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

美国的悲剧

如下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态度,这着实令人吃惊:6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已经无缘实现美国梦,18~24岁的美国人中有40%认为自己需要移民海外才能找到工作。在2014年的调查中,许多婴儿潮一代人的养老金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化为乌有,而随后的经济萧条(超低利率的后果)也使得剩余的资产很难在短期内回升到原来的价值。去墨西哥和巴拿马安度晚年的美国人数创下了历史纪录。但美国对外移民最多的群体还是缺乏技能的年轻人,这些人占了美国失业人口的一半(某些美国学者甚至建议说,美国应该出口这些结构性失业人口,以此来减轻政府的负担)。去工业化进程和次贷危机两者交织,使得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口失衡,失去工作或家园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350个大型城市,竭尽所能寻找工作,不论薪资高低。

美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处在价值链的中上层,但他们也对留在美国感到厌倦并纷纷用脚投票。在领英注册会员前往新兴市场工作的人数排行榜上,美国排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后。每年有多达4000名美国人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绿卡”)。现在在海外生活的美国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900万:这些人是在用脚和钱包投票,他们要在美国之外寻找更好的生活品质,尤其是更低的税率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当美国身份成为负债,美国企业也在往外走,将生产和利润一并带出美国。截至2014年,美国企业在海外的现金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万亿美元,这些钱如果转回美国将要承担巨额的税赋,于是美国企业就用这些钱开展海外并购、公司迁移以及股票回购计划,这些措施又让企业进一步远离美国监管。

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安全和技术最先进的社会的代表。但千万不要把一系列幸运偶然事件的结果看成是必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许多情况,到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这仅仅是让美国保持了自己的帝国地位,并不表明美国的体系或生活方式彻底胜出。恰恰相反,近年来的许多事情暴露了美国全球地位的脆弱和其治理模式的缺陷。在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全球地位和治理模式将受到严峻挑战,美国对外国投资和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全球新兴的大国、金融中心和企业基地又恰好跟美国在全球市场开展竞争。

设想一下2020年的美好景象:在20年的外交政策灾难之后,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主要是在国内;美国自己开采的页岩油气数量超过了俄罗斯和伊朗的产量;加州的科技巨头开发出了跨时代的应用产品,催生出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1万亿美元的公司。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稳定在3%的水平,更加宽松的按揭政策使得全美70%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美国复归经济增长轨道是否意味着美国公司会重拾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带着资金回来?得克萨斯州和达科塔州的能源繁荣是否能与其他经济贫弱的州分享?高科技产业的兴盛是否意味着美国有了足够多可以胜任高级岗位的优秀人才?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美国将整体崛起还是会退化成一起国家悲剧,是继续保持颤颤巍巍的超级大国地位还是真正实现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复兴。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充满竞争的供应链世界,光做自己是不行的。

2013年,曾经是美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底特律申请破产,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孤立事件,这说明,即使位于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其城市也不一定就具备竞争力。美国正在重构,某些城市、企业或社区会发展,而某些会沦落,这也显示了美国社会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有利有弊。纽约、迈阿密、达拉斯、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亚特兰大都是美国的支柱城市、区域核心,甚至是全球枢纽。这些城市均连入全球环路,无论是学术、科技、金融还是能源环路。加州人口规模比大多数国家都大,在杰里·布朗和施瓦辛格担任州长期间,他们派出了许多贸易代表团前往海外,以此来促进出口,吸引外来投资。其他各州也在研究数据,看看究竟是对哪些国家的出口创造了本地就业,然后就可针对这些国家采取增强商业关联性的措施。

但美国许多州和城市出现了内部分化的消极一面:虽然有来自华盛顿的授权,但没有资金,自身规模又太小,难以形成足够的投资。(美国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城市化程度最低的。)这些城市的前景颇为黯淡。201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克利夫兰已呈现“巴尔干化”,因其基本与全球人才和观点流动隔绝。在布法罗,曾生产奥的斯电梯和神奇面包的工厂大楼现在人去楼空,在时光中沉沦。专家预测,美国的“锈带”上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市政破产,这条锈带涉及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甚至某些新英格兰城市,这些城市的人才、企业和投资都在流向波士顿。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城市的衰亡不啻美国版本的国家衰败。

虽然许多人指责说,正是因为美国把汽车生产工厂转移到了中国,底特律才会败落,但其实中国也有跟这座“汽车城”命运类似的城市:东莞。东莞曾是中国广东省的“四小虎”之一,东莞的电子加工业规模仅次于深圳。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东莞的出口行业:大量的工厂关门,工人遭遣散。新开业的东莞“新华南Mall”虽然面积是明尼苏达州美国商贸中心的两倍,里面却少有人影。

但东莞还是具有若干底特律所不具备的优势。东莞的人口超过800万,尽管出口下降,但东莞的产业工人很容易转移到周边的大城市去寻找新的工作。东莞的基础设施相对很新,许多设施稍经改造就可用作食品包装、物流中心或高级家电和工具制造。此外东莞的服务业(酒店和餐饮)在经济中的比重大于制造业。今天新华南Mall里人头撺动,繁忙不已。

底特律和东莞还存在一处重大差别,东莞不会被金融市场剪羊毛。中国的地方债很高,国企也迫切需要改革重组,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企事实上都享受着国家的无限担保,中国人民银行手中掌握着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但底特律不同,在宣布破产的前几天,由于跟金融机构签订了利率互换协议,底特律被迫支付给瑞银和美国银行2.5亿美元的资金,这使得底特律再也无法填补高达200亿美元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亏空。

那么中国式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管理模式是否要比美国好呢?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对维持长期稳定同样重要。北京还是掌控着中国的城市竞争:虽然鼓励各地大胆试验,但出了问题还是北京兜底。现在中国有众多超大城市,这些城市之间也在为了投资、产业、人才和知名度开展竞争,这种竞争创造了保持国家整体稳定所需的活力。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自主权也在增加,并制订了各自的经济发展计划。尽管现在省长和市长依然由中央任命,但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所言,这些官员对资本使用和吸引投资有着重大话语权,这些城市吸引外来投资的做法与纽约和洛杉矶极为相似。上海设立了自贸区,在自贸区里允许外国公司有更大的自由度来处理多币种交易。

中国既希望强国,也希望强市,在此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的繁荣。中央会为各省和各地区提供支持。全中国2000个城市(人口规模从不足50万到超过300万)中,每个城市都希望能在国家制定的五年规划中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或是并入某个超级城市成为其新区,或是获得工厂减排的试点资格。确实,现在中央政府已经不再给各省制定经济增长目标,这意味着各省将自主确定增长战略。因此,中国的内陆省份就在利用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来吸引那些从高工资沿海地区迁到低工资地区的产业。

与此同时,如今美国各地对制造业岗位的竞争却到了“竞次”的地步,这一点跟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很像。为了让韩国韩泰轮胎把第一家美国工厂设在克拉克斯维尔,田纳西州许诺会给韩泰返还全部的前期费用,这家工厂将成为其所在城市的最大用人企业。在纳什维尔另一侧的士麦那,1983年日产汽车在此设厂之前,该城镇人烟稀少,但在日产到来之后,该城镇的人口翻了两番,达到4万多人。如今日产汽车会把部分生产分包给一家美国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常常要求工人加班,却不支付加班工资。但田纳西州众议员麦克·斯派克斯(Mike Sparks)却认为该州别无选择,只能默认现状。如果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号召日产汽车工厂的工人团结起来,“那么这些工厂就会搬去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或密西西比州。”

在供应链世界,美国各州之间的竞争并不亚于这些州与墨西哥、泰国或中国的竞争。但现在美国全境只剩下了不到2000万个制造业岗位,而且密歇根州和田纳西州在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保证这些岗位不会在明天消失。

内部分化

美国在供应链战争中确实有领先优势,但美国并未赢得这场战争。硅谷是富裕的高科技节点,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休斯敦是能源基地。尽管美国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广袤的地域却也可能是劣势。高速公路和桥梁都在老化,许多铁路线的速度太慢或不堪负荷,宽带连接也有待完善。还有软件基础设施的问题:教育水平在下降,移民政策使得美国无法吸引足够的人才,此外,连接条件好的地方和连接条件差的地方的差距在不断拉大。金融机构和企业都不愿在经济状况差的州、社区投资,或为其提供贷款,迫使这些地方只能自己组织信用社或互助会。

美国的主要全球化节点和落后的锈带地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觉得美国是“合众国”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事实上,美国的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全球供应链环路,当然也有些地方完全没有与全球产业链相衔接。这种分化并不仅仅是“红州”对“蓝州”或城镇化对农业化那样简单。美国选民更容易按职业而不是地理位置抱团,例如工厂工人、教师、管理咨询师、银行家或农民。

那些人口在300万至800万之间的产业多元化城市应对冲击的能力要远远强过底特律这样单一产业的中型城市。像纽约和洛杉矶这样有着稠密人口的美国大城市最早从经济衰退中复苏,其社会治安更加完善,能够继续吸引大量的世界级高收入人才。这些城市的韧性源自其庞大规模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在这些城市里可实现产业升级并催生新的职业。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后,纽约市就成了高科技热点地区,而从前残破的洛杉矶普雷亚维斯塔区成了航空和传媒业务的发达区域。

大城市占了美国GDP的85%,光纽约市就占了全美GDP的8%。一线城市之间差距拉大的同时,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差距也在拉大。纽约市的贫富差距问题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严重。虽然达拉斯–沃斯堡(其机场面积就相当于整个曼哈顿)是美国第4大人口城市,但该市市长迈克尔·劳林斯坦言,达拉斯–沃斯堡是美国“最穷的富裕城市”。但富裕城市即使陷入财务破产,依然可保持增长。在拉姆·伊曼纽尔任内,芝加哥大量举债来推行城市再造计划,但庞大的开支拖累了伊利诺伊州的经济表现,现在该州经济前景在美国50个州中垫底,为此州政府只好提高对个人和企业的征税,这又必然会导致居民和企业搬离。

伊利诺伊州的经历说明,以政治(而不是经济)划分州的概念是多么落伍。正如《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城市规划专家理查德·隆沃斯(Richard Longworth)所言,“中西部各州根本不应设立政府”。堪萨斯城横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但两个州政府都极力让分界线对面的企业搬到自己的属地,而不是让边界线两边的企业联合起来应对全球化挑战。印第安纳州各地也在采取类似田纳西州的“竞次”政策来吸引低工资岗位,这其实妨碍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升级成高收入科技中心城的努力。

美国某些二线城市通过私有化保持了财务的表面健康。例如,早在1985年,美国商务部就把科珀斯·克里斯蒂港划为外贸自由区,这也是美国国土上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由此这块区域就成了不受所在市管辖的自治实体,区内的企业不用缴纳任何联邦税、州税或市政税。在过去数十年里,这里是美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港口,但出口却基本为零,现在仅100公里之外的Eagle Ford页岩油田将这里用作页岩油出口的主要港口。2009年,该自贸区与中国钢管集团成立1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这家合资企业将每年生产50万吨用于油气开发的无缝钢管。这是中国在美国最大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在建设阶段已经创造了

数百个就业岗位,工厂落成后,预计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当地会说普通话的人太少,因此难以与投资方展开顺畅的沟通。但科珀斯·克里斯蒂港还是可以快速灵活地从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中获益,这座港口城市实现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全球供应链节点,由此也为其他美国城市树立了榜样。

但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实现财务自立或从全球能源市场中获益。丹佛的市区开发项目就未能获得美国的银行的支持,为此只得去求助加拿大的银行。一般情况是,越是需要私营部门融资的中等城市,就越容易采取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即将教育和治安等功能外包给私营企业。为了鼓励在丹佛产业园中投资建设新的体育馆、博物馆和铁路线,企业不仅可获得减税待遇,还获得特别许可征收各种费用,例如停车场的“会员套餐”以及医院床位的“设施附加费”等。科罗拉多州的解决之道则是:将医用大麻和自用大麻彻底合法化,州政府对大麻销售课以重税,税款用于教育,包括反对毒品教育。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丹佛市的市政服务产业化改革预示了美国政治的未来。美国大部分城市的市长都是民主党成员。达拉斯、休斯敦和奥斯汀都是“蓝色”民主党城市,而得克萨斯州则是典型的“红色”共和党区域。但如果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交给私人企业,这些民主党市长的做法实际上更像共和党人。2015年,达拉斯甚至将自己的城市名称和标志以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污水处理保险公司,此后这家公司发出的商业信函看上去就像是市政通报,这令达拉斯的许多市民感到困惑(或愤怒)。现在美国两党的共识就是要搁置分歧做好事情,但这种做法算得上是“民治、民有、民享”吗?

美国正在分化成形状不一、规模不等的自治王国,这种趋势必然会继续,这意味着美国应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何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德国的城市也有宏大的足球场,但德国却不用实行公共服务私有化。每个德国城市的经济发展规划都是由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和教育机构共同做出,由此来不断优化贸易和投资策略,并积极培训新人以把握最新技术和全球化机会。这就是为何中国更加愿意学习德国而不是美国,因为德国有着动力强劲的经济中心、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品质的出口产品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政策。德国人口中百万富翁(以及亿万富翁)占比要高于其他国家,但收入差距却没有其他工业强国那么大。德国乃至日韩所具备的优势就是,尽管城市之间有着分化竞争的态势,但国家依然推行鼓励合作的政策,而美国在这方面就相对欠缺。在德国统一的25年内,一项专门税种帮助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内的基础设施赶上了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地区,这项专门税的名称说明了一切:团结附加税(Solidaritätszuschlog)。

但美国缺乏这样的团结,富裕城市和州宁可把钱用于自身建设,不愿与其他地区分享。美国兴起的政府数据公开项目(Data.gov)不仅可促使联邦政府变得更加负责和高效,同时也让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知晓所缴税款的用途和使用方式,如同欧洲的巴塞罗那和威尼斯那样。因此,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等就尽力截留资金来建设自身的国际连接能力,同时让华盛顿去处理其他州的福利问题:福利资金短缺的州一般地理面积较大、人口较少、经济较弱,如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路易安那州、亚拉巴马州以及缅因州。

新的美国地图正在形成,主要划分依据是各州的商业发达程度和人才质量,而不是名义上的州界线。按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说法,美国不像是由50个州组成的合众国,而是由7个独立国家(分别以旧金山、达拉斯、休斯敦、芝加哥、华盛顿、丹佛和亚特兰大为中心)以及三个半独立城邦(洛杉矶、纽约和迈阿密)组成的国家。这些城市都是地区经济的中心,不管地区经济重心是石油、农业、工业还是科技,而这些城市也有着全球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布局和互联设施。地理学者能预见的其他美国超级区域包括从菲尼克斯到图森的亚利桑那阳光走廊、从波特兰经西雅图到温哥华的卡斯卡迪亚城市带以及从亚特兰大到夏洛特的皮埃蒙特大西洋城市群。这张功能性的超级地图告诉我们美国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同时也反映出应该如何改善现状。

跨越太平洋的财富流

底特律到底发生了什么?城市的繁荣或衰落没有固定模式可循。像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这样对底特律充满情感的亿万富豪以及像快速贷款公司这样的企业已开始购买底特律中心城区的写字楼、支持轻轨建设并斥资清理废弃住宅和工厂。这些措施让已经大大缩小的核心城区重新焕发了生机,让城区变得更干净,适于居住,至少底特律居民不用再忙着搬离,拆除废弃设施也意味着在外观上跟过去的辉煌和痛苦说再见。当然也有人提出更加激进的计划来重振底特律,想让这座城市恢复过去的规模和地位,例如把底特律变成免税区,设立底特律专区来接纳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把底特律转让给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联邦政府会提供的20%的城市预算,大大高于美国(不到10%)。

美国还有数十个城市在风雨飘摇中,债台高筑,也找不到合适的产业模式。由于财政吃紧,市政福利难有改善。许多这样的城市因种族分裂和贫富差距而人心浮动,2014年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就是彻底曝光在媒体上的活生生的案例。这些城市的经济状况是如此糟糕,不平等现象是如此严重,应该被视为不发达地区。华盛顿试图帮助这些城市给警察和公交车司机发工资,为其市政债提供担保来筹钱发放养老金,为其提供投资返还和减税政策来推动就业和创业,但这些支持措施只是杯水车薪。创造几个新的就业岗位并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想让经济发展可持续,就要对亟待升级的基础设施以及新兴全球竞争性行业进行投资。比如,底特律的汽车黄金年代已经过去,现在这些生产不足的工厂应该迅速转向其他交通设施,例如美国急需的动车组。美国的太阳能产业现在有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增速达到20%。在美国商务部推行的“选择美国”全球招商行动中,美国代表团访问了从波兰到印尼的世界各个地方,希望能吸引资金投资于美国的城市,这项行动极其有必要,但预算依然不足,这其实是在通过人为努力来达到过去自然生发的状态:让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因此美国需要推行宏大的就业策略,其核心应该是提升工人的技能并让他们流向工作机会较多的区域。正如对克利夫兰开展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口流动就是经济发展”。克利夫兰为科技创业企业提供优惠措施,同时希望能吸引奥斯汀和西雅图的大学毕业生。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附近集中了一系列科研实验室,因此尽管匹兹堡的人口因为工业沦落出现下降,但匹兹堡软件、生化科技以及高新材料行业的收入却在上涨。在密歇根州,具体是在密歇根州西部,也有许多高水平的工程师,那里的企业不是制造汽车或飞机零部件,而是生产用于电子和感应器材的光学产品,这些产品目前还处于供应链的顶端,中国工厂目前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水平,至少现在还没有。

也许美国的就业是在流向亚洲,但如果能妥善利用回流资金,美国依然可以保持优势。中国不仅出口产品,也在不断出口资金和人才。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就同意为美国最大的建筑商莱纳房产提供将近2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这些资金将用于完成旧金山两个拖延甚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名称分别是“珍宝岛”和“猎人角船厂”),这两个项目的重新启动将创造数千工作岗位,建成超过两万套住房以及配套写字楼和商业设施。旧金山的房价有望因此稳定下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背后的功臣却是来自中国的资金。来自中国的资金以及高科技和金融行业的财富正把洛杉矶(以及纽约)变成像伦敦这样的世界富豪集中地。

如果看总额,中国企业每年投资于美国城市的资金高达130亿美元。俄亥俄州的托莱多曾经被称为美国的玻璃之城,但现在托莱多的玻璃产业被中国彻底击垮。如今托莱多开始吸引中国投资者来购买当地的酒店和工厂,与中国设立学术合作和艺术交流项目并充分利用其低成本优势和贴近芝加哥的区位优势(芝加哥也在推行一个项目,将自己定位为对中国最友善的美国城市)。中国还与美国各州商讨建立类似深圳的经济特区,这样中国就可把工业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境内以减少关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提出要在博伊西机场附近建设50平方英里的可自主发展的科技区,区内会设立制造厂和工人宿舍楼。或许在未来几年,类似这样的中国商业桥头堡会在美国四处开花,大多数州政府也将伸开双臂欢迎这些投资。如爱达荷州的副州长布拉德·里特尔(Brad Little)所说:“亚洲有的是钱。”

亚洲也有的是人。受金融危机、教育债务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家庭规模正在变小,各行各业,从家政护理到高科技创业,都需要更多的外来移民。美国的南部各州虽然历来都不受重视,但现在有不少人愿意去那里试试运气。由于中国国内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剧和反腐行动深入,中国公民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外国买家,甚至超过了加拿大。中国人也是美国EB-5投资移民最大的来源国,该移民方案规定,只要在联邦政府同意的项目中(联邦政府不会担保这些项目)投资50万美元,就可申请绿卡。新的EB-5签证的受理处分布在南部的路易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州,由此来吸引国外的资金。这些外来的房地产投资者很少去关心自己所投资房产的真正价值,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能否拿到美国护照,尤其是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但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的中国富人数量是申请美国投资移民人数的10倍:现在美国EB-5项目的中国申请者大约是每年6000人,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项目申请人数高达6万。加拿大要求每个投资移民家庭的投资门槛是160万美元,或对加拿大科技创业基金投资100万美元就有资格申请长期签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在售卖人民币债券来加深与中国大陆的金融合作。现在的温哥华被称为“温港华”,因为这是中国“游艇移民”的重要目的地(这些移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那些20世纪坐着“舢板船”前来的亚洲移民),这些移民将温哥华的房价炒得很高,迫使许多本地人搬往郊区。终有一天,温哥华的人口结构会像其天际线一样——更像香港,而不是多伦多。中国有个成语说得好:狡兔三窟。

北美西海岸的亚洲化反映了跨越太平洋汹涌而来的资金潮和人潮。或许中国对资本外逃的打击,以及美加两国移民政策的收紧会稍微遏制住这种趋势。但中国的金融开放又会让更多的资金涌向海外,现在持有中国护照的投资者走到各处都颇受追捧:绿色美元被染“红”了。

跨越全球最长国境线的水和油

数百年来,自然资源的供给状况都会引发经济移民浪潮,人们会跟随资源寻找工作和财富。如今,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麦克默里堡就是资源新城的代表,移民蜂拥而来,追逐“石油财富梦”。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禁运措施后,加拿大才想到去开采那里的油砂矿(矿区面积比英格兰还大)。突然之间麦克里堡就成了一座新城,1980年时,其人口就增长了两倍多,达到3万人。在过去10年,人口规模更是暴涨至8万。

但这只是官方统计数字。全球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劳工,就像在迪拜打工的菲律宾人或巴基斯坦人,也开始转向麦克默里堡,在城市外围和石油公司负责管理的土地上至少还有5万人住在流动宿舍里做着各种工作。这些人包括石油钻机操作工、电工、卡车司机、餐厅服务生、调酒师甚至妓女等,总之一切能保证人们士气和油田运转所需的人,哪怕是在严寒的冬季也不例外。尽管最近油价下跌让麦克默里堡的热度有所下降,但其基本发展态势并未改变。这座城市就是当今时代的“狂野西部”,但最终麦克默里堡会有稳定的人口、封闭式社区以及更加完善的机场和其他市政设施,让这座城市成为真正的全球供应链上的新节点。

麦克默里堡也预示着加拿大经济重心将慢慢从东部转向西部,因为西部有油砂矿、钾盐以及钻石等丰富矿藏。(北边的钻石开采中心耶洛奈夫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加拿大正在向西拓进:历史上首次出现安大略省西边的人口数量超过其东边的人口数。育空地区、阿尔伯塔省、萨斯喀

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议会的席位都在增加。曾在2006~2015年担任加拿大总理的斯蒂芬·哈珀就来自阿尔伯塔省,现在看起来,有着穆斯林–印度–坦桑尼亚血统的卡尔加里市长奈希德·奈什(Naheed Nenshi)很有希望在未来成为加拿大总理。

美国人现在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加拿大省份,因为以后美国的淡水可能就会来自这些地方。美国的供水、农业和人口生态系统正变得非常脆弱,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等经济高速增长的西南各州,因为退休人员和来自“锈带和阳光地带”的人在纷纷涌入。菲尼克斯的居民数量已经突破400万,但正如拉斯韦加斯、斯科茨代尔甚至墨西哥巴哈等城市一样,菲尼克斯也依赖科罗拉多河的供水,但这条河的上游是严重缺水的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的持续干旱和水库储水不足已经使得水果和坚果之外的农业产量大受影响。尽管珍贵的水资源日益稀缺,加州的人口却还在增长。最近频发的森林火灾更是让加州的缺水情况雪上加霜。附近的米德湖(由胡佛水坝拦蓄而成)已经快到历史最低水位,这有可能使2000万人的供水出现问题。一名市级官员这样评论:“没有米德湖,就没有拉斯韦加斯。”

如果米德湖最终枯竭,加拿大对美国销售的大量瓶装水也不足以满足美国用水需求。淡水或许会是“21世纪的石油”,但加拿大还不太愿意将淡水这样的宝贵资源商品化。由美国8个州和加拿大两个省份在2008年签订的《五大湖区协议》约定,禁止美加两国对五大湖的水改道,为此像威斯康星州沃基肖这样水资源一度丰富的城市也陷入了用水紧张状态,因为这些地方的居住人口和工业活动还在增加。如果没有来自加拿大的淡水资源,很难想象美国可保持玉米和大豆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1/3的地位,尤其是美国对玉米种植的补贴政策导致奥加拉拉蓄水层的快速流失(这里提供了美国大平原地区1/3的灌溉用水),也加重了水资源的农药污染。美国城市浪费水资源的情况依然严重,因为美国是根据用水总量来收费,而不是根据不同用途区别定价。即使在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佛罗里达州的海岸线上建设20多座海水淡化厂,也不足以解决美国淡水供求失衡问题。

现在是时候去重温那些被搁置的水利项目了,其中包括加拿大著名水利工程师汤姆·基兰斯(Tom Kierans)提出的“大循环和北方发展运河”项目,以及命运多舛的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北美水利电力联盟”,这两个项目都借鉴了荷兰和中国在修筑堤坝和运河方面的经验,将加拿大北部育空地区和哈得孙湾的淡水利用起来,通过1600公里长的落基山脉沟渠和五大湖区将水输送至人工水库和跨盆地运河,这样既能补充奥加拉拉蓄水层,也可增加科罗拉多河的水量。在未来20多年的时间里,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的最后一座冰川预计会彻底消失,因此引入加拿大北部的水资源,为南方补充供给的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未来的洪灾。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成本角度看,这些水利项目的重要性就相当于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网。李约瑟曾将中国古代运河和治水技术称为“水利文明”,如今美国也要拥抱水利文明,修建跟油气管道同样长度的输水管道,将水输送至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甚至是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因为那里地下水资源正迅速枯竭,出现了海水替代的迹象。“北美水利电力联盟”项目甚至设想通过核爆炸来形成地下壕沟和水库,并用核电站作为动力将水输送到北美大陆各处。鉴于当前大规模的城镇化和水资源的紧张程度,或许这是核武器和核能的最佳用武之地。

水资源供给只是北美地区必须更加重视地理条件,而不是政治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能源。自2003年北美东北部自多伦多到巴尔的摩的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以来,加拿大公司就开始铺设横穿新英格兰的水下和地下电缆,将魁北克丰富的水力和风力发电输送到所需之地。目前已经有30多条横跨美加边境的油气管道,另外还有数十条管道正在规划当中,最知名的当属加拿大运输公司的颇具争议的“拱心石XL”管道,这条管道将连接阿尔伯塔省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得克萨斯州。这将增加对美国的石油供给,南达科他州的页岩油南下,加拿大的石油抵达休斯敦附近的阿瑟港,由此可将石油卖到大西洋对岸。阿瑟港现在已超过洛杉矶和纽约成为美国最繁忙的港口。不管能源价格如何,互联互通设施都会带来收益:北美大陆最大的管道经营公司金德尔摩根已建立起庞大的油气储运帝国,公司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

就像每个沙特公民都会对“加瓦尔”感到自豪,那里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美国人现在对自己的页岩层也如数家珍:得州的鹰滩、得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处的二叠纪矿、横跨美国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以及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的巴肯页岩矿区。虽然两国法规不同,但美加两国在北纬49°上的国境线远远不如两国地底下的共享矿藏重要。

北美联盟

不只是美国在追求实现资源的自给自足,这是北美国家的共同目标。20年前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希望有朝一日北美能形成类似欧盟的联盟,因此许多人也将此协定称为北美联盟。北美的资源整合起来时,北美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就会超过美国单打独斗。虽然俄罗斯和美国每年的天然气产量相当,但美国要进口超过半数的加拿大天然气。与此同时,美国也将天然气出口至南方电力紧张的墨西哥。2015年,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与美国贝莱德资本和第一储备公司签署协议,计划新建一条从美国通往墨西哥中部的天然气管道。最终,墨西哥的能源市场自由化将提高其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墨西哥也会加入美国和加拿大的阵营,成为欧亚的油气出口国。这也正是中国想要的:从北美进口更多的能源,同时绕开马六甲海峡这样的地缘政治咽喉。与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不同,现在中国资金投资北美能源市场要顺畅许多。北美地区应充分利用其在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法技术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赶上来之前:中国可采页岩气储量预计要比美国高出50%。

北美内部的稳定也要求更加成型的联盟。例如美国给其农场主提供的玉米种植补贴直接让墨西哥农民种植玉米无利可图,因此他们只好加入贩毒武装集团,这些贩毒武装集团自2007年以来已经令将近10万人丧生。2014年,美国南方部队司令官约翰·凯利(John Kelly)将军透露,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地区的毒品、武器和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流入美国,这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采取了拉铁丝网、边境线武装巡逻、无人机监视以及大规模遣返等措施,非法移民状况略有好转,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墨西哥经济的好转,许多非法移民其实是自愿离开美国回国发展。因此美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帮助邻国接入能创造就业岗位和稳定社会、运行的供应链,那些被中国抢走的就业岗位会回到美国和墨西哥。

外国投资者已经开始对墨西哥加大投资。在2009~2014年间,德国、韩国和日本的汽车厂商就对墨西哥投入了190亿美元,墨西哥全国汽车产量因此翻了一番,突破300万辆的规模。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汽车业就业人数超过了5万,俨然成了新的底特律。外国投资者来墨西哥不仅仅是看重这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还希望享受墨西哥的自由贸易政策,由此其汽车产品能比美国制造的汽车更方便地进入巴西等重要市场。虽然美国和加拿大的某些汽车制造岗位转移到了墨西哥,但墨西哥也要求,外国汽车厂商至少要从北美供应商那里购买2/3的配件,其中就包括美国的大型供应商。在供应链世界,美国邻国的竞争力就是美国的竞争力。

因此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各城市应视彼此为天生的盟友。北美地区的贸易基本上是由20多对相互依赖的城市主导,包括纽约和多伦多、圣何塞和墨西哥城以及西雅图和蒙特利尔,这些城市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汽车和航空以及电子和医药等行业的进步。即便是历史上存在暴力仇视的邻近城市也开始用合作来消弭仇恨。圣地亚哥和蒂华纳现在就将边境线视为障碍,认为它的存在导致了2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现在的口号是“两个城市,一个地区”。圣地亚哥市的市长甚至在蒂华纳设立了办事处,双方计划着要建一座大桥将两地的机场连接起来,此外两个城市还打算联合申办2024年的奥运会。国境线上的犯罪活动、非法移民以及毒品走私大大减少,这不是因为两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控,而是因为国境线两边的投资和就业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

随着越来越多的管道、水路、铁路以及电网等其他基础设施将北美经济中心连接在一起,美国应该将自己视为北美超级洲的核心。虽然在过去150年里,阿拉斯加一直远离美国本土,但现在除了北美高速公路网之外,瓦尔迪兹至麦克默里堡的铁路规划也已提上日程,此外还计划修建从北坡油田至加拿大的天然气管道,这两项工程势必会让阿拉斯加更加深入地融入地区能源和交通设施网,同时也有利于阿拉斯加增加对亚洲的油气出口。

北美的基础设施、经济、文化和战略融合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加拿大石油和淡水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美国和墨西哥有4亿人口处于缺水状态,但市场极大。随着全球变暖,加拿大北极圈里的许多地方将可能解冻,因此有人预计加拿大的人口规模可能会在未来达到1亿(现在只有3000万),新增人口主要是亚洲人和拉美人,这些新居民将成为加拿大开垦荒地和开发石油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许多新居民也将居住在环境日益宜人的北方地带。

极地冰帽的融化可能会催生出像格陵兰这样的新国家,尽管格陵兰冰原的融化是海平面上升的罪魁祸首。格陵兰将成为气候变化导致的第一个新生国家,格陵兰居民势必选择脱离其宗主国丹麦,凭借其丰富的铀矿和稀土矿成为北极圈的重要力量。格陵兰和加拿大的因纽特人存在亲缘关系,这说明格陵兰或许能从欧洲体系中分离出来,最终融入北美联盟。

186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从沙俄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当时他梦想能构筑一个统一的从格陵兰到圭亚那的联合半球,第二首都就设在墨西哥城。如果说美国在19世纪的“昭昭天命”果真变成现实,当然是通过融合而不是征服,苏厄德的梦想也不能说是异想天开。在“冷战”结束之后,曾担任过尼克松政府内政部部长的阿拉斯加州长沃尔特·希克尔(Walter Hickel)建议在白令海峡底部修建80公里长的隧道,将阿拉斯加和俄国连接起来。25年之后,俄国铁路公司的总裁弗拉基米尔·雅库宁(Vladimir Yakunin)进一步提议,要修建从伦敦出发的超级铁路,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连至阿拉斯加,最终抵达纽约。当时俄国的财力无法承担这样的宏伟项目,但现在的中国可以。中国正提出全额出资修建一条长达1.3万公里的高速铁路(长度超过西伯利亚铁路),从中国东部出发,穿过西伯利亚,经一条200公里长的隧道(长度是英吉利海峡隧道的4倍),抵达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然后继续南下,经加拿大接抵美国。对于想去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人而言,这无疑将是风景绝佳的铁路之旅。

专栏:南美联盟

南美洲也在经历着功能重构。自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瓜分南美洲500年之后,南美洲这片“失落之洲”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剥削、玻利维亚式的民族主义、革命式的社会主义以及反共极右主义。南美各国领导人不再扛着左派大旗打游击,也不再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南美领导人正集中精力改革政府补贴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并提高能源产量。正如北美洲一样,南美洲利用其富饶自然条件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发展基于资源的地区主义。跨境基础设施投资正在横越南美最大的地理障碍:亚马孙雨林和安第斯山脉。两洋高速公路工程会把巴西的大西洋海岸与秘鲁的太平洋海岸相连(中国也将资助建设两洋铁路),这样巴西至中国的航运时间就可缩短一个星期。因此这条路也就有了奇特的外号:通往中国之路。现在秘鲁已经允许内陆国家玻利维亚在其太平洋海岸修建伊洛港,此外还计划在安第斯山脉修建隧道,由此阿根廷货物就可快速运抵智利港口,出口至太平洋国家。升级后的泛美洲高速公路将纵贯南北,从哥伦比亚的达连地堑直抵阿根廷的火地岛。正在兴起的“和平大拉美”地区甚至将拥有自己的全洲议会和类似欧盟的超国家组织:南美国家联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