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重点
“一带一路”的倡议一经提出，便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沿线各国资源各不相同，经济互补性很强，彼此合作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五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合作的重点。这“五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沟通
政策沟通是“五通”的顶层设计，既为“五通”开辟道路，又在政治层面上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蓝皮书，我国企业“走出去”遭遇风险的25 %是政治层面引起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其政治风险显著，再加上中东地区深受各大国博弈的影响，政府更迭频繁，法律制度不健全，外资准入制度比较严格等，都为“一带一路”跨区域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政策沟通能够促进沿线各国形成合理的顶层设计，通过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区域间合作，达到利益深层次融合，形成自上而下的协调机制，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
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间已经建立起多种政策沟通机制，如亚欧首脑会议、新亚欧大陆桥国际协调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与部门领导人会谈机制、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等。但是这些政策，仅限于高层互动、沟通，缺乏相应的地方联动机制，并且这些政策相对独立，或者相互排斥，更有相互叠加等缺陷。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应该以中心沿线城市为支撑，合理利用现有的高层政策沟通机制，建立更多区域、更多城市间的合作，力求形成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的沟通机制，以多元开放为基本准则，与成员之间已存在的和正在建设中的多边机制齐头并进，包容互动。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国和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会协调自身利益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并不谋求主导地位，而是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寻求各成员国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会以公共性和长远利益着想，做出适当的让利，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项目推进为突破口，重点放在重大项目上，以务虚向务实转变，以实质性合作为主导推动基础设施、经贸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的设施联通
目前，亚欧之间很多地方还尚未达到互通互联，这种现象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亚欧大陆上许多交通运输路段都已经废置了很多年，交通运输能力有限，相关基础设施比较陈旧，一旦通行，运输成本势必会很高，对各国并不划算。第二，由于各国使用的交通运输标准并不相同。例如，俄罗斯和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使用的铁轨标准是1520毫米的宽轨制式，而中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则使用1450毫米的国际标准轨制式。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标准对于相关国家的交通往来带来了巨大的不便。而关键路段的不畅，使得本来通行能力就低下的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被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并不仅仅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那么简单，而是建立在“绿色低碳、环境友好”基础上，强化基础设施实施的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这个理念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化工程，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础，以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战略要点，以信息互联互通建设为技术支持，从交通、能源、信息三方面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一个高效的联系网络。
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总结为由未通到打通，由打通到畅通。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就必须解决“不连”“不通”的问题，积极组建航空和水运为先导、公路为辅、铁路为动脉，集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和枢纽港站、现代通信网络为一体的国际立体运输大通道，完成由未通到打通的目标。而由打通到畅通是一个长期目标，这包含了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要求。
硬件上，需要从陆路、水路、空路等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海、陆、空运输线的载荷能力，提升公路、铁路、海港、空港的基础设施水平，促进海港、空港与陆上交通枢纽的连接，提升海、陆、空三线的联运能力，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提升交通路线的抗风险能力。
软件上需要建立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特别要考虑各国不同的技术标准体系，形成兼容各国规范的运输规则，重点解决国际通关慢、预计换装速度慢、效率低的问题，保证通关、换装的便利性，更要推动交通运输的信息化合作，全方位提升交运通达水平。
二、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在所有实施的战略互联互通中，能源的互联互通是基础设施中的战略要点，因为它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中亚和西亚地区身处“一带一路”战略的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而且又是世界石油的重要产地。世界上大部分石油产自中东，因此是世界大国必争之地，当地政局不稳定，导致石油管道的安全性受到重大威胁。“一带一路”建设将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的安全，它是能源基础设施合作的重中之重。“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互利共赢的目标，帮助当地能源企业提高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要体现在双方公路、铁路、水路、航空、油气管道、跨境输电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无缝连接，双方通关便利措施和政策实施，及双方相关产业的无缝对接，双方民间往来、人文交流及精神层面的交流实现无形连接。这就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在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等硬件上加强建设，也要在政策和精神层面等软件上加强建设。
三、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
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技术支撑，更是交通与能源合作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建设影响巨大。不管是物流信息化还是智能电网的实现，都离不开信息化支持，而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将为物流信息化与能源设施合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此外，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还大大拓宽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与民心相通插上信息化的
翅膀，助力“五通”的实现。
“一带一路”战略的贸易畅通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战略模式的提出，旨在将边境对跨区域合作的抑制效应转变为催化效应，促使“一带一路”沿线上各成员方之间的优势再造。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深化各国互利合作的关键所在。
“一带一路”模式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重构经济格局，使得原有潜在的比较优势显性化，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并且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使得各成员方之间及其内部的贸易投资成本下降。
总体来看，贸易畅通旨在使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而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贸易自由化将使得区域内经济交流更为频繁，相关的“知识”也能更好地在区域内进行传递，从而为区域内跨境投资提供有利条件。跨境投资能够更合理地利用各国的非贸易要素，放大各国原先的比较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贸易发展。
一、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是“贸易畅通”的重点之一。经济危机以来，非关税壁垒高筑，大大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进行。同时，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差额巨大等现象，都加大了贸易摩擦。为了达成贸易自由化目标，降低非关税壁垒、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势在必行。因此，贸易自由化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降低非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又称非关税贸易壁垒，它主要包括通关环节壁垒、进口禁令、进口许可、技术性贸易措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服务贸易壁垒等。其中，主要的非关税壁垒有通关环节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三大类。自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税都大大降低，但各类非关税壁垒却层出不穷，大大限制了国际贸易的进行。
通关环节壁垒往往设置繁复的通关程序，产品通关会消耗大量时间，外贸企业在通关过程中也会大量消耗财力物力，使得贸易产品不再有竞争优势。而技术性贸易措施则通过技术检验标准、卫生检疫标准等严格的限制性标准提高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从而限制进口。技术性贸易措施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本身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保护人类、动植物的健康，但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常常有违等效性、一致性、透明性等原则，从而形成贸易壁垒。
非关税壁垒往往有更强的倾向性，其效果也较关税壁垒更为直接，所以日渐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覆盖产品范围广、隐蔽性好，在近年来更是迅速增长。非关税壁垒已经大大阻碍了国际贸易。以中国为例，2012年，我国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685亿美元。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盟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企业出口影响最大，因之产生的直接损失占全年直接损失总额的32.6 %。
（二）优化贸易结构
贸易结构不合理，是困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巨大问题，也是贸易摩擦的诱因之一。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在资本密集型或者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缺乏竞争力。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并不合理，在服务贸易方面发展缓慢，而在加工贸易品上又过度集中，且部分产业如轻工业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这不但阻碍了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很容易招致贸易摩擦。
过大的贸易差额也是产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2008年以前，欧盟对中国之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最高时达到了1600亿美元，大大加剧了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虽然在2008年以后，由于欧债危机，中欧之间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控制，但过大的贸易差额始终是产生国际贸易摩擦的隐患。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以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为重点。
二、投资便利化
投资便利化相对于贸易自由化来说同等重要。与传统的贸易合作模式相比，投资合作对成员方当地市场的冲击较小，不仅能通过产业转移、反向技术溢出、产业关联等效应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转型升级以及就业，改善当地生活环境以及产业环境，还能促进贸易发展，拓展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合作。而现今跨国投资的障碍，一是缺乏足够有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由各国税制、税法区别所产生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二是以准入壁垒、经营壁垒与退出壁垒为主的三种投资壁垒。而投资便利化就是从这两方面着手解决贸易畅通的问题。投资障碍的消除更能够深化国家间经济交流与合作，而通过投资壁垒的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能够逐步拓展投资领域，深化区域内国家经济合作，构建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一）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一般包含了投资的准入、待遇、争端解决机制等一系列重要条款。但目前，发达国家在双边投资协定的制定中存在更多的谈判经验和资源优势，发展中国家在缔结协定中存在一定的劣势，如何在寻求外资进行开放的过程寻找合理的平衡，为权利的维护和争端的解决奠定基础，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家所要注意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投资便利化的第一步。
随着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跨境投资的一种主流模式，国际投资的另一障碍——国际双重征税也逐渐显现了出来。除了少数采取极低甚至不征所得税的“避税港”以外，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了征收所得税的税制。而且各国对所得税征税范围的划定与认定规则不同，所以跨国投资所得常常会由于不同的认定规则而需要同时向母国与东道国进行缴税，这就导致了国际双重征税。
（二）消除投资壁垒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设置投资壁垒的方式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国家法律、法规，直接限定某些领域为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同时，也会采取限制外资持股比例或设置当地人员雇佣壁垒等。而发达国家在投资壁垒的设置上则显得较为间接，例如美国，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资企业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从而间接地限制了外商投资进入。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这种投资壁垒往往更难逾越。以中国为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投资壁垒而导致失败的案例，往往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这种种投资壁垒的设置，不仅阻碍了经济合作的深化，更导致了经济潜力被压抑。基于此，“一带一路”建设发出了“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的倡议，同时，中方也积极表态“欢迎各国企业
来华投资”。
投资壁垒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缘于投资保护主义，但还有部分是由于某些外资企业过于追逐短期利益，罔顾当地风俗习惯，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未能尽到相关社会责任，引发东道国民众不满，最终使得东道国设置投资壁垒。
（三）推动产能合作
以重点跨境产业园区的建设为战略支点推进投资合作，将跨境产业园区打造成“一带一路”经济带上互利合作的典范。另一方面，以产能国际合作为路径推动企业进行有序跨国转移，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的方式将成员方境内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国际转移，从而优化境内与目标方产业结构，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其中产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内容为产业区域的梯度转移、产业层面的梯度转移以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在转移模式上可同时应用美国式的优势产业转移模式和日本式的边际产业转移模式，即高端扩展道路和低端扩展道路相结合的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的资金融通
一、深化金融合作
金融与经济相辅相成，经济的稳定能够促进金融发展，良好的金融环境又能够促进资金在不同地区、产业间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资金融通”力求建立亚洲货币稳定体系、良好的投融资体系、信用体系与监管体系。良好的投融资体系能为“设施联通”顺利开展提供资金保障，稳定的货币体系能为“贸易畅通”扫除障碍，信用体系与监管体系能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一）建立亚洲货币稳定体系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战后经济复苏提供了巨大的金融支撑，然而其体系下的内在矛盾也诱发了战后的多次金融危机。由此可见，合理稳定的货币体系能强有力地推进“一带一路”各成员方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一带一路”的覆盖国家中，欧洲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较为合理的货币体系，而反观亚洲，则缺乏相对完善而稳定的货币体系。因此，“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建立合理稳定的亚洲货币体系进程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占中国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3 %。至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
（二）建立良好的投融资体系
资金融通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良好的投融资体系恰恰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同时，投融资体系的建设应使融资渠道多样化。
首先，应推动第三方融资平台建立。第三方融资平台融资成本相对高，但往往操作灵活，渗透性好。在建设过程中，应结合现有的金融合作体系，“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同时，努力“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
其次，应大力推动债券市场的开放与发展。债券融资虽然面临着更多的融资约束、更为严格的审核制度，但其一次募集的资金量大，且拥有较低的融资成本。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融资体系，亚洲地区融资中债券融资比例要低得多；同时亚洲债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分割，无法发挥债券融资的规模优势；亚洲的人民币等主要货币，其相应债券的国际化程度较低，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加强金融监管合作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都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陷入萧条的泥淖。事实证明，不论是金融体系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是金融体系最为发达的美国，一旦缺乏良好的风险防范机制，金融危机都将悄然而至。同时由于金融合作的加强，金融危机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快速传导。
加强金融合作，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但同时，金融合作的加强也增加了一国的金融危机迅速传导至其他国家的风险，易将沿线国家都卷入其中。而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民心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一、民心相通，首先需要双向的文化理解
民心相通，首先需要不同文化的彼此理解，其次是文化沟通。对彼此文化的理解是顺畅沟通的前提。没有对他国文化的理解，沟通势必困难重重。
就文化理解来说，它既包括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包括中国对沿线国家文化的理解。这种不同文化的彼此理解，不应只是中国文化的单向输出、展示推广，让他国配合中国、了解中国，更需要的是中国普通人理解他国。
从目前民心相通的实践来看，促进国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国家投入的重点。截至目前，我国在海外开办的475所孔子学院，文化部在海外建设的20多个中国文化中心，以及在其他国家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都属于此类。它们对于改善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做了很多工作。
那么，如何加强对沿线国家文化的理解呢？“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都不可缺少。首先，国人可以走进这些国家，实地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加大力度支持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学生直接走进沿线国家进行深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请进来”，是指可以邀请这些国家各个领域的相关人士来中国进行人文交流，这种交流不只是在沿线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也包括在沿线各国人民之间展开。
二、民心相通的落实在于文化沟通
民心相通，必然要落实在各种各样的人际交往与互动中，落实在海外工程建设、商贸投资、外交、休闲旅游、移民、跨国婚姻等具体活动中。这不仅意味着加强与沿线国的人文交流，也要在民心相通的高度去把握各种领域、各种群体的交往。
文化沟通，务必有所准备。各种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是应有之义，需形成行之有效的对相关派出人员进行培训的课程与教育的机制，并能实质性地为对外交流的企事业员工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例如：加大支持力度，鼓励高校在考古援助、文化遗产、历史等多方面与沿线国家高校形成合作平台；设立若干跨文化沟通的培训基地，形成外交人员、派驻海外的企业商务人员、工人、导游的跨文化培训机制和培训体系；设立若干科研平台，将分散在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沿线国家进行研究的人才整合在一起，形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的人才储备库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