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未来战争的多种形式与可能
后现代的古老隐喻
世界上最古老的集体运动就是拔河，从古埃及到古希腊，从中国到几内亚，古代石刻中都记录了拔河这项运动。在古代，拔河比赛通常在皇家盛典上举行，士兵们把拔河当作战备训练来提升战斗力。8世纪，据称中国的唐玄宗曾举办过千人规模的拔河大赛，两侧各500军士，拔河用的绳子有150多米长。在20世纪初期，拔河比赛还曾连续五届被列为夏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欧洲国家（例如当时的瑞典国家队成员里就有斯德哥尔摩的警察）比赛成绩最佳。《牛津英语词典》将拔河定义为一种“追求胜利的激烈竞争”，其所言非虚。拔河比赛是极其紧张的：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要有力量、耐力和强大的意志。即便是片刻的松懈（所谓“走神”）也可能致命，人在拔河过程中必须全力以赴。拔河比赛是世界上最凶悍的无身体接触运动。数千年来，几乎没有人在拔河比赛中丧生。这种运动也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隐喻。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充斥着各种大规模军事行动，或为争夺领土，或为守卫国土。当今的世界也同样不太平：侵略行动、核武器对峙、恐怖武装力量、国家政权倒台以及血腥的内战冲突等。但即便是这种程度的暴力，以及所造成的种种伤亡，也不能被视为当今世界竞争的主线。实际上，如今只有少数国家还处于交战状态，不管是内战还是与别国的战争。但所有国家都在参与一场全球拔河博弈。
全球拔河博弈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混合博弈。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减少，但关于供应链的争斗却在升温。拔河博弈不是为了多占领土，而是为了争夺资金、资源、技术、知识和人才。这些资金流、资源流、知识流和人才流就仿佛是拔河比赛中的绳索：各方在为移动绳索而竞争，但绳索又将各方连接在一起。全球拔河博弈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供应链引向自己，成为资源和产品的最大生产国并从交易中获得最大价值。
英国著名的皇家桑赫斯特军事学院曾发表过关于拔河获胜策略的手册，其中提到，一个优秀的拔河比赛队伍应“行动统一，力量仿佛发自单一整体”。美国做到这一点了吗？华盛顿的政客、华尔街的银行家、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美国战队的成员能形成“单一整体”，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之和吗？或者，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在拔河比赛中，绳索始终处于高度紧绷状态：绳索一旦松掉，人人都站不稳，但如果绳索太紧，那就可能崩断，伤到运动员的手指。最好的策略不是使用蛮力，而是要协调集体力量并保持平衡。如果一方中有人操之过急，那么就可能让整个队伍失去协调性，对方就会把绳子拉过去。游戏结束。如今的地缘战略环境也是如此。美国应该通过压低能源价格和推行自动化，把数百万制造业岗位从中国拽回来吗？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疲软，影响美国对华出口，引发中国抛售美元，抬高美国国内利率？拔河比赛的胜利要诀在于不急、不冒进。厉害的拔河团队会先站稳脚跟，在反复拉锯中损耗对手实力，步步为营，最终赢得胜利。
全球未来是否稳定的关键在于，各大国是以主权还是以供应链为行动出发点，是要发动战争还是参与拔河博弈。战争中的主角是军队和军事联盟，但在拔河比赛中，主角则是城市和企业。政府仅仅是所有者、教练和出资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但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各选手之间的平等竞争。
拔河博弈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新的对手会不断从各个方向涌入，就像是同时拉扯多条绳索。21世纪的全球拔河博弈就像是多名选手参加的比赛，其中有国家、城市、企业和其他社群。温斯顿·丘吉尔曾言，“谈一谈”（jaw-jaw）要好过“打一打”（war-war），即外交要优于战争。当今世界居于两者之间：这是一场无止境的拉拉拽拽。
奥威尔说对了吗？
乔治·奥威尔目睹了“冷战”初期欧亚大陆分裂成对立的两大阵营，他认为世界两大阵营的冲突对决将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核武器发明之后。在敏锐观察到欧洲殖民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僵化体制后，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中将世界分为三个超级大国：大洋国、东亚国和欧亚国。
当今的世界地图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1984》中的预言。只是欧洲大陆没有被苏联征服或划归大洋国（美国），但《1984》还是精准地描述了北美、南美和欧盟这西方世界的三大板块（伦敦和纽约作为地区双首都）。同时，俄罗斯（欧亚国）则继续把持欧亚大陆北部“蒙古化”的部分，而信奉“先人崇拜”的东亚国（中国）则继续在扩大影响力，将日本、东南亚和中亚纳入影响范围。
奥威尔笔下的世界是静态的三国鼎立，没有一国，或任意两国联手来霸占星球。但奥威尔在1950年辞世时，他怎么都想象不到，历史竟然会如此演绎，超级大国之间的交互方式不是试图去占领对方的领土，而是去获得对方的资源和市场。由于无法完全征服彼此，大国之间就放弃了战争开展拔河博弈。
在供应链地缘政治中，各自为政的地缘板块说现在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当今各国都通过基础设施和协议联合在一起。例如美国和欧洲正在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一旦协议达成，将消除欧美之间所有的监管摩擦并推动双边投资，尽管现在美欧双向投资已经排名世界第一。美国和加拿大互为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欧盟则是美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协议签署后，预计美欧贸易额将在如今日均30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增长。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极力提升其对迅速增长的亚洲市场的能源、货物和服务出口，因此美国不仅在忙着与欧洲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在积极与亚洲伙伴开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参加TPP谈判的12个国家占全球GDP的40%，一旦协议达成，成员国之间将实现零关税和共同标准。与对手发展经贸关系或者与对手的邻国发展经贸关系，是实现战略影响的重要方法，但这种竞争性的解放是基于供应链而非国家领土。因此，TPP的目标不是要孤立中国，而是要促使中国变得更加开放。在
2000~20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倍，中国对美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现在中国正有望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的通用汽车，如果没有来自像中国这些海外市场的收入，那么即便美国政府想救通用，通用汽车也难以熬过金融危机。此外，如果无法吸引数千亿的资金，特别是中国的资金，投入到本国的工厂、炼油厂和其他生产设施，那么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无法完成其出口翻番的目标。
现在的情形是，亚洲经济发展越好，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美国和欧盟就越能联手获得收益。但美国对中国壮大的焦虑不同于“大洋国”，因为尽管亚欧之间隔着高高的乌拉尔山，中国和欧洲的连接却在不断深化。与美国不同，欧洲并不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美国正在加深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军事协作，但欧洲并未加入其中。相反，英国、法国和德国现在是中国顶尖国防技术的主要供应商。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欧元的贬值，欧洲现在是中国对外投资热潮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正在大肆购买包括房地产和新能源在内的系列资产。中欧贸易规模将很快超越美欧贸易规模。总而言之：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现在开始挑战大西洋两岸的文化。
综合来看，欧洲、中国和美国这世界三大经济和贸易体占了世界GDP、投资和贸易的绝大部分，尤其是中美欧三者之间的贸易。冲突、合作和竞争在复杂关系中相互交织，三大区域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某些议题上的合作（遏制朝鲜的核计划、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发展双边贸易）以及另外一些议题上的竞争（世界储备货币、地区影响力以及网络监管），再也不是你死我活的简单对立。2014年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安纳伯格庄园会面，两国领导人谈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显然是中美关系现状的反映，而不是对未来情景的畅想。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研究者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会有效减少冲突，只要领导人认为交往还可带来收益，或者说，领导人能在拔河博弈中学会争取国家收益，那么就不会诉诸武力。
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就开始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缘政治的历史表明，如果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大战会在衰落的传统霸权（美国）和新兴力量（中国）交错最密集的地区（亚洲）爆发。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中美开战，战争目标就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但25年过去了，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台湾爆发。曾经看上去箭在弦上的局势为何就缓和了呢？
现在两岸之间每周有300多趟航班，搭载着许多在中国大陆寻求发展机会的台湾商人。大陆方面甚至还建议从福建这边开始修建一条120公里长的海底隧道。大陆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每年台湾从两岸贸易中可获得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台湾80%的对外投资都是投向大陆。例如，iPhone和iPad的制造商富士康就在大陆多地设有工厂。中国台湾厂商和美国消费者所依赖的供应链其实也是中国的供应链。
是否能永久性地将战争变成拔河博弈呢？每一天都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以色列突袭伊朗，中国击沉日本战舰，俄罗斯侵占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或者朝鲜悍然入侵韩国。如果是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大概已经爆发十多次了，但这一切并未发生。在过去20年所发生的重要军事升级局势中，相关国家领导人常常在关键时刻选择各退一步，避免事态恶化。正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贸融合，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加深也是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基本因素。（当今世界上最悲惨的冲突恰恰是大家都未曾预料到的，例如伊拉克和叙利亚政权的垮台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自1947年分别独立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了三场大仗，开展了核武器竞赛，在喜马拉雅山麓发生冲突，并继续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纠缠。但近年来，印巴两国却开始放开边境，允许纺织品、药品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放松了对各自居民的签证限制，批准了更多直航路线，并给予彼此最惠国待遇。
印度和中国也曾在1962年爆发边境战争，两国边境问题迄今未能解决。但中印两国贸易还是出现了井喷，中印的年贸易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并还在继续增长。在2014年对印度的国事访问中，习近平签署了高达3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包括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修建新的工业园，在2015年莫迪对中国的访问中，两国签署了220亿美元的协议，覆盖能源、物流和娱乐等各个领域，此外两国还同意设立军事指挥官之间的热线。
过去几十年来，南亚的战略论述总是围绕同一地缘主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战略三角关系，其中，中巴联手，印度现在慢慢融入所谓的“全球化北约”，即由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这种传统的权谋论表面看上去认真严肃，但其实反映出学界将复杂现实简单化的倾向。在中印边境，中国不像在别处那样占有时间优势，相反，印度有着更加年轻的人口和后劲更强的经济增长力，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军事开支增长幅度都不在中国之后。
尽管中印保持友好关系能为两国带来福祉，但两国也很有可能为了不到其国家领土0. 1%的争议面积而兵戎相见。但一旦硝烟飞散、冰雪消融、残垣断壁清理干净、伤亡人员处理完毕，连接中印的“南方丝绸之路”又会重新繁荣起来。
亚洲还存在其他各种高风险因子。中国和越南在西沙群岛上存在争端，菲律宾对黄岩岛的主张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朝鲜核武器虽然有限，但却常常无端试验弹道导弹。美国重回东亚的策略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基地、舰艇、战斗机、军事行动和冲突爆发点，无论这些冲突爆发是有心还是无意。20世纪90年代五角大楼的战略家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那么爆发地点一定在亚洲。如今的军事升级和经济融合或许仅仅是亚洲爆发大战的前奏。
亚洲政治实体尚不成熟
，现在商业融合成了遏制军事升级的主要因素。按最理想的状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布局可以维持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在这种平衡条件下，亚洲各国能走上战后欧洲的道路，因为“二战”后的欧洲就是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走上了政治和解与融合发展之路。曾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高瞻远瞩，看到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的非凡政治意义，他说，随着法德两国大宗商品市场的融合，两国将共有一段供应链，从此不会发生战争。现在亚洲供应链不仅深度融入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中美许多供应链也是通过亚洲串起。这就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Samuel Lock-lear）曾说过的，美国和中国在80%的事情上都是有共同立场的。
尽管有时候各国领导人也会提出所谓“红线”以迎合民众的需求，海军舰艇也会贴近到几乎要擦枪走火，但股票价格还是照样上涨，因为投资者都知道，现在有两种可相互毁灭的力量：军事和经济。军事行动不能揭示大国博弈背后的原因，也无法说明大国为何而战。当今世界充满了相互关联的复杂性，因此一国领导人必须要超越传统的国境线或主权意识来思考问题，他必须要对其策略的成本收益进行缜密的计算，因为各国领导人都知道，供应链的战争可不是仅仅关乎“彼处”的敌人，也关乎“己处”的利益。因此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会让人想起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剧中两个主人公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决定，如果戈多不来，他们俩就上吊自杀，然后两人就漫无边际地等待戈多的到来。但两人的拯救者戈多最终也没有现身，当然这两位主人公最后也没有自杀。
其他方式的战争
要想判断战争的条件是否具备或宣布战争即将开始并不难。尤其是在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媒体和学界都对历史做了回顾和对照总结。如果简单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那未免有些武断。然而，正如法国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指出的，核威慑和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对于遏制20世纪的军事升级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这两个因素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此外，如今中国采取的新重商主义路线也跟欧洲殖民者传统重商主义的零和游戏不同：中国是在追求现代化，而不是全球霸权。中国想要的是外国的原材料和技术，而不是外国的领土。
虽然许多人都忙着拿当今世界的态势与“一战”前的欧洲局势相比，但大部分观察者都未能看到两个时代的重大差别。虽然在“一战”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但这些国家当时都是垂直整合的重商主义帝国，各自从自己的广大殖民地剥削原料。欧洲国家所交易的仅仅是最终产品，各国之间也不存在产能转移；1895年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全球化制造网络。19世纪和20世纪，各国因贸易相互依赖，而21世纪有着高度复杂的供应链分工。
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资的深入发展使得今天的国际拔河博弈要远远复杂于此前的地缘政治时代。大卫·李嘉图到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的学说变化就充分反映出19世纪到21世纪经济融合的演进。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创造比较优势理论，他通过比较优势理论批判了重商主义，主张各国应该实现专业分工和自由贸易。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在其著作《经济复杂性图谱》中提出，全球经济就好像是拼字游戏，数百万碎片（字母）分发给了各个国家（玩家），然后各国需要组队将这些碎片拼成产品（单词）。因此我们不仅交易商品，也交易任务。豪斯曼的数据大部分都来源于货物的生产和贸易，但其结论也可适用于日渐发展的国际金融和数字服务的供应链。
这两位学者都敏锐把握到了自身所处时代的脉搏。在汽车和电子等行业，出口商品中近50%是进口的，这意味着A国卖给B国的产品中有很大部分来自此前A国从B国进口的产品。此外，历史上的大型企业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都不如现在的通用汽车或苹果公司，这两家公司60%的产品在美国之外的市场销售。西方企业依赖外部世界来实现利润、创造就业：现在美国有4000万岗位跟出口直接相关。尽管因为页岩油革命，美国的进口在下降，但美国迄今为止依然是贸易立国，对美国经济和贸易而言，服务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制造业。美国所提供的服务不是用船运的，而是通过亚洲庞大的消费市场。
在“冷战”的地缘政治范式中，对手之间通常不会相互投资，至少美国和苏联就没有。但在当今世界，全球投资不分敌友，何况大部分国家“亦敌亦友”，这也显示出世界已经走出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步入供应链时代。世界上主要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投资和贸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反映在，各国持有按其他国家币种计价的证券，在其他国家投资工厂、房地产、银行和农业等生产性设施，这些虚拟和实体投资高达数万亿美元，各国在别的国家开展建设活动，希望有效利用他国市场。因此供应链有助于消除冲突背后的动因，而脱离供应链可能会导致仇视对立的升级。
那些认为全球化进程能迅速停止的人，其实也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印度开始升级自己的核武器和海军，但这些并未“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间战争的发生。那么为何在百年的腥风血雨之后，在经过十多年的内战和至少十年的“反恐战争”之后，全球化依然在继续扩大和深化呢？因为战争仅仅是事件，但网络构建却是持续的过程。
一个超级连接的多极世界是人类世界未曾踏入的新领域，但各国拔河博弈的悖论在于，这种较量的持续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让各国都获利。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角力中，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超过了军事对峙。尽管如今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也使得金融制裁、网络攻击和供应链中断成为武器，但无论如何，军事对抗升级的成本要远远超过百年之前，因为这会立刻损伤本国在敌对国家的商业利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今天或许应该变成“战争是各国拔河博弈的继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