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巩固政党权威的一般途径
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登上权力的宝座，一个政党必须赢得更广泛的支持，获取更广泛的权威。所以政党会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来获取权威，这些途径和方式主要体现在政党的各项政治活动中。
一、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权威，赢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必须自身有其合法性，这样它的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应该首先包括四个方面，意识形态，结构规则，政党运作的有效性。另外，政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要想赢得权威还必须具有先进性。只有代表民意和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政党才能真正获得权威，才能更好地夯实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详细论述了，而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涉及，因此在这一部分重点论述的是政党权威的三个合法性基础：政党的先进性，政党的结构和规则，政党运作的有效性。
（一）政党的先进性
政党的先进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特有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在革命条件下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政党的先进性始终是民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考量政党的先进性，首先要从先进性说起。所谓先进性，一般而言，是指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确立起来的长处和优势。而政党的先进性，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某一政党与另外一个政党相比，不论是在所宣布的纲领和路线方面，还是在自身的组织结构方面都具有长处和优势；二是指政党与群众团体、政治社团相比，在组织的内在本质以及其它方面所展现出来的长处和优势。这些长处和优势应如何衡量呢？我们认为衡量政党的先进性，关键是要看这个政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能够适应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推动作用的事物就是先进的事物，反之就是落后的事物。是否顺应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决定一个事物是否先进的最终尺度。以此作为标准衡量政党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一个政党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社会进步步的方向和趋势，推动了它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和进步，那么它就是先进的政党，反之就是不先进的政党。更进一步讲，认识政党的先进性，必须将政党的纲领和路线，党的组织机构，阶级成分等要素，都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和检验，通过观察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来评价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如果政党制度的纲领和路线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趋势，通过贯彻执行，就能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那么这个政党就是先进的，反之，不管这个政党声称自己如何先进，都不能说是先进的。同样如果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阶级成分等要素，能够促使党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这些要素就与政党的先进性产生了因果关系。反之如果政党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这些要素就不能证明政党是先进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政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是否发挥时代所要求的作用，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不是拥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志。
首先，政党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生存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认为，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为了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一经成立，为了能够起到团结和凝聚本阶级群众朝着一个统一的目标共同奋斗的目的，必须能够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能够为本阶级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指明方向和道路。政党只有站在时代的前列，在与一般群众的比较中体现自己在理论和组织方面的优势，政党才能从全局上和战略上为本阶级群众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真正代表本阶级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本阶级群众的信任，认可和支持，因此站在时代前列是政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政党在理论上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在实践上就会失去存在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其次，政党的任务是由时代赋予的。只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党才能认清和完成好各个时期的根本任务。一切先进的政党，不仅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时代的内涵和特点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由于历史条件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不同的时代对一个政党必然会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要求。列宁曾深刻指出，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因此敏锐地洞察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向，把握时代变化的客观进程，关乎政党对自己所处历史方位的判定，关乎党的战略策略和发展走向的选择。政党只有认清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新的变化，才能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演变的趋向、世界发展的大势，才能从人类生活大背景、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上更深刻地认清所在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制定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和各项具体政策。
再次，政党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是由时代决定的。只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党自身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一个政党要保持先进性，最根本的要使其发挥的作用与其所处时代的发展步伐相一致，真正引领时代的潮流。政党只有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情况和主要任务来确定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所要发挥的主要作用，明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任务和努力方向，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各种复杂环境和情况面前经受住考验。因此，政党要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调整党的功能，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发挥自身的作用，施展自己的作为，相反，如果党的功能自缚于过去时代形成的某些习惯、做法而裹足不前，就经不起时代的新挑战和新考验，甚至被时代所淘汰。
最后，政党的群众基础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只有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政党才能把最广大的民众凝聚在自己的旗帜下。政党的群众基础（包括阶级基础），是一个政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构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一个政党要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就必须始终反映和体现变化着的本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从而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和团结在自己周围。否则，无视时代的变化对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把党一成不变的固定在过去的群众圈子之中，必然难以完成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伟大任务，最终也难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必须适应执政后自身阶级基础的这种新变化，把阶级性、时代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在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同时，采取适当方式加强对正在崛起的新生社会力量的规范、引导和整合，把社会各阶层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教育、引导和吸收到党内来，确保党的组织和领导有效覆盖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确保党具有更充分、更雄厚、更巩固的执政基础，从而使政党能在阶级性质方面保持先进性，又通过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广泛代表性方面也体现了先进性，不断增强政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政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了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所以在我们考量政党的权威时，理所当然地把政党的先进性视为政党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第一，政党的先进性是政党赖以生存的内在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认为，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它一经成立，为了能够达到团结和凝聚本阶级群众朝着一个统一目标共同奋斗的目的，必须能够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能够为本阶级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指明方向和道路。这就对政党提出了比一般群众组织更高的要求，即必须具有自己特有的先进性。只有在集中了本阶级优点的同时，在内在本质上还保持着对本阶级群众的先进性，政党才能从全局上和战略上为本阶级群众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党才能从全局上和战略上为本阶级群众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真正代表本阶级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本阶级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政党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丰厚土壤。这说明，一个政党要生存和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说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党自身的先进性，这是政党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内在根基。政党只有具有了先进性，才能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备了立身之本。其二是公众的认同和支持，这是政党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外部条件。政党作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组织，它本身就是在人民群众的需要中诞生的。也是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发展壮大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政党既没有存在的条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政党一天也不可能生存。一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政党生存的重要前提。列宁指出：“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党的先进性是得到人民群众认可和支持的根本前提，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是政党实现先进性的依靠力量和必然结果。一个政党要健康地生存，首先要具备先进性，这是政党生存对政党自身的要求。因此，先进性是政党的生命之魂。
党的先进性对于政党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存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对党实现自身的先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极易受到忽视，这使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对党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迫切。
首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对党实现自身的先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党所处的地位来看，在执政之前，马克思主义政党处在一种在野党的地位，而且多数是处于“非法”状态。这种地位决定着党必须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而不是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从党对社会肩负的责任来讲，这种地位对党自身先进性的要求相对较低。从社会成员的构成来看，党只对整个社会中的一部分成员（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肩负着责任，而且由于党所处的地位，这部分社会成员对党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党在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站在前列、并获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党就可以实现和充分展示自己的先进性，就可以实现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要求。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执政地位，党的地位改变了。党不仅成为执政党，而且多数成为全国唯一的执政党。掌握国家权力使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变了过去完全融入人民群众之中的局面，而从人民群众之中相对游离出来。党对社会肩负的责任大大增加，首先它要兑现执政之前对一直跟随其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的利益承诺，人民群众也因为党执掌政权而对党抱以比执政之前高得多的期望，对党的要求也比过去大大提高。从对社会成员负责任的范围来看，党作为执政党对全部社会成员肩负着责任，需要满足社会方方面面提出的利益要求，协调和处理社会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这对党自身的先进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从党面临的环境来看，国际环境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后的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一种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的环境，由于国际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相对弱势这样一种状况，使得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在强邻环伺的局面下安全生存，就必须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领导国家不断壮大自身的综合国力，这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国内环境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后，处于一种和平的环境，国家建设是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是文化建设都是非常大的学问，都比过去领导的革命斗争要困难和复杂得多，这对党实现先进性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次，党的先进性和党群关系问题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都遇到了与执政前完全不同的情况，极容易受一些人的忽视。
从党的先进性方面来看，其一，在执政之前，马克思主义政党处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得党只有自觉地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才有可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从而保证自身的生存。在这种压力之下，党在实现和保持自身的先进性问题上是积极的，主动的和保持自身的先进性问题上是积极的、主动的和自觉的。但在执政以后，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不仅没有了过去那种随时随地存在的生存压力，而且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以通过上升成为国家的法律而得到强制执行，这使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压力大大减弱、动力明显不如从前。党内相当多的一些人为此失去了过去保持先进性的那种自觉性和主动性。其二，在执政之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如何实现自身的先进性，认识相对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党领导广大人民反对反动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列并获得斗争胜利。执政以后，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实践以及相应的理论指导，认识远不如过去清晰，比较容易陷入迷雾之中。这些问题都容易使执政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削弱自身生存的内在根基。
从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方面来看，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前，险恶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这使他们能够在革命中自觉地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党自己也才能生存下来。在执政之后，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过去那种联系群众的必要性显得不像过去那么突出了，这使相当一些人逐渐淡忘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于一个政党生存的重要性。有些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甚至由过去的“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
系”。其二，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前，党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压迫，取得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党只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并领导革命斗争取得最后胜利，就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但在执政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执政党如果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不能适时地调节各种利益矛盾，整合各种社会关系，就有可能失去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政党先进性是实施政党领导的根本前提。
政党作为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代言人，其存在历来是与领导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领导活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工人阶级的事业是空前伟大的事业，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是靠自己起来斗争去争取，但这项事业的最终完成有赖于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的领导和指引。列宁指出“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来讲，正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必然结果。对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施领导，带领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职责，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的主要意义所在。领导是反映领导和被领导者关系的范畴。成功的领导活动对领导者有较高的要求：其一，领导者必须对被领导者在先进性方面保持相对的优势地位，这是领导者获得领导资格的前提条件。其二，领导者必须维护和代表被领导者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领导者的领导资格及其所从事的领导活动才有可能获得被领导者的认同和接受。而维护和代表被领导者的根本利益，从长远和根本上来看，最终也取决于领导者的先进性。一个不能站在时代前列的领导者决然不能维护和代表被领导者的根本利益。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它对人民群众实施领导的根本前提。列宁曾经指出，党的领导建筑在群众对党信任的基础上，这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忍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而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所具备的先进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它对人民群众实施领导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执政之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历程表明，正是依靠自身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了领导资格，发挥了应有的领导作用，成功地实施了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
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党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力量。如邓小平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但是，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与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毕竟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伴随着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由过去那种单一的、直接的领导方式向多层次、间接的领导方式过渡。比较突出的就是党的领导较多地通过政权的力量表现出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通过强制的手段的得到执行，过去党的先进性在党的领导过程中所具有的前提作用似乎不如过去那么明显了。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先进性仍然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施领导的根本前提。就是因为：
其一，党的性质没有变。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执掌了国家政权，但它依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就决定了“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也决定了“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决定了“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 “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 “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最终决定了党要实行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还得依靠党的先进性。
其二，党的领导本质没有变。“在剥削制度的历史上，执政的人都是把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都决不能由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决定了党的领导方法也绝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术。领导和统治，尽管都是一种社会现象，都起着社会控制和协调作用，但具有本质的区别。领导是社会协作和分工的产物，而统治却是阶级对立和压迫的产物。领导具有不同于统治的本质特征。一是领导的基础是共同利益，而统治则基于利益的对立。历史上，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共产党人无论夺取政权前后都是人民的领导者，只是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来说，是统治者。二是领导目标出于被领导者的利益，而统治目标只出于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和意志。三是领导的实现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被领导者的意志和愿望，同时由于领导者做出符合被领导者意志和愿望的努力。而统治的实现则从来是凭借统治者的意志和力量，是违背被统治者意愿的强加。四是领导的基本手段是启发、指导和组织，而统治的基本手段是强制。五是领导的评价尺度是绝大多数被领导者的利益满足和觉悟，而统治的评价尺度却是统治者的利益满足和被统治者的顺从。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本质区别于其他统治阶级的鲜明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不是建立在自己掌握的权力上，而是建立在自身的先进性上，正是党的先进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实施领导的全部理由。
第三，政党先进性是政党自身建设的逻辑归宿。
政党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从大的方面讲当然是为了政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舞台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目的更是直接指向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但这个目的还是就党的自身建设使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最终施展出的作为而言的，它还不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效果本身。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就是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党的领导的根本前提，同时又是党的建设的逻辑归宿。党的各个方面建设的直接目标就是要使党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它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落脚点，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即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十分精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的科学内涵。它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切活动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核心问题。只有始终瞄准党的先进性，党的建设才有正确和明确的方向，才会有持久的动力，才会有良好的效果。
首先，只有始终以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为目标，执政党建设才会有正确和明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必须努力加强自身的建设，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时代对党的作用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其最主要的职责就是要领导和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就是要成为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何以能够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能够担当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力量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从根本上讲，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不曾具有的先进性。然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种先进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加强自身的政治、组织和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才发展起来的。由于党的先进性是一个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只有不断地丰富和创新自己的内容、形式和方式，才能根据时代的要求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时代内容，才能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党的建设实践和党的先进性的这种手段和目的关系，决定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党的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离开了党的先进性，党的自身建设就失去了前进的航标，就失去了它所具有全部意义。
其次，只有始终以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为目标，执政党建设才会拥有持久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动力来自哪里？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有很多来源。例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精神信仰的崇高追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为完成自身所担负的神圣责任，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讲，来源于时代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所提出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需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时代对党的先进性的要求，是党进行自身建设的根本动力。由于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对党的先进性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这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不断地通过加强自身的建设来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要求，党的建设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持久的动力。相反，如果党在时代的要求面前丧失了与时俱进的能力，或者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么，党的建设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必然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在执政之前，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承担起领导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责任，不发挥这样一种作用，党就没有存在的任何价值。而要发挥出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时代所要求的先进性，而这种先进性只能通过加强自身的建设来获得。党的建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前进的动力。在执政条件下，道理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后，由自身的职能和所处的执政环境所决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性的基础。而达到这种要求，党必须不断地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建设，执政党建设的动力由此而来。
最后，只有始终以保持和实现党的先进性为目标，执政党建设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党的建设目标和党的建设成效的关系在于，党的建设只有沿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才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在这个前提下，党的建设才会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反之，离开了正确的轨道，党的建设就会做无用功，党的建设的实践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阐述的党的建设的重要规律——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就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目标与党的建设成效的关系。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围绕该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确立的行动方针和行动策略。之所以这样密切地与整个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相联系，甚至决定着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首先是因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对时代要求的历史回应。正确的政治路线体现了党对时代要求的积极而正确的回应，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围绕着这样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党就能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党的各个方面的建设就会误入歧途，与党的先进性对它的要求背道而驰。
（二）遵循既定的规则、制度是政党权威的结构基础
对已有的制度、规则的遵循是政党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韦伯认为：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可望得到服从。他还把权威合法性的法理基础解释为“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并且认为法理型统治的基本范畴是“一种官职事务的持续的，受规则约束的运作，这种运作是在一种权限管理辖范围之内”, “制度论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阿尔蒙德认为“在一个现代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当权者的合法性将取决于他们在竞争性的选举中是否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选举和立法这两个程序被看作是政府对公民要求做出反应的保证”。美国当代政治学者迈克尔·罗斯金认为“政府的组成结构与合法性也有影响，如果人们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而在选任官员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愿意服从。这也就是为什么立法机关要向人民直接选举的最根本的原因。人们并不强求选举出来的议会必须干好工作，通常他们总是拖沓迟缓，但人们感到他们被代表了。如果议会是由指定人员组成在选举中舞弊，像墨西哥那样，它对合法性就不会有多大帮助”。通过对学者们关于合法性观点的梳理，可以明显看出规则、制度对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来分析政党权威，笔者认为，一个政党取得权威要成为合法的，必须遵循已有规则、制度，也可以说，政党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得到承认，否则，其权威便不具有合法性。
政党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宪法和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合法地位予以承认，并且对政党的活动范围，运作方式做出一些限制；二是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政党的地位，也没有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活动范围，运作方式等情况进行限制，但是政党在这些国家早已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通过竞选法等专门的法案引入有关政党的专门条款，来对政党的合法地位予以确认。
第一情况的代表国家是（联邦）德国。在当代西方大国中，它不
但在宪法中确认了政党的合法地位，而且还专门制订了《政党法》对政党活动实行全面、有效地法律调控。根据李景鹏先生的分析，（联邦）德国之所以具有完备的《政党法》主要由三个方面因素组成：首先战后初期，德国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混乱，当权者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调控。德国在希特勒法西斯势力的独裁统治下，除了纳粹党之外其余政党均被取缔。战后不仅政党要恢复活动，而且新成立的政党也急剧涌现，经盟军占领当局限制，仅有150余个政党，致使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出现混乱局面。当权者们感到，这种混乱的局面包含着极其危险的因素，不利于维持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其次，政局的激烈震**，旧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被打破，为在资产阶级法制基础上建立新的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创造了条件。英美等国的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其中传统的、惯性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很多。当权者一方面感到这套体制和格局对维护其统治地位是卓有成效的，只要适应潮流，将其修修改改即可，无须进行大的变动；另一方面也为惯性所驱使，为传统所束缚，也难以有什么大的举措，而当时的德国，旧的体制和格局已被打破，当权者正好抓住时机，通过法律手段，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建立新的政党体制和政党格局。再次，当时联邦德国正处于东西方对抗、冷战的最前线，统治者害怕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攻势，迫切需要将其内部的共产党及其它反制度政党严加控制和打击。
1949年，（联邦）德国通过《基本法》，在法律上承认了政党的存在及其在国家宪法中的作用。其中第9条规定了社团组织和活动的自由。第21条确立了结党自由及政党在国家宪法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对政党活动进行了法律调控主要依据的就是“21条”。“21条”对政党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为：“政党应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形成。政党必须自由组成，政党的内部组织要符合民主原则，政党需公开说明其经费来源。也就是说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参加联邦和地方各级议会的选举或参与人民政见的形成，除此之外政党的活动必须是公开透明的。如果政党的活动触犯了《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则会受到惩罚。这就是第21条2款所强调，“根据各政党的目的，根据其党员的态度判明，如果企图破坏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或者推翻这种制度或者阴谋颠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违反宪法的，违反宪法的问题则由联邦宪法法院裁决之。”而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则是一种以人民的自决为基础的，根据大多数人的意志及自由、平等的要求而实行的一种制度。
1956年，（联邦）德国颁布了《选举法》，明确规定了各政党提名候选人的程序，以及候选人在选举委员会登记的程序，各政党参加选举委员会的有关事项。由于政党参加选举，使其作为政党的法律地位得以维护，可以享受国家的财政补贴，共同分享国家的公用设施和优惠税率，所以法律实际上鼓励政党在活动的整体结构上把提高竞选的成功率作为努力方向。
1967年7月24日，（联邦）德国公布《政党法》，法律对于政党的地位、任务、内外秩序、候选人提名、竞选费用补偿、会计报告、违宪政党的处罚等内容作了详细规定，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政党法典。《政党法》认为“政党是指在联邦的领域内，永久或长时间地影响政治意志之形成，并能代表国民参与德意志联邦众议院或某邦议会之人民代表机关”。《政党法》对政党在《宪法》上地位规定是：“政党是合乎宪法为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党以其自由地、持续地参与国民政治意志之形成来实现基本法所赋予和由其所确保的公众任务。”《政党法》规定，鼓励和加强政治教育，促进国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训练有能力的国民担负公众责任，推举候选人参加联邦与地方的选举，影响国会和政府之政治发展。
《政党法》对德国政党政治的首要影响在于促使政党内部结构民主化。第二章规定：政党必须具备党章、党纲、依区域建构的政党组织、机关部门等。第三章则要求政党提名的各项选举候选人必须经由党员代表的秘密投票方式选出。这些规定保障党员在所属政党内参与人事、政策决策过程的权利。第十条更进一步规定党员应享之权利，使得党员在政党内权益获得法律的保障。《政党法》对德国政党政治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具体规范以及监督政党经费的来源。政党的主要经费主要来自于七个方面：党员缴纳的党费、议会党团成员的党费及其经济性捐款、政党的财产、出借物和各类活动的收入、私人捐赠、信贷、国家偿还的竞选费用以及其它收入。政党的财务汇报制度要求，各政党每年呈报财产报告、其中要提供一年有两万马克以上大笔款额捐助者的名单。这些规定既使政党的活动置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又使大垄断财团资助、收买政党合法化。《政党法》虽然赋予政党在宪政运作中的合法地位，但是对于组建活动不符合规范，以法律所不允许的方式谋求政权的政党会依法取缔，比如：（联邦）德国于1952年及1956年宣判极右的社会主义国家党以及极“左”的德国共产党为违宪政党。德国统一后，极右思潮日益蔓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再度依据《基本法》第21条，判决若干新纳粹团体为违法组织，禁止其活动。
除（联邦）德国外，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的宪法中也规定了政党的法律地位，奥地利还专门规定了《政党法》。在日本，1947年生效的《日本宪法》，从总的原则上承认了政党的法律地位，并还有一些单项法典，对政党的活动方式和行为规范进行了限定。1948年日本制定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中从法律上对“合法政党”作了界定：凡拥有一定政治主张，政纲和章程的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团体，申报后并取得自治大臣批准的，均认为是合法政党，可以参加选举活动。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如阿富汗、韩国等也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活动范围，取缔的程序也作了详细规定。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宪法》中并没有对政党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的存在和活动无法可依。随着政党数量的增加，参加活动的频繁、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有些国家在《竞选法》等专门的法案中列入有关政党的条款。美国至今把政党看作是得到《宪法》第1条，第14条修正案保障的私人团体。但是实际上政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的地位。当某个政党发生党内冲突时，美国最高法院也承认该党可以优先通过党内途径解决。美国的《选举投票法》要求正式的政党提名要有政党代表大会的证书，各党候选人的名字都印在选票的一个栏目里，在栏目的上方印有该党的名称，或印有一个由该党正式选择的，能有效向文盲选民表示该候选人属于该党的标识。为了不使投票人只随着被正式承认的政党而活动，并且为了使新的政党可以因需要而产生，于是制定了有关提名证书的法规。这些情况说明，在美国，事实上政党已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并且政党在法定的政府组织也取得了它的合法地位。
无论采取法律确认的方式，还是采取事实上承认的方式，只要政党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它的权威就具有合法性，而且参加某一政党的人数越多就意味着这一政党权威的合法性就越高。反之，参加某一政党的人数越少，它们权威的合法性程度就越低。
（三）政党权威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
有效性，在英文中常常用effectiveness来或performance来表述，即有效率的意思，也指有成绩的意思。利普塞特认为“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或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日本学者山口定认为“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团体的职能性利益的角度来确认效用和效率”（更明确地说是“活力”）的内涵，并以能否满足人们对这些效用和效率（或活力）的期望为标准来评价、区分“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有效性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政治制度，一再地或长时期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利普塞特认为“要分析任何面临有效性危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了解这种政治制度相对程度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具体政治制度，其不同程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表格来表示：
属于A格的社会，其合法性与有效性均高，具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属于D格则缺乏有效性与合法性。利普塞特认为用表格的形式来分析有效性、合法性的关系是有用的。因为从短期眼光来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如管理良好的殖民地，要比效率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像泰国，尽管不时政变，其社会稳定与相邻的前殖民地国家形式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延续几个世代，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
对于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罗斯切尔德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成员的需要和利益，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但如果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蚀耗其合法性。”
既然有效性对权威的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衡量有效性呢？笔者认为衡量有效性应该主要看政绩。“在民主国家，统治合法的通常依赖于满足他的一些关键选民对他的政绩的期望，但是其制度合法性却又建立在民主程序之上，建立在选择统治者的能力之上。”有的学者认为政绩就是政府提供的政治产品，包括安全、正义、自由、福利等方面；也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应包括政府能力、参政、经济增长和分配；还有的学者认为政绩应该涉及经济增长、公平、民主、稳定和自主。笔者认为在这些因素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发展经济。
对于一个政党，特别是对于执政党来说，它执政的有效性对于其能否继续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服从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政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适合民众之需要，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就会稳定，社会公众就会充满信心，这个政党的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反之，如果一个政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有效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社会公众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就会怨声载道，对政党进行公开的指责、反对和抗议，这样，该政党的权威就失去了合法性。正因为发展经济对于政党权威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明智的政党在提高社会公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多地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从而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威的合法性。
有例为证：1928年10月，苏联共产党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工业，逐步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走了一条高速工业化的道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在1918—1928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0亿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则增加到80亿卢布，“二五”计划期间为181卢布。在1928—1937年这两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总产值平均以15%的增长向前发展，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化国家，在短短的十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在社会主制度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成为苏共执政合法性的雄厚基础和重要来源，它增强了党的权威，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观念的认同。霍布斯鲍姆在谈到这一事件时指出“它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小民不信服”。与此同时，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却出现了全面衰退甚至崩溃的迹象，这确认了对资本主义否定性的评价，并从反面论证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理性，同样有助于巩固苏共权威的合法性。
印度国大党是印度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它逐渐由盛转衰，丧失合法性基础，由执政党转变成在野党。国大党由强变弱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工作没有搞好。印度国大党长期实行政府指令性计划和许可证制度，国企效益不好，对农业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独立的前30年，印度GDP每年平均增长仅为3.5%，印度人称其为“印度速度”。在国民经济中，工业约占25%，其74%的产值来自农村和家庭工业。80年代前，印度经济基本处于半封建状态，90年代印度经济改革后的外贸额也仅占世界总额的0.6%左右，且50%以上的出口产品来自农业和手工业，在农村，印度国大党并没有解决占人口25%的农民的土地问题。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严重，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上投入不够，社会治安状况差，群众没有安全感。这些都是由于经济工作没有搞好造成的。经济形态恶劣，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为民众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印度国大党逐渐失去民心，失去权威。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曾在墨西哥政坛上辉煌一时，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党经济政策的失误，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而使其丧失政权，墨西哥原本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一个封闭的内向型经济。20世纪70年代以来，墨西哥大量借外债来开发国内的油田，由于国际油价的骤跌而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大量吸引外资，没有建立自己的优势产业，形成了对外资过分依赖，当大量外资抽逃后，墨西哥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损失700亿美元。此后是墨西哥全面实行私有化、导致失业工人增多，贫富分化加剧，废除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使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贫困人口大量增加，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经济改革未能调和各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使它失去了基层的支持，贫困人口的增加，使政治反对派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造成了对革命制度党的强烈冲击。
总之，对于一个执政的政党来说，首要的就是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因为这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只有经济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党才能赢得更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政党权威的合法性程度才能得到更大的提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