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却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形势的发展呼唤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了出来,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系列重大决定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的标志。从此,中国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1979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整。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调整的重点是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党开始着手为“**”以及此前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全面平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全面平反和大范围地调整社会关系,使得中国人民能够身心自由、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初步概括。这个《决定》的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这一《决定》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结束了由“**”造成的思想混乱,团结一致地承担起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取得突破的。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受灾农民吃饭成了大问题。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集体撂荒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收获归自己所有。这一措施有效地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不仅战胜了当年的旱灾,而且收获超过正常年景。受此启发,安徽和全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尝试一种新办法,即后来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1年底,全国90%的农村已普遍采用了这种办法。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从此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鼓舞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打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改变企业原先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的所有制格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以此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与改革同步,对外开放工作也正式启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半年时间的酝酿,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广东、福建两省作为对外开放的试点,允许这两个沿海省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加快经济发展。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首先建立经济特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在很短时间里就取得显著成就。深圳,经过短短几年时间,便建立起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1984年春,进一步开放由中国北部到南部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初,决定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随后再开放辽东和胶东半岛;1988年,批准设立海南省,把海南岛建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2年,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样一来,中国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开放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陆续涌现,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步伐,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

经历了自1978年底以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增量式发展。但是,直至1992年前,中国的改革究竟应当朝哪个方向走?它是以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目标,还是以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人们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中国的改革最初的指导思想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让市场发挥调节和补充作用。与此相呼应,改革先从“体制外”入手,即在非国有部门倡导建立市场导向的企业,依靠它们实现经济的增长。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体制内“计划”与体制外“市场”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这一战略有效突破了体制内改革的瓶颈。随着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合资、外资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份额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增长。改革的实践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突破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个文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已蕴含着市场化改革的取向。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艰难的阶段。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造成了相当多的问题,“计划”与“市场”之争随之而起,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观点又重新流行起来。当中国的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

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解答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和困惑,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92年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改革开放已经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全面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整体推进的,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各个方面政策调整的步伐也随之加快。早在1978年冬季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随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作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也做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决策。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引人注目,但内容十分丰富,总体在稳步推进。如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逐步实现依法治国,实行基层自治与扩大基层民主,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交往活动日益活跃。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这些外交活动,稳定和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就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为此,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同志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睦邻外交,加强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外交政策的调整,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改革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包括文化和社会领域。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率先开展对外交流。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对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推开,也逐步向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延伸。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与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科技实力和人才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文艺和体育事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优秀作品,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美德,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社会风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出版业、影视业、娱乐业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体育方面,中国在努力提高竞技体育成绩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用政府财政补贴和民间彩票公益金修建的运动场馆和健身设施,为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和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提出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人们的利益需求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国家财政实力有了很大增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其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现实原因。世界不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腾飞之后,社会结构将随之变迁,这时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十分突出。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民主法制尚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就业比较困难(每年需解决2000多万人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尚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教育、医疗、住房的发展难以满足人们需要,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等。要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整体设想,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中央认为,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社会建设的决定,它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五大任务: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全社会创造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充实了小康的愿景,展示了10年、20年之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然而,要把这一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还必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不断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千百年来,过上“小康”生活是中国老百姓的理想和追求。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国外客人时,用“小康”一词描绘了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此后,他又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这就是从1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用20年的时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又

提出,21世纪头30年到50年争取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2%,为同期世界各国最快的发展速度。2000年,中国GDP总量达人民币8.94万亿元(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来算,GDP首次超过8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0年左右时间里,完成了由贫困到温饱,又由温饱到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虽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党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这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为此,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即在本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努力,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以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报告从以下五个方面充实和完善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面对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多地显现出来。面对这一情况,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一定要全面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取得新的更大胜利。在这一重要论述的指导下,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要求努力实现以下新的目标要求。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得到优化,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就业比较充分,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军事体系更加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锐意推行改革,不断求实创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这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它不仅使13亿中国人过上“小康”生活,也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