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联文学报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提出的，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新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经提出，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界较之过去是活跃了，不仅仅对这个政策本身，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且在文学艺术的批评上，在学术思想的辩论上，也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活力，企图以各自的所长，贡献于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尤其值得我们欣慰的，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不论年老的和年轻的，不论教授和学生，不论作家和科学家，不论有工作岗位的和没有工作岗位的，都在纷纷订立十二年的科学研究计划，期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家建设的专业人才。这一政策的提出，无疑也推动了和加强了向科学进军的步骤。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今天，中国知识界和中国人民一起，是抱着对自己事业的满怀信心来迎接它的。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的，实施这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区内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区内消灭。第二，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第三，我们还有敌人，国内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极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这种社会情况，其实也就是保证这一政策有实施的可能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来实施这一政策，将会有利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的繁荣与发展的。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公孙龙，就说过这样的话：“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易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而他还认为争辩的目的：不仅在于无害于“大道”，而且有利于“大道”。我以为，这确实说明了学术思想发展的辩证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能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其理由也在于此。
我以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积极意义，还在于鼓励中国知识界大胆的吸收与大胆的创造。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仅为中国民族文化，奠定了广阔而丰厚的基础；事实上，它也促进了中国民族统一的历史运动的加强；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广大幅员的民族国家。而每当中国王朝最为鼎盛和强大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也没有不大胆吸收与大胆创造的。鲁迅先生说过：“汉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马葡萄，大概当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天禄，即天鹿，独角；辟邪，亦属鹿的一种，二角——巴人注），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看镜有感》而汉唐两代的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繁荣，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是继往开来的。汉代一反秦的罢黜百家的做法，设立五经博士，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争鸣一时，并置乐府令、协律都尉广泛吸收各外来民族的乐曲，开中国乐府与剧曲的先声。唐代吸收印度的佛教思想，并且饬玄奘于弘福寺专门从事翻译自印度得来的佛经千三百余卷。这无疑影响于文学上的创造。我以为在唐代有如此富有想象和不避神怪的传奇的出现，正是印度思想大胆吸收与创造的结果。而唐代的传奇不能不说开中国宋元以后平话与小说的先声。何况，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国，这一大胆吸收与大胆创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正是为的建设个繁荣、富强与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的。
仅就文学艺术来说，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有无限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自《诗经》、楚辞这些古典名著以下，每一朝代都有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积累下来。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仅就这些特出的艺术作品而言，已是汗牛充栋。其中有不少艺术性极高和人民性极为丰富的作品。自然其中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但这些文学艺术遗产，中国人民正是合法的继承者，它们正待中国人民继承、整理和吸收。“五四”以后，中国虽然介绍了不少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但世界上最最有名的经典著作，和各种派别的文学艺术理论，几乎绝大部分没有介绍过来。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没有一部哪怕是节译本的《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没有古典主义大师鲍罗的诗论，也没有客观唯心主义大哲学家黑格尔的美学，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则是始终沿着中国人民的革命道路而前进的，它与中国人民共脉搏、同呼吸。在中国人民沉重的苦难中诞生，也在中国人民的火与剑、血与肉的搏斗中成长。它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后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但在这队伍中，一部分老作家，或者曾经有过不少的创作，只因为对新社会的新生活还不熟悉，而对于旧日的生活又不敢写和不愿写，大都搁下笔来了。也有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有精深的研究的，只因为他们一时尚未取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或者因为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艺术作品对于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大胆地进行写作和介绍。而在革命作家之间，有一部分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而“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他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知识也是一样的贫乏。这就不能不一方面产生了轻视民族遗产的态度，另一方面不得不生吞活剥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此外，在中国文学艺术队伍中，还有一大批的壮年和青年作家，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生活经验，也有对新生活的敏锐的感觉；他们有热烈的创作的**，也有深厚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在解放后，他们也确实写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但他们今天急需的是从中国的和外国的经典名著中吸收这种营养，来活跃他们的艺术想象，精炼他们的艺术技巧。但我们的出版界却不能提供这种读物，满足这种需要。葱茏的乔木必须有丰厚而肥沃的土壤，而中国的文艺园地，则是既丰富而又贫乏的：丰富的民族文学的遗产，既没有很好整理，叫人不知从何吸收起；贫乏的外国文学译作，就是过去出版过的，至今也大都绝版，叫人很难取得借鉴。几年来，可作为作家吸收和借鉴的，唯一的只有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这对于活跃中国文学艺术，是一股宏大的冲击力，但要繁荣中国自己的、沿着中国民族文学艺术道路发展而提高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还须有更阔大更雄厚的基础，更多种多样的可资借鉴的东西。列宁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合法继承者，中国人民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必须有这种宏大的气魄。
而几年来中国文艺批评界出现的现象，则是，或轻视民族遗产的继承，不予深入的发掘；或以政治教条来抹杀文学艺术的特征；或将题材限制在单纯的革命斗争与生产斗争的范围之内，定下了清规戒律；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学艺术，抱着轻视态度，任意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这就使中国文学艺术走上一条
极其狭仄的道路上去，束缚了它广阔发展的可能性的危险。
生活的辩证法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如此。文化上排除了唯心主义的思想出现，不就等于生活上没有了唯心主义的思想；也只有文化上出现了唯心主义的思想，这才能经过斗争，去克服生活上的唯心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批评的建立，不在于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而在于真正击败客观上存在我们国内的那些阻碍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的一切封建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艺术理论；但在批评的园地里，没有出现封建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艺术理论，不就等于在生活上没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艺术理论的存在；在今天，不少的青年中还留有祖述康德、黑格尔和克鲁齐的美学理论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的影响，并且在伪装马克思主义的胡风的文艺理论中也偷运这种思想。但我们却正缺乏朱光潜所著述的康德、黑格尔与克鲁齐的美学理论译著，我们就也不可能从这种思想最深处掘掉它们的根株。这也就无法克服它们在艺术园地里或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已经播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哲学和美学体系，正是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列宁对经验批判论的批判，普列哈诺夫对资产阶级的美学思想的辩论而建立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我们却反而不敢将敌对的思想，引入阵地，进行战斗呢?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阶级斗争”，正是用来削弱和消灭现实生活中还残存着的敌对的“阶级势力”的。这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法上的一个特点。
我以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中国文学艺术来说，正是针对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为继承民族遗产，为借鉴外国的文学艺术，而调动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力量和改造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使他们在更广阔和更丰富的文学艺术的基地上展开竞赛，从而来促进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的。
总之，在剥削制度行将消灭、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完成的今天，我们面对着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任务，是斗争业已基本完成从落后到先进的过渡的任务。给予文学艺术界和科学界以更广阔自由的天地，以进行相互竞赛和斗争，正是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的力量和改造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满怀兴奋，欢迎这一政策的实施，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今天，我更相信，党将在各个方面作出安排，以更有计划的步骤，使这一政策的实施有更便利与更充分的条件。