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基础设施联盟
制定正确的供应链战略
地缘政治在过去数百年间仿佛就意味着领土的征服以及对邻国或对手的统治。如今，该原则可被简称为竞争性互联：互联程度最好的国家会胜出。各国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国界，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可以控制多少供应线：商贸路线和跨境基础设施。所有伟大的战略家都深刻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外行才谈战略，内行谈后勤。
人类历史上的帝国经常把基础设施当成扩大影响的工具。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修建了从首都通向帝国远方的道路网，这些道路也被标注在地图上供行军和商旅之用。从15世纪开始，欧洲的殖民帝国开始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各殖民地兴建供应线和海外统治中心。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修建了印度铁路网，几十年之后，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尝试沿着东非海岸修建一条从开罗到开普敦的红线铁路（最终未能成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反对在这样的体系中设立边境，他写道：“设立边境会激起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必然使得边境的设立者陷入灾难性结局……不管帝国政府是如何决定的，贸易者、先行者、探险者以及其他人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其冲破边境。”
互联设施对帝国兴衰的重要性不亚于地理因素。从门罗主义到美西战争，19世纪的美国用武力将欧洲势力逐出了加勒比海地区和部分太平洋岛屿，由此开启了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商业统治。地理测绘工程采取的是土地扩张的补充策略：勘察地域、制作地图以及规划必要的基础设施，将影响力推进到未知领域。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成立了“探索队”来研究新购入的路易安那州并朝太平洋海岸挺进。这个队伍的首任领导人就包括声名卓著的探险家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这两人在1804~1806年间在美国黄石地区探险，此次探险还让美国在今天的北达科他州的密西西比河岸重设军事据点，保护美国的皮毛贸易不受英法侵扰。美国的西进运动就从那里开始。由于美国国内的可航行水道长度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些河道在各州之间流淌，自然地理条件推动了美国的统一。当然基础设施具有同等重要性：芝加哥河其实就是由人工运河组成的250公里长的河道，这些河道将大湖区与密西西比河联通，最终通向墨西哥湾。这些伟大的运河工程使得芝加哥成为北美大陆的战略要点。只有在有了相应的互联设施之后，地理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
正是由于这些伟大的地理工程，北美联盟和大中华区这样的超级区域才能形成。北美联盟正在伸向北极圈，往南则在笼络拉美。大中华区向南触及了印度支那，向北对俄罗斯和中亚形成辐射。这些基于供应链的国家联盟以外交、军事和商业综合手段来扩大影响。现实中的互联路径要比教科书上的教条更能显示未来地缘政治地图的样子。
掌握供应链是地缘政治地位的最初推动力，甚至要先于军事实力。无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1世纪的中国，都是在成为供应链超级大国后才慢慢发展军事实力的。中美都是所在洲的大国，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了工业化，已经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开明的战略通常都是多维度的：贸易、金融、能源、军事、政府治理等其他领域都是施展实力的舞台。这就是为何大战略不能将国内与国际分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曾将当今时代称为“战略大时代的间隔期”，新的规则还在慢慢形成。在其著作《大国兴衰》（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他提出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创新的平衡推动着实力的平衡。
成功的大战略，即那些手段与目标长期统一的策略，必然善于利用国家的全部公共和私有资源。这些战略包含着对全球复杂局势的清醒评估、对目标的现实把握以及对指定策略的高效执行。这些大战略也必然是全面的。外交人士通常会把政治区分成“硬政治”和“软政治”，硬政治是指安全、联盟以及武器控制等事关国家存亡的事务，软政治是指经济、人权和环境等事务。但在供应链世界，这些问题往往相互交织。例如美国试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推行更高的贸易标准，其结果将影响到美国能否在亚洲重建战略影响力。我们每天看到的全部新闻几乎都可从供应链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田纳西州的汽车工业区为了吸引韩国汽车厂商打压工会，每天都有数千起旨在盗取企业和技术机密的黑客攻击，以及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量增加等。
因此拔河博弈相比军事冲突要强调的因素更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国力指数在衡量各国实力时，给了核武器和国防开支这些指标很大的权重，但由于核武器基本不用，国防开支使用效率存疑，因此还必须要侧重于政府支出规模以及人力资本等指标。国力也像财富那样，存在名义国力和真实国力。美国的名义国力无与伦比，但如果算上核威慑、地理距离和竞争力等因素，美国的真实国力可能并不像纸面上显示的那样强。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困境就清晰说明了这一点，超过20万美国兵力再加上超过1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但美国就是无法消灭敌军。
与此相对，美国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默认军事实力是影响力标志，他们忘记了美国军事干预政策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美国过去二十年发生的最幸运的事，就是国内掀起的页岩气革命，但这场能源革命与军事武力毫无关系。
伊拉克战争就充分说明了军事策略和供应链策略的高低优劣。如果说美国2003年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那么为何美国要白白牺牲4000名士兵的生命（还有10万伊拉克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显然不是在战场上拼杀的美国和英国，而是中国和欧陆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终获得了石油。
美国在战场上付出惨重代价或在外交场合耗尽口水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最终的果实却落入他人手中。例如美国国务院长年累月都在劝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允许印度和阿联酋发展民用核能，但开禁后，这些国家却把核反应堆的建设合同给了韩国和法国。伊朗也想这样做：尽管美国牵头对伊朗实施制裁，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还是继续跟伊朗做着大生意；有朝一日当制裁结束时，这些国家在伊朗就有了远超美国的先发优势。从供应链大战略的角度看，这些军事外交等“吃力行为”实际上代表了“省力行为”的失败。
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的战略实际上经历了从霸权主义到选择性撤退的转变。两任总统都信誓旦旦地要巩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但两者又都在操作性原则和策略上语焉不详。奥巴马的《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像是对过去的辩护，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更多的是空谈，而不是行动。美国大战略的前提更多的是强调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大国的遏制而不是影响，强调徒劳无功之事而不是真正谋划未来，其中代表着极端保守主义的所谓“克制”是老生常谈，缺乏实质内容。美国的外交人士似乎忘记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不一定能成为巨人。现在美国的外交官就像是交际名流，在国际舞台上仅仅留下了自卖自夸的自传，几乎找不出任何实质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新世纪里，美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对推动历史进步做出任何贡献，遑论创造历史了。
美国必须冷静思考在21世纪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要做什么，美国必须要找到新的战略。由于军力疲惫以及财政紧缩，只有确实触及核心经济利益时，美国才会动用军事力量。这样的战略与供应链战略不谋而合：只有保护资源和技术流转，这种商业战略性投资才值得采取军事行动加以保护。对于那些危险国家，就可采用所谓的鲍威尔主义：只在不得不使用军力且获胜希望较大的情况下投入大规模军事力量，此外军事行动还可迅速结束，并获得广泛的美国民众和国际支持。
在经历了两场失败的战争以及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希望能推掉一些国际义务，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在国家存亡都仰仗互联程度的世界里，外交政策有时候并无选择。从这个逻辑看，美国重返东亚并不仅仅是要保护自己的盟国，也要保护太平洋上日渐增长的贸易往来。（美国的出口有1/4是运往亚洲，而进口中有40%来自亚洲。）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商业供应链，美国海军将使用航空母舰、潜艇、无人机等其他武器。其目的在于保护供应链，而不仅仅是保护盟国。同样，中国海外供应链保护所投入的资源也跟其在附近海域的航母和潜艇开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澳大利亚海军正在推行“三大洋”策略，其目的就是要保护天然气运输船不受海盗骚扰，海底互联网光缆免受恐怖分子破坏，甚至是不让满载着印尼非法移民的船舶靠岸，总之应对的都是移动资产和海外威胁。
与此同时，在供应链大战略中，军事只不过是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系列工具的一部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使得经常账户赤字大减，因为美国大大减少了能源的进口，但现在却没有太多的鼓励措施来激励企业开展国内宽带连接、高铁以及其他设施的投资，这些基础设施对于推动美国的出口增长很重要。此外美国还应该重振其教育和研发体系，要积极培养从机器人到转基因等各个领域的新一代创新者，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同时把握数字和农业全球价值链。控制供应链的战略收益要远远超过控制任何一个传统战场。
传统世界的战略目标是统治和压迫，但供应链世界的战略目标却是资源运用和价值创造。地缘政治在棋盘和网络上都起作用。在棋盘上，美国为欧洲、阿拉伯和亚洲提供了安全保护伞，希望这些国家能实现地区整合，避免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发生战争。在网络上，美国需要与其他全球节点实现产业、金融和商业联通，建设国内经济。如果美国能认识到供应链地缘政治的优先性，就不会采取成本远超收益的军事干预行动。
后意识形态联盟
过去的25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假设，其中包括“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仅仅在过去10年，曾经被寄予很高期望的“大美洲”就出现了明显退步。当学者和研究者试图用意识形态（而不是客观条件）来定义时代的时候，他们默认存在着统一的世界观或有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世界总是非此即彼，但这样的基本前提恰恰是错误的。供应链世界是后意识形态的世界。俄罗斯不再对外输出共产主义，美国也不再到处扶持民主。从非洲到亚洲，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赚钱做生意。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智利、刚果和柬埔寨等地到处扶持傀儡政权，将毫无关系的国家牵扯到两强争霸中。苏联的目标就是要扩大共产主义联盟，而美国的战略任务就是防止民主政权在共产主义浪潮面前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
今天，塑造地缘战略思维的主要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如何获得资源和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在推崇民主方面时断时续，但在追求供应链利益方面从不懈怠。从“冷战”到反恐战争，西方经常为了利益与道德上存在瑕疵的国家结成伙伴：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以及吉布提等国家。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常常把民主挂在嘴上，实际上，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反而敦促美国企业去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最快的地区寻求商业机会。
传统的同盟被利益联合所取代，现代的联合更多的是基于供求互补的合作关系。中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外亨廷顿所言的“伊斯兰–儒教轴心”也是空谈，其实质不过是“亚洲买了大部分中东石油”，即便是中国和印度有朝一日深度介入中东事务，中印两国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油气供应而不是为了捍卫同盟。供求关系也可解释西方世界的地缘战略变动。当欧洲各国对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的需求减弱时，北约不得不远赴阿富汗来证明其存在合理性。这就是21世纪头十年所说的，北约要么走出去，要么解散。但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施压，欧洲各国对于军事联盟的需求忽然开始增加，北约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但其实北约的团结是一种表象，许多欧洲国家根本不愿向阿富汗派军，更不用说让自己的士兵在阿富汗战斗，另外经济困顿也使得许多国家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因此不能将国家联盟组织视为文化一统的共同体。在后意识形态的供应链世界，各国关系网时刻充满变数，每个国家参加所谓的“集体行动”，都会算计自身成本收益。
如果说贸易仅仅体现了互补，那么投资则代表了更深层次的认同，因此也有助于增进互信。确实，验证两个国家关系稳定性的试金石不是贸易额，也不是共同参与的军事行动，而是两
国相互投资的深度。美国、英国和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国，但这些国家不会兵戎相见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若干跨国企业总部设在了英国，英国也有不少公司总部设在美国，而土耳其给欧洲输送能源的油气管道设施又基本上是英美企业投资的。这些国家的能源供应链与其国家安全互为表里。即便出现矛盾，例如美国和土耳其对如何介入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就有不同看法，供应链也可保证同盟不破裂。与此同时，随着土耳其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国边疆地区交通、贸易和能源往来的加深，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也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视为外交大事。土耳其可能成为地球上第一个既是北约成员又是上合组织成员的国家，这显示了土耳其在连接东西方面的独特作用和其战略考虑，甚至超越了土耳其“入欧”的意向。
欢迎来到基础设施联盟年代，物资和外交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牢固程度不是看两国是否同属北约这样的组织，而是看两国互联互通以及物资信息往来程度。基础设施联盟也绝不等同于独裁政权之间的腐败交易，实际上，基础设施联盟更代表创造就业的项目，这使得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也能参与到全球经济中来。对传统式的西方援助项目的研究表明，大宗商品和基础设施项目资助中所附带的不现实条件常常阻碍发展，无法带动就业。分享基础设施相当于分享财富。
长期以来，美国都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安全”，而美国就是世界安全公共品的提供者，这一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欧洲的军事保护使得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综合体。如今美国在军事上重返亚洲，也遏制了中国的过快扩张，但中国将重点转向了与周边国家建立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由此使得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对此美国毫无办法。美国可能还没想到的是，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所能带来的互联互通实际上是跟“安全”同等重要的全球公共品。
许多国家都在热切盼望着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而中国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头羊。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基础设施有待建设，因此中国也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出口国。许多国家至今还希望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更多国家希望能获得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低价电信设备。中国在海外的建设队伍规模要远远超过其在海外的军警力量。
欧洲和亚洲国家都开始用基础设施投资来衡量其经济活力，但美国却还在用军事开支来标榜其国力。欧洲和亚洲企业（尤其是中日韩企业）几乎垄断了全球工程采购建设市场，而在此领域，美国只有柏克德、福陆和凯洛格布朗路特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但是，由于亚洲的全球基础设施承包商要大量使用通用电气、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设备，因此你很少听到这些企业出来抱怨“中国统治非洲”。西方的企业不像西方的外交人士，他们早就把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看成合作双赢的机会。确实如此，如果东西方国家能在非洲联手，这将极大地促进非洲的发展。美国对反恐合作的预算是300亿美元，这和每年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额相当。在供应链世界，大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劳动分工，而不是势力范围。
中国希望建好基础设施来获得海外的原材料，将其运回中国用于制造和建设，随后再将产品通过出口加工区运至主要市场。中国善于主动规避21世纪的主权纠纷。实际上，中国完全是在用供应链的视角看待世界。新西兰就是食品供应国，澳大利亚是铁矿石和天然气出口国，赞比亚金属矿藏丰富，坦桑尼亚是非洲海运的重要枢纽，格陵兰岛则有着大量铀矿。阿根廷的农业结构越来越朝着迎合中国需求的方向发展，阿根廷学者马里亚诺·图尔兹（Mariano Turzi）自嘲说阿根廷现在就是“大豆国”。
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上台后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出访了各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签订投资协议。中国供应链地理并不体现在国际军事行动或联盟上，而是体现在寻求互惠的供求关系上。在拉美，中国与委内瑞拉续签了长期供油的协议，与阿根廷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并支持巴西横穿南美大陆的铁路建设。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经对厄瓜多尔提供了110亿美元的贷款，而且还承诺会继续提供90亿美元来买断厄瓜多尔几乎所有的石油出口。中国也是厄瓜多尔矿业的主要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期，例如2013~2014年开始的这**跌，大宗商品出口国对中国信贷资金的依赖达到了新的高度，因为中国信贷资金投放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下放快得多，此外当某些国家无力偿还贷款时，中国还允许这些国家用原材料来抵债。随着厄瓜多尔债务的增长，现在该国境内基本上1/3的热带雨林卖给了中国石油公司进行勘探开发。
中国通过贸易来实现互惠，又通过投资来增强影响力。中国的贸易发展获益于人民币的低估，但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却要感谢强势的人民币，这使得中国的海外投资更加顺畅。即便是中国的大宗商品进口在下降，中国依然希望能控制这些进口源头。购买正在运营的资产（或购买那些离开中国资金就无法运营的资产）可使得中国进入外国市场，也能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在东道国设立合资企业并获得强势（或主导）股权，实际上是考虑到以后东道国有可能要提高劳动附加值或增加对当地产业的控制。即便非洲国家日后要求所有的冶炼、炼化、制造、装配和其他生产业务在本地进行，这些非洲国家也还是需要中国来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支持，也要仰仗中国来培训本地劳动力，无论如何，中国还是可以从这些国家的收入和出口中获得很大收益。
这种实用主义方法其实很老套。中国对资源国的态度其实跟世界上的矿业和能源企业巨头没有太大差别，这些跨国巨头也在想着如何将资源从动**地区开采出来，实现对全球市场的长期稳定供给。力拓的首席执行官山姆·沃尔什就曾引述采矿业中流传甚广的说法：上帝一定是很幽默的，他把这么多资源放在了这么奇怪的地方。（这还算是相对客气的版本。）能源公司更加相信地理条件而不是政府，地理条件相对稳定，但政权会更迭。无论是赤道几内亚还是东帝汶，对于像马拉松石油、埃克森、壳牌、雪佛龙、道达尔等全球能源公司来说，这些地区的国家的意义仅仅在于能否让当地的油气项目继续开展。这些能源公司在开展投资时就预计到了内战、政府没收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经营的情况。但这些能源企业还是毅然前去投资，无论是刚果这样的无底洞、利比亚这样的混乱国家还是土库曼斯坦那样的独裁政权。因为这些企业知道，无论是谁当政，当地的当权者都必须与他们做生意才能生存下去。
希腊比雷埃夫斯——中国的欧洲门户
希腊、欧盟和中国的旗帜一道迎风招展，但谁都看得出来谁占主导。比雷埃夫斯港是雅典附近的地中海良港，那里只有十来名中国管理人员，但在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的总部大楼内，中文标语总是在英文标语的上方，两侧墙上挂着中国长城和雅典卫城的照片。当金融危机来袭，希腊瞬间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弃儿，为此希腊不得不将比雷埃夫斯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中远集团，中远是世界上最大的散货运输和码头经营企业。自2010年以来，中远已对比雷埃夫斯投入了超过6亿美元的资金，这也让中远成了希腊最大的外国投资企业。
中远不仅仅是投入资金而已，它对于希腊在全球贸易中的未来地位有着远大设想，几乎可重振希腊曾经的荣光。挂在集装箱码头总部的地图清晰地显示了这种设想：从标注为星号的比雷埃夫斯港出发，向北箭头通过亚德里亚海指向中东欧，向西箭头穿过地中海抵达伊比利亚半岛，西南方向箭头指向非洲海岸，还有东北方向箭头经过爱琴海和黑海直指俄罗斯。比雷埃夫斯将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门户，中国借此地将产品覆盖至整个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同时也可经由此地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货物在比雷埃夫斯港卸下，在港口自贸区直接装上火车，往北穿过巴尔干半岛可抵达捷克首都布拉格。这样通过比雷埃夫斯港转运，相比以前经过鹿特丹和汉堡港口的路程，中国至欧洲主要市场的运输时间可缩短一个星期。2013年，惠普公司就决定将亚洲运货至欧洲的卸货地点从鹿特丹转移到比雷埃夫斯。由于其转运、仓储和清关服务都可享受欧洲免关税待遇，现在比雷埃夫斯每年可获得约10亿美元的物流和海关收入，这不仅可覆盖中远的投资，还有结余，因此现在就有人提出要扩建，要在比雷埃夫斯和雅典之间建立铁路走廊。
比雷埃夫斯仅仅是中远在苏伊士运河两端投资升级的一个物流枢纽，这样的物流枢纽能使得各方获益，而不仅仅是中远。现在几乎所有的亚洲航运公司都在使用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另外还有30家欧洲航运公司也在使用。现在，比雷埃夫斯全年开放。
比雷埃夫斯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其经营不仅采纳了自由贸易标准，也接轨了中国的规则。集装箱码头总部的走廊上有一个屏幕，屏幕上显示了自2010年以来比雷埃夫斯的发展情况：仓储规模和集装箱吞吐量基本上每年翻一番，这也使得比雷埃夫斯重新成为欧洲最繁忙的十大港口之一。港口效率如此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是无罢工区，因为集装箱码头上没有工会。但在这里上班的1500名希腊工人并没有抱怨，因为这里的工资要远远超过旁边由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所经营的那部分。当我沿着两边的中间地带开车经过时，一眼就可看出希腊人更希望在哪边工作：左边是陈旧老化的橙色脚手架，右边则是恢宏的蓝色中远集装箱码头。正是由于中国对其互联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希腊重新找到了战略要地的感觉。
从制裁到连接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名义上是不售卖可口可乐的，但现实中，在任何国家，都能买到可口可乐。从名义上看，美国对古巴和朝鲜的可乐禁运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中朝边境的走私犯会源源不断地将可口可乐送到朝鲜的高级餐厅里供特权阶级和外国人消费，当然在朝鲜他们说这是“意大利可乐”。我在2012年参观了平壤，几乎每个餐厅都能买到可口可乐。当美国篮球巨星罗德曼在2013年带着篮球团访问朝鲜时，他就坐在篮球场边和朝鲜年轻领导人金正恩一起喝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声明其并未参与任何朝鲜的可口可乐违规进口行为。）
可口可乐公司经营着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供应链，DHL也是如此，理论上说，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DHL都能在短时间内将货物送达。DHL的运输效率甚至要远远高于美国军方，美国军方现在是DHL的最大客户，即使是那些移动战斗站，DHL的运输效率也更高。当缅甸这样的封闭国家忽然说要打开国门做生意，可口可乐就成为缅甸新的外商投资法下第一批获准经营的企业。随后奥巴马政府就需要取消对缅甸的制裁。制裁取消后，可口可乐的供应链立刻开足马力经营。在缅甸茂比镇上的灌装厂，可口可乐公司马上招聘了2500名员工，其分销渠道上更是创造了2.2万个就业岗位，缅甸全国从事可乐销售的商贩数量超过了10万。在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穆泰康（Muhtar Kent）看来，可口可乐60年后重返缅甸，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柏林墙的倒塌。
在竞争性互联的世界里，单方面强加的制裁措施注定无法产生效果。伊朗和朝鲜都活生生地展现了隔绝一个国家的难度：即便是在美国制裁措施执行最严格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几十个国家的石油商贩或银行机构去跟这些所谓的危险国家做生意。美国采取了胡萝卜（可以进入美国市场）加大棒（通过美国金融机构或合作方清算的金融交易会被冻结）的政策。俄罗斯和伊朗确实有资产被冻结，而西方的某些银行机构也因为涉嫌洗钱（为苏丹）而遭受重罚。但整体而言，美国自身也在强调减少摩擦增加往来，例如美国最近就重启了与伊朗的交流、削减了制裁并为美国企业在伊朗竞争和增加影响力创造条件。古巴的情况也类似，美国和古巴关系实现正常化，会推动两国的互联，在实施制裁半个世纪后，美国将慢慢恢复在古巴的地理影响力。
在多极化世界，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生命线。俄罗斯其实高度依赖西方国家的投资，其股市和货币也有赖于西方，因此当西方因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时，俄罗斯就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俄罗斯并未被隔绝：俄罗斯设立了许多不在制裁名单上的小公司，通过这些公司继续与欧洲国家做生意，此外莫斯科还立刻宣布接受中国的银联信用卡体系。制裁在限制某些往来的时候，往往也打开了其他的往来通道。在如今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可以四面出击，因此俄罗斯和中国既能制造蛋糕，也能享受蛋糕。
面对军事行动代价太大，而制裁这样的经济手段又逐渐失效的现实，美国现
在还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全球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去美国化”，现在更加流行的是双边或地区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和其国际伙伴在对付危险政权方面要找到新的制衡资源。制裁当然还是可以给某些国家造成痛苦，但可惜痛苦的往往是人民而不是政府，而想通过制裁让被制裁方改变政策走向却越来越难。因此美国必须想办法找到其他的经济手段。当然美国必须要考虑以接触而不是遏制为主。
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必须回归现实主义，而不是臆想的道德主义，这将从长期角度推动全球互联的发展。应该基于成本收益进行理性决策，而不是按死板的意识形态教条决策，前者更容易获得接纳、妥协、共存和相互开放的结果，由此就能以更建设性和更迅速的方式来实现道德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在当今世界，要想把俄罗斯或伊朗这样的大国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随着这些国家商业互联的发展，最符合长期利益的做法是进入其市场，而不是开展意识形态对抗。过去二十多年，西方和俄罗斯在基础设施领域里的分分合合说明，消除地缘摩擦最好的长期方法还是推动交往。
当心友谊大桥
我在2005年去过克里米亚，从基辅乘坐长途大巴出发，经过两处窄窄的大陆桥就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的风貌跟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同，这里气候温润，到处可见石崖和黑海沙滩。在“二战”时期，纳粹德国为了加速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入侵，想在4.5公里长的刻赤海峡上架设桥梁，将克里米亚东部和俄罗斯的塔曼半岛连接起来。纳粹德国到最后也没有建成这座大桥，后来的苏联也没有。在2010~2013年，当欧盟推动乌克兰国内改革失败后，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式达成协议，双方计划共同开展这项大桥计划来推动贸易与合作。这座大桥将成为两国友谊的象征。
但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头在施工，同时又在克里米亚的北部边境地区布下地雷。俄罗斯的单边工程行动重塑了克里米亚的地理环境：以前克里米亚仅与乌克兰相连，现在克里米亚却跟乌克兰隔了开来，唯一跟克里米亚相连的变成了俄罗斯。有些人将俄罗斯的做法称为“领土截肢”，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基础设施工程改变地缘政治，克里米亚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之间的法赫德国王大桥于1986年建成通车，随后又在2010年扩建，每年通过这座大桥来往于沙特和巴林的人次将近2000万，但在2011年，沙特的坦克通过这座大桥驶入了巴林，镇压了巴林的什叶派起义，基本上是吞并了巴林。对于所谓的友谊之桥，真的要当心！
由于欧亚地缘政治高度复杂，因此对于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表面上看上去属于突发的事件，都必须认真分析其深层真实原因。除了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这样的显性原因之外，普京的逻辑可能也受到了其他看上去与之无关的事件的影响，例如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军事航行的决定（这是俄罗斯海军从黑海进入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埃尔多安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应该用来举办水上运动会，此外叙利亚的垮台（这会切断俄罗斯到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路线）也可能会对普京的决策产生影响。
因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绝非简单的新帝国主义式的土地劫掠，而是俄罗斯数百年来寻求人口、地理和政治空间整合的延续。克里米亚又重新回到了俄罗斯的怀抱（1954年赫鲁晓夫为了讨好乌克兰将克里米亚“捐赠“给乌克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在1994年投票时决定成为俄罗斯的飞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混居的乌克兰东部将变得更加联邦化，俄罗斯还宣称在亚速海域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
但重新划定国界并不意味着紧张局势的结束。即便地面上的争斗会停止，对于地下管网控制权的拔河博弈也依然会持续。尽管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国境线都是商量着确定，但固定的跨境管线却与深埋的油气资源直接相连。谁控制管线所经过的土地仅仅是争执的一种，此外还有对管线本身的争夺，这些油气管道通常是由各国财团通过共担成本、共享收入的方式建成的，因此各国也会对资产的归属开展争夺。还有管道里输送的石油或天然气的价值，各方也常有争议。例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就夹杂了俄乌两国的领土主权之争、资产所有权之争和经营控制权之争，俄罗斯方面称，如果乌克兰敢在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上用气，那么俄罗斯就会彻底切断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供给，这基本上是宣布，俄罗斯的主权能随着管道在乌克兰境内延伸。对于俄罗斯而言，阻碍其天然气对欧洲的正常出口就相当于宣战，其严重程度要超过在乌克兰东部杀死几个俄罗斯雇佣兵。
俄罗斯将乌克兰土地分成克里米亚和顿涅茨盆地两部分，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其重要性其实远不如背后所隐藏的供应链拔河博弈。在这场博弈中，美国开始停止发放对俄罗斯出口高科技产品的许可，但俄罗斯立刻采取反制措施，限制对美国出口用于国际空间站的火箭发动机。俄罗斯还禁止美国和欧洲企业对其核心产业开展投资，这使得欧美企业失去了俄罗斯这一重要客户，此外俄罗斯还限制从欧洲进口食品，欧洲农户也因此遭受损失，但俄罗斯居民也承担了食品价格飞涨之苦。越是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就越是会疏离与俄罗斯供应链的结合。
因此，乌克兰危机更多体现了新世纪的供应链地缘政治，而不是19世纪的传统地缘政府，而俄罗斯的错误算计从长期看有利于互联程度更高的西方国家。喜欢危言耸听的媒体评论家通常看不到这样的深层规律：即便是领土摩擦也会创造新的流动和交往。20世纪70年代中苏交恶，但这给中美两国交往打开了大门，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迅速超过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在强行占领经济落后的克里米亚后（莫斯科不得不将克里米亚变成免税赌场区来产生收入），俄罗斯与后工业时代的落后地带顿涅茨盆地又摩擦不断，俄罗斯其实是获得了尺寸之利，但却失去了真正的乌克兰，现在基辅就铁了心倒向西方。此外，由于俄罗斯经常威胁要切断天然气供应，欧洲国家纷纷开始寻求来自美国和北非的供应。乌克兰自然是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欧洲却在拔河博弈中占得上风，而这场博弈其实早在2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
油浓于血
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嘉宾都会对从苏黎世出发的阿尔卑斯山景高速公路印象深刻。自1949年以来，这条高速路两旁的加油站都属于埃索公司，但从2012~2013年，沿途160家埃索加油站全都变成了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的产业。那么阿塞拜疆的加油站为何要开到欧洲心脏地带？
苏联解体之后，高加索丰富的油气资源就落到了里海之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之手，当时许多人都在猜想，这会给全球油气格局带来什么变化。西方能源公司的高管迅速嗅到了商机。英国石油公司和雪佛龙的高层至今仍能回忆起1991年末（阿塞拜疆刚刚宣布独立）的时光，当时他们住在老旧的巴库宾馆里，与新独立的阿塞拜疆签订了所谓的“世纪协议”：西方石油公司决定斥资40亿美元修建世界上第二长的油气管线，将里海的油气（也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经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输送到地中海岸边的土耳其杰伊汗港。
对于内陆小国而言，其国家战略就是要发展互联设施。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互联基础设施和管线就成了这些内陆国家的生命线。阿塞拜疆需要这样一条管线来摆脱依靠俄罗斯出口石油的窘境。如今阿塞拜疆正在开发新阿拉特港，将其作为欧亚货物贸易线上的自由贸易区，这项开发战略也是旨在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自2006年以来，这条管线中的油气资源就日夜流淌，我在《第二世界》中将其称为“反文明冲突”的胜利，因为这条管线将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阿塞拜疆与东正教文明的格鲁吉亚的国家利益绑在一起，两个国家都成为欧洲能源多元化战略中的重要节点。2008年3月，《第二世界》出版，两个月之后俄罗斯就把宗教同盟利益扔出窗外，悍然出兵占领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飞地以及格鲁吉亚部分领土，但俄罗斯不敢触碰这条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管线。俄罗斯也知道，这条石油管线才是真正的“红线”，而不是格鲁吉亚七零八落的国境线。
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在瑞士的加油站提醒着人们，有时候人们要等几十年才能真正“看到”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但这样的投资总是物有所值。此案例就显示了油浓于血的道理，油气管道就是将各种文明绑在一起的金线。
当欧洲开始与俄罗斯竞逐能源市场控制权时，欧洲各国领导人有必要重新学习这条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管线上的经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油气管线的布控、对下游资产的鲸吞、对政客的贿赂以及对天然气定价权的争夺，甚至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欧盟国家都构成了庞大压力，这些国家在协同西方国家对抗俄罗斯上不得不瞻前顾后，尽管它们的国土和俄罗斯之间隔着黑海。正如格鲁吉亚希望摆脱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结果一样，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举动也令俄罗斯横下心来决意干涉，双方都在对抗中损失惨重。现在北约变得畏首畏尾，完全缺乏勇气直接将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纳入其中，这就使得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的努力只能获得欧盟道义上的支持。其实乌克兰真正需要的是欧盟主导的工业振兴计划，欧洲尤其应增加对乌克兰制造业和农业领域的投入，这样乌克兰才能减少对那些与俄罗斯能源公司关系暧昧的傀儡国家领导人的依赖。这最终将促使乌克兰加入欧盟，而俄罗斯对乌克兰入欧一事从未表示公开反对。这些实体经济投资的效果将远远大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乌克兰危机时期提供的180亿美元紧急贷款，这笔贷款的数额是开发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油气管道的4倍，但对改善经济基本面毫无裨益。
乌克兰的未来并不取决于究竟是谁可以控制衰败的顿涅兹盆地，而是乌克兰能否发展起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欧洲在给乌克兰紧急输血的同时，也在避开乌克兰这个天然气输送中间孔道。欧盟国家正在加大从阿尔及利亚和北极地区的天然气输入，此外欧盟还在通过经波罗的海的“北溪管道”等设施直接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北溪天然气管道在2011年开始运营，此外欧洲还计划在黑海海底兴建“南溪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保加利亚及其北边的塞尔维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还可分岔至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北溪和南溪两条天然气管道可满足欧洲50%的天然气需求。即便因为欧洲和俄罗斯的矛盾，南溪管道无法建成，另一条经黑海的“土耳其管道”也会建成，给欧洲供气。随着土耳其在欧洲天然气供应中的地位提升，乌克兰的作用会日益削弱。
但这些新的天然气管道也可能会帮到乌克兰。例如北溪管道就可以在俄罗斯“断供”的情况下给乌克兰输送天然气，油气管道越多，供应者的战略目标就越是难以达成。当外国分析师还把目光放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动作上时，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管道公司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Transneft）已经开始建设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新管线，这些管线将有可能决定欧亚大陆的未来图景。尽管作为俄罗斯国有的垄断企业，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也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该公司的市值还是因新管线的建设而翻番。在供应链世界中，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就是互联互通的践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家公司是在帮助欧洲与俄罗斯进行拔河博弈。
此外，随着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码头纷纷从进口作业转向跨大西洋出口作业，欧洲的未来能源设施格局将比乌克兰危机之前更加稳固。截至2014年，立陶宛海岸线外建起了名为“独立”的海上液化天然气码头，波兰也正在建设更多的液化天然气码头，丹麦在北海的天然气码头也可将富余的天然气往南输送，这意味着，或许很快欧洲就可以向乌克兰供气，而不是让乌克兰给欧洲供气。
百年之前，国际能源市场几乎不存在，也没有任何跨国的石油管线，但如今却有着数百条跨国油气管道。无论在盟国之间还是在相互怀疑的邻国之间，这些管线可将所有沿线国家绑在一起。油气管道将相互仇视的国家结成共同利益体，充分显示出拔河博弈的动态，如果没有这些管道，某些国家就只能兵戎相见。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管道越多，俄罗斯就越是有理由去保障供应，而不是动辄断供。最终，俄罗斯内部的弱势和其对外国投资的依赖会使得莫斯科重新回到对西方开放的道路上来，而如果俄罗斯能充分履行其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大国以及欧亚通道的角色，对欧亚大陆上的50亿人口来说都善莫大焉。因此，正确的战略是购买俄罗斯，而不是遏制俄罗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