研究思路和观点对于形成和我国可持续发展格局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很明显,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性、实证性和操作性的成果还是比较少。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进程,就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生态环境如此先进高效,是需要满足多种条件的:一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阶段的长期考验,生态文明是工业化进程的结果,不是起因;二是综合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对生态投入的基础保证,经济实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三是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的紧密结合,生态和发展都需要产业化;四是建立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生活低碳化双重发展机制;五是低增长与高环境质量的相得益彰;六是生态空间与生产力布局的双向互补。这些

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实践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是综合经济实力中的生态含量明显提升。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综合经济实力提升结合起来,实际上是要强调二者发展的相互约束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经济发展对于各种要素的利用是高效的,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生态成本比较低;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降到最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度比较高;治理环境污染物的成本比较低,消耗的经济能量比较少;必须坚持经济优先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越来越雄厚的投入保障;评价发展和政府业绩的指标体系需要调整,增加生态和环境指标的内容,甚至可以使用绿色GDP的考核体系。

二是加快振兴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西方发达国家历来在经济发展中都比较重视生态保护问题,而不是自提出绿色GDP概念之后。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战略概念,比如“生态立市”、“生态强市”、“生态强州”、“生态大市”等。从一般理论上来追究,独立的“生态”怎么能够“立市”和“强市”呢?生态必须与经济、与产业、与技术、与产品、甚至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立市和强市的目的。也就是说,生态必须产业化或者市场化,必须在生态产品、生态技术、生态产业甚至生态市场的基础上才能够由于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得到实体经济的认可和投入,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积极参与。

三是必须实施大规模易地扶贫开发项目。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的贫困人口居住和生活在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域,如高山、河谷、地震带、水源涵养区、森林涵养区、流域脆弱区等。因此,不仅造成生态问题,而且造成贫困问题。在国家的14个分类连片特困区中,大多数都存在空间移民的需要。又由于属于这类情况的人口比较多,居住又比较集中在高海拔、高寒、阴湿、干旱和半干旱的地方,所以小规模实施易地搬迁不起多大作用,必须实施国家级的大型易地搬迁项目,包括生态移民、易地搬迁、灾害移民等。有把易地搬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内容之一,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支持范围,同时注意移民过程中的生态保护。

四是生产和生活方式低碳化的多途径实现方式。目前,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全社会的认可,现在主要有两个现实难题。一方面是实现方式的难度比较大。比如,农村低碳条件较好,城市低碳困难多;城市越大交通越要现代化,楼房越高耗能越多,私家车越多交通效率越低;学习和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又带来了许多不理想的生活结果。另一方面是政策之间有矛盾。比如,能源公司欢迎耗能大户,而多数低碳方式又没有对应补贴;农业工程用水实行国家财政补助,而节水技术和措施又没有对应的补贴政策;城市用水和用电的阶梯价格难以出台等。所以,要促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低碳化,必须首先在相关政策上实行改革和调整,将与低碳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下决心进行调整,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五是形成高效率资源和能源节约机制。高效率低碳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建设必须解决好四方面重大问题:一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上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发展的理念,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既要有经济增长目标,也要有低碳发展目标;二是对于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工业或者产业的发展必须实行限制政策,可以限量规划、建设和生产,也可以通过扩大进口来解决;三是对于符合低碳要求的项目、技术、产品、产业、甚至是经济活动实行补贴政策,没有政策优惠就没有低碳动力;四是将低碳发展的所有项目都列入循环经济的发展内容,在国家级和地方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示范区建设中一定要把低碳要求与循环发展统一起来进行,进行低碳和循环双控制。

六是城市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优化。客观地说,对现代国家和现代城乡关系而言,能否按照低碳的要求规划与建设,重点明显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同时,对传统的工业“三废”问题的解决和资源化利用,也不能一味地要求企业或者公司单个去做,这样成本太

高。所以,对于我国未来低碳发展在总体战略和空间布局上需要明确:首先是低碳发展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战略,但重点是国家;其次是中等以上城市在长期规划中必须充分考虑低碳问题,引导和培育一批专门经营工业“三废”的资源化企业,用公司做环境与企业之间的中介;再次是城市长期规划必须选择功能分工原理,分别规划和建设消费区与作业区,在作业区中集中建设规模化的污染物处理机构;最后是污染物的处理和废物再利用都要走聚集发展道路,都要走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甘肃日报》2013年7月29日)

江泽慧:生态文化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

生态文化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智慧,融合现代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文化载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文化必将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生态文化是促进天人和谐的凝聚力。泱泱五千年,中华民族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生态文化通过人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生态意识、价值取向和社会适应,维护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调节、支持、文化四项服务功能,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说,中华民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加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朴素生态文化哲学智慧,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伴随和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成为凝聚人民追求梦想、鼓舞斗志的力量源泉。

生态文化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源动力。绿色发展理念是对奢侈消费、资源低效高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否定,是科学发展的思想精髓,也是生态文化的时代内容与创新。绿色发展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由于绿色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文化内涵,显示了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形成节约资源、恢复生态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生态文化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向心力。生态良好、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状态和高尚的心灵境界,是构成美丽中国的基本要素。人们都向往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气清地净,老百姓渴望着能喝上干净水、呼吸清新空气、吃上安全食品、住上敞亮房子、有个舒适的宜居环境。这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诉求,也是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森林文化、湿地文化、荒漠绿洲文化和竹文化、花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等生态文化载体建设和生态制度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出版科普读物及影像制品,开展生态文化公益活动,为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态产品和文化服务,提高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的公信度和参与度,增强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治理环境的自我约束力和社会影响力。

生态文化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驱动力。文化软实力已日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不尽如人意。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不是文化强国。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为支撑,生态文化的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必须继承、发展和弘扬生态文化,以文化人,提升公民综合素质,增强核心凝聚力、竞争力,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让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走出国门,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和感染力,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生态文化代表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追求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是生态文化的根本价值向度。深入生态文化研究、挖掘、修复,继承、发展和创新建设,不断增强生态文化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将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发展活力,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摘自《人民日报》2013年1月11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